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希望——致2002年的读者

一、新年的企盼——2002年致读者（论文文献综述）

许多娇^[1]（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刘广利^[2]（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李瑶^[3]（2021）在《肖洛姆·阿莱汉姆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及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提出

高强^[4]（2021）在《战时中国的节庆纪念与文学镜像（1931-1949）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记忆刻写与话语争夺》文中认为

汪颖奇^[5]（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崔静^[6]（2021）在《俄汉语“осень/秋”观念语言文化场对比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今语言学发展中,观念始终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无论是在认知语言学还是语言文化学领域,一直将观念视为研究民族心智、民族文化的切入口。这些观念主要以词汇的形式保存在各民族语言中,其内容蕴含了大量的知识信息,是我们研究语言世界图景的有效途径,也是挖掘民族文化的基本单位。季节是俄汉民族共有的时间观念,自古以来在两民族的认知中都是重要的世界图景片段,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情感态度和价值评价。尽管两民族的四季特征相似,但由于各民族集体的生活环境和所接受的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对季节产生的观念也存在差异。本文以四季之一——“осень/秋”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类中心论思想、语言世界图景理论、语言文化场理论,从俄汉语的语言层面和文化指涉层面出发,厘定相应的语言文化单位,并试图构建俄汉语“осень/秋”观念的语言文化场,利用语料库中的自然语料对场内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层面进行描写与阐释,系统地对比俄汉语“осень/秋”观念语言文化场反映出的文化特征,以此揭示两民族季节的世界图景片段。本文对俄汉语“осень/秋”观念语言文化场进行对比研究属于创新性的尝试,目的是多角度地、全面地探究两民族“осень/秋”的文化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上展现两民族思维、情感、世界观等方面异同,为深入了解民族文化,减少跨文化交际障碍提供可参考的资料。除此之外,文中的语料素材可辅助语言文化辞典的编撰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

王方钊^[7]（2021）在《乾隆藏事诗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疆域不断扩大,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盛况空前,藏区的自然景色、民族风俗、政治历史成为诸多文人笔下新的创作题材,出现了大量的藏事诗。这是一类以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风物等自然、人文素材,或以发生在藏地的相关事件为内容而创作的诗歌,整体上属于中国古代边塞诗的范畴。藏事诗的创作者几乎是被派往藏区任职、公干的朝廷官员,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绘出祖国边疆的壮丽风光。但其中有一位从未到过西藏,却依然留下了大量的藏事诗,他就是乾隆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帝王,不仅通过其毕生兢兢业业、朝乾夕惕的努力,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而且在文学、艺术上同样有着非凡的造诣。在乾隆一生留下的四万余首诗歌中,通过笔者的梳理,其中藏事诗共计403首。本文以乾隆藏事诗为基础,结合《清实录》《清史稿》以及乾隆朝奏章等历史文献材料,对其藏事诗进行了专题研究,以期望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乾隆藏事诗的内容,探究乾隆创作中的情感与心态,以及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藏事诗这种新的边塞诗歌类型中所具有的价值。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二章从内容上对乾隆的藏事诗进行分类梳理。这些诗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章是关于军事方面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载了乾隆在位期间发生于西藏和川西藏区的四次重大军事行动,分别是:第一次征讨金川（公元1747年-1749年）,第二次征讨金川（公元1771年-1776年）,第一次驱逐廓尔喀侵藏（公元1788年）,第二次驱逐廓尔喀侵藏（公元1791年-1792年）。乾隆以收到的奏章和前线奏报为材料进行创作,对这四次征战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了细致描绘并展现出自己在指挥军事行动期间的心曲。第二章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诗歌。一是关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事件。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在此事件中为平叛而牺牲,《双忠祠》生动还原事件经过,歌颂了二人的忠勇事迹,也是乾隆唯一一首与此事件相关的长诗。事件平定后,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藏王制”,提高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强化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暂时保证了西藏几十年的和平稳定的局面。二是关于六世班禅进京祝贺乾隆七十大寿之事。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希进京朝觐,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这次北京之行,不仅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更是一次政治上盛会,清政府借此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治理。三是反映在金川地区设兵屯田,以及在西藏颁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为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第三章分析乾隆藏事诗的艺术特色。首先,乾隆日常处理公文之余,用诗歌记录藏地所发生的、与藏地紧密相关的的重大事件,既有个人情感的抒发,又有对事件的描述,体现出日记性与片段性的特点。日记性集中于对日常生活与事件的真实记录,反映了乾隆藏事诗的广度;片段性是截取事件的某一片段进行点染,或是浓墨重彩地给予描绘与突显,体现出的是其诗歌的深度。诗题、诗序、注释等,则为乾隆的藏事诗在叙事层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其次,乾隆藏事诗继承了“缘事而发,即事抒情”的传统,一事一情或一事多情;同时,乾隆的藏事诗,是其一生治藏、稳藏、保藏,处理藏地事务的记录,两征金川与两驱廓尔喀这四次军事行动,纵跨乾隆青年末期、中老年与老年三个阶段,从而展现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心态差异,形成独特的情感表达。第三,与《清史稿》《清实录》中不带情感、冰冷的记叙风格,将乾隆塑造成为一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理性而非感性的存在不同,乾隆通过藏事诗,在其中塑造出夕惕若厉的帝王与雅好诗书的文人两种形象。第四章对乾隆藏事诗进行思考与总结,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其诗歌的价值。第一是史料文献价值。无论是其藏事诗歌本身,或是其中的序言、注释,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材料。同时,诗句本身以及诗歌中的注释也为印证某些历史事件,尤其是对历史上存在疑点、众说纷纭的事件,或是其他史籍上的相关记载,提供了佐证材料,具有“以诗证史”的作用和价值。第二是政治价值。设兵屯田、废除“藏王制”、实行金瓶掣签、颁布治藏章程条例,不断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与职责,加强清朝政府对藏区的治理,为新时期中国治理西藏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是文学价值。乾隆的诗歌虽然历来评价不高,但仔细研读其藏事诗,在使用典故、韵律、对仗等作诗技巧方面,灵活自如,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不应当被视作“不入流”之作而被淹没。本文认为乾隆的藏事诗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表现出对国家事务的关心与担忧,既有愤怒与哀叹,也充满信心与喜悦,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又秉承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创作要求,在艺术修辞中显示了自己驾驭诗歌技巧之纯熟、工稳。四是军事价值。乾隆的藏事诗中,反映出他对战争全局的了解与把控,以及个人的军事素养和对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视。

