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忽必烈对儒学和儒学的态度看元初杂剧的士人形象

一、从忽必烈对儒人儒学的态度看元初杂剧中的士人形象（论文文献综述）

鞠芳凝^[1]（2021）在《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可谓极为热络,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金元士人的文集中有着大量为医者书籍写序作跋、立传撰铭的文字。本研究即以医者与士人的交游为切入点,将其纳入金元时期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量,通过梳理相关医学着作、史部典籍、文学作品、碑刻墓志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展现一些典型医者与士人交往的活动,进而探寻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交游为中医学带来的影响。首先,选取张子和、李杲、罗天益、窦默、朱震亨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与相关士人交游活动进行详尽爬梳和深度解析,力图梳理出前人未曾涉及的医士关系,并理清和更正之前或模糊、混乱甚至错误的认知。其次,通过对部分个案的深入研究,结合其他医者与士人的交往记录,全面分析金元时期医士交游过从密切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以及现实因素,从而为本时期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鲜明时代特点寻找较为合理的答案。最后,探讨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背后所透射出的试图建立医学统绪的政治诉求,以及对医者地位与中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往来密切,一些具有儒学背景的医者开始积极向儒士阶层靠拢,医者的素质有了显着提高,并越来越迎合士人为之打造的标准,“儒医”逐渐成为主流;医者与士人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为医者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在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医官的操作下,影响了一个朝代的医疗祭祀。三皇庙祭祀医者,或是元代涉政医官与儒臣试图为新王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寻找依据,客观上也为医者奢望攀附儒学以抬高自己声誉和社会地位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并最终为明清时期医学统绪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阿塔尔^[2]（2020）在《从史料与元杂剧探元代社会问题 ——以游民与文人为中心》文中提出元代时期,因常年战争以及统治者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社会环境与前朝有着很大不同。在征服战争和对外作战持续多年的情况下,流民问题贯穿元代,又因为科举停滞等原因,文人在社会上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与大多的生存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群体各谋出路,便形成了元代“游民”盛行,以及以元杂剧创作为谋生手段的“书会才人”的兴起。底层社会里的两个群体之间的生存有着很多互相交错的关系,也让元代社会的印记留在了元杂剧的情节当中。但是简单的通过研究元杂剧情节并不能客观的得到元代社会面貌的信息,所以必须通过从史学角度,与史料证据对比的实证研究手段才能尽可能去除掉元杂剧当中文学创作的不真实信息,筛选出有用的部分。再对比两个群体在元代的生活境遇,便可以看出元朝时期社会百态,文人与游民在元朝前后,面貌发生了如何的改变,又如何影响了元代的社会以及后人。

丁一^[3]（2020）在《元杂剧产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杂剧是我国早期较为成熟的文化产业样本,以此为对象研究其投资、生产、传播、流通、消费、再生产的过程很有意义,可通过归纳元杂剧这一特殊的断代文化产业现象的主要特点,了解剧作家与艺人的经济生活,还原创作与演出的市场化运作形态,回顾官方演出制度形成过程,考察元杂剧市场发展历程及其兴衰的原因,分析戏剧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动因和社会制度性因素。在元代社会经济背景下,充分利用但不限于古代文献资料,以及利用现有元杂剧文物考古研究成果,沿元杂剧产业发展脉络,即资金来源、创作市场、演出市场、戏班经营与管理、书会与农村社会等具有中介性质的组织、官方演出制度形成过程等诸环节展开研究,逐渐逼近元杂剧产业发展原貌。元杂剧是生产驱动型文化,在短暂的历史时期中呈现出产业化的趋势,分工明确而高效,书会专职创作并印刷传播剧本,教坊统一注籍管理乐人,在民间和官方市场按需调配表演人才资源,而长期两京巡演制度则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元杂剧艺术成就,提高了元杂剧艺术生产力和传播效率。

刘卓^[4]（2018）在《元代族群涵化与戏曲考论 ——以元曲三家为例》文中研究说明

