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11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冯静静[1]（2021）在《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州常年因气候、洪涝灾害、群众生活环境差、医疗设备不足、封建迷信思想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种疫病频发。特别是麻疹、白喉、百日咳、猩红热、伤寒、疟疾、乙脑等急性乙类传染病的肆虐,造成大量的人口患疫和死亡,严重阻碍了郑州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面对疫病丛生的局面,郑州市党和政府积极投身于公共卫生防疫事业中,明确防治疫病的政策法规,健全疫病防治卫生机构,利用各种途径开展防治疫病宣传,实行疫情调查制度和报告制度以及强化隔离治疗、预防接种、环境卫生整治等一系列防治疫病流行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蔓延。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郑州市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这一时期卫生防疫运动中来,促使了传染病防治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郑州市在疫病防治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成功地遏制了传染病的肆虐,改善了郑州城市环境卫生面貌,而且提高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国家的建设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为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在郑州的巩固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本文以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为视角,着重论述了政府和民众防治疫病流行所采取的措施,有效地降低了各种疫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积累了丰富的卫生防疫、改善环境、提高群众卫生防疫观念等宝贵经验,建立起一套卫生防疫体系。为当下党和政府理性而有组织地运用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进行防治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说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俞瑾淳[3]（2021）在《2009-2018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了解肺结核在西双版纳州2009—2018年的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探索西双版纳州各乡镇（街道）肺结核患者时空分布特征及可视化展示,查找该地区肺结核发生的冷/热点区域,进一步探索肺结核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当地气候因素的相关性,为识别肺结核重点防控区域、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计划等建立科学的理论基础。[方法]从结核病疫情网络专报系统收集西双版纳州2009—2018年登记的肺结核患者基本信息和相关数据,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卫生统计年鉴收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所辖县市、乡镇（街道）人口学数据资料,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气象局收集平均气温、日照总时数（时）、极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等气象资料。（1）采用描述流行病学对报告肺结核患者特征进行三间分布描述;（2）利用圆形分布法探索肺结核报告病例数的季节性分布,推算肺结核发病的高峰日和高峰期;（3）通过计算Moran’s I值、绘制Moran散点图验证肺结核的发病率在各研究区域内是否具有全局空间自相关;（4）通过计算Getis-Ord General G统计量来查看肺结核发病地区高值或低值的聚类程度;（5）通过计算Anselin’s Local Moran’s I值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把所研究区域分为四种聚类,计算Getis-Ord Gi*统计量探讨肺结核病报告发病率的“冷点”和“热点”区域;（6）采用非参数Spearman相关性分析,找出与肺结核发病有关的气象因素。[结果]（1）2009—2018年西双版纳州累计报告肺结核病患者8304例,报告发病率由2009年的46.69/10万上升到2018年的141.07/10万,10年间平均报告发病率为85.40/10万,报告肺结核病例最多的地区是景洪市,共4184例（占总数的50.39%）,发病例数最少的地区是勐海县,共1984例（占总数的23.89%）。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是景洪市,10年间发病率平均101.41/10万,发病率最低的地区是勐海县,10年间发病率平均60.95/10万。（2）肺结核报告病例数全年均有发病例数报告。报告情况呈双高峰分布,即1～2月报告病例数较少,5～6月出现高峰,7～10月稍有下降,11～12月再次出现一个小高峰。（3）圆形分布法分析,2009—2018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报告病例数发病时间呈现集中趋势（r=0.0707,.Z=41.4823,P<0.05）,推算肺结核发病高峰日为7月27日,流行高峰期为3月16日至12月8日。（4）男性肺结核发病率（115.33/10万）高于女性（55.40/10万）;36～60岁的青壮年报告病例数最多（占总数的48.54%）,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发病率最高（133.22/10万）;少数民族发病率（75.22/10万）低于汉族（120.63/10万）,少数民族中,哈尼族报告病例数最多,2352例（28.32%）,其次是傣族,1397例（16.82%）;肺结核患者中农民患者所占比例最大（占总数的65.86%）。（5）全局自相关分析显示,2009—2018年全局Moran’s I指数范围从-0.096到0.213,2015年有统计学意义（P=0.021<0.05）,其他年份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2015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报告发病率有空间聚集性,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其他年份在空间上不存在聚集性,表现出随机分布。（6）高/低聚类分析显示General G观测值均>0,2012年（P=0.017<0.05）和2015年（P=0.006<0.05）有统计学意义,提示2012年、2015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在32乡镇（街道）区域范围内有正相关关系,呈现高值聚集,其他年份呈随机分布。（7）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测发现2009—2012年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勐腊县的关累镇,景洪市的基诺乡、勐罕镇、勐养镇,2013—2016年主要集中在景洪市的基诺乡、勐罕镇、勐养镇、嘎洒镇,2017年、2018年全州无热点区域;2009—2015年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勐海县的勐混镇、勐海镇、勐满镇、打洛镇,2016—2018年无冷点区域。（8）经非参数Spearman相关分析,景洪市肺结核报告发病率与当地平均气温、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日照总时数不相关（P>0.05）。勐海县、勐腊县肺结核报告发病率与平均气温存在负相关关系（rs<0,P<0.05）,与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日照总时数不相关（P>0.05）。[结论]（1）2009—2018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报告发病情况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肺结核报告病例数呈现出季节性波动,报告情况呈双高峰分布,景洪市是报告肺结核病例最多的地区,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地区。（2）西双版纳肺结核患者男性高发,青壮年患者居多,老年人多见,农民患者比例高。汉族的报告发病率虽高于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报告病例数多于汉族,其中哈尼族报告病例数最多。（3）2015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报告发病率存在空间聚集特征,其余年份呈随机分布;2012年和2015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报告发病情况存在高值聚集,其他年份呈随机分布。（4）2009—2016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景洪市的基诺乡、勐罕镇、勐养镇,勐腊县的关累镇;2009—2015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勐海县的勐混镇、勐海镇、勐满镇、打洛镇。2017、2018年无热点区域,2016—2018年无冷点区域。（5）勐海县、勐腊县的肺结核发病率与平均气温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肺结核发病率随平均气温的升高而降低。（6）近年来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工作开展规范,今后的防控工作应因地精准施策,分类重点防治。
