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行为发生了变化？

一、21世纪,行为方式变不变?（论文文献综述）

孙颖^[1]（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李亚琪^[2]（2021）在《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资本样态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从传统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创造新的生产资料与生产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了更为抽象化的数字拜物教。在社会生活遽变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的具体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全新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是我们当前阶段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数字拜物教为核心论题,旨在通过对数字拜物教的具体表现、深层内涵及内在机制的批判性考察,破解数字拜物教现实存在的秘密,从而推动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的深度研究。数字拜物教本身并未脱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与逻辑,它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在对资本样态的历史裂变与数字资本时代生产方式的最新变化分析基础上,文章重点阐述了数字拜物教的具体表现与深层内涵。数字拜物教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表现为人们对数据、数据商品、数字资本的崇拜,同时还表现为社会整体对数字技术尤其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当代智能数字技术的膜拜,我们可以把这种崇拜或膜拜称为“数字崇拜”。数字崇拜对主体价值意识的渗透和浸润,又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把数字拜物教意识再生产出来,进而,数字拜物教意识在深层次上融入到人们的生命结构中,并对其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施加隐秘影响,使之成为认同和接受数字资本主义颠倒社会秩序的物化存在,数字拜物教的社会现实由此强化,这正是数字拜物教意识发挥社会效力的体现。数字资本主义为数字拜物教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的展开同时又为数字资本逻辑统治的强化营造了有利环境。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操控商品符号的数字媒介传播与文化工业景观,诱导大众沉浸在数字化幻象之中,致使数字拜物教意识或者说观念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同并且接受的意识形式。在此基础上,数字拜物教机制又进一步为数字—生命政治与数字平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性根据。在这里,数字拜物教已经由一种虚假意识幻象转化为社会现实存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能够稳固运行的条件与基础。正是在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多层面的作用下,每一个真实的生命主体以及我们所处的全球化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才真正被数字资本逻辑控制与塑造,数字资本逻辑的统治也因此得到巩固和强化。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颠倒假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破解数字拜物教秘密的根本途径。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拜物教彼此支撑相互补充,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关系形式内在需要并不断要求数字资本逻辑在拜物教机制展开的基础上,生产出适合且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秩序的劳动主体。所以对数字拜物教的批判,就需要将其放置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展开探究,即揭示出拜物教形成的社会历史前提及其遮蔽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本质。为此,本文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论基础,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出发,具体揭露了“劳动的自由自主”、“合理的分配关系”、“流通生产价值”、“消费需要的满足”等资本主义的颠倒假象背后,被数字拜物教遮蔽的“无酬数字劳动剥削逻辑的延伸”、“不平等的分配关系”、“流通时间是价值实现的障碍”、“拜物需要替换真实需要”的社会现实,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形成数字拜物教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前提批判。消解数字拜物教,实现人类解放并不是内涵于哲学理论中的抽象论断,而是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实建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文中指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揭示,是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理论前提。数字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在自我增殖的过程中遭遇到限制,从而走向自我否定,数字拜物教消解的现实根据就在于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同资本逻辑自我否定与扬弃资本文明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客观趋势相呼应的是,原来物化的人将在生存实践活动中转变为社会性的人,并承担起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重任,从而推动全新社会关系形式的历史生成。归根结底,消解数字拜物教,一方面需要从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洞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及其必然灭亡的演化趋势;另一方面还需要以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取代物化的片面存在,激发人的社会性生产与生活的共同感,最后统一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扬弃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之后,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实现与社会整体充分发展的历史形态,它所要确立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阶段,不仅数字拜物教被消解,任何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抽象统治将得到全面祛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压迫、矛盾关系都将被彻底超越,普遍性意义的人类解放将会成为现实。