张承志^[8]（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刘天明^[9]（2019）在《晚清文人沈毓桂及其诗学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大批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传教办报、兴教启蒙,将近代西方先进科技和基督精神带进国人视野。就在这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那些无力跻身仕途的知识阶层开始选择投身报业,利用近代传媒抒家国情怀,感乱世之思。面对急骤变迁的政治大格局,他们或者选择坚守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困境与动荡中挣扎、妥协;或者放眼世界、接受西学,在改良与变革中摸索前行。而初登报坛,他们创作的诗文,充分展现了知识群体在面对西学冲击时的文化坚持与意识觉醒。其所形成的报载诗体也进一步推进了古典文学的近代转型。而游走在中西文化圈中的早期职业报人,一方面深切感受西学西技的科学与先进,另一方面又囿于传统理念与儒教思想的精神束缚,时刻处于矛盾困惑中,并成为动荡时局与文化裂变的抒写者与传播者。本文的研究对象沈毓桂就是其中之一。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江苏吴江县人,晚清着名翻译家、思想家、教育家和职业报人。19世纪中期来到上海并皈依基督,与多位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30余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西学着作。1868-1894年,编辑、主笔晚清最重要的传教士报刊——《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刊发大量传播西学、鼓吹变革的政论文章和诗作。1881-1894年,受聘执掌中西书院,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大批西学人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刻文集《匏隐庐诗文合稿》,收录论说文47篇,诗作98首,是其晚年近代西学思想的集中体现。1904年,清廷封沈毓桂二品封典,准其旌表。可以说,沈毓桂是一位晚清时期具有近代启蒙意识的重要报人。鉴于以上认识,本文将沈毓桂置于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在充分占有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文学为本位,史论结合,运用辑佚、考证、校勘等文献学方法,全面系统地梳理其生平经历、启蒙意识、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并进一步探求传统文学的近代转型与晚清报刊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包含六部分:一是绪论;二是沈毓桂生平和思想,即第一章;三是对沈毓桂沪上交游情况的考证,即第二章;四是对沈毓桂诗歌创作的研究,即第三章;五是《万国公报》刊诗研究,即第四章;六是附录,包括沈毓桂诗文目录及《万国公报》刊诗目录。具体如下:绪论:在论述论文选题依据及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综述,确定选题的研究方向,建构系统的研究框架。第一章《沈毓桂的生平及思想》:第一节是对沈毓桂生平事略的考证。沈毓桂的一生因来沪谋生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半生他在家乡遵循传统儒生的生活方式,读书应试。因早年丧父备尝人情冷暖,形成沉郁内敛的性格。中年来沪,沈毓桂襄助西人翻译办报,皈依基督,近五十年传播西学、兴教启蒙,成为晚清上海重要的报刊文人。对生平事略的梳理、考证将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节考察沈毓桂中年来沪后从事的各项文化事业。沈毓桂先后与众多传教士合作翻译西学书籍,编辑晚清重要传教士报刊,参与创办中西书院,提出“中体西用”思想,成为中西文化圈中的重要人物。