胡晖[4]（202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失灵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已经一年有余,对全球各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都带来巨大考验。我国尽管积极采取了各项防疫措施,但在疫情爆发初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却未得到及时启动,处于“失灵”状态,预警迟迟未得到发布,原因令人费解。然而,及时启动预警机制,发布预警,能够有效指导行政应急机关开展应急处置,保障政府与社会之间进行及时有效的风险信息沟通,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保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避免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本文以风险规制理论与应急法治理论作为指导,研究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规定,分析预警机制失灵问题的原因,结合最新的防疫动态,为构建一个能够灵敏启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建言献策。从应急法治理论的角度而言,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应急法治的前提,但当下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构造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具体表现为:当下预警主体规定存在着冲突,预警等级的划分与预警权限的配置不合理,而且预警机制启动的路径也不通畅,预警应有的法律后果也未得到法律确认。风险规制理论认为良好的风险信息交流机制是启动预警的重要前提。然而,当下预警信息的来源过于单一,且未能准确把握舆论规制程度,难以形成良性社会舆论来督促应急机关及时发现风险;此外,预警与信息发布制度存在冲突,预警机制也被风险等级宣告所取代。为了破解这些困境,首先,需要完善应急法律体系,规定统一的预警主体,划分科学的预警权限;其次,要构建科学通畅的预警启动路径,以“法定传染病”代替“重大传染病”,疏通以“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发布预警的路径;为了便于预警的实际操作,应当构建三级预警等级划分体系;为了扩大预警信息的来源通道,需要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功能,拓宽外部信息来源;最后还应认识到预警与信息发布是相互联系的,应当统一发布主体,规范预警发布次序,消除制度间的冲突。
刘双[5]（2021）在《20092018年辽宁省朝阳市法定传染病疫情变化趋势及重点传染病预测》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辽宁省朝阳市2009～2018年法定传染病流行病学特点及动态变化规律,预测其发生发展的变化趋势,初步预测2021年部分重点传染病发病情况,为卫生行政部门传染病防治和卫生应急工作部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下载2009～2018年朝阳市法定传染病数据,应用Excel 2007和SPSS 26.0统计软件分析总体传染病疫情概况及重点传染病疫情规律,采用ARIMA时间序列模型对2021年朝阳市部分重点传染病疫情进行预测。结果1、辽宁省朝阳市2009～2018年共报告乙类和丙类传染病28种,发病人数86244例,年均发病率280.55/10万。其中乙类传染病20种,发病人数59258例,年均发病率192.76/10万;丙类传染病8种,发病人数26986例,年均发病率87.78/10万,法定传染病年均发病率排名前三位分别为丙肝、肺结核、乙肝。2、按照法定传染病传播途径分类,年均发病率最高的是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发病数36838例,年均发病率119.83/10万,其次为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数17112例,年均发病率55.66/10万。3、历年传染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0年发病率最低,2018年发病率最高。发病呈现明显的季节性,主要集中在6～8月。在各年龄组中,10岁及以下组年均发病率最高,其次是60岁及以上组。历年男性发病率均高于女性,男女性别比1.79:1。职业分类构成中发病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其次是散居儿童,第三是家务及待业人员。4、法定传染病年均发病率排名前三位的地区分别是双塔区、建平县、北票市。年均死亡率排名前两位地区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龙城区。5、肺结核历年发病趋势趋于稳定,丙肝、乙肝历年发病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乙肝以50岁及以上不满60岁组年均发病率最高,肺结核、丙肝以60岁及以上组年均发病率最高,乙肝、丙肝、肺结核发病以农民为主。6、建立ARIMA乘积季节模型,丙肝最优模型ARIMA（1,1,2）（1,1,2）12,乙肝最优模型ARIMA（0,1,1）（0,0,1）12,肺结核最优模型ARIMA（1,0,0）（0,1,0）12,预测模型拟合度较好且预测精度较高,预测2021年朝阳市重点传染病丙肝、乙肝、肺结核的发病数分别为1885例、1950例、1317例,符合朝阳市历年传染病发病水平,三种传染病的发病在2021年较前均呈上升趋势。结论1、辽宁省朝阳市2009～2018年法定传染病发病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以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年均发病率最高,年均发病率最高的法定传染病是丙肝,其次是肺结核、乙肝。10岁及以下的儿童、男性发病率偏高、职业分类构成中农民占比较大,朝阳辖区内双塔区、建平县、北票市为高发县区,应多方面着重加强防控力度。2、ARIMA乘积季节模型对朝阳市重点传染病预测效果好,精度高,可用于短期传染病预测,预测2021年丙肝、乙肝、肺结核发病呈上升趋势。
李艳君[6]（2021）在《气象因素对呼吸性传染病的发病分布影响及非药物干预措施对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前言:呼吸系统传染病是世界范围内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造成全球约400万人死亡,在直接医疗费用和间接生产力损失方面给社会经济以及卫生系统造成了巨大负担。此外,近年来新兴的呼吸道病毒,例如H5N1禽流感病毒、导致2009年流感大流行新型H1N1病毒以及2019年出现的SARS-Co V-2病毒等,均对全球健康和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流行性感冒（Influenza）,简称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性呼吸道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流感病毒感染是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原因,与14%的急性下呼吸道疾病相关,每年有5-10%的成年人和20-30%的儿童感染流感,导致全球300-500万例严重病例,约100万人死亡。尽管目前针对流感病毒有疫苗和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但由于病毒变异等多种综合因素,每年由于流感病毒感染仍会对全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造成重大影响。流感的季节性表明,气象因素可能对其传播具有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每年约有340万例与流感相关的门诊病人和8.8万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中国地域广阔,气候类型多样,根据积温分布,全国划分为5个温度带和1个特殊的青藏高原区,了解我国分布于各温度带省份的流感流行的趋势特征,对从国家层面宏观把握全年流感流行的动态分布,提前部署公共卫生防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气象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导致呼吸系统传染病病毒的生存和传播,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气象因素对空气污染物的形成和分布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呼吸系统传染病中的肺炎是全世界儿童最主要的传染性死亡原因,2017年,肺炎导致全球超过80万名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占所有5岁以下儿童死亡构成比的15%。有研究指出儿童肺炎感染水平不仅与病原体和遗传因素有关,气象和空气污染物也是导致儿童感染肺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儿童每单位体重的空气吸入量大于成年人,并且鉴于儿童的免疫系统和各个器官仍然处于发育阶段,使得儿童成为一个对于危险因素暴露更加敏感的人群。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儿童目前对空气污染的暴露是以前几代人未曾经历的,据预测,这一代在生命后期罹患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水平将是空前的,肺炎引起的疾病负担可以也应该被预防。因而,探讨气象因素及空气污染物对我国儿童肺炎感染的影响对于人群加强个人防护以及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中文简称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全球范围内实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和非药物干预措施（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NPIs）,包括封城、封闭学校、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带口罩、手卫生、公共场所消杀、保持社交距离等。由于新冠与流感一样,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被认为是呼吸液滴,各种NPI的采用目的是大幅度减少人群的接触率,从而减缓病毒的传播,因此,这些针对新冠预防的NPIs措施对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的传播也起到了相同的遏制作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同处北温带的中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韩国在流感流行模式上是否还呈现出相似的季节性特点?或者说是否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在影响力比较大的国际和国内水平的NPIs作用下,以上国家的新冠病例发展趋势是怎样变化的?此外,由于NPIs措施也是防控其它传染病传播的有效途径,在这些措施下,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哪些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下降与否、高峰何在、幅度如何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在呼吸性传染病中,流感和新冠都能引发全球大流行,由于其影响规模广泛,波及人口众多,引发了全球学者的广泛研究,为了全面了解本课题研究领域的相关进展,我们首先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该领域的发表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详实的文献学基础。