曹孟阳^[5]（2018）在《论许有壬词中的仕隐心态》文中提出许有壬（1287——1364）,是元代中后期少数位至显贵的汉族官僚,他历事七朝,有近50年的仕宦生涯;晚年复出,为挽救大元,提供备御之策、招降之策,[1]作为元王朝的忠臣,显示出了对入仕的强烈执着。但就是这么一位元王朝的忠臣,在他中年时期却有一段长达20年的仕隐交替期,在这期间他曾“六仕六隐”,退隐的时间累计长达12年之久;其词作中也颇多向往隐退闲居生活的心声,这表明他对退隐又有着强烈的渴望。“仕的执着”与“隐的渴望”展现了许有壬仕隐心态的矛盾性、复杂性,其仕隐心态在元代中后期中上层入仕文人中极具典型性。论文的引言部分,综述了元代士人仕隐心态研究的现状、许有壬仕隐心态研究的意义与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论文第一章,以词作为主要研究文本,探讨了许有壬的仕隐心态。首先结合许有壬所处的政治背景及从政环境,简要介绍他的仕隐轨迹,并以此为依据,将其词作进行分期。其次,以词作为主要研究文本,探讨许有壬不同时期的仕隐心态,对他仕隐心态的演进进行分期描述:青壮年时期“好与皇家作凤麟”;中年为“消磨豪气”的“江湖散人”;晚年专意于诗酒的“诗圣、酒狂”。第二章分析了许有壬“仕的执着”与“隐的渴望”的原因。支持他执着入仕的根源在于他根深蒂固的儒家用世精神;在元代蒙汉文化冲突、儒学不兴的背景下,他有着强烈的传承道统以及庇护天下寒士的使命意识。而许有壬对隐逸的强烈渴望,则主要源于在蒙汉文化冲突、民族歧视的从政环境里,他对政治的疏离感,以及积极作为却无力改变局势的无奈感、无任何成就可言的惭愧与失落感。第三章以许有壬为中心,探讨元代中上层入仕文人仕隐心态的文化意义。首先分析了许有壬之前的士人的仕隐心态,包括底层士人的“守道之隐”、“半隐半俗”,及入仕文人“以夏变夷”的出仕心态。而许有壬不存在此前士人的“逸民情结”与“夷夏之辨”的矛盾冲突,他是怀着对大一统王朝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秉持着儒家用世精神,以强烈的维护儒家道统的使命感与自觉意识去出仕的。在“复道”、“行道”的双重使命意识下,中上层入仕文人通过对道德的标榜、对“雅正”文风的倡导,争夺元初下移的文化权力,使得元代中后期士大夫文化权力相对上升,也为儒学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结语部分对许有壬的仕隐心态进行了总结。作为元代中后期入仕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矛盾而复杂的仕隐心态,折射出了元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生态,尽管没有太多治功可言,却依然在文化的传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延花^[6]（2017）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统—封建王朝,元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游牧——农耕二元文化、蒙——汉二元文化碰撞最为剧烈、交融最为深入的时代。元代诗歌作为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和纽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诗史互证理论,对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诗歌作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试图梳理诗歌在元代蒙汉文化交融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元代诗歌中关于蒙古族接受汉族文化的诗歌众多,除了已有的研究,可以开拓的空间巨大。论文第一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儒家文化的崇尚。在中原庞大的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居于核心位置,是维系政统所必需的道统。为了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蒙元统治者逐步将尊孔崇儒演变为元朝的基本国策,元代诗歌演绎了蒙古族崇尚儒家文化的历史进程:诏请汉族儒臣,学习儒家思想,祭祀孔子,建立儒学教育体系,实施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儒家文化的播迁,加强了汉族文人对蒙古族统治的认同,元代诗歌也表现了蒙古族诗人的儒者情怀。第二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道教文化的青睐。蒙元王朝占领金宋故土的同时,也据有了金宋人民。金宋故地的道教掌教及弟子进入蒙元政权,道教文化获得蒙古族的青睐,直接推动蒙汉文化及文学的交融。元代诗歌既表现了全真、正一等道派受到蒙古族的青睐,同时也表现了蒙古族诗人对道教文化的接受。第三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汉传佛教文化的认同。蒙元政权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汉传佛教也优礼有加,耶律楚材作为禅宗居士,是最早将禅宗思想传播到蒙古族上层的诗人,其诗歌中对元初佛道之争的描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刘秉忠是忽必烈重要的谋士,也是禅宗临济宗的僧人,他在描写忽必烈征讨大理的诗歌中,书写了蒙古族对佛禅戒杀思想的接受;元代的诗僧描写了蒙古族对汉文化的重视,蒙古族诗人与诗僧多有交往,也留下诸多涉佛创作。元朝建立之后,文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参加上都巡幸。关于参加上都巡幸的诗人及其创作,自元代开始已有相关研究。论文第四章从蒙汉文学交融的视域出发,将两都巡幸制放在元代实施的“蒙汉二元”制度之下进行重新审视,发现这类诗歌新的文化内涵。