一、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是什么（论文文献综述）
陈振生[1]（2021）在《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医疗资源极大丰富,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为我国居民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保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不断提高,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分级诊疗制度初步建立,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的主要供应者,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一直阻碍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事关居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2009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的开始,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其中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主要探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相关内容,如医疗服务如何定价、财政补助的标准如何制定、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起付线和自付比如何设置来平衡“保大病”和“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两个目标,当支付方式从后付制向预付制转换后,预付制支付标准如何确定等。具体如下:第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利用因果关系图分析补偿机制改革实施前后公立医院的应对。研究发现,在资源投入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如果财政补助减少,公立医院会减少社会职能产出、增加人均医疗服务量或增加人均药费进行应对;考虑社会效益后,政府应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第二,以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为例,估测预付制支付方式的支付标准。研究发现支付标准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分担的保留效用、患病的平均治疗成本和弥补医院亏损的风险成本。分担医院的保留效用具有一定的人数门槛,需要达到一定人数后达到规模经济,才能产生风险分担的作用。为有效实施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提出了对患者、公立医院、医保机构的建议。第三,以消费者均衡为视角,基于共同代理模型,分析医疗服务价格标准、财政补贴标准及相应的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制定。研究发现政府为了激励公立医院在社会职能上付出更多努力,对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进行了负向激励,即惩罚。这不仅导致患者获得医疗服务支付的成本超过了所获得的效用,导致“看病贵”,而且造成公立医院经济职能的供给减少,产生“看病难”。为了保证消费者均衡,医疗保险应对重症患者采用高起付线和低自付比,实现保大病;对轻症患者,应采用低起付线和高自付比,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第四,分析不同市场结构下,公立医院面对不同的竞争对手和竞争方式时的补偿标准。研究发现,当政府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由公立医院自主定价时,医疗保险的出现不仅会使医疗服务潜在的最高价格上升,而且会降低患者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而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医疗服务供给量越大;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医疗服务供给量越小;在公立医院完全垄断市场供给条件下,公立医院存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可能。同时,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并不必然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改善质量的内容。如果改善质量对成本产生的净效应为负,则改善质量会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而净效应为正,则会使医疗服务价格上升;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竞争可能不会提高质量、抑制价格上涨。在寡头市场——质量模型中,与公立寡头市场的均衡结果相比,混和寡头市场中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竞争使均衡结果出现四种可能情形,分别是:产量增加,质量投入增加,价格上涨;产量减少,质量投入减少,价格下降;产量增加、质量投入增加、价格下降;产量减少,质量投入减少,价格上涨。第五,利用DEA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公立医院效率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发现,在公立医院效率评价中,忽略公立医院社会职能产出会导致对公立医院效率的低估。在对公立医院2011-2018年生产效率评价中,发现改革效果不显着,且生产效率总体来说有小幅下降。在影响公立医院效率的因素中,财政补助对公立医院的效率变化影响不显着;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也未使公立医院效率得到改善;医疗服务价格对公立医院效率变化影响显着,但门诊服务价格和住院服务价格产生影响的方向相反。第六,为了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对公立医院效率的影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公立医院静态效率进行评价。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后,公立医院整体效率有改善,表明由于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存在,导致对公立医院效率的低估。降低门诊服务价格、提高住院服务价格、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需求,既有利于公立医院生产率提高,也有利于静态效率改善;但参保比例、财政补助和竞争对公立医院的生产率没有显着影响,而对公立医院静态效率既存在正向影响,又存在负向影响,最终结果是正负影响抵消,没有对公立医院效率产生显着影响。本研究有三点创新:首先,以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参与约束为条件,对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标准进行测算;其次,以消费者均衡为视角进行分析,提出医疗服务定价机制,并形成与财政补助、起付线、自付比等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再次,将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产出变量共同纳入效率评价模型,对公立医院进行更准确的效率评测。
陈美琼[2]（2019）在《厦门市加强民营医院监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我国民营医院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至2015年民营医院数量首次超过公立医院。而在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指出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要建立健全的医疗卫生事业,形成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格局。这就要求了政府需要对医疗事业进行全面规划（包含了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引导）、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完善政府监管职责。由于民营医院在我国起步较晚,尽管机构数量已经超过公立医院,但公立医院仍然承担80%以上的医疗服务量。民营医院自我调节呈现乏力状态,政府应及时加大管理力度、加强区域卫生规划、促进卫生环境公平、发挥职能强化专业指导以及完善监管体制,协助民营医院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继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及政府规制理论为基础,通过收集新医改实施以来厦门市民营医院的卫生统计数据以及厦门市统计局对民营医院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厦门市民营医院监管的成效与不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存在监管不足的根本原因:一是政府对民营医院定位不明确,二是监管缺乏独立性,三是监管机构内部机制不完善,四是政策制定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结合厦门市民营医院发展和监管问题以及原因的剖析,借鉴国内外的相关做法,探讨厦门市应如何加强民营医院监管:首先建议政府转变观念,正视民营医院的作用;其次建议政府协助提升民营医院社会认同感;再者改革医疗机构人事管理制度;最后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王轶睿[3]（2019）在《新医改背景下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宏观层面上确立了医疗行业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国家大力推进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强调构建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虽然成就显着,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民办医疗机构规模小且市场份额有限、整体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不足、卫生技术人才短缺、配套政策和制度安排不完善。本文的研究与写作在遵循问题主义的思路下,重点围绕着新医改对税收法治环境的要求,结合目前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现状,以如何健全和完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法律制度为主线,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散乱、税收优惠机制运行不畅、医疗捐赠免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医疗税收监管体系存在漏洞四个方面的问题,借鉴域外国家对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法律管理经验,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四章,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问题审视: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度现状与问题反思”。本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我国新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趋向出发,简要阐述了医疗行业税制的历史沿革,系统梳理了目前我国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具体税种制度、医疗捐赠的税收抵扣和税收征管。第二部分对我国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现存问题进行探讨,主要针对四个方面:基础性税收立法缺失,税收制度相对散乱;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缺陷,对社会办医扶持力度有限;医疗捐赠的税收抵扣机制不完善,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医疗税收的监管力度不足,存在纳税申报制度缺陷、税收征管基础薄弱和发票管理体制漏洞。第二章——“理论阐释: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指导”。本章主要结合四个基础理论,即公共财政理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激励理论和税收公平理论,对如何完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法律制度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公共财政理论强调税收与健康福利紧密相连,制度上应该明确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公益服务宗旨,建立严格的准入审批机制。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加强医疗领域基础性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整合;税收要素明确则需要确立营利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界定机制和统一的免税认定标准;依法稽征要求税务部门依据税法进行准确税收核算和计征,避免出现税收征管盲区。税收激励理论为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鼓励地方税务部门创新税收激励机制,防止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滥用税收优惠偷逃税款。税收公平理论要求平衡公立与民办医疗机构的税收负担,杜绝一刀切的税收优惠和盲目的税收监管。第三章——“域外探索: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和经验借鉴”。本章主要是在对域外国家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探讨和获取有益启示。其中重点分析了美国有关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直接的税收减免、间接的税收抵扣和政府的税收监管,日本《医疗法》规定的特殊医疗法人成立的法定要件和德国《税法通则》规定的民办医疗机构目的经营标准和除外事项。以此探寻国外经验对我国完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制度的可取之处,包括明确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益服务宗旨、建立免税资格认定制度、通过税收筹集医疗保险基金、完善税务评估机制等。第四章——“路径完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问题解决和提升渠道”。本章主要结合上述有关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探讨增强税收法律制度实效性的路径:加强医疗税收制度的系统性,增强政策的实操性;统筹多税种设计构建激励机制,完善医疗税收优惠的配套措施;改良现行的医疗捐赠免税制度,允许实物捐赠的税收抵扣和大额捐赠的递延抵扣,扩大医疗捐赠组织的法定范围和简化捐赠程序;转变多重管理体制,加强税收的日常监管、纳税评估和票据管理,建立独立的免税认证制度,实现政府跨部门信息共享和社会信息公开,确保税务监督透明化。