研究目的:（1）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全面了解气象因素和NPIs对流感以及COVID-19流行影响作用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而为本研究的设计开展提供翔实客观的文献学支撑。通过梳理该研究领域的国家、作者、研究主题以及文献被引情况等信息,并对文献特征进行客观分析,全面掌握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现状及热点问题,所得结论将为本研究下一步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2）通过开展基于省级水平的流感流行模式以及流感流行和气象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了解我国分布于各温度带省份的流感流行的趋势特征,对从国家层面宏观把握全年流感流行的动态分布,提前部署公共卫生防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分析NPIs措施对北温带国家新冠和流感流行趋势的影响,辨析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受各国疫情防控政策和NPIs措施影响,同处北温带的中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的流感流行季节性特征和流感流行变化趋势,以在新冠和流感同时开展常态化防控的未来给出一定的支撑依据。（3）利用气象因素和大气质量监测指标对中国沈阳地区儿童肺炎发病的影响及建模分析,以探查大气污染物以及气象因素的短期效应与沈阳地区儿童肺炎门诊日就诊人次的相关性。（4）通过比较2009-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发病规律,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研究2020年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的变化,探索NPIs对不同传播途径的传染病的作用大小及其强度。材料与方法:第一部分的研究综合使用Cite Space和R软件,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来呈现气象因素及NPIs与流感及新冠联合研究领域已发表文献中科学知识的可视化。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结果获得气象因素及NPIs与流感及新冠联合研究领域的发文趋势,主题演化趋势以及当前研究热点,指导论文其他部分的研究方向。第二部分研究通过利用月平均年度百分比（Monthly annual average percent,MAAP）作为评价流感病毒流行水平的指标,将MAAP之和达到全年75%的最少几个月份作为本年度流感流行期,绘制2005-2016年间中国各省气象及流感流行的分布特征图。通过SPSS软件计算各省气象因素和MAAP的相关性,根据第一部分的文献计量学结果,我们在此处纳入的气象学指标包括温度、相对湿度、气压及降水,进而应用R软件绘制全国逐月流感流行分布图及各省流感MAAP同气象因素趋势图。选取位于北温带的9个国家为代表性研究对象,基于人口密度计算各国的流感发病率,通过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展示各国2015/16至2019/20流感季流感病例整体及分型毒株的流行趋势,以及2020年1月以来,在WHO和各国代表性卫生事件及NPIs的作用下,不同国家之间流感病例和新冠病例的发病变化趋势。结合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NPIs措施,绘制各国新冠疫情发展变化趋势。通过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新冠发病数据的存储和前期处理,插图,涉及到的R包包括ggplot2以及ggpubr等。在文献计量学和第二部分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第三部分研究选定与气象因素相关性较强中国北方城市沈阳作为研究地点,通过构建基于泊松分布的广义相加模型探讨环境气象因素对沈阳地区儿童肺炎发病率的影响。在控制住星期几效应、节假日效应和周末效应之后,通过模型的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赤池信息准则）数值进行最优模型的选择,构建单污染物模型和多污染物模型。文献计量学分析显示有关NPIs措施的建模研究目前属于该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第四部分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模型研究2020年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的变化,探索防控措施对不同传播途径的传染病的作用大小及其强度。假定传染病月别发病数据具有一定季节性、周期性和趋势性的时间序列规律。通过传染病的月别历史发病率拟合最优的时间序列模型并预测下一年的传染病发病率。考查模型的准确性,候选模型包括指数平滑和SARIMA模型。结果:文献计量学显示气象因素与流感联合研究的文献发表量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而NPIs与流感及新冠的相关性研究在2020年前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但2020年相关文献发表量呈现出暴发式增长。温度和湿度是气象因素和以流感为代表的呼吸道传染病相关性研究的主要气象学因素。在我国,随着纬度的增加,各地区流感流行的全年集中趋势越显着,流行期相对缩短,流行月份主要集中在冬春季,高纬度地区流感流行强度与气象因素的关联性较低纬度地区更显着。气温、气压、相对湿度和降水四项气象学指标中,气压和各地区流感流行强度呈正相关,除中国南方个别地区,气温、相对湿度和降水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流感流行强度呈负相关。北温带各国历年流感流行曲线均呈现典型的单峰模式,且都集中在冬春季节流行,人口密度校正后的流感病例数显示美国和加拿大历年的流感流行情况较其他国家严峻。受NPIs的影响,中国2019/20流感季的监测数据从第2周起就开始迅速下降,第9周左右就提前结束了本季流感,其他大部分国家本季流感流行趋势也在第10周左右集中出现下降趋势。中国在一系列严格的NPIs的出台和全民高度配合的下,于3月初就控制住了新冠疫情进展,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发展在四月初到四月中旬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新冠发病趋势后续又出现不同程度的抬高。由于缺乏各国NPIs开展和执行力度的详细数据,我们选取的代表性公共卫生政策及重要疫情防控事件的发布时间点和各国新冠发病趋势的相关性并不明显。通过对沈阳地区儿童肺炎发病情况和环境气象因素的建模分析,我们发现单污染物模型中O3对模型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PM2.5和SO2。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O3、平均气温、PM10、平均气压、风速和日平均相对湿度作为变量纳入到最终的多污染物模型当中。一定数值范围内,O3对儿童肺炎门诊量的效应随着其浓度的上升而变弱,平均气压和日均相对湿度对儿童肺炎门诊量的影响变化不大,风速达到3.5m/s左右时,对门诊量的影响最为显着,PM10则在125μg/m3浓度左右达到最大效应。通过对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情况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我们发现时间序列模型对大多数病种发病率的拟合效果都比较良好。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与时间序列预测值相比,以飞沫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实际传染病发病率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次为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再次为消化道传染病,对虫媒与自然疫源性疾病作用最小。结论:（1）温度和湿度是气象与以流感为代表的呼吸系统传染病联合研究的主要气象学因素。既往关于NPIs与流感的联合研究并不算多,2020年相关研究迅速增加,并将主题进一步细化,比如手卫生、接触追踪等,此外和NPIs相关的模型研究也形成了新的研究类别,关于NPIs与呼吸系统传染病的建模研究可能将持续其研究热度。（2）据我们了解,本研究第一次在中国范围内以省为单位整合十余年的流感病例和气象数据进行的定量分析。通过将病例数据进行MAAP转换,使流感在我国各地区的流行模式更加清晰,这种方法也可以为其他具有季节性规律的呼吸系统传染病提供流行期确认的方法参考。选取的北温带9国历年流感流行期均呈单峰流行模式,且集中于在冬春季节高发,受国际及国内NPIs措施作用影响,北温带各国2019/20流感季均提前结束。（3）广义相加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不同环境气象因素条件下,沈阳地区儿童肺炎的发病情况,O3、平均气温、PM10、平均气压、风速、日平均相对湿度、PM2.5以及SO2是对儿童肺炎发病影响比较大的指标。（4）大部分传染病适用于通过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分析,除了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外,应对COVID-19采取的措施对中国经呼吸道、消化道、血源及性传播的法定报告传染病的防控具有辅助作用。措施对呼吸道传染病作用最大,其次为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再次为消化道传染病,对虫媒与自然疫源性疾病作用最小。