主要论述了元诗对两都巡幸意义的思考、对驿路风情的描写、对巡幸期间元朝皇帝在上都举行的皇家宴会的吟咏等。民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民族群体中产生、发展和演变,是规范一个地域生活群体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蒙元政权的建立,尤其是两都巡幸制度的实施,蒙古族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向了前台,草原民俗文化也开始受到诗人的关注。论文第五章通过研究元代诗歌对草原民俗的书写、草原民俗诗内容上的新变以及草原民俗诗中的蒙古语等内容,拓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在近百年的岁月里,蒙古族统治集团通过战争结束了自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大江南北,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统一的时期。宋金元文人目睹了蒙元政权通过战争结束分裂,统一大江南北的史实,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丧乱诗。论文第六章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关注由金入元和由南宋入元的众多文人,以他们记录兵连祸结的时代、记录文人充满创伤和矛盾的心灵的丧乱诗为对象,研究这些诗作对家园残破、生灵涂炭的书写,研究诗人对战争的思考、对参战各方的褒贬,对蒙古族统治者接受仁民思想的称颂以及慷慨悲怆的风格。中华多民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诗歌在这部历史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独特的,是政治、经济、军事等交流手段不能比拟的。研究蒙汉诗歌交融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能为研究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交流提供范式。

陈宏进^[7]（2017）在《元代岁贡儒人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蒙元时期,统治者对儒人的任用具有“以儒任吏”色彩,儒人充吏成为普遍现象,岁贡儒吏制度是该现象下的一种入仕途径。岁贡儒吏制度包括岁贡儒人制度和岁贡吏员制度,本文考察前者。宏观看来,促成岁贡儒人制度出现的因素包括蒙古统治意识的渗透、元朝政治环境的需求及金朝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在至元六年形成体例,此后又有多次修订。推行岁贡制度的同时,武宗以后又实行职官、教授等群体充吏的政策,吏的资源日趋饱和,导致岁贡儒人制度在顺帝末年废除。岁贡制度的历次修订,反映出统治者为适应不断完善的政治机构及合理选才用人所做的努力。虽然仁宗朝开始开科取士,但重吏政策未变,科举制度亦无法成为取才用人的正途。重吏政策和岁贡制度之所以能顺利实行,不仅有王权力量的重要作用,儒士的制度认同亦不可忽视,“儒吏论”可作为探索该制度认同的一种视角,“儒吏论”为儒士充吏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宣讲,有助于消弭对吏的排斥,故以此为视角,可以更全面地审视重吏政策和岁贡制度推行的驱动力。

邓文韬^[8]（2017）在《元代唐兀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夏遗民在元代有唐兀人、河西人和西夏人等多种称谓,而以“唐兀”最为常见。元代的“唐兀人”已不再单纯指代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人,而是涵盖了原西夏王国境内所有党项、汉人、鲜卑、沙陀、回鹘、女真、回回、吐蕃等民族在内的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在元王朝的统治下,唐兀人或是因作官、游学、求法等原因主动外迁,或是因签军出征以及被诸王功臣掠为投下而被动外迁,形成了在元代南北各地几乎都有分布的历史格局。就分布地域来看,北方地区唐兀人的主要迁入地是华北平原,南方地区唐兀人的主要迁入地在长江下游沿岸、淮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凡是跨越南北的二次迁徙,唐兀人中只见有北方迁入南方,未见有南方迁入北方者。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是唐兀人的主要迁出地,元朝建立后,在西夏故地迁入了许多其他民族的移民进行屯田开发,这使得外迁和留下的唐兀人都获得了与其他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在仕宦方面,元朝早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唐兀人大多是经由怯薛出仕或承袭军职,元朝中后期则一般通过科举和国子学贡举入仕。就其任职情况来看,无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皆有唐兀人高官,不过他们之中始终没有形成拥有能够左右元朝国策或全面掌控政局的权臣家族。在地方官署中,唐兀人的任职地域主要是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承担治理和监督原南宋境内人群的重任。在儒学、佛教、监察、军政、站赤、礼乐、地方财政等方面,唐兀人利用西夏王国对国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因俗而治”的丰富政治经验,为元王朝创设了许多有助于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制度。