任飞[4]（2019）在《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古今中外的无数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都将社会正义作为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当前,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追求,全面地嵌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卫生领域也不例外。政治学的正义研究与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正义理论的每一个重要成就都能够应用于生命健康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健康正义的实现依赖于国家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健康保障的制度安排。而医疗服务作为健康保障的重要内容,国家对于医疗服务的制度安排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健康正义的实现程度。理想状态下,医疗服务是一种公共需要,应全部由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予以保障。但现实中,当难以保障全部医疗服务时,国家通常是量力而行地选择部分医疗服务来向全民提供。而这部分医疗服务在国家制度安排下被赋予了公共物品的特性,可以称之为“基本医疗服务”。但不可忽视的是,基本医疗服务在使用时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这就需要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摒弃其私人物品属性,通过实现“规模效应”和提高“排他成本”来赋予其公共物品属性,才能体现健康正义。有鉴于此,政府遵循社会正义原则通过构建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平,便成为应有之义。这种正义的制度安排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从社会正义视阈对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梳理相关的理论缘起。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正义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本研究的重要价值。正义思想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罗尔斯的先验主义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社会现实主义正义观的理论养分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实现路径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切实的操作指导。公共物品理论的学者们则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其供给的政府责任,同时提出了如何避免纯公共物品的“公共地悲剧”与准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和“拥挤效应”的思路。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原有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的深刻揭示,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集体行动逻辑”的阐释和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传导作用分析,对于当前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具有直接的帮助。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我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更加坚定了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的正义分配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第二章开始聚焦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研究。从我国当前医疗服务体系来看,政府无力将全部医疗服务转化为公共物品,仅能聚焦于基本医疗服务。这种现状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考量。从历史变迁来看,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国家统揽的、广覆盖式的、较低水平的、较强公平性”的医疗服务体系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及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逐步走向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虽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医疗服务公平性也出现了下降,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同时在城乡、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不同群体的医疗服务需求和获得能力都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因制度安排的缺陷被不断强化,更加凸显出我国医疗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均等问题的严峻性。经过认真反思,理论界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医疗服务需要重塑公益性。但局限于国家公共财政能力,我国并不宜实行英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只能选择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医的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让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正义,成为我国医改的重要努力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国自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明确提出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作为基本原则,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公平”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党和政府也始终对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给予深切关注,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纳入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之中,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新医改无疑是合乎国情和符合正义原则的。但面对区域差异和强大的制度惯性,国家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显然难以一蹴而就。目前,新医改推行已十年,改革成效究竟如何?是否实现了改革目标?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解决?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倘若不符合,如何改革才能推进正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在第三章中,本文基于社会正义原则对我国当前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虽然新医改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在社会正义方面仍存在四大缺憾:首先,基本医疗服务权利的正义缺憾。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缺乏法律保障,不同群体在“个体差异、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行能力”存在着显着差异,权利平等并未能完全实现。其次,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正义缺憾。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仍存在医疗资源总量不充分、部分政策失灵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医疗服务供给者逐利的行为逻辑未根本转变、人均医疗费用增速仍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利益集团吞噬了部分改革成效、地域和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功能错位。再次,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正义缺憾。分级诊疗消亡后重塑艰难,无序就医严重阻碍了基本医疗服务分配时的机会均等。重塑分级诊疗体系的努力,如多点执业、医联体等制度,仍面临着制度壁垒和实践困境。最后,基本医疗服务支付的正义缺憾。我国最能体现正义原则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仍存在着“非全国统筹的俱乐部壁垒、平等原则下的公平缺失和非强制筹资破坏机会平等”等问题。这四个方面的缺憾表明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仍未完全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平。那么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当如何构建呢?第四章从国外主要典型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英国的国家包办型、美国的市场主导型、德国的政府主导型、新加坡的公私功能互补性）中提炼出有助于推进基本医疗服务正义分配的合理要素,即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平、政府主导和尊重国情。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正义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涵盖“权利正义、供给正义、秩序正义和保障正义”,即从法律上赋予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以区域纵向医联体为单元重塑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以强制性分级诊疗保证基本医疗服务分配公平、以逐步提高医保基金支付比例直至全额支付来保障结果公平。同时,通过对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行性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执政党对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以及我国政府所具备的主导地位赋予了该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治可行性,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公共财政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加大基本医疗服务的财政投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人民群众对于医保制度整合的期盼和改革风险的制度规避奠定了该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社会可行性。但正义缺憾的弥补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彻底实现“权利正义、供给正义、秩序正义和保障正义”,需要对所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有着清晰的认识,要坚持“改革和稳定的平衡”原则统筹推进:第一是加快立法进程,赋予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第二是加快资源整合打造紧密型医联体,强化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第三是实行强制性分级诊疗,以合理的程序设定化解无序就医难题;第四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体社会成员强制性参保,建立公平的医保筹资方式,同时逐步提高支付比例直至全额支付。面对资源整合时条块分割的路径依赖、差异性需求下的共识分裂、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潜规则引发的过度医疗风险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与绑架风险,实现基本医疗服务正义分配需要由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由改革相关方共同参与改革方案设计增强制度共识,以制度理性破除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全国统筹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能力,依赖监管机制创新切断过度医疗的诱因传导,形成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错位发展格局,才能最终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改革目标。