陈虹[7]（2020）在《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2013年～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现状,评价不同年度、不同分级（一级、二级、三级）、不同行政区划级别（省级、区级、乡镇级）、不同地域（市区、近郊、远郊）等维度的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并进行综合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揭示出法定传染病报告管理工作中的现存问题,为明确今后工作重点及提升传染病报告质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13年～2018年间分别在天津市16个行政区的不同分级医疗机构（共360家）内开展调查,通过计算法定传染病报告率、及时率、完整率、准确率和一致率等五项指标来评价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并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年度、不同分级、不同行政区划级别、不同地域的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之间的差异;采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erforma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method,TOPSIS法）对上述五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以法定传染病的漏报率、迟报率、不完整率、不准确率、不一致率五个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各种因素。结果:1.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分指标评价:共调查360家医疗机构共6204例法定传染病,2013～2018年天津市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6年合计报告率及其95%置信区间（95%CI）为97.79%（97.43～98.16）,及时率为97.12%（96.69～97.54）,完整率为97.52%（97.09～97.94）,准确率为80.43%（79.34～81.53）,一致率为93.15%（92.46～93.84）。2.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差异比较:发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结果如下:报告率、准确率和一致率指标随年度增加呈现上升趋势（?2趋势=13.768,P<0.001;?2趋势=43.334,P<0.001;?2趋势=4.287,P=0.038）,完整率指标随年度增加呈现下降趋势（?2趋势=15.518,P<0.001）。三级医疗机构在报告率、及时率、完整率和一致率方面均低于二级医疗机构或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准确率最低,其次为三级医疗机构,一级医疗机构准确率最高;省级医疗机构报告率、及时率、完整率、准确率和一致率均低于区级医疗机构和乡镇级医疗机构;市区医疗机构报告率、及时率、准确率均低于远郊医疗机构;乙类传染病报告及时率低于丙类传染病;门诊传染病报告准确率低于住院传染病报告;肠道、呼吸道、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播途径传染病的报告准确率低于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的结果。“十二五”（2013年～2015年）期间的报告率、准确率和一致率指标均低于“十三五”期间（2016年～2018年）,“十二五”期间完整率指标高于“十三五”期间。3.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综合评价:采用TOPSIS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年度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由优到劣排序依次为2016年最优,而后顺位依次为2018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4年报告质量最劣,报告质量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不同分级、行政区划级别、地域的医疗机构TOPSIS法综合评价结果如下,2013年、2015～2018年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一级医疗机构,2014年三级医疗机构<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2013～2015年省级医疗机构<区级医疗机构<乡镇医疗机构,2016～2018年区级医疗机构<省级医疗机构<乡镇医疗机构;2013、2015和2017年排序结果为市区医疗机构<近郊医疗机构<远郊医疗机构,2016年和2018年排序结果为远郊医疗机构<近郊医疗机构<市区医疗机构。4.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法定传染病信息漏报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地域、医疗机构分级和法定传染病分类。随年度的增加,漏报的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远郊漏报风险低于市区医疗机构,OR值为0.50（95%CI:0.32～0.79）。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漏报风险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分别为0.47（95%CI:0.30～0.73）和0.41（95%CI:0.22～0.78）。丙类传染病漏报风险是乙类的1.64倍（95%CI:1.13～2.36）。法定传染病信息迟报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地域和医疗机构分级。随年度的增加,迟报的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近郊和远郊医疗机构迟报风险低于市区,OR值分别为0.37（95%CI:0.26～0.53）和0.26（95%CI:0.17～0.40）。一级医疗机构迟报风险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为0.16（95%CI:0.06～0.39）。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完整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和医疗机构分级。随年度的增加,不完整的风险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传染病信息报告不完整的风险均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分别为0.04（95%CI:0.01～0.13）和0.09（95%CI:0.03～0.28）。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准确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地域、医疗机构分级和病例来源。随年度的增加,不准确的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近郊和远郊医疗机构不准确风险低于市区,OR值分别为0.68（95%CI:0.57～0.81）和0.71（95%CI:0.59～0.87）。二级医疗机构不准确风险是三级医疗机构的2.97倍（95%CI:2.51～3.50）,一级医疗机构不准确的风险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为0.15（95%CI:0.10～0.22）。住院来源的病例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准确的风险低于门诊来源的病例,OR值为0.48（95%CI:0.38～0.60）。法定传染病信息不一致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和医疗机构分级。随年度的增加,不一致的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不一致风险均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分别为0.31（95%CI:0.22～0.42）和0.32（95%CI:0.20～0.49）。结论: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达到“十二五”和“十三五”整体目标,报告率、及时率和完整率高于95%,准确率和一致率仍需提高。六年间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度间比较结果存在波动,提示传染病报告工作存在薄弱环节,院内管理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年份、医疗机构分级、地域对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有影响。低分级和低行政区划级别医疗机构报告质量高于高分级和高行政区划级别医疗机构,即一级医疗机构好于二级、三级医疗机构,乡镇级医疗机构好于区级、省级医疗机构,郊区好于市区医疗机构,二级、三级、区级、省级、市区医疗机构是加强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管理的重点。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医疗机构院内管理工作的落实到位,从而进一步提升全市传染病报告整体工作质量,为科学防控疾病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张斌斌[8]（2020）在《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文中提出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校本课程越来越得到国家和地方的重视。《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版）》中明确指出要开发出具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同时,近年来,传染病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对学生进行传染病知识的教育势在必行,不仅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健康观念,也有助于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本研究基于高中新课标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以及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以“传染病与防控”为主题,结合广州市东涌中学的学校特色和学生需求,尝试开发出具有地区或学校特色的高中校本教材,以便于对学生进行传染病与防控知识的教育和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对广州市东涌中学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东涌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以及高校大一、大二学生进行学习需求分析和传染病知识知晓率调查。其次,根据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与学校、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课程目标的设计和教材内容的组织编排,最终将校本教材的章节定为3章15节6活动。接着以学生自主报名的方式组建实验班,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实验班进行校本教材的教学。最后,运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环节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检测学生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并判断校本教材开发与实践的实际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通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学习,对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达到了以新课标为基准的课程目标要求,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也得到了提高,其学业测试的平均分提高了13.45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合作探讨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得到了提升;形成了“防控并重”的观念;提高了学生对生物学课程的兴趣,加强了学生应用生物学原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的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有了大幅度地提升。在课程回访中,学生表明在学习完本教材后,他们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做好了个人的防疫工作,并向父母或身边的人宣传了新冠的危害性,教会他们应对新冠的方法,很好地保障了自身及周围人的生命安全,也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满足。此外,在开发与实践过程中,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发展,对教育教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课程编制与组织的能力。