迁离河西故地以后,唐兀人的姓名、婚姻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姓名的使用上,元代唐兀人出现了使用赐姓、自行改姓和不称姓氏三种趋势,使用党项旧姓者已非常稀少,蒙、汉双名并用较为常见。在通婚方面,男性唐兀人多以汉人女子为主要通婚对象,门第较高的女性唐兀人却以蒙古人作为主要出嫁对象:唐兀人与其他族群进行族际联姻的现象,在元代早期较之晚期更为常见,而唐兀氏女性遵循“夫为妻纲”,为夫守节等行为显然是受到了汉民族的文化影响。聚族而居、奉养长辈、教育子弟和丧葬循礼是唐兀人家庭观念中最为突出的四个特征。按照元代户籍政策,分别被归入到民户、河西户、军户、站户、儒户、僧户等多种户计之中的唐兀人,以僧户和儒户的经济地位最高,往往能够享受到蠲免部分赋役的优厚待遇。就文化领域而言,唐兀人儒士通过拜理学名家为师或与之交游,而接纳吸收了元代儒家各派的学术思想,细致考证其师承,可知以吴澄为代表人物的草庐学派最受其青睐。正因其深知儒学教化风俗与传续道统的作用,唐兀儒士出任地方官后多有兴学事迹,而这些兴学事迹所发生的地域分布大致与他们在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任职的地域分布比例相近。经过汉地与江南文化百余年的浸润与熏陶,被程朱理学思想所强化的“君臣大义”,即绝对的、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在唐兀人的思想意识之中根深蒂固,他们便做出了与祖辈在西夏灭亡时降附蒙古所不同的政治选择,从而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了忘身殉国的烈士或不仕新朝的遗民。元代河西儒士的崇佛活动表现于与僧侣进行交游,参与修缮寺院,施印西夏文佛经和为寺院题写书法,考究其年代,我们可以发现元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河西儒士已成为唐兀人佛事活动的最主要发起者,反映自唐宋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思想趋势已然影响到了唐兀人儒士的行为。至于唐兀人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则主要依靠道观来进行维系,一方面体现为唐兀人修缮、维护道观及其产业,另一方面体现于唐兀氏文人为道观题写文学作品。相较之下,伊斯兰教和景教在唐兀人共同体中似乎没有广泛的流传。元朝中后期以来,迁入到各地定居的唐兀人在构建前西夏时期的谱系时往往将先世追溯为汉人世家。这种血缘认同的汉地化,最终取代了西夏遗裔对河西故地的乡土认同,泯灭了他们区别于汉人的自我意识。而当明朝建立,唐兀人不再以色目人的身份作为特权集团之一员时,维系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纽带便断裂了,使之最终完成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姜海军^[9]（2016）在《辽西夏金元儒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及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辽、西夏、金、元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获得当地汉人及社会精英阶层——汉儒的政治支持,他们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儒学也由此得以在辽、西夏、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与发展。就当时儒学发展的水平而言,辽、西夏儒学的发展基本上为汉唐注疏之学,金代儒学较辽西夏水平为高,且受到北宋义理之学的影响,开始关注程朱理学,不过效果并不明显。随着蒙古势力的南下,不但在辽、西夏、金的基础上在北方地区进一步推广儒学,更促使盛行于南方的程朱理学在北方地区的广泛传播,并最终使之成为有元一代的官方之学与意识形态。总之,辽、西夏、金、元时期,儒学得到了普遍重视、且在北方地区广泛传播,并最终演变为官方之学与意识形态,这不但改变了北方地区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格局,更是加速了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文明进程,强化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王耀祖^[10]（2016）在《社会变迁中的元代徽州社会教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代尽管短暂,却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新安理学繁荣,名家辈出,着作丰硕,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程朱理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篇幅；大族数量众多,获天下“首称”之誉。成就的取得固然有历史的远因和时代的背景,但更离不开由儒士、士绅和儒官共同主导的经由学校、宗族及其它形式而渗透徽州社会的教化力量。作为教化的基础,蒙学在元代徽州获得迅速发展,形成以私学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出现了塾师的群体化和职业化趋势,编纂了数量丰富、水平较高的学术着作与蒙学教材,理学思想内容成为蒙学的主导思想与核心内容,于理学社会化与民间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教化中心的官学,是官方教化的主要实施平台,在元代徽州设置地更为系统、完备。