唐尚锋[5]（2018）在《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旨在梳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迁移路径,构建乡村基本公共卫生协作系统绩效评估模型并对分别由公立卫生院和民营医院主导的主流和特殊公私协作模式进行绩效循证比较,明确项目绩效的内生规律和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之间关系,提出以系统绩效改善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公私协作管理策略,为完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提供理论支持。【方法】（1）文献研究法。基于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和中文数据库CNKI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变迁,分析系统动力学理论,并分别通过词频分析法和Citespace引文可视化图谱分析法界定公私伙伴关系内涵和探索公私合作研究前沿。（2）现场调查法。第一阶段于广东、湖北、河南和重庆进行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过程和项目绩效的基线调查;第二阶段于湖北、河南和贵州的12个农村公私协作系统收集最新的绩效数据;第三阶段于对河南某案例乡镇分别由民营医院和公立卫生院主导的公私协作模式绩效进行监测,为绩效循证提供数据支撑。（3）德尔菲法与熵值法。通过德尔菲法评价协作系统绩效评价指标框架,筛选绩效评价指标和确定权重,并运用熵值法优化部分客观绩效指标权重系数。（4）数理统计方法。在公私协作要素与项目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中运用相关性分析。运用加权TOPSIS法综合比较主流和特殊公私协作模式绩效,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别分析慢性病患者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5）定性比较分析法。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验证培训、分工协作、督导考核、激励约束、沟通反馈等五大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假设。（6）系统基模分析与流位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彼德·圣吉系统基模诊断公共卫生绩效增长问题,并借助流位流率入树建模法规范构建公共卫生绩效系统动力结构流图。（1）农村地区存在分别由乡级公立卫生院和民营医院主导,私立村医参与,政府部门监管的主流和特殊类型的两种公私协作模式。为达到多方共赢目标,乡村主体间探索形成了包含业务培训、监督考核、沟通交流、激励约束等在内的公私协作机制。（2）公私协作系统公共卫生绩效概念框架结构、过程、结果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公共卫生项目绩效内生主线是通过扩大重点人群覆盖面、个体项目的服务内容以及群体项目绝对数量,增加服务相对数量和规范性等来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度、重点人群健康、群体项目效果等。源于外生变量对中间变量的作用以及中间变量、过程变量以及结果变量内外部相互影响,公私协作机制直接对中间变量和过程结果变量产生影响。（3）在排除干扰因素后,典型案例的公私协作系统综合绩效随着时间向后推移而呈现逐渐递增关系,主流模式绩效整体优于特殊协作模式,主要源于结构绩效上的绝对优势。然而,尽管特殊模式在结果绩效呈现下滑趋势,但仍然优于主流模式。两者在协作制度要素直接产生的绩效上差异不明显。（4）公私协作紧密程度、激励机制和督导考核影响项目绩效的根本因素,高绩效结果受监督考核机制的影响。在协作不紧密或监督考核强度较弱的情况下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导致低项目绩效,而高绩效结果与激励约束机制无关。服务能力影响绩效的前提是开展紧密协作,与经费激励挂钩的高强度督导考核和高强度技能培训是提高服务能力的重要方式。【结论】过程和结果绩效源于有效的公私协作机制,协作紧密度与督导考核机制影响较大。案例表明中卫生院主导的协作模式绩效优于社会资本主导的特殊模式,但其所在特殊地理位置、积极性不容忽视。时间是决策者采用社会资本主导提供公益性服务不得不面临的风险,同时决策者需要关注由于潜在重点人群基数的不确定可能导致出现牺牲重点人群筛查绩效来维持较高的管理水平,进而将新晋重点人群拒绝在免费项目之外的现象。为了提高协作绩效水平,本研究建议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加强关系治理,提高乡级协作管理水平,奖励和约束机制并重,加【主要结果】强人才内涵建设,准确把握重点人群对项目的合理需求。【创新与不足】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1）基于定量比较为主流公私协作模式绩效优于特殊型协作模式以及发现时间是社会办医疗机构公益行为的关键风险因素提供了证据支撑。（2）基于定性比较分析论证了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的循证关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结构流图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熵值法仅对部分客观指标权重进行了优化,部分主观性指标赋分值得进一步推敲。（2）受样本量限制而设计的公私协作机制解释变量有限,公私协作机制对绩效的作用难以完全避免受研究者主观影响。
卢艺超[6]（2018）在《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DEA分析》文中提出医药卫生是关系着国民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当前医药卫生体制存在着诸多问题,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突显。医疗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组织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因此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公立医院改革列为首批五项改革内容之一。厦门市作为国家公立医院改革重点联系城市,采取一系列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强化政府投入责任,加大公立医院财政投入,增强公立医院公益性,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本文以厦门市为案例,对自公立医院改革以来政府加大对公立医院投入力度后,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效率和财政投入效益进行分析。首先,回顾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立医院财政投入体制、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体制发生的历史变革,以反映政府对公立医院从“政府全权负责”到“推向市场”、“政府失效”再到“强化责任”的过程。接着,总结厦门市“十二五”期间卫生发展规划公立医院取得的主要成效,运用实证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析“十二五”期间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情况和公立医院运营、业务收支、资产状况。最后,运用DEA模型从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效率”和“财政投入效益”两方面分析,验证财政当期投入与公立医院效率和效益之间的关系,财政长期投入与公立医院效率和效益之间的关系,分析公立医院DEA无效的主要原因,据此得出财政投入会影响医院运行效益,从长期来看财政投入多的公立医院运行效益和效率较优等结论,并提出加大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投入方向等政策建议。当前,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深水区,希望通过对厦门市公立医院改革财政投入的实证分析,寻找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为进一步推动公立医院政府投入改革具有一定的意义。
马宗奎[7]（2017）在《我国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研究 ——基于非营利组织筹资管理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立医院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且合理的医院收入来源对于减轻居民疾病负担,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推进医改成效的实现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加强公立医院的筹资管理方式研究。本研究从发展沿革、筹资渠道、筹资结构、筹资监管以及筹资活动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尤其是非营利性医院的筹资管理方式方面了细化研究,发现它们具备的共同点是:拥有面向市场的多元筹资渠道;良好筹资设计和资本结构;严格的风控体系和监管模式以及政府的强力支持和法制保障。随之,本文试着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对我国公立医院的筹资管理方式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公立医院的筹资管理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受政策的影响极大。目前存在以下问题:由于政策体制、管理方式、法规法章等条件的限制,致使我国公立医院的筹资渠道较为狭窄,社会资本利用不足:财务风险较高,筹资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对筹资活动以及资金的使用监管不到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相关人员的筹资管理意识也较为淡薄,相应能力亟待提升。在此基础上,提出公立医院筹资管理方式的变革可以参照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具体做法,进行标杆管理。筹资管理方式的变革不是简单的财政投入方式的改良,也不仅仅是补偿机制的优化,它涉及到产权改革,法制建设,观念更新,能力提升等不同方面,是一个全面、长久、持续性的变革过程。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适当放权,利用市场机制,增强筹资管理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监督和引导,特别是在制度改革和法律完善方面。同时,医院本身和社会主义投资者等也要结合自身现状和市场环境,积极做出调整,合理吸收、投入有限的卫生资源,实现资本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效益相统一。
郑大喜[8]（2016）在《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适用的财政补助政策比较》文中提出我国于2000年实施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后,根据医疗机构性质制定了不同的财政补助政策。本研究回顾了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财政补助政策的历史沿革,分析了其缺陷。建议建立绩效考核与预算安排相挂钩制度,体现财政补助政策的导向性和激励性;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让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通过竞争获得财政预算补偿。