罗红廷[9]（2020）在《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卫生”,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被赋予了国家、民族等多重意蕴,成为近代中国摆脱落后、贫弱的重要工具,由此引发了“卫生救国”思潮的广泛传播。在“卫生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真正导致国人病弱的原因并非是个人卫生的不讲求,而是缺乏“公共卫生”的推行,故自20世纪初,公共卫生事业开始在国内被大力推广,成为城市市政和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战时中国首都的重庆无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国际地位都得以空前提高,然而此时重庆的城市卫生状况却与其陪都的城市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此前虽经过战前重庆城市卫生治理以及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但城市内部的清洁状况依然堪忧,市民的卫生观念也十分缺乏,从而使得市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城市的宜居程度都大打折扣。基于此,国民政府及社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当局改进陪都重庆的城市公共卫生,并希望借此能够实现强健市民身体、促进陪都城市发展以及为抗战服务等目的。为保障公共卫生事业开展的长期性和广泛性,同时也能够完成国民政府有关陪都卫生的行政命令起见,战时重庆市政当局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运动,这些卫生运动不仅开展频繁,而且种类多样,几乎涉及了公共卫生的各个领域。在运动开展的具体过程中,首先通过清洁运动、疫病防治运动的实施,进一步充实了战时重庆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和环卫系统,实现了对重庆市政建设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其次,凭借疫病防治运动、夏令卫生运动以及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充分带动了市民对公共卫生运动参与,让市民在亲身参与卫生运动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我的公共卫生意识,改造自身的不良卫生习惯,从而促进对市民现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培养,改变其过去“只讲私而不顾公”的落后卫生认知;此外,鉴于重庆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对建设战时中国首都城市形象的重要意义,战时重庆市政府推动实施了灭鼠运动、清洁运动以及规矩运动,通过此三大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极大缓解了市内的鼠患以及由鼠患带来的居住问题,也改造了战时重庆的市容市貌以及市民的陈规陋习,推动了清洁整肃的首都形象得以形成。透过战时重庆市政当局对陪都城市公共卫生的治理,可以看出战时重庆城市公共卫生运动的实施虽是基于对城市卫生问题的改良,但其最终的实施效果却达到了促进城市市政完善、市民观念进步以及城市形象良好等多个方面。而就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而言,无论是市政的完善还是市民观念的进步,抑或是城市面貌的良性发展,都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都市的必由之路。由此,根据战时重庆城市公共卫生运动对重庆城市发展的促进,我们可以说:城市公共卫生进步的意义不仅停留于卫生本身,实则也意味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提升。所以,卫生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促进意义是应当,也是值得被肯定的。
杨振阳[10]（2020）在《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程度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背景:传染病一直以来都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自进入二十一世纪,艾滋病、结核病、肝炎病毒等常见传染病仍又死灰复燃,新发传染病也不时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从2003年国内SARS的爆发,到国外墨西哥甲型H1N1、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从过去天花病毒等重大传染病的爆发,到最近国内多地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扩散,并呈现出全球蔓延的趋势,传染病对人们生命财产的影响已越来越大,危害的程度也在逐步加深。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覆盖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传染病防控机制,从行政层面上建立体制框架,使得传染病防控工作常态化、高效运行。本课题从宏观政策层面研究了传染病的管理运行机制,包括管理与监控机制、计划与评价机制、筹资与补偿机制、协调与激励机制4个方面,为传染病综合防控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目的:分析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的建设现状,定量梳理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依据政策文件定性解释及量化指标定量验证,形成浙沪两地传染病领域管理运行机制的优化策略和建议。方法:以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政策制定科学程序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并基于规范差距分析、比较分析法的思路,通过横向、纵向分析与量化评价浙沪两地管理运行机制的现状、与适宜标准的比值,明确浙沪两地管理运行机制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优化策略和建议。使用SPSS16.0进行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运用相关性与回归分析等方法,验证评价结果与公众健康结果的关系。结果:（1）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程度的量化评价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的量化评价:综合量化得到2017年浙沪两地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基本持平,分别为38.0%和39.7%,与适宜标准的比值分别为44.7%和46.7%;两地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与各自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均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P<0.01）,方程解释程度分别为25.3%和64.4%。计划与评价机制健全程度的量化评价:综合量化得到2017年浙江省传染病计划与评价机制的健全程度为49.3%,较上海市低（59.0%）,与适宜标准的比值分别为58.2%和69.4%;两地计划与评价机制的健全程度与各自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间均呈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P<0.01）,方程解释程度分别比为32.1%和81.0%。筹资与补偿机制健全程度的量化评价:综合量化得出2017年浙沪两地筹资与补偿机制的健全程度均为66.3%;两地筹资与补偿机制的健全程度与各自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间均呈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P<0.01）,方程解释程度分别为23.3%和54.0%。协调与激励机制健全程度的量化评价:综合量化得出2017年浙江省协调与激励机制的健全程度明显低于上海市（24.8%vs61.1%）,与适宜标准的比值分别为40.6%和71.9%;两地协调与激励机制健全程度与各自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间均呈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P<0.01）,方程解释程度分比为30.1%和46.1%。（2）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与健康结果量化评价综合量化得出2017年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分别为44.8%和55.1%,上海市略优于浙江省,两地与适宜标准的比值分别为52.7%和64.8%;随着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程度的提升,两地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两地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与各自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性（P<0.01）,方程解释程度分别为31.3%和65.4%。结论:（1）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发展建设正在进行浙沪两地传染病相关业务部门职责已基本明确,激励机制已基本覆盖相关各方,中长期规划已基本覆盖传染病问题;在协调机制的建设方面,虽然浙沪两地差异较大,但两地已逐渐重视从立法层面,来保障协调工作的权威性。（2）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建设仍需长期奋斗虽然浙沪两地传染病领域已基本建立筹资与补偿机制,但经费投入总量、增长机制、政府主导程度仍未定量明确;另外,两地强力支撑部门的职责仍有待完善,尤其两地财政部门的职责仍需明确,进而阻碍了筹资与激励机制的落实;浙沪两地也缺乏对定量与敏感指标的设置。