第三节研究沈毓桂的思想。沈毓桂在半生西学事业中,逐渐建立一种具有近代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启蒙思想。相对同时代的文人,他更独立自主,更具民主意识,且能更理性与透彻地批判传统礼教和封建统治。在办报办学多年后,他逐渐从一位落魄书生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思想转变具有一定的双重性。一方面,沈毓桂在思想上更趋近代启蒙意识,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中学的根本地位,精神信仰一直处于游移状态。第二章《沈毓桂的交游》:第一节梳理沈毓桂在传统文化圈中的交游经历。沈毓桂虽皈依基督,传播西学,但生活中依然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及与国人、传统文化间的密切联系。他的交友圈中不乏翰林学士、朝廷要员和洋务人士,并在多年出版和教育工作中与后生晚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与国人的交游是其西学思想下保留的传统文化底色,是坚守士人精神品格的一种体现。第二节勾勒沈毓桂在西人文化圈中的交游图谱。沈毓桂来到上海后,在各项文化事业中与众多传教士和西人保持友好地合作与交往关系。其中既有他皈依基督的引领者,又有他事业发展的同行者。沈毓桂与他们的交往是全面而立体的,并对其西学思想发展和启蒙意识地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第三章《沈毓桂的诗歌创作》:第一节对沈毓桂的诗歌创作情况进行一个梳理和考证,并划分出三个发展阶段。同时从出版发行、思想内容和创作分期等几方面考证《匏隐庐诗文合稿》的文献价值。这本文集是沈毓桂西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的集大成,收录了其重要的西学文章和大部分诗作。其中,诗作主要为早期传教和晚年留居上海时的创作,抒写诗人两个最为重要的思想转变期的心历路程和精神状态。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在前面历史分期的基础上,研究每一个不同阶段,沈毓桂的创作理念和诗学思想。信教初期的诗作展现了沈毓桂穿梭在传统社会与基督信仰间,一面努力保持原有的文人生活底色,一面陷于异质文化的抵牾与矛盾纠结中的精神状态,也流露出对传统社会的留恋和对重返仕途的渴望。在编辑报纸期间,沈毓桂开始尝试将宗教内容融入诗作,与报纸编辑宗旨一致。但是,在经历停刊等一系列打击后,他开始在诗作中叹人生失意,晚景孤寂,逐渐回归传统诗风。同时在多首与友人的交游诗中表达自己对西学事业的执着追求。第五节以刊发时间为线索探察沈毓桂诗歌创作与报纸刊诗之间的互动关系。初登报坛,沈毓桂的创作处于新题材新意境的尝试期。褒扬传教士的人品学识,实际上在为传播西学寻找支撑点和合理性。之后,诗作题材进一步拓展,关注社会民生,创作更为自主。报纸复刊后,沈毓桂的创作理念日渐成熟,诗作数量明显增多,题材更为广泛,风格更为多元。第四章《<万国公报>诗歌专栏刊诗研究》:第一节对报纸发行期内刊诗情况进行一个梳理和概述,关注不同时期刊诗栏目和刊载数量的变化及与报刊宗旨的关系。第二节从题材、体裁、内容、意境、艺术风格等角度考察报纸发行初期刊诗的特点、作用及对基督教传播的意义。翻译的赞美诗,原创的教义诗在题材和体裁上有所创新。其主要目的是联络各地教友并向传统社会倾斜以获得更多的关注。第三节研究报纸在向综合性报刊转型期内的刊诗情况,挖掘诗歌创作在近代报刊影响下的变化与新生。改名改版后,刊诗数量增加,题材也更为丰富。传教诗不再简单而直白的说教,更多展现教徒皈依的心历路程。更有大量劝诫诗,语言通俗浅显,说理深入浅出,进一步稳固刊诗在报纸的地位。第四节力证刊诗逐渐脱离宗教影响,选篇更加独立自主。复刊后,刊诗数量有所减少,但艺术性和审美性有所提升,且减弱功利性和实用性,回归传统诗学理念。第五节结合报载诗歌探索沈毓桂诗学思想及选稿原则。创刊初期,选稿倾向宗教宣传,与沈毓桂的宗教信仰相符。改版后,传统题材诗作增加,凸显报刊诗歌的劝诫功能。复刊后,选篇质量进一步提升,沈毓桂的创作在数量上占据主导。从选篇到刊诗逐渐实现其以文学审美为主,引导社会为辅的诗歌创作理念。附录:1.沈毓桂诗文目录;2.《万国公报》刊诗目录。