辛昱辰[9]（2015）在《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科学教育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都作了相应的调整及改革,并且都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医疗卫生体制方面的改革却较为薄弱。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资源越来越丰富,对卫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但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矛盾。西安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科研产业基地,不论是在高等教育、国防工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上都在全国的整体经济布局中起着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重要作用。同时,西安也是我国开展西部大开发建设的重要前沿基地,对我国开发建设整个西部地区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近年来,随着西安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西安市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也逐年增大,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度和满意度的标准也随之增加。但是,如何解决居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如何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大众给予关注,并且认为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不够造成。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提出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切实关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和增长幅度要逐年增高,并且增长幅度要大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投入比重。因此,政府增加对卫生领域的投入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和政策执行。但是,政府增加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是否就能够改变并且提高医疗卫生的服务效率?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与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提升是否具有关联性?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影响有多大?政府增加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是否就能够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假如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和研究,只是一味地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不仅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服务效率低下的问题,甚至还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因此,对政府财政投入医疗卫生领域进行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对居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为研究视角,以政府财政补偿投入为切入点,以西安市的相关卫生数据为依据,研究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的影响,以期对如何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在具体的研究中,首先对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以及对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医疗卫生领域的理论进行分析,包括政府财政补偿医疗卫生的理论基础、原因分析和综合补偿分析。其次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展现了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医疗卫生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问题,从大的历史背景下为研究分析西安市财政补偿投入医疗卫生领域做出铺垫。最后以西安市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为研究分析对象,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三级综合医院、二级综合医院以及城市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具体的研究分析对象,以五年相关卫生数据为研究基础,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和OLS回归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安市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进行测算分析和影响效率的实证分析。研究范围覆盖了城市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够基本反映出西安市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服务的整体状况。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表现为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有一定的相关性和影响关系。以西安市数据分析显示为其中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公立医院的服务效率具有相关性影响,但对服务效率的产出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不能得出财政补偿投入越多服务效率越高的结论,但是财政补偿投入作为能够影响公立医院服务效率产出的重要因素其作用和影响是不可或缺的。同样,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也具有相关性影响,但不同的是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不仅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城市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产出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影响还客观地反映出西安市医疗卫生服务中出现的看病难、看病贵以及服务效率低下的问题,包括医疗卫生结构布局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造成医疗卫生服务看病难；卫生总费用投入不足以及政府财政补偿机制的不健全造成医疗卫生服务看病贵；卫生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造成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低下。
周小园[10]（2015）在《我国社会办医的发展现状及扶持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研究背景和立题依据受多种情景因素的影响,医疗服务市场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调控失败的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影响的存在,医疗服务的供方在为患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处于主动和导向性地位,极容易出现诱导需求的问题,从而导致了患者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福利的损失。在我国,由于公立医院产生的历史背景、公有制特征、政府保护、群众偏好、技术优势等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容易导致市场失灵。目前,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医疗服务费用上涨过快,医疗服务效率低下等方面。因此,出现了政府调控。在政府对公立医院过多干预的过程中,由于公共政策的低效率、内部效应、寻租行为等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从而产生政府失败。发展社会办医是矫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重要途径。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和配置不公平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经济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全民医保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的健康需求进一步释放,并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逐步提高社会办医比重,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格局,一方面能增加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扩大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对医疗资源配置发挥“鲶鱼效应”和“倒逼效应”,使卫生资源配置更合理,系统运行更高效,形成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新一轮深化医改启动以来,在一系列鼓励政策的激励下,社会办医的热情空前高涨。2012年与2008年相比,社会办医主要出现“四个增长”。机构数不断增长。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数达到44.70万所,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47%；其中非公立医院9786家,占全国医院总数的42%,年均增长16%。床位数不断增长。非公立医院床位总数58.22万张,占总床位数的比例从9.5%提高到14%。在岗职工数量不断增长。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161.97万人,占卫生人员总数的18%,增加了44.6万人,增长38%。服务量不断增长。非公立医院诊疗人次达到2.53亿,占全国总数的10%,增加了1.2亿人次,增长了90.9%。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社会办医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机构规模比较小,级别比较低,行业集中度不高,没有对公立医院形成有效竞争。二是人力资源缺乏,缺乏中青年骨干力量。三是内部管理粗放,缺乏长远发展战略。四是服务行为不规范,诚信不足导致社会信任危机。五是服务量占总服务量的比重仍然较低。与国务院在《“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中提出的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总量20%左右的目标任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前,发展社会办医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哪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环节是什么,从哪些问题入手可以破解这些主要问题,需要哪些主要的扶持策略,突破口在哪里?从而为社会办医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加快社会办医的发展步伐,促进多元化办医格局的形成,这些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二、研究意义和目标研究意义：加快形成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多元化办医格局,是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增加和丰富卫生资源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的客观需要,也是新一轮医改提出的目标任务。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发展社会办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破除政策障碍,扶持社会办医发展的主要策略,从而为促进社会办医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对于进一步推进和加快社会办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明确当前我国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第二,明确制约社会办医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第三,分析当前政府、医院等利益相关方对相关意见出台的具体建议；第四,提出完善现有政策、制定配套政策等的解决方法和具体实施路径。三、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有4方面：1.我国社会办医的发展现状。2.我国社会办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障碍。3.国际典型国家社会办医的实践经验。4.国内典型地区发展社会办医的主要策略及特点。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通过检索CNKI、维普、万方、Pubmed、Proquest、Medline等中外文数据库,收集国内外与社会办医相关的文献、政策文件。2.现场调查法根据各省经济发展水平选择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山东省作为发达地区代表,选取云南省作为欠发达地区代表。根据各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情况,2011年广东省和山东省人均GDP分别为43596元、41147元,分别排名第7和第8,云南省人均GDP为15707元,排名第30。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社会办医发展的现状是否有显着性差异。利益相关方的问卷调查,调研对象共计584名,来自广东、山东、云南三省,共89家单位。其中包括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公立和社会办医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医生及护士。平均年龄35岁,实际工作年限15.09年,其中政府机构人员239名,医院行政管理人员114名,高年资医生170名,高年资护士61名。运用数据量表,分析问卷对象对社会办医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障碍的认识,为问题的阻碍程度排序,以测量出当前阻碍社会办医发展的因素。关键人物访谈,在广东省、山东省、云南省抽取政府部门（含卫生、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民营医院管理者、公立医院管理者、公立和民营医院医务人员等30名关键人物进行深度访谈。