二、2003年11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11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状况 |
| 2.国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史料与方法 |
| 1.研究史料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 |
| 1.研究特色 |
| 2.创新之处 |
| (五)核心概念界定 |
| 1.时间界定 |
| 2.区域界定 |
| 3.急性乙类传染病概念界定 |
| 一、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概况 |
| (一)疫病的流行 |
| (二)疫情流行月份与季节特征 |
| (三)疫病流行造成的社会危害 |
| 1.人口疫死 |
| 2.社会秩序受到影响 |
| 3.各行各业受到冲击 |
| 4.社会经济发展受阻 |
| 二、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原因 |
| (一)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 |
| 1.气候因素的影响 |
| 2.洪涝灾害的影响 |
| (二)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 |
| 1.环境卫生条件差 |
| 2.医疗设备不足 |
| 3.封建迷信思想 |
| 三、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的防治措施 |
| (一)政府的防疫措施 |
| 1.完善疫病防治的政策法规 |
| 2.建立卫生防疫组织 |
| 3.开展卫生防疫宣传 |
| 4.预防接种 |
| 5.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
| 6.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 (二)政府的治疫措施 |
| 1.调查疫源地 |
| 2.全面普查,澄清疫情 |
| 3.交通检疫与隔离 |
| 4.中西医结合治疗 |
| (三)群众防治疫病的措施 |
| 1.群众积极参与 |
| 2.驱邪避疫与土法防治 |
| 四、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的成效与经验 |
| (一)疫病防治的成效 |
| 1.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增加了卫生医疗机构 |
| 2.改善了市区卫生面貌,提高了群众卫生防疫观念 |
| 3.降低了疫病的病发率和死亡率 |
| 4.巩固了新生政权 |
| (二)防治疫病获得的经验 |
| 1.坚持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 |
| 2.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 |
|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 (三)防治疫病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
| 1.少数人对防治疫病缺乏足够的重视 |
| 2.少数部门之间缺乏协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2009-2018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以字母顺序排列）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结核病在全球的流行概况 |
| 2 结核病在中国的流行概况 |
| 3 结核病在云南省的流行概况 |
| 4 地理信息系统在结核病中的应用概况 |
| 材料与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2 研究对象 |
| 3 相关指标 |
| 4 研究方法 |
| 5 统计分析件 |
| 6 质量控制 |
| 7 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1 西双版纳州报告肺结核基本流行现状 |
| 2 西双版纳州报告肺结核时间分布特征 |
| 3 西双版纳州报告肺结核地区分布特征 |
| 4 西双版纳州报告肺结核人群分布特征 |
| 5 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 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7 气象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
| 讨论 |
| 1 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报告发病率总体有上升趋势,疫情防控任重道远 |
| 2 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患者发病季节分布不明显,结核防控工作需常态化 |
| 3 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例地区分布存在差异,分区重点精准化防控尤为重要 |
| 4 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例分布具有多民族聚居性,防控宣教等措施需多样化 |
| 5 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全局空间聚集不明显,预防聚集区形成亟待加强 |
| 6 西双版纳州肺结核病局部空间存在高值聚集倾向,监督管理需巩固 |
| 7 肺结核发病率与平均气温呈负相关,制定分时节的防控策略很必要 |
| 8 创新与不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结核病空间流行病学研究概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失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概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概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总结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预警的内涵 |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 二、预警 |
| 第二节 预警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风险规制理论 |
| 二、应急法治理论 |
| 第三节 预警机制在应急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
| 第四节 预警的法律性质 |
| 一、复合属性说 |
| 二、行政确认说 |
| 三、行政指导说 |
| 四、政府信息公开说 |
| 五、行政应急行为说 |
| 第二章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构造 |
| 一、预警主体 |
| 二、预警客体 |
| 三、预警程序 |
| 四、预警效力 |
| 第三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相关制度 |
| 一、监测制度 |
| 二、报告制度 |
| 三、通报制度 |
| 四、信息发布制度 |
| 第三章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失灵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预警机制的构造存在不足 |
| 一、预警主体规定不一致 |
| 二、预警权限配置不合理 |
| 三、预警启动路径不通畅 |
| 四、预警法律后果不明确 |
| 第二节 预警信息交流机制存在缺陷 |
| 一、预警信息来源渠道单一 |
| 二、预警发布与信息发布不协调 |
| 第四章 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失灵问题的对策 |
| 第一节 完善预警机制构造 |
| 一、完善应急法律体系 |
| 二、规定统一的预警主体 |
| 三、划分合理的预警权限 |
| 四、疏通预警启动路径 |
| 五、明确预警法律后果 |
| 第二节 完善预警信息交流机制 |
| 一、拓宽预警信息外部来源渠道 |
| 二、协调预警与信息发布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20092018年辽宁省朝阳市法定传染病疫情变化趋势及重点传染病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论着摘要 |
| 英文论着摘要 |
| 英文缩略语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文献综述 传染病疫情报告分析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二、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三、致谢 |
| 四、个人简介 |
（6）气象因素对呼吸性传染病的发病分布影响及非药物干预措施对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气象因素及非药物干预措施与流感联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检索策略 |
| 2.3 分析工具 |
| 3 结果 |
| 3.1 气象因素与流感联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结果 |
| 3.1.1 历年发文趋势 |
| 3.1.2 各国文献发表及合作情况 |
| 3.1.3 作者发文量及论文引用网络 |
| 3.1.4 关键词演化分析 |
| 3.1.5 高被引文献分析 |
| 3.2 NPIs与流感联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结果 |
| 3.2.1 历年文献发表趋势 |
| 3.2.2 各国文献发表及合作情况 |
| 3.2.3 作者发文量及论文引用网络 |
| 3.2.4 关键词演化分析 |