石迎春^[3]（2021）在《小学数学“有过程的归纳教学”模式建构》文中认为当前教育教学中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缺乏“过程”的教育,具有极强的“结果导向”;二是对“归纳教学”重视不够,忽视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学习。小学数学学科,学习内容具有“先验性、抽象性”,儿童掌握这种先于经验、脱离具体情境、经过多次抽象之后的知识存在一定的难度,儿童学习的心理机制要求儿童在数学的学习过程中应浓缩再现人类数学发展的过程,要经历动手操作、实践探索,要亲历知识的再创造、再发现的过程。“有过程的归纳教学”作为一种教学理念和方式,旨在回应上述的诉求,变革儿童的学习方式、促进儿童知识的理解与智慧的生成。“有过程的归纳教学”已对当前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如何更好地在教学中进行实践成为了教育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研究立足实际,以小学数学学科为例,以归纳性教学理论的生成路径为指引,从“宏观的理论阐释——中观的模式建构——微观的教学实践”三个层面对“有过程的归纳教学”做纵深的探查与研究。以“设计本位”研究为研究范式,构建小学数学“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教学模式,探寻教学的设计与实施策略。本研究围绕三个研究问题:1.什么是“有过程的归纳教学”?2.小学数学“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模式原型是什么?3.如何修订和完善小学数学“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模式原型?具体展开了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本研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对“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立论基础进行分析,并基于对国内外关于“过程及过程教学”“归纳及归纳教学”文献的分析,在结合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对“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内涵、典型特征及其条件系统进行了阐述。之后以设计本位研究为研究范式,通过三轮的教学迭代对“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理论进行了回应,并对典型特征及其实现条件进行了完善。其次,本研究以“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理论为指引,利用视频图像分析法对小学数学10节典型的“关注过程、注重归纳”的教学课例的典型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得到了“注重过程的归纳式教学”课堂样态是怎样的,之后确定了“有过程的归纳教学”模式原型建构的五个核心要素:“类特征”的学习主题、“挑战性”的问题情境、“探究性”的操作活动、“贯穿性”的归纳建构、“嵌入式”的学习评价,并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初步构建了小学数学“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教学模式（Mode of Procedural Inductive Teaching,以下简称“P-I”教学模式）原型,并从指导思想、功能目标、操作流程和实现条件四个方面对该教学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初步构建的“P-I”教学模式具体的操作流程主要有:确立学习目标——设置问题情境——探索新知、建构意义——归纳新知——应用巩固这五个环节。最后,将“P-I”教学模式的原型与小学数学学科的典型案例结合进行具象化,展开了三轮的教学迭代。一方面是将教学理念转化成了实践,另一方面是对教学模式进行检验和修正,同时也对“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意义、价值、内涵等进行回应。第一轮教学研究是尝试和探索阶段,按照之前构建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各个要素进行整体的考察。通过第一轮的教学实践,本研究对“P-I”教学模式原型的操作流程进行了优化,并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设计了“P-I”教学模式的变式。第二轮是调整和改进的阶段,在第一轮的行动研究的基础上,对“P-I”教学模式进行中观的调整。进一步将教学模式的原型及其变式的操作流程进行优化,并增加了“P-I”教学模式的师生行为指南。第三轮是提升和应用的阶段,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对教学模式的细节进行打造,最终将教学模式的操作流程优化为:“确立学习目标”、“创设问题情境”、“探索新知、建构意义”、“回顾反思”、“应用巩固,拓展延伸”五个环节,并将学生的学习评价嵌入到整个模式之中。至此,经过三轮的教学迭代,本研究构建了与“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相互匹配的适合小学数学教学的“P-I”教学模式原型、变式及其师生行为指南。本研究最终构建了小学数学“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教学模式（“P-I”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1.立足我国当前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以设计本位研究为研究范式,尝试给出来自实践的探索;2.“P-I”教学模式很好地将“过程教育”与“归纳教学”思想结合起来;3.将“P-I”教学模式做变式的处理,以此来增加模式的灵活性;4.将学生的学习评价嵌入到整个模式之中。另外,本研究在教学实践研究中,对“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设计与实施策略进行了提炼。“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设计策略主要有:“聚焦‘核心内容’,确定类特征学习主题”“整体分析学习内容、把握知识本质”“剖析学生前概念、定位学习起点”“形成以‘单元’为单位的教学设计”。“有过程的归纳教学”的实施策略主要有:“创建课堂学习共同体,实现多种形式的对话”“经历多种思维的沉思,实现新知的归纳”“对归纳的结论进行辨思,处理好‘或然与必然’的关系”“介入真实情境和任务,实行多元性教育评价”。

宋南^[4]（2020）在《基于市场规模变动的制造业企业研发与投资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规模长期持续显着变动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前提假设市场规模稳定相矛盾的现象,本文把市场规模因素引入产业组织理论,从引入市场规模的竞争性视角探究制造业企业研发与投资行为特征。在市场规模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市场结构可以反映市场中的竞争程度,进而决定研发与投资行为。而一旦市场规模发生变动,市场结构可能不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竞争程度,不同的市场规模下,即使市场结构相同,企业市场行为选择也会有所差异。鉴于市场规模变动可能带来完全不同于稳态市场条件下的市场竞争行为,进而诱发打破稳态后的产业再组织,本文把市场规模因素引入产业组织理论,探究市场规模变动背景下制造业企业研发与投资行为的特征规律。研究过程中发现由于市场规模变动的诱因不同,本文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理论视角界定和度量市场规模变动方式。在此基础上,把市场规模引入研发与投资行为竞争模型,通过数理模型探究市场规模变动是否会导致投资与研发行为的决定因素发生改变。进一步基于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微观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的合理性,探究市场规模变动背景下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和投资行为特征。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本文的基础理论分析部分发现,不仅需求侧消费者的需求变动可以引起市场规模变动,供给侧的市场竞争程度的改变也会导致市场规模变动,这两种不同的变动方式可能对市场行为研究范式有不同的影响。鉴于市场规模变动的动诱因不同,界定因消费者需求变动而引起的市场规模动态变动过程为市场规模外生性变动;因市场竞争程度改变而引起的市场规模动态变动过程为市场规模内生性变动。进一步在界定并区分市场规模变动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基础上,把市场规模因素引入产业组织理论,通过数理模型分析市场规模变动是否会导致制造业企业研发与投资行为的竞争态势和决定因素发生转变。基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无论从市场研发行为竞争模型还是投资行为竞争模型来看,市场规模外生性变动均改变了产业以市场结构组织市场行为的方式,研发与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均由市场结构转变为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外生性变动引起产业再组织研发行为和投资行为;而市场规模内生性变动没有改变市场行为研究范式,仍然在现有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框架内。