了解我国发展社会办医面临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需要调整和完善的政策,并进行定性分析。3.典型案例分析法分层次抽取社会办医发展较好的地区或个案进行案例分析。在省级层面,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抽取广东省和云南省作为典型地区。在地市级层面,选择广东省深圳市和浙江省温州市作为典型地区,温州市是国家确定的社会办医重点联系试点城市,深圳市非试点城市。在医院层面,选择南京同仁医院和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作为典型案例,南京同仁医院是综合性医院代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是专科医院代表。4.数据分析法采用EpiData录入数据,并进行逻辑检错。使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4.1定量资料的描述性分析：对反映社会办医现状及运行特点的指标（如机构数量、机构规模、设配配置、床位数量等情况、人力资源情况、服务效率、医疗费用情况等）进行描述性分析。4.2顺序量表法：运用顺序量表对各利益相关者对阻碍社会办医发展的障碍的认识进行评价并排序。4.3统计学方法：对调查问卷中社会办医的税收政策、医保和基本药物纳入政策、科研及职称晋升政策、人才培养和内部管理以及监管等方面,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态度及有关建议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四、调查结果1.社会办医机构数量等迅速增加。2009年-2011年三省民营医院数量呈显着增加趋势,总体上每年平均增长22.65%。2.社会办医仍集中在较低级别的医院,大规模、上水平的医院数量较少。2009年山东、广东、云南三省民营医院中,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所占比例分别仅为9.18%、6.25%和5.21%,远低于公立医院。2011年此比例均进一步降低,分别为5.80%、4.67%和3.31%。3.社会办医的人力资源数量迅速增加,所占比重仍然较低。2009年-2011年山东、广东和云南三省民营医院执业医师数量和注册护士数量均呈显着增加趋势,分别年平均增长20.30%和28.63%。2009年三省社会办医执业医师数量占比在10.49%-14.93%,2011年占比在11.39%-19.70%；2009年,注册护士数量占比在9.94%-15.06%,2011年占比在11.30%-19.58%。4.社会办医的服务量虽然增长较快,但比重较低。2009年-2011年三省社会办医门急诊人次总体呈显着增加趋势,总体年均增长25.16%。社会办医门急诊人次在医院总门急诊人次中所占比重仍然较低,2009年三省平均为9.29%,2011年占比平均为11.11%。5.不同地区社会办医的发展趋势主要与扶持政策相关。不同省份间的比较表明,广东、山东、云南三省社会办医虽然都有所发展,但增长速度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广东、山东省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云南省,但在社会办医机构数量和运行情况的指标来看,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快于或优于云南省的趋势,而且在一些指标的增长速度上看,云南省还要高于广东省和山东省。这表明社会办医的发展主要与当地扶持政策的力度和具体政策措施有关。6.社会办医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医生、护士等四类人员认为社会办医发展各类问题的障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才缺乏、区域卫生规划的准入限制、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过度保护、民众偏见、公立医院垄断、投资大回报低、监管政策、科研申请、职称晋升、医保纳入、医疗技术、设备的准入、用地限制、税收负担。7. 目前发展社会办医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5个层次。7.1 制度、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歧视。在医疗服务行业,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补充的政策,将社会办医定位为公立医疗服务体系的补充。在这样的定位下,造成了我国公立医院的垄断和一家独大的地位。由此衍生出政府的财政补偿机制、区域卫生规划、人才培养、科研学术平台等政策制定和执行上都对社会办医存在不平等的歧视待遇。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所导致的群众的就医习惯等,认为公立医院是政府办医院,值得信任和委托,在思想观念上也对社会办医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7.2 政策制订层面的问题。主要反映了目前发展社会办医缺乏统一的政策引领,现有政策分散,且较为宏观,具体配套政策不完善,政策落实起来存在困难；在一些领域政策缺失,或者政策出台时间滞后,不能满足社会办医发展的实际需要。7.3 政策执行层面的问题。人才问题是公认的制约社会办医发展的主要问题,国家虽出台了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但执行效果不理想。同时,虽然国家出台的政策有明确规定非公立医疗机构在规划准入、医保定点、人才培养、职称晋升、学术环境等方面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平等对待,但政策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仍然存在不公平待遇。7.4非公立医院自身发展的问题。由于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回报,造成了医院定位不准确,没有与公立医院形成错位发展和有序竞争。内部管理粗放,医疗服务行为不规范,影响了社会品牌的树立,削弱了群众的信任。7.5外部环境的问题。群众看病就医习惯于优先选择公立医院,不规范、虚假的医疗广告等行为造成社会公众对社会办医的不信任,持疑虑态度。五、主要扶持策略建议针对问题分层次提出当前我国发展社会办医的主要策略。1.针对制度、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歧视,提出分类管理策略。建立严格、具体、可操作的非营利组织认定标准和程序,特别要强化财产及其孳息分配、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比例、剩余资产处置等方面的审查。在强化资格审核管理的基础上,同步细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免税资格认定标准、认定程序、免税收入范围、监管办法及处罚措施。研究制订全面、严格医疗机构性质转变相关规则,明确各部门监管权、监管内容、转变程序、资产评估方式、资产处置办法等。健全推进社会办医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法律层面保障社会办医的存在和发展。2.针对政策制订层面的问题,提出宏观调控策略。制订规划方面：合理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消除社会办医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继续将规划作为调整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增加规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强制性,引导社会力量优先投向医疗资源稀缺领域及特需医疗服务领域。重点扶持社会资本举办特色专科和新兴健康服务业等。控制公立医院单体规模的无序扩张。财税价格政策方面：财政支持方面,建议由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对社会办医的学科建设、设备购置、人才队伍建设等给予支持引导,扶持信誉度高、规模大、特色强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将营利性医疗机构运行初期的免税年限延长至5年,5年之后减半征收。完善非营利性社会办医疗机构税收政策。保证非公立医疗机构在用水、用电、用气、银行卡刷卡费率上与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同价政策。医保政策方面：进一步明确医保定点的准入条件,保证非营利性非公立医院公平纳入。在准入后社会办医实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现阶段可考虑将营利性医疗机构公平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加快改革基本医保支付模式,尽快从按项目和按比例支付转化为按病种支付,提升医保谈判能力,严格控制支付价格。土地政策方面：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指导各省完善土地政策,在营利性医疗机构申请用地的起拍价格上、政府协议出让价格的优惠幅度上制定明确标准,以便各地贯彻执行。3.针对人才问题是制约社会办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提出人才资源配置策略。逐步将单位人转换为社会人。逐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推动医师身份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同时完善医师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等相关政策。在社会保障、学术环境、职称晋升方面享受与公立医院同等对待政策。完善民营医疗机构人员培训政策。在全科医生培训、职业继续教育、职称晋升、行业学会委员选取等方面给社会办医疗机构预留一定比例。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建议进一步细化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措施,完善第一执业地点、医生和第二、第三执业地点的责权利关系,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保障各方利益。同时,出台医师多点执业的流程和管理规范,实现在政府或行业协会监管下的有序的多点执业。对多点执业的医生进行定期考核。完善医师多点执业的保险制度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加内生动力。政府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对所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住房、政府补贴、子女就学、科研经费等方面与当地公立医院享有同等优惠政策。4.针对社会办医自身发展问题,提出医院内涵建设发展策略。医疗行业的特征决定了社会办医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理性确定发展模式。只有坚持公益性特征和遵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社会办医才能健康发展,资本投入才能获得长期回报。寻求错位发展的有利机遇。结合实际确定合理的发展模式,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重点在城市新区、郊区和卫星城区举办医疗机构,发展儿科、妇科、老年病科等薄弱领域和新兴、急需的健康服务业,如长期护理、日间护理、临终关怀以及医学检验等,与公立医院形成错位竞争。加强医院自身内涵建设。社会办医疗机构在建立和运行之初,就应该在机构管理和内涵建设上下功夫,让懂管理的人去管理医院,让懂技术的人专心做技术。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要严把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关,提高服务水平。要力争通过医、教、研的有机融合,加强能力储备,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诚信品牌。实现持续发展,社会办医应当从树立诚信品牌做起,依靠出资人和管理者以及全体员工的自我约束,维护医疗行业的公益性质,坚守救死扶伤的道德底线,在服务水平、医德医风、医疗质量等环节上下功夫,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创新营销手段。由广告导向、医疗导向、大众市场导向逐渐向服务导向、关系导向、细分精准市场导向转变。医院营销策略更多的需要在品牌传播方式、服务营销、关系营销上去寻求突破创新。5.针对外部环境问题,提出扶持与监管策略。建议建立政府不同部门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和联合督查制度,加大对社会办医的监管力度。加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提供、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安全、医保费用使用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加强信息化建设,创新监管机制以减轻监管范围增大所带来的监管压力。完善退出机制,实现“宽进严出”,进一步促使社会办医疗机构规范医疗行为。加强医保经办机构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监督制约。要发挥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指导,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管理工作,加强行业自律。
二、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是什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是什么（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公立医院 |
| 2.1.2 公益性 |
| 2.1.3 补偿机制 |
| 2.1.4 看病“贵”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市场失灵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博弈论 |
| 2.3 国内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
| 2.3.1 政府财政补助 |
| 2.3.2 医疗服务价格 |
| 2.3.3 医保支付方式 |
| 2.4 国外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
| 第3章 国内外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与启示 |
| 3.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历程 |