| 3.2.5 高被引文献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 中国各省气象及流感流行的分布特征以及新冠期间北温带地区流感流行特征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2005-2016年间中国各省气象及流感流行的分布特征 |
| 2.2.2 新冠期间北温带地区流感流行特征研究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2005-2016年间中国各省气象及流感流行的分布特征分析结果 |
| 3.2 新冠期间北温带地区流感流行特征分析 |
| 3.2.1 2015/16-2019/2020五个流感季各国流感流行趋势 |
| 3.2.2 2020年COVID-19的流行趋势及国际国内标志性事件与NPIs的实施时间线 |
| 3.2.3 全球防控新冠疫情背景下,北温带9国流感流行趋势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 沈阳市大气污染及气象因素与儿童肺炎门诊人次关联性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儿童肺炎门诊数据资料 |
| 2.2 大气质量监测及气象数据资料 |
| 2.3 统计方法 |
| 3 结果 |
| 3.1 大气污染和气象资料的一般情况 |
| 3.2 儿童肺炎门诊资料的一般情况 |
| 3.3 各种污染物浓度及气象因素数值对儿童肺炎门诊量当日及滞后效应分析 |
| 3.4 单污染物模型 |
| 3.5 多污染物模型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四部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对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3 结果 |
| 3.1 发病数描述统计 |
| 3.2 时间序列分析拟合与外推预测 |
| 3.3 保护率的计算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本研究的创新性及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流行性感冒研究进展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对象和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1.1 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调查数据 |
| 1.1.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子系统 |
| 1.2 抽样方法 |
| 1.3 信息收集方法 |
| 1.4 评价指标 |
| 1.5 统计分析 |
| 1.6 质量控制 |
| 结果 |
| 1 调查基本请况 |
| 1.1 调查病种及病例数 |
| 1.2 调查医疗机构情况 |
| 1.3 调查病种的传播途径 |
| 1.4 调查病种顺位情况 |
| 2 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单指标评价 |
| 2.1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总体情况 |
| 2.2 不同年度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3 不同分级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4 不同行政区划级别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5 不同地域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综合评价 |
| 2.6 乙类和丙类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7 门诊和住院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8 不同传播途径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比较 |
| 2.9 “十二五”期间与“十三五”期间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比较 |
| 3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综合评价 |
| 3.1 不同年度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TOPSIS法综合评价 |
| 3.2 不同分级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TOPSIS法综合评价 |
| 3.3 不同行政区划级别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TOPSIS法综合评价 |
| 3.4 不同地域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TOPSIS法综合评价 |
| 4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法定传染病信息漏报影响因素 |
| 4.2 法定传染病信息迟报影响因素 |
| 4.3 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完整影响因素 |
| 4.4 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准确影响因素 |
| 4.5 法定传染病信息不一致影响因素 |
| 讨论 |
| 1 传染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
| 2 关于TOPSIS综合评价方法 |
| 3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年度趋势分析 |
| 4 不同分类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质量分析 |
| 5 法定传染病漏报和迟报原因分析 |
| 6 法定传染病报告完整率、准确率和一致率低的原因分析 |
| 7 本研究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综述 法定传染病信息报告回顾及现状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课改下的背景 |
| 1.1.2 当前社会的需求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4.1 国外研究概况 |
| 1.4.2 国内研究概况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校本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发 |
| 2.1.2 校本教材与“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2.2 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 |
| 2.2.3 校本课程开发的情景模式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法 |
| 2.3.2 问卷调查法 |
| 2.3.3 访谈法 |
| 2.3.4 实验法 |
| 2.3.5 行动研究法 |
| 2.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设计分析 |
| 3.1 环境分析 |
| 3.1.1 学校外部环境分析 |
| 3.1.2 学校内部环境分析 |
| 3.2 学生学习需求分析 |
| 3.2.1 问卷的设计 |
| 3.2.2 问卷的发放 |
| 3.2.3 结果分析 |
| 3.3 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3.1 课程目标的来源 |
| 3.3.2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4 教材内容的设计 |
| 3.4.1 教材内容的来源 |
| 3.4.2 教材内容的选择原则 |
| 3.4.3 教材内容的组织原则 |
| 3.4.4 基于高中新课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 |
| 第四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 |
| 4.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方案 |
| 4.1.1 实施对象 |
| 4.1.2 实施时间 |
| 4.1.3 实施过程 |
| 4.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原则 |
| 4.2.1 学生发展性原则 |
| 4.2.2 理论联系实践原则 |
| 4.2.3 教材生活化原则 |
| 4.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教学方法的选择 |
| 4.3.1 讲授法 |
| 4.3.2 专题讲座法 |
| 4.3.3 直观演示法 |
| 4.3.4 情境教学法 |
| 4.3.5 案例教学法 |
| 4.3.6 讨论法 |
| 4.3.7 参观法 |
| 4.3.8 活动教学法 |
| 4.4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案例 |
| 4.4.1 案例一:《传染病的流行》 |
| 4.4.2 案例二:《狂犬病》 |
| 4.4.3 案例三:《结核病(讲座)》 |
| 4.4.4 案例四:《校园高发性传染病的宣传活动》 |
| 第五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 |
| 5.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目的 |
| 5.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维度 |
| 5.2.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 |
| 5.2.2 课堂教学评价 |
| 5.2.3 学生学业评价 |
| 5.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结果 |
| 5.3.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结果 |
| 5.3.2 课堂教学评价结果 |
| 5.3.3 学生学业评价结果 |
| 第六章 讨论 |
| 6.1 校本教材对学生的发展要有积极影响 |
| 6.1.1 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
| 6.1.2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 |
| 6.1.3 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
| 6.2 教材内容的组织应综合考虑 |
| 6.3 评价方式的选择要多样化 |
| 6.4 对教师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
| 第七章 结论与反思 |
| 7.1 结论 |
| 7.1.1 学生的发展 |
| 7.1.2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