以上结论证明把市场规模因素纳入产业组织理论的必要性,现有产业组织理论中以市场规模稳定为假设的市场行为研究范式可能不能准确分析市场规模长期持续显着波动的中国产业问题。把市场规模因素纳入产业组织理论,才能准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研发行为和投资行为规律。以中国经济为背景探索产业组织理论的演进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这一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二,本文选取2006-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根据前面理论分析识别出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和外生性收缩样本。并且用中位数和平均值共同描述了不同市场规模外生性变动状态下,市场规模变动、企业研发行为和投资行为选择的统计特征。根据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市场规模长期处于显着持续的外生性扩张或收缩状态,即使从短期来看也不能认为市场规模是相对稳定的。对比分析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投资行为和研发行为变动趋势发现,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下,制造业企业均选择增加研发和投资。而对比分析市场规模外生性收缩、投资行为和研发行为变动趋势发现,不同企业研发和投资行为选择有很大的差异性,一部分企业在市场规模收缩时增加研发和投资,另一部分企业在市场规模收缩时减少研发和投资,但是总体而言增加研发和投资的力度大于减少研发和投资的力度。第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8年间微观样本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探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张冲击下研发行为的非线性效应,以验证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对企业研发行为具有显着性影响这一理论结果。实证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会引起产业再组织研发行为,企业研发行为特征发生改变。一方面,汽车行业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改变了在市场规模稳定或者内生性扩张时以市场结构为主的企业研发行为组织方式,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研发行为的决定因素由市场结构转变为市场规模;另一方面,汽车行业市场规模扩张冲击对不同规模企业研发行为具有非线性影响,并且不同规模企业研发行为特征与市场规模稳定时相比有显着差别。与市场规模稳定背景下较大规模企业由于具有资金和规模优势是市场中研发主体的情形不同,汽车行业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对行业中较小规模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应大于较大规模企业。第四,考虑中美贸易摩擦下市场需求萎缩冲击的现实情况,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用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18年间的微观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市场规模收缩冲击对异质性企业研发行为的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外生性收缩使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的决定因素由市场结构转变为市场规模,引起企业研发竞争行为规律发生改变。相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中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市场规模外生性收缩时减少研发,规模较大的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进一步对比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和缓慢增长时期发现,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与缓慢增长时期,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的中小规模企业是市场中研发主体,而在市场规模收缩时期,相对于中小规模企业削减研发投入,大规模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通过动态面板GMM模型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变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行为影响不同。市场规模外生性收缩对国有企业研发行为的抑制作用较强,使国有企业大幅度减少研发投入;而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行为促进作用较强。第五,结合理论分析,本文选用2006-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市场规模外生冲击下投资行为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以此验证市场规模变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同样表明,市场规模变动导致产业组织企业投资行为方式发生转变,投资行为决定因素由市场结构转变为市场规模;并且市场规模变动对不同规模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存在显着性差异,市场规模外生性扩张对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中小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大规模企业;而市场规模外生性收缩诱导企业投资退出还是进入取决于企业规模,市场规模外生性收缩促进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中较大规模企业增加投资,而抑制较小规模企业的投资,使其投资退出。第六,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市场规模变动程度,用2006-2018年中国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样本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探究不同市场规模变动程度下,市场结构对企业研发与投资行为影响的有效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的市场规模变动程度下,产业组织研发与投资行为的方式不同。当市场规模变动程度较小时,市场结构仍然是决定研发与投资行为的因素,这种研究范式在现有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框架内;而当市场规模变动程度较大时,市场结构不再能影响企业与投资行为选择,市场规模是影响研发与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打破了现有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行为研究范式。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解释产业组织理论一直以市场规模稳定为前提的研究范式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发展过程中市场规模变动程度较小,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规模快速变动。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孙振杰^[6]（2020）在《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旅游业具有广泛关联、综合性强的特点,不仅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密切,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重视,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综合功能正在逐步显现。