| 3.2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实践 |
| 3.2.1 江苏宿迁医改 |
| 3.2.2 陕西神木医改 |
| 3.2.3 福建三明医改 |
| 3.3 典型国家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与启示 |
| 3.3.1 公费医疗保障模式——英国 |
| 3.3.2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德国 |
| 3.3.3 自费医疗保险模式——美国 |
| 3.3.4 强制性医疗储蓄模式——新加坡 |
| 3.3.5 对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与改革 |
| 4.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 |
| 4.1.1 政府与公立医院 |
| 4.1.2 社会公众与公立医院 |
| 4.1.3 患者与公立医院 |
| 4.1.4 医保机构与公立医院 |
| 4.1.5 医药企业与公立医院 |
| 4.2 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 |
| 4.3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因果关系 |
| 4.3.1 取消“药品加成”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3.2 财政补助收入减少后公立医院的对策 |
| 4.3.3 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3.4 考虑社会效益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4 补偿机制改革建议 |
| 4.4.1 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 |
| 4.4.2 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管 |
| 4.4.3 合理测算医疗成本,确定服务价格 |
| 4.4.4 系统思考,形成合力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立医院补偿标准估测与模型 |
| 5.1 按人头付费支付标准估测 |
| 5.1.1 按人头付费方式支付标准研究现状 |
| 5.1.2 按人头付费支付标准估测 |
| 5.1.3 实施按人头付费方式的要求 |
| 5.2 共同代理与公立医院补偿标准 |
| 5.2.1 公立医院补偿标准现状 |
| 5.2.2 共同代理基本假设与模型 |
| 5.2.3 委托人非合作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 5.2.4 委托人合作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 5.2.5 研究结果与建议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市场结构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关系 |
| 6.1 市场结构与补偿标准 |
| 6.2 市场结构与竞争方式的选择 |
| 6.2.1 市场结构的选择 |
| 6.2.2 竞争方式的选择 |
| 6.3 垄断市场与补偿标准 |
| 6.3.1 垄断市场——市场份额模型 |
| 6.3.2 垄断市场——质量模型 |
| 6.4 寡头市场与补偿标准 |
| 6.4.1 寡头市场——市场份额模型 |
| 6.4.2 寡头市场——质量模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对效率的影响 |
| 7.1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现状 |
| 7.2 补偿机制改革对公立医院生产效率的影响 |
| 7.2.1 相关文献回顾 |
| 7.2.2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3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估测 |
| 7.2.4 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7.2.5 结果及分析 |
| 7.3 基于三阶段DEA方法的公立医院静态效率评价 |
| 7.3.1 三阶段DEA方法 |
| 7.3.2 投入、产出指标及影响因素的选择 |
| 7.3.3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
| 7.3.4 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三阶段DEA中第二阶段松弛变量值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厦门市加强民营医院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民营医院 |
| 2.1.2 民营医院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政府失灵理论 |
| 2.2.3 政府规制理论 |
| 3 厦门市民营医院监管现状 |
| 3.1 厦门市民营医院监管主体及监管内容 |
| 3.2 厦门市民营医院监管方式及手段 |
| 3.3 厦门市民营医院监管成效 |
| 3.3.1 政策扶持下社会资本办医成长速度快 |
| 3.3.2 医疗服务多样化 |
| 3.3.3 医疗服务品质不断优化 |
| 4 厦门市民营医院监管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厦门市民营医院监管问题 |
| 4.1.1 整体卫生规划有待加强 |
| 4.1.2 对民营医院发展缺乏有效引导 |
| 4.1.3 医疗领域人事管理制度缺陷 |
| 4.1.4 民营医院相关政策有失公平 |
| 4.1.5 政策落实度有待提高 |
| 4.2 厦门市民营医院监管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政府对民营医院定位不明确 |
| 4.2.2 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 |
| 4.2.3 政府监管机制不完善 |
| 4.2.4 政策制定参与机制不完善 |
| 5 国内外政府对民营医院的监管经验及启示 |
| 5.1 国外政府对民营医院的监管经验及启示 |
| 5.1.1 国外政府为民营医院发展提供立法保障 |
| 5.1.2 国外政府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
| 5.1.3 国外政府对民营医院监管的启示 |
| 5.2 国内政府对民营医院的监管经验及启示 |
| 5.2.1 东莞市对民营医院的监管经验 |
| 5.2.2 国内其他地市对民营医院的监管经验 |
| 5.2.3 国内政府对民营医院监管的启示 |
| 6 厦门市加强民营医院监管的政策建议 |
| 6.1 正视民营医院的作用 |
| 6.2 协助提升民营医院社会认同感 |
| 6.3 改革医疗机构人事管理制度 |
| 6.4 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
| 6.5 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3）新医改背景下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问题审视 |
| (一)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基本税收法律制度 |
| (二)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问题反思 |
| 二、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理论阐释 |
| (一)公共财政理论 |
| (二)税收法定原则 |
| (三)税收激励理论 |
| (四)税收公平理论 |
| 三、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域外探索 |
| (一)域外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域外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经验启示 |
| 四、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制度的路径完善 |
| (一)加强医疗税收法律制度的系统性 |
| (二)提升医疗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
| (三)增强医疗捐赠税收抵扣法律制度的适用性 |
| (四)完善医疗税收监管法律制度的规范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医疗服务 |
| (二)基本医疗服务 |
| (三)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
| (四)基本医疗保障 |
| 五、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基础 |
| 一、社会正义理论: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一)正义的理论溯源 |
| (二)罗尔斯的先验制度主义正义观 |
| (三)阿马蒂亚·森的社会现实主义正义观 |
| 二、公共物品理论: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府责任 |
| (一)公共物品的内涵与特征 |
| (二)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共物品”性质与政府主导的必然性 |
| 三、制度变迁理论: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路径分析 |
|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
| 四、公共选择理论: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障碍分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集体行动的困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 |
| (三)政治承诺、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的传导逻辑 |
| 五、差异性社会理论:基本医疗服务的正义与社会差异的弥合 |
| (一)社会形态理论与差异性社会理论的提出 |
| (二)差异性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演化路径 |
| (三)基本医疗服务的正义具有社会差异的弥合功能 |
| 第二章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历史变迁 |
| 一、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时期的医疗服务体系 |
| 二、国家和社会有限分离过程中的医疗服务体系 |
| (一)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变革 |
| (二)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变革 |
| (三)基本医疗服务支付的变革 |
| 第三章 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正义缺憾 |
| 一、基本医疗服务权利的正义缺憾:缺乏法律保障 |
| 二、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正义缺憾:破坏机会均等 |
| (一)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凸显正义诉求 |
| (二)改革举措存在政府失灵 |
| (三)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
| 三、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正义缺憾:破坏过程平等 |
| (一)无序就医破坏程序正义 |
| (二)分级诊疗体系重塑障碍重重 |
| (三)医疗资源下沉陷入困境 |
| 四、基本医疗服务支付的正义缺憾:破坏结果公平 |
| (一)基于身份的“二元”制度设计破坏公平性 |
| (二)基本医疗保险的“平等”和“公平”困局 |
| (三)信息不对称下医保支付方式的外部效应 |
| 第四章 国外医疗服务体系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借鉴 |
| 一、国外典型医疗服务体系 |
| (一)英国:国家包办型医疗服务体系 |
| (二)美国:市场主导型医疗服务体系 |
| (三)德国:政府主导型医疗服务体系 |
| (四)新加坡:公私功能互补型医疗服务体系 |
| 二、国外典型医疗服务体系的比较分析 |
| 三、国外典型医疗服务体系的正义要素 |
| (一)权利公平:人人享有医疗服务的政治表达 |
| (二)国家主导:医疗服务制度安排的政府责任 |
| (三)有序就医:限制患者的自由选择权 |
| (四)结果公平: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 |
| (五)尊重国情:借鉴国际经验的基本原则 |
| 第五章 社会正义导向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 |
| 一、构建社会正义导向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 |
| (一)差异性社会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制度诉求 |
| (二)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
| (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
| 二、社会正义导向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理论框架 |
| (一)权利正义:从法律上赋予人民平等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 |
| (二)供给正义:以区域纵向医联体为单元重塑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 |
| (三)秩序正义:以强制性分级诊疗保证基本医疗服务分配公平 |
| (四)保障正义:以支付方式改革为核心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
| 三、构建社会正义导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 (一)政治可行性:执政党庄严的政治承诺与政府主导地位 |
| (二)经济可行性:公共财政能力的增强与医疗费用的结构分析 |