张勇丽^[10]（2019）在《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以英敛之满族下层旗人、天主教徒和着名新闻人的三重身份特征,全面梳理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剖析新闻人英敛之与法国天主教势力、旗人英敛之与清末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客观全面认识在“天主教徒”和“满族人”等身份交织影响下的“新闻人”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及其新闻思想在当时中国尤其是北方新闻业中的影响及历史贡献。内容主要涉及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研究、新闻活动研究、与天主教、清末政治和辛亥革命之关系研究、新闻思想研究等方面,在结语中对英敛之的历史地位作了归纳性阐释。第一部分探讨英敛之人生道路的三次转折:从底层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又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再从声名显赫的“舆论娇子”成为离世脱俗的“隐士”。三次人生转折与时代、社会和人物个性、人物出身、人物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对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满族下层旗人的出身、生性好道的个性使其一直追寻挽回世道人心的办法,并因此与“博爱合群”的天主教结缘。成为天主教徒对英敛之一生影响重大;通过《益闻录》等天主教报刊开始涉足新闻界。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使英敛之意识到变法自强的重要性,决意通过办报继续戊戌政变后一度中断的变法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创办《大公报》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第二部分探讨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选取清王朝政治改革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系统梳理了英敛之创办和主持《大公报》期间在“拒俄运动”、“抵制美约运动”和“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态度和变化,呈现英敛之爱国主义和满族主义情绪的交织、矛盾和抉择。隐退之后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着重于借助报刊宣扬天主教、为天主教辩诬和推动天主教中国化运动以及募捐赈灾等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对英敛之新闻实践活动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以一生报刊实践践行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报刊理想和人生信条。文章第三部分首先探讨了英敛之与清末政治（清末新政、君主立宪及君主）之关系。研究了英敛之推动清廷“预备立宪”以巩固清王朝统治而进行的舆论宣传,详细梳理了英敛之对清王朝统治从充满希望到逐渐失望的态度演变过程。认为英敛之虽对亲贵专政不满,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仍为保存清廷统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摇旗呐喊,表现浓郁的宗族情结。在“族”“国”二选一困境中,英敛之顺应时势接受共和政体以保存国家,展现了宗族情绪和爱国主义双重价值夹缝中报人英敛之的矛盾、挣扎和最终选择,肯定了英敛之的爱国情怀。其次考察了英敛之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包括法国天主教和法国领事馆）的关系及其演变。考察了创办《大公报》时期英敛之对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巧妙借助、《大公报》创刊初期双方短暂的“蜜月期”、报纸出版后不久英敛之即陷入与法国天主教势力的纠集矛盾,以及最后彻底摆脱法国天主教势力控制的详细过程,展示了晚清报人在清朝统治集团和洋人势力双重压力为实现“言论救国”的报刊理想经历的曲折和艰难。最后研究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及共和之关系,考察了英敛之对辛亥革命和民主政权的关系和态度变化,呈现了英敛之在辛亥首义爆发到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一阶段态度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四部分是对英敛之新闻思想的研究。提出了英敛之新闻思想有三个来源的观点,以之为主线从新闻功能观、新闻自由观、新闻本体论、新闻编辑思想等方面探讨英敛之富有特色的新闻思想,归纳出英敛之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等新闻思想特征。通过对英敛之人生经历、新闻活动、新闻思想的全面梳理,本文认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一个在外敌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是一个在封建专制环境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也是一个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更是一个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民主共和大势的明智新闻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应具有相应的历史地位。

二、新年的企盼——2002年致读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年的企盼——2002年致读者（论文提纲范文）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俄汉语“осень/秋”观念语言文化场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乾隆藏事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文人沈毓桂及其诗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年的企盼——2002年致读者（论文参考文献）

•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3]肖洛姆·阿莱汉姆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及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李瑶.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4]战时中国的节庆纪念与文学镜像（1931-1949）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记忆刻写与话语争夺[D]. 高强. 西南大学, 2021
• [5]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6]俄汉语“осень/秋”观念语言文化场对比研究[D]. 崔静.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7]乾隆藏事诗研究[D]. 王方钊. 西藏大学, 2021(10)
• [8]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9]晚清文人沈毓桂及其诗学活动研究[D]. 刘天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10]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D]. 张勇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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