旅游业发展已进入了“大旅游”时代,功能不断多元化,发展目标不仅包括经济目标,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目标;面向新时代,旅游成为人民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党十八大及以后提出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给旅游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机遇。共生理论主要用于研究生物种群之间物质能量交流关系,为认识旅游业与相关各方面的关联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目前的旅游共生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和城市旅游共生、旅游产业和企业共生、旅游资源和产品共生等方面,还缺乏系统完善的理论框架。长期以来对旅游发展与“五位一体”各方面共生研究的不充分导致旅游业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面向旅游发展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开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加强旅游发展与各方面的协调共生,在“五位一体”建设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本文遵循“协调共生、协同共赢”理念,将旅游发展的定位提高到社会经济整体的高度,把旅游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各方面对接,提出旅游共生体系统及其协调演化的理论框架,并以京津冀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有利于实现“大旅游”管理。全文共分为研究背景与基础理论、理论构建、实证分析、结论与展望四个部分,包括八章内容,具体如下:研究背景与基础理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指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首先说明了研究背景与缘起,论述了旅游共生体系统的提出过程及研究意义、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然后介绍了共生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含义,回顾共生理论在城市与区域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情况,综述了旅游共生相关研究的国内外进展,然后概括介绍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其他基础理论。理论构建部分包括第三、四章,提出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及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理论。首先界定了旅游共生、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体系统、旅游共生度与共生系数等概念,在研究旅游共生的现实表现和基础动因、旅游共生关系的主要类型、旅游共生体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然后通过分析旅游共生关系在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上演化的不同特征,提出运用共生度和共生系数判定两个维度上旅游共生关系演化状态的方法,阐释其演化机制,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理论。实证分析部分包括第五、六、七章,是对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外部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及评价的研究。首先解释了京津冀旅游共生的基础,研究了京津冀旅游行业共生体和旅游市场共生体的时空演化情况,从京津冀旅游协同过程及进展和构建旅游发展指数角度,整体上认识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然后把京津冀旅游发展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各方面分别视为单个共生单元,从共生关系、共生体的时空演化等角度分别对京津冀旅游-经济、旅游-政治、旅游-文化、旅游-社会和旅游-生态共生体展开研究;最后,对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状态和关联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分析旅游共生体系统演化中的主要风险,提出了促进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进化的对策措施。研究结论与展望部分,即第八章。该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指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并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发现:（1）运用共生理论把各种旅游关联现象抽象为旅游共生单元的共生关系,能够整合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既包括旅游内部的共生体系统,也包括对接“五位一体”各方面形成的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2）旅游共生关系在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上都形成了四种基本类型的关系,任何共生关系都是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组合。（3）旅游共生体演化是共生单元通过相互适应走向协调关系的过程,实质上是旅游共生关系在两个维度上的协调演化,用共生度和共生系数指标的正负值、大小比较等标准可以判定旅游共生体协调演化所处的不同阶段和状态。（4）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演化过程顺利,旅游行业共生体形成了一体化的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旅游市场共生体正在向高水平的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演化。（5）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整体处于明显的进化过程,表现为京津冀旅游-经济共生体和旅游-社会共生体进化良好,旅游-政治共生体和旅游-文化共生体进化较好,旅游-生态共生体进化一般;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关联协调度,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刘钦潼^[7]（2020）在《城市治理视域下“村改居”社区市民身份认同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改居”建设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政府通过“村改居”建设,不断拓展城市空间、集聚城市发展要素,城镇化率逐年升高。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偏重于土地城镇化,人口被动市民化问题突出,即使是“村改居”社区的居民也呈现出被动市民化问题,市民身份认同度低。同时,“村改居”社区治理成效偏低,未发挥促进居民城市融入、增强市民身份认同的平台作用。上述问题加剧社会不稳定风险,严重阻碍城市融合发展。2016年,国家明确要求,在“村改居”进程中,政府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以加快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施策施力、完善配套激励机制,助力人口市民化。因此,如何推进“村改居”社区的人口市民化,推进城市均衡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成为我国当下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运用城市治理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对“村改居”社区市民身份认同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结合青岛市“村改居”社区建设现状,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过渡性和复杂性是“村改居”社区的重要特征,导致市民身份认同危机,这对城市治理提出新挑战。因此,本文认为政府需要转变城市治理理念,提供政策支持,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培育和谐包容的社区文化,搭建居民融合平台,引导社区治理机制良性运转;加强居民教育,引导其适应城市生活,提高其再就业技能,激发其融入城市热情,最终达到增强市民身份认同,提高城市治理成效的目标。城镇化发展不可忽视人口市民化问题,“村改居”社区市民身份认同则是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内容,这事关城市治理成效和社会稳定。因此,政府、社区和居民要通力合作,发挥所长,努力探寻增强“村改居”社区市民身份认同的可行之策,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推进人的城市化,实现“村改居”居民城市融入,提高城市治理成效。