| (三)社会可行性:人民群众的接受度与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效应 |
| 第六章 推进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走向正义的路径思考 |
| 一、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推进步骤 |
| (一)推进原则:改革和稳定的平衡 |
| (二)推进步骤:供给、分配和支付改革协同推进 |
| 二、推进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走向正义的障碍分析 |
| (一)资源整合障碍:条块分割的路径依赖 |
| (二)差异性需求:共识分裂、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
| (三)过度医疗风险:利益驱动下的潜规则 |
| (四)政策实施风险: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与绑架 |
| 三、推进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走向正义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顶层设计:中央政府主导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改革 |
| (二)增强社会参与:多方共同参与改革方案的细节设计 |
| (三)强化制度理性:破除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 |
| (四)医保全国统筹: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能力 |
| (五)创新监管机制:切断过度医疗的诱因传导 |
| (六)转变发展定位: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5）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卫生领域公私合作热点研究 |
| 1.2.1 国外卫生领域公私合作文献计量分析 |
| 1.2.2 国内卫生领域公私合作文献计量分析 |
| 1.2.3 国内外卫生领域公私合作研究的述评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概述 |
| 2.1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建设路径演变 |
| 2.1.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引入阶段 |
| 2.1.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探索阶段 |
| 2.1.3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制度建设阶段 |
| 2.1.4 农村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分析 |
| 2.2 基本公共服务公私协作内涵界定 |
| 2.2.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内涵 |
| 2.2.2 农村公共卫生供给的公私主体界定 |
| 2.3 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供给系统 |
| 2.3.1 系统动力学中的系统观点 |
| 2.3.2 绩效理论中的卫生系统 |
| 2.3.3 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系统 |
| 2.3.4 协作行为与博弈论思想 |
| 2.4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2.4.1 系统动力学概述 |
| 2.4.2 系统基模分析工具 |
| 2.4.3 系统动力学流率基本入树建模 |
| 2.4.4 入树基模集的生成 |
| 2.5 本章小结 |
| 3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评估模型研究 |
| 3.1 农村地区公私协作系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理论框架 |
| 3.1.1 宏观系统绩效评估框架 |
| 3.1.2 中国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评估框架 |
| 3.1.3 农村公共卫生公私协作系统绩效框架 |
| 3.2 公共卫生系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3.2.1 项目绩效备选指标 |
| 3.2.2 专家的基本情况 |
| 3.2.3 基于德尔菲法的指标权重 |
| 3.3 基于熵值法的公共卫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优化 |
| 3.3.1 指标优化方法的选择 |
| 3.3.2 基于熵值法的指标权重优化 |
| 3.3.3 基于熵值法的指标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相关关系研究 |
| 4.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现状 |
| 4.1.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的组织管理模式 |
| 4.1.2 农村基层卫生系统公私协作机制 |
| 4.1.3 农村公私协作机制运行的问题 |
| 4.2 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系统要素 |
| 4.2.1 公私协作的结构要素分析 |
| 4.2.2 农村公私协作系统服务能力 |
| 4.2.3 乡村两级公私协作主体协作的主观意愿调查及因素分析 |
| 4.3 公私协作系统要素与绩效间的相关性分析 |
| 4.3.1 社会条件与项目过程绩效之间的关系 |
| 4.3.2 管理制度与项目绩效相关性 |
| 4.3.3 项目数量、质量和效果的相关性分析 |
| 4.3.4 乡村公私协作系统项目绩效内生机理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5 公私协作模式与公共卫生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 |
| 5.1 典型公私协作模式 |
| 5.1.1 概述 |
| 5.1.2 样本乡镇乡村两级公共卫生协作模式 |
| 5.2 公私协作机制与基本公共卫生绩效的循证分析 |
| 5.2.1 结构绩效分析 |
| 5.2.2 过程绩效分析 |
| 5.2.3 结果绩效分析 |
| 5.3 公共卫生绩效综合比较 |
| 5.3.1 基于加权TOPSIS法的绩效评估 |
| 5.3.2 公私协作系统公共卫生综合绩效的比较 |
| 5.3.3 公共卫生服务绩效增长类系统基模分析 |
| 5.3.4 问题类系统分析基模 |
| 5.4 公私协作模式的形成、发展与组织管理挑战 |
| 5.4.1 主流模式与特殊模式的形成契机 |
| 5.4.2 两种公私协作模式的SWOT比较 |
| 5.4.3 两种公私协作模式组织管理的问题、风险和挑战 |
| 5.5 本章小结 |
| 6 公私协作系统公共卫生绩效机理与改进策略研究 |
| 6.1 公私协作系统公共卫生绩效机理 |
| 6.1.1 项目工作绩效的表现形式 |
| 6.1.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的共生关系 |
| 6.1.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内生规律 |
| 6.2 公私协作机制对项目绩效影响的验证 |
| 6.2.1 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 |
| 6.2.2 公私协作机制对公共卫生绩效影响结果 |
| 6.2.3 公私协作机制对公共卫生绩效影响分析 |
| 6.3 基于系统动力学反馈结构的绩效改进策略 |
| 6.3.1 基于项目绩效机理的因果关系 |
| 6.3.2 公共卫生系统绩效的反馈基模生成集 |
| 6.3.3 公共卫生项目绩效系统动力流图 |
| 6.3.4 改善项目绩效的策略建议 |
| 7 研究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公共卫生公私协作系统与项目制度变迁 |
| 7.1.2 公共卫生绩效概念框架与项目绩效机理 |
| 7.1.3 公私协作主流模式与特殊模式绩效循证 |
| 7.1.4 公私协作机制对公共卫生绩效影响路径 |
| 7.2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7.2.1 研究的创新 |
| 7.2.2 研究的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与调查问卷 |
（6）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DEA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的内容与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 |
| 二、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机制的历史回顾 |
| (一) 新中国成立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1978年 |
| (二) 改革开放1979年到1996年:定额包干政策 |
| (三) 1997-2008年:实行定项补助 |
| (四) 2009年以来:强化政府责任,继续执行定项补助 |
| 三、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改革 |
| (一) 新中国成立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1978年 |
| (二) 改革开放1979年到1996年 |
| (三) 1997-2008年 |
| (四) 2009年以来 |
| 四、“十二五”期间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和发展概述 |
| (一) “十二五”厦门市卫生发展规划(公立医院部分) |
| (二) “十二五”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和运行、发展情况 |
| 五、DE模型分析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效果 |
| (一) 数据包络分析的基本模型 |
| (二) 构建医院财政投入DEA分析的逻辑 |
| (三)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四) 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效益DEA分析 |
| (五) 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效率DEA分析 |
| 六、结论及建议 |
| (一) 结论 |
| (二) 建议 |
| 参考文献 |
（7）我国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研究 ——基于非营利组织筹资管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存在不足 |
| 第2章 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的基本概念 |
| 2.1.1 筹资管理的概念 |
| 2.1.2 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的概念 |
| 2.2 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的理论依据 |
| 2.2.1 卫生服务市场和政府失灵 |
| 2.2.2 产权理论 |
| 2.3 非营利组织与公立医院的异同点 |
| 2.3.1 相同点 |
| 2.3.2 不同点 |
| 第3章 我国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现状 |
| 3.1 我国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的发展沿革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49年—1978年) |
| 3.1.2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98年) |
| 3.1.3 市场经济时期(1998年—2009年) |
| 3.1.4 新医改时期(2009至今) |
| 3.2 我国公立医院的筹资管理概况 |
| 3.2.1 公立医院筹资的结构 |
| 3.2.2 公立医院的筹资渠道 |
| 3.2.3 公立医院筹资的因素影响 |
| 3.2.4 公立医院筹资的监管 |
| 第4章 我国公立医院筹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政策制度限制,筹资渠道狭窄 |
| 4.1.1 产权制度不清,筹资渠道不畅 |
| 4.1.2 管理方式僵硬,筹资难度大 |
| 4.1.3 捐赠等改革滞后,社会资本利用不足 |
| 4.2 筹资结构不合理,财务风险大 |
| 4.2.1 缺乏筹资规划,资本成本较高 |
| 4.2.2 依赖银行借贷,筹资组合效果差 |
| 4.2.3 筹资评价体系薄弱,预警应急能力差 |
| 4.3 筹资监管不到位,筹资风险较大 |
| 4.3.1 监督考核不规范,资本管理随意性大 |
| 4.3.2 财务管理落后,资金利用率低 |
| 4.3.3 法规制度不完备,筹资缺乏刚性 |
| 4.4 筹资理念落后,制度不健全 |
| 4.4.1 思想观念固化,筹资意识淡薄 |
| 4.4.2 缺乏专业人才,人员能力不足 |
| 4.4.3 医疗资源不均衡,配套制度不健全 |
| 第5章 美国非营利组织筹资管理经验借鉴 |
| 5.1 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筹资管理 |
| 5.1.1 筹资的渠道和方式 |
| 5.1.2 筹资管理的原则 |
| 5.1.3 筹资的影响因素 |
| 5.1.4 筹资的监管 |
| 5.2 美国非营利性医院筹资管理及启示 |
| 5.2.1 美国非营利性医院的产生和发展 |
| 5.2.2 美国非营利性医院的筹资渠道 |
| 5.2.3 美国非营利性医院的税法制度 |
| 5.2.4 非营利性医院筹资监管 |
| 5.2.5 美国非营利性医院筹资管理经验 |
| 第6章 完善我国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
| 6.1 实施分类管理,拓宽筹资渠道 |
| 6.1.1 推进医院产权改革,提升筹资管理积极性 |
| 6.1.2 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发挥医院筹资活力 |
| 6.1.3 加快配套政策改革,推进多元化筹资 |
| 6.2 优化筹资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
| 6.2.1 合理制定筹资计划,科学理性筹资 |
| 6.2.2 对比筹资方式利弊,适当安排筹资组合 |
| 6.2.3 完善筹资评价指标,建立应急机制 |