| 7.2 建议 |
| 7.3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课程学生调查问卷(高中生版) |
| 附录 B 传染病与防控知识了解情况调查问卷(大学生版) |
| 附录 C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部分) |
| 附录 D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本身评价表 |
| 附录 E 评审教师的教材评语 |
| 附录 F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堂教学评价表 |
| 附录 G 实验班前测试卷 |
| 附录 H 实验班后测试卷 |
| 附录 I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学生表现评价表 |
| 附录 J 学生访谈记录 |
| 附录 K 学生回访记录 |
| 附录 L 课堂教学剪影 |
| 后记 |
| 致谢 |
（9）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及相关概念阐释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卫生公共化”: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一、战前重庆公共卫生的概况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动因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政策与措施 |
| 一、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政策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措施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概况 |
| 一、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组织机构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类型与内容 |
| 三、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力求完善”:公共卫生运动与战时重庆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清洁运动与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善 |
| 一、清洁运动的推行 |
| 二、清洁运动与清洁设施问题的解决 |
| 三、清洁运动与重庆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善 |
| 第二节 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环卫系统的改良 |
| 一、疫病防治运动的推行 |
| 二、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粪污处理系统的优化 |
| 三、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环卫系统的改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乎卫生”: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市民卫生观念和习惯培养 |
| 第一节 疫病防治运动与市民疫病观念的改变 |
| 一、疫病防治运动与落后疫病观念的摈弃 |
| 二、疫病防治运动与科学疫病观念的养成 |
| 第二节 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习惯的培养 |
| 一、夏令卫生运动的推行 |
| 二、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陋习的改造 |
| 三、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习惯的养成 |
| 第三节 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卫生观念的形成 |
| 一、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 |
| 二、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落后卫生观念的革除 |
| 三、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俾壮观瞻”: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灭鼠运动与重庆居住环境的改造 |
| 一、灭鼠运动的推行 |
| 二、灭鼠运动与重庆鼠患问题的缓解 |
| 三、灭鼠运动与重庆城市居住条件的改善 |
| 第二节 清洁运动与重庆公共环境的整洁 |
| 一、清洁运动与重庆城市清洁问题的解决 |
| 二、清洁运动与重庆市容的改善 |
| 第三节 规矩运动与陪都公共秩序的整顿 |
| 一、规矩运动的推行 |
| 二、规矩运动与重庆城市秩序的整改 |
| 三、规矩运动与陪都城市秩序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程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意义重大 |
| 1.1.2 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成就 |
| 1.1.3 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体系有待完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现状的量化评价 |
| 1.4.2 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程度与健康结果量化评价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相关概念的梳理 |
| 2.1.1 传染病防控部门界定 |
| 2.1.2 问题、类型及领域 |
| 2.1.3 指标体系的评价路径 |
| 2.2 指导性研究方法 |
| 2.2.1 卫生系统宏观模型 |
| 2.2.2 政策制定科学程序 |
| 2.3 具体研究方法 |
| 2.3.1 适宜公共卫生体系评价标准的构建 |
| 2.3.2 规范差距分析法 |
| 2.3.3 比较研究法 |
| 2.4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
| 2.4.1 资料收集方法 |
| 2.4.2 资料分析方法 |
| 2.5 质量控制 |
| 2.6 技术路线 |
| 3 结果 |
| 3.1 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程度的量化评价 |
| 3.1.1 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的量化评价 |
| 3.1.2 计划与评价机制健全程度的量化评价 |
| 3.1.3 筹资与补偿机制健全程度的量化评价 |
| 3.1.4 协调与激励机制健全程度的量化评价 |
| 3.2 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与健康结果量化评价 |
| 4 讨论 |
| 4.1 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现状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1.1 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1.2 计划与评价机制健全程度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1.3 筹资与补偿机制健全程度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1.4 协调与激励机制健全程度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2 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发展建设的主要方向 |
| 4.2.1 明确传染病防控相关部门的职责 |
| 4.2.2 提高传染病敏感指标的覆盖程度 |
| 4.2.3 完善传染病防控筹资与补偿机制 |
| 4.2.4 加强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的建设 |
| 4.3 本研究的不足与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
| 5 结论 |
| 5.1 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发展建设正在进行 |
| 5.2 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建设仍需长期奋斗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简介 |
| 致谢 |
| 综述 浅析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 |
| 参考文献 |
四、2003年11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D]. 冯静静. 渤海大学, 2021(02)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2009-2018年西双版纳州肺结核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俞瑾淳. 昆明医科大学, 2021(02)
-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失灵问题研究[D]. 胡晖.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20092018年辽宁省朝阳市法定传染病疫情变化趋势及重点传染病预测[D]. 刘双. 锦州医科大学, 2021(01)
- [6]气象因素对呼吸性传染病的发病分布影响及非药物干预措施对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D]. 李艳君.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7]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价[D]. 陈虹.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8]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D]. 张斌斌. 广州大学, 2020(02)
- [9]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D]. 罗红廷. 西南大学, 2020(01)
- [10]浙沪两地传染病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程度的比较研究[D]. 杨振阳. 安徽医科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