徐锋^[8]（2020）在《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资源,对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传播和认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挖掘并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道德精髓和思想价值,以期让中华民族灿烂的东方文明在全世界传播。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武德思想的发展脉络开始,在探索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演变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把握规律并以史为鉴,汲取优秀的思想道德精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本文主要围绕以下思路展开论述:首先,厘清“武德”、“传统武德”概念的缘起、内涵及武德思想的实质;其次,梳理各个历史时期最突出的武德思想内容及其特征,以及在传统文化的视域下,以少林和武当两个文化流派作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传统武德思想的内容及其特征;然后,通过对传统武德思想的梳理与分析,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重估;最后,揭示和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当代价值。基于此,本文研究观点主要概括如下:第一,武德概念最早萌芽于古代人类生存生产的劳动,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与发展。早期的“武德”与军事发展脉络相契合,既存在于彼此交融的个体与集团间,又分别存在于内涵各异的个体武德和军事武德中。个体武术武德或民间武术武德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传统武德既指传统的武德,又指武德的传统。传统的武德主要指历代存留下来的武德伦理思想、制度和规范,而武德的传统主要指从古延续至今、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武德伦理传统,囊括实践领域和精神领域,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传统武德思想的实质涵盖所有与“武”有关的思想品德内容,包括道德自觉、行为规范和精神价值等。第二,不同历史时期,武德思想内容和文化特征不同。本文以古代历史上武德文化特征明显、武德思想鲜明为分期理念,把武德思想的发展分为先秦、盛唐、宋元、明清四个主要时期。先秦经历了历史上重要大变革,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思想大繁荣大发展,“尚礼、尚谋、尚侠”是当时主要的武德思想内容。盛唐时期,唐王朝的开明政治与繁荣经济为社会形成崇武尚侠风气打下基础,“以武壮志、以武立志、以武言志”成为当时武德思想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在“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下,导致民间习武结社规范化、民间武术表演娱乐化特征明显,从而推动武术审美思想的伦理变迁。明清时期,明代的兵家思想为武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清王朝对民间武术的镇压使民间秘密结社和清规戒律兴起,武侠小说中侠者形象的塑造使侠者们行侠天下,镖师们侠骨义胆的高尚武德使镖局和镖师们镖行天下。第三,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墨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之根。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阴阳、佛家的禅定、墨家的侠义等思想,在传统武德思想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性的中国传统武术,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传统武术文化流派及特征,少林功夫和武当武术是其中的典型。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少林功夫修禅悟道的武德传统。道教文化与武当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武当武术养生修道的武德传统。少林武德与武当武德,形象反映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特征。第四,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以中国文化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形成了一套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教育意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仁爱为本的伦理核心、贵义轻利的价值导向、尊师重道的礼教风尚、忠诚守信的精神节气,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优秀传统。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传统武德思想的封闭性、神秘性和虚幻性等消极因素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糟粕,要加以批判和改造。因此,要使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发挥时代价值,满足现实需要,必须要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坚持武德思想的仁勇结合、内外相应、古今相继和真善相随。第五,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经过近百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自觉”后,留下优秀的武德思想内容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挖掘与弘扬,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优势,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路径,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视野。应积极发挥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内容优势、融入优势和传播优势,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共享,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任小琴^[9]（2019）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深入,我国的物质经济基础得到极大的发展,继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被提上日程之后,党和国家更加关注人民的幸福问题。事实上,让人民幸福是党和国家一贯的追求目标和永恒的事业。政府的工作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幸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事业,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幸福这个终极目的,发现大学生的幸福观至关重要。