| 6.3 加强筹资监管,提升筹资效率 |
| 6.3.1 加强监督考核,盘活医院存量资源 |
| 6.3.2 革新财务管理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 6.3.3 完善法制建设,保障医院筹资管理 |
| 6.4 更新筹资观念,完善制度建设 |
| 6.4.1 培育筹资意识,吸纳社会资本 |
| 6.4.2 加强知识培训,提升人员能力 |
| 6.4.3 实施制度引导,促使医院合理布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适用的财政补助政策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1 公立医院适用的财政补助政策 |
| 2 民营医院适用的财政补助政策 |
| 3 完善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财政补助政策的建议 |
| 3.1 建立绩效考核与预算安排相挂钩制度,体现财政补助政策的导向性和激励性 |
| 3.2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让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通过竞争获得财政补偿 |
（9）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背景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的内容 |
| 1.3.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改革的研究 |
| 2.1.2 国外卫生筹资机制与卫生费用控制的研究 |
| 2.1.3 国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效率的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现状的研究 |
| 2.2.2 国内医疗卫生筹资与卫生总费用的研究 |
| 2.2.3 国内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效率的方法研究 |
| 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 |
| 3.1 概念界定及定义延伸 |
| 3.1.1 卫生概念的相关界定 |
| 3.1.2 城市医疗卫生的定义及扩展 |
| 3.2. 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医疗卫生的理论分析 |
| 3.2.1 政府财政补偿医疗卫生的理论基础 |
| 3.2.2 政府财政补偿医疗卫生的原因分析 |
| 3.2.3 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综合补偿分析 |
| 3.3. 国外医疗卫生补偿机制的模式与发展 |
| 3.3.1 国外医疗卫生补偿机制的模式 |
| 3.3.2 国外政府财政补偿的支付方式及特点 |
| 3.3.3 国外卫生服务支付制度的发展趋势 |
| 第四章 政府财政补偿城市医疗卫生的历史沿革 |
| 4.1 政府主导时期(1949--1978) |
| 4.1.1 体制特征 |
| 4.1.2 取得的成效 |
| 4.1.3 存在的问题 |
| 4.2 市场主导时期(1979—1993) |
| 4.2.1 体制特征 |
| 4.2.2 取得的成效 |
| 4.2.3 存在的问题 |
| 4.3 政府规制市场时期(1994—2008) |
| 4.3.1 体制特征 |
| 4.3.2 取得的成就 |
| 4.3.3 存在的问题 |
| 4.4 政府回归服务时期(2009年以后) |
| 第五章 西安市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服务现状与财政补偿分析 |
| 5.1 西安市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服务的现状 |
| 5.1.1 西安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状况 |
| 5.1.2 西安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 |
| 5.1.3 西安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资源配置与结构布局 |
| 5.1.4 西安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与调控 |
| 5.2 西安市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主体及财政补偿分析 |
| 5.2.1 西安市城市公立医院概括与财政补偿投入 |
| 5.2.2 西安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概括与财政补偿投入 |
| 第六章 西安市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西安市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的实证分析 |
| 6.1.1 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设定 |
| 6.1.2 数据描述与变量解释 |
| 6.1.3 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效率测算及分析 |
| 6.1.4 小结 |
| 6.2 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方法与指标设定 |
| 6.2.2 研究模型与数据描述 |
| 6.2.3 回归结果与解释 |
| 6.2.4 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整体发展进程 |
| 7.1.2 医疗卫生结构在布局和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会造成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整体偏低 |
| 7.1.3 卫生总费用的投入不足会影响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政府财政补偿机制的不健全会降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整体服务效率 |
| 7.1.4 卫生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健全会影响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产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合理配置卫生资源,调整卫生结构布局 |
| 7.2.2 加大对卫生费用的投入力度,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财政补偿机制 |
| 7.2.3 健全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体制,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 |
| 7.3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7.3.1 研究贡献 |
| 7.3.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社会办医的发展现状及扶持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和立题依据 |
| 1. 扶持社会办医的理论意义 |
| 2. 扶持社会办医的现实意义 |
| 3. 社会办医的概念与范畴 |
| 4. 社会办医的发展现状 |
| 5. 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1. 研究意义 |
| 2. 研究目标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发展社会办医的政策及演变 |
| 1. 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及演变 |
| 2. 地方出台的有关政策 |
| 二、关于发展社会办医的研究现状 |
| 1. 关于发展社会办医意义和必要性的研究 |
| 2. 关于社会办医优势的研究 |
| 3. 关于社会办医发展现状和面临问题的研究 |
| 三、有关社会办医研究的不足和本研究的意义 |
| 第三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1. 社会办医的发展现状 |
| 2. 社会办医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障碍 |
| 3. 国际典型国家发展社会办医的实践经验 |
| 4. 国内发展社会办医的典型案例及主要扶持策略 |
| 二、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 |
| 2. 现场调查 |
| 3. 典型案例分析 |
| 4. 数据分析法 |
| 第四章 调查结果及分析 |
| 一、社会办医发展状况的宏观分析 |
| 1. 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机构现状的数据比较分析 |
| 2. 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运营现状的数据比较分析 |
| 3. 社会办医机构及运营特点分析 |
| 二、社会办医发展状况的问卷调查分析 |
| 1. 利益相关方对社会办医发展面临主要问题的认知情况分析 |
| 2. 利益相关方对具体政策的认知情况 |
| 3. 利益相关方对影响社会办医发展的主要问题的认知特点及建议 |
| 三、社会办医发展状况的深入访谈结果分析 |
| 1. 政府部门管理者 |
| 2. 医务人员 |
| 3. 医院管理者 |
| 4. 患者和社会公众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上扶持社会办医发展的实践及启示 |
| 一、典型国家发展社会办医的实践 |
| 1. 美国 |
| 2. 德国 |
| 3. 英国 |
| 4. 法国 |
| 5. 瑞士 |
| 6. 澳大利亚 |
| 7. 日本 |
| 8. 新加坡 |
|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发展社会办医的启示 |
| 1. 公立医疗机构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绩效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
| 2. 严格的区域卫生规划与医疗机构所有权性质无必然联系 |
| 3.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是促进社会办医发展的根本策略 |
| 4. 严格有效的监管是形成有序竞争格局的必要保障 |
| 5. 灵活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和医保支付方式等政策对社会办医发展至关重要 |
| 6. 税收优惠是鼓励社会办医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内发展社会办医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一、广东省 |
| 二、云南省 |
| 三、深圳市 |
| 四、温州市 |
| 五、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
| 六、南京同仁医院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发展社会办医的主要扶持策略 |
| 一、针对制度、政策、思想观念歧视问题,提出分类管理策略 |
| 1. 明确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核定标准 |
| 2. 健全社会办医机构性质转换及流转机制 |
| 3. 健全推进社会办医的法律法规体系 |
| 二、宏观调控策略 |
| 1. 合理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
| 2. 财税价格政策方面 |
| 3. 医保政策方面 |
| 4. 土地政策方面 |
| 三、针对人才问题是制约社会办医发展的呆主要因素，提出人力资源配置策略 |
| 1. 逐步将单位人转换为社会人 |
| 2. 在社会保障、学术环境、职称晋升等方面享受与公立医院同等对待政策 |
| 3. 推进医师多点执业 |
| 4.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加内生动力 |
| 四、针对社会办医自身发展问题，提出医院内巧建设发展策巧 |
| 1. 坚持治病救人的基本准则 |
| 2. 寻求错位发展的有利机遇 |
| 3. 加强医院自身内涵建设 |
| 4. 严格把关,确保医疗安全 |
| 5. 打造诚信品牌 |
| 6. 创新营销手段 |
| 五、针对外部环境问题,提出扶持与监管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附录1：公立与社会办医宏观数据收集表格目录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附录3：关键人物访谈提纲 |
| 附录4：问卷访谈人员来源统计名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四、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是什么（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D]. 陈振生. 南昌大学, 2021(02)
- [2]厦门市加强民营医院监管研究[D]. 陈美琼. 福建农林大学, 2019(05)
- [3]新医改背景下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收法律问题研究[D]. 王轶睿.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D]. 任飞. 苏州大学, 2019(06)
- [5]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D]. 唐尚锋.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3)
- [6]厦门市公立医院财政投入DEA分析[D]. 卢艺超. 厦门大学, 2018(07)
- [7]我国公立医院筹资管理研究 ——基于非营利组织筹资管理视角[D]. 马宗奎. 武汉大学, 2017(06)
- [8]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适用的财政补助政策比较[J]. 郑大喜. 中国卫生经济, 2016(05)
- [9]政府财政补偿投入对城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D]. 辛昱辰. 西北大学, 2015(01)
- [10]我国社会办医的发展现状及扶持策略研究[D]. 周小园. 山东大学,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