学校兴修是徽州官学历史沿革中最为重要的教化事件,在方志和时人记文中均有着显着的体现。作为官学教化的执行者——学官的教化职责主要体现在讲学传道、举行祭祀释奠礼、兴修校舍等方面。宗族是元代徽州基层社会教化展开的中坚力量。徽州宗族于此时发展较为显着,对影响其发展的内部教化因素,诸如家教和家学、族谱、祠堂、“展省”礼等非常重视。对家教和家学的重视,不仅有利于推动个体文化素质和教养的提升,也是家族渊源流长的文化之泉。而修纂族谱、创建祠堂、定时行“展省”礼,则更多地被赋予了程朱理学所尤为重视的纲常伦理教化价值与意义,时刻唤醒族人尊祖孝亲、收族睦族以及明昭穆、辨尊卑、寓劝戒、彰道德等观念。社会教化的最终目的之一在于化民成俗。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俗,元代徽州的丧葬受理学实践化极强的着作——《家礼》影响很小,反而深受佛、道和阴阳学说尤其是后者的渗透,表现在溺于祸福、卜时卜地、久丧不葬、铺张浪费等方面,是对社会发展极为不利的陋俗之一。然而贯穿整个元代,儒家、儒官和士绅并未能矫治此陋俗,足见移风易俗之难。儒士和士绅是元代徽州社会推行教化最重要的主体。元代新安学术蔚然大观,而师儒讲学授徒传统则是促成的主要原因。此时的学术传承主要有四条途径：“内传”、“外传”、“乡师”和书院传承。“内传”即徽州籍士人师承朱熹而后代以此为家学并授徒者,此种传承在元初已渐式微。“外传”分由外和向外两种,前者指本地士子师从外地学者尤其是朱学的着名传人,后者指徽州籍士人在外地的学术传授,在元初甚至到中期都有着较大的影响。“乡师”指隐没乡间以授徒教学为职的教师,其传承贯穿于宋末和整个元代。书院传承则是以书院为依托大规模培养弟子的学术传承方式,元末被融内、外传于一身的着名师儒所发扬。在元代徽州,仕宦与士人的风骨节操有着密切的关联,“学有所守”而“尚节义”不仕被认为是“江左之俗徽为最美”的有力证据。不愿仕宦者并未与世隔绝,而是隐居乡间,以其气节、道德、学问教化了一大批士子。读书治学、修身养德、孝悌慈惠、礼贤教子、姻亲睦族、敦义尚节、恤邻赈里等碑志铭文所呈现的理学化教化世界,是元代徽州儒士、士绅所普遍推崇和践行的教化内容。官吏是政府教化主张和思想的推行者。作为元代徽州官吏教化的典范,“九贤”的教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秩序、文教和敦俗。元中期,总管朱霁总领编纂的《新安后续志》,是官吏文教的具体案例,体现了拳拳于风俗、学校教化之深意。“劝农文”是官府教化的通俗表达形式,其目的固然在于劝勉农事、发展农业,而其中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目的也显而易见。总体而言,作为元代徽州社会教化主体的儒士（含塾师）、士绅、官吏（含学官）、父老,通过学校（蒙学、庙学和书院）、道德示范、讲学授徒、弟子承传、宗族组织与活动、文教建设、劝农敦俗等介质和形式,针对不同的客体践行着经理学改造的儒家教化理想和主张,完成了理学传承、文化创生、道德实践、宗族建设、社会重塑的历史使命,为明清徽州社会的继续发展和“徽学”的最终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忽必烈对儒人儒学的态度看元初杂剧中的士人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忽必烈对儒人儒学的态度看元初杂剧中的士人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从史料与元杂剧探元代社会问题 ——以游民与文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元杂剧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许有壬词中的仕隐心态（论文提纲范文）

（6）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元代岁贡儒人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元代唐兀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变迁中的元代徽州社会教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忽必烈对儒人儒学的态度看元初杂剧中的士人形象（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D]. 鞠芳凝.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1
• [2]从史料与元杂剧探元代社会问题 ——以游民与文人为中心[D]. 阿塔尔. 内蒙古大学, 2020(11)
• [3]元杂剧产业研究[D]. 丁一.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4]元代族群涵化与戏曲考论 ——以元曲三家为例[D]. 刘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 [5]论许有壬词中的仕隐心态[D]. 曹孟阳. 吉林大学, 2018(01)
• [6]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D]. 赵延花. 内蒙古大学, 2017(06)
• [7]元代岁贡儒人制度研究[D]. 陈宏进. 兰州大学, 2017(04)
• [8]元代唐兀人研究[D]. 邓文韬. 宁夏大学, 2017(11)
• [9]辽西夏金元儒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及影响[J]. 姜海军. 华夏文化论坛, 2016(02)
• [10]社会变迁中的元代徽州社会教化研究[D]. 王耀祖.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标签：忽必烈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