本研究探索了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一章、第二章为此进行了理论准备,第一章对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分析模式的设定等进行了论述,为研究做前期准备。第二章对幸福观的相关理论资源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幸福观、幸福观养成教育进行理论建构,为研究做了理论准备。第三章是在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研究了我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分为三个方面,“时代背景”是首要考察的环节。幸福观养成教育要确立目标,除了传统意义和普适意义上的目标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有新的时代性目标,即幸福观养成教育需与中国梦、核心价值体系、健康财富观、市场文化等融合起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我国当前的时代存在很多机遇,当然也有来自教育客体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各种挑战。“历史考察”回顾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以政治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经济转型期以经济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则回归当代,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的多少,与其幸福观是紧密相连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总体向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幸福感总体并不十分强烈;在对幸福的系列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上,不少大学生存在偏差;在追求幸福的路径、方式、受挫反应上,部分大学生存在不理性的态度。此外,在幸福观认知领域、追求领域、享有领域的养成教育上,我国采取的通常做法是不够完善的,幸福观教育还面临着一些困境。第四章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上,从更细致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五元分析模式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个人进行了全方位的五元分析。首先,从政府层面,政府应当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起引领的作用;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应当在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上有积极的影响;再次,从高校的层面,高校是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直接承担者,肩负着教育的重任;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家庭应助推大学生科学幸福观的内化;第五,从大学生个人的层面,个人作为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内因和受益者,必须有能力和有觉悟进行自省。这五个方面的应然和实然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大量实证调查,探索了存在差距的原因。第五章在国内分析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国外,以期分析国外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做法、经验和借鉴。选择美国、英国、法国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三个国家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基本举措,研究起主要特点,并分析了我国在五元视角下可以反思和借鉴的经验。第六章是对策章,基于上述对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目标研究、历史考察、现状分析,结合五元分析的结果,同时借鉴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这些对策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包括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微观上的具体设计。具体来看,首先,政府层面的设计。政府当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当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从财富分化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从多元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第三,从高校的层面。高校当走出认识误区,设立目标体系,细化目标群体,依托心理科学,进行科际整合,完善现实对接,优化学科设置,发展体验式与价值选择式教学。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应大力推行家长教育,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第五,从个人的层面。个人当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自觉意识;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自觉抵制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提高精神境界和需要层次。第七章主要针对五元要素之间要互动起来,形成动态与静态的结合,更好地完成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

唐诗^[10]（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二、21世纪,行为方式变不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行为方式变不变?（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3）小学数学“有过程的归纳教学”模式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市场规模变动的制造业企业研发与投资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城市治理视域下“村改居”社区市民身份认同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1世纪,行为方式变不变?（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D]. 李亚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3]小学数学“有过程的归纳教学”模式建构[D]. 石迎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基于市场规模变动的制造业企业研发与投资行为研究[D]. 宋南. 吉林大学, 2020(03)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D]. 孙振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城市治理视域下“村改居”社区市民身份认同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D]. 刘钦潼. 山东大学, 2020(02)
• [8]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D]. 徐锋.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 [9]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D]. 任小琴.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4)
•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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