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入伍后享受哪些福利？

一、在职职工入伍后,还享受哪些待遇（论文文献综述）

陈思思^[1]（2020）在《个案管理在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扶贫中的运用研究》文中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通过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有利于实现农村贫困户的长久脱贫。就业扶贫是中国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重要一环,在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对于农村贫困劳动力较为复杂的问题、多重的需求,以及在就业扶贫工作中缺乏专业工作方法的运用,致使就业扶贫效果未实现最优。个案管理作为社会工作的一种综合方法,适用于问题复杂、需求多重的服务对象。该方法兼具科学性、系统性和灵活性等特征,在节约成本、整合资源、提高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从而可以弥补现有就业扶贫工作中的某些不足。笔者在实践期间,对江西省J县扶贫办、J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J县部分一线扶贫干部及部分贫困劳动力进行了访谈,了解到该县就业扶贫工作的总体情况。通过梳理当前基层就业扶贫工作中政府层面的帮扶工作现状和农村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困境,对个案管理服务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扶贫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定J县某农村贫困劳动力作为服务对象尝试运用个案管理的方法,针对该农村贫困劳动力面临的家庭劳动力缺乏、高失业风险、职业技能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需求评估,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服务计划书,并运用个案管理的介入,帮助服务对象客观分析自身优势及周边环境,梳理社会生态系统中各系统中的资源,通过链接、协调、倡导等方式,促使资源提供支持并有效互动,增强了服务对象自身信心及系统资源的支持能力,提高消除困境的能力和效率。实践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和来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能有效结合。在个案管理的运用中,针对农村贫困劳动力在就业方面的帮扶更有效率和针对性。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还能随时就农村贫困劳动力新的困境给予及时的关注并跟进。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就业扶贫工作中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以提高就业扶贫的工作水平和效益。

冯沁^[2]（2019）在《中外退役军人安置的制度比较与社会差异》文中指出“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军人队伍高素质的保持,离不开让军人具有退役安全感。移交安置,是军人脱下军装、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看似只是军人个体的问题,其实质则是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全面发展与变革大背景下,对退役军人移交安置等作出战略性的部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建国至今,退役军人数千万,移交安置中确实遇到需要着眼长远强化顶层设计、立足现状解决突出矛盾的新情况。因受制于历史遗留、现实困难和维权受挫,导致退役军人不满情绪,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大量的军转干部挤占地方编制,市场化的企业在接受指令性安置退役军人时也叫苦不迭;若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不利于在社会上形成尊崇军人、尊崇英模的风气。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安置政策是否落实到位,直接关系到现役军人的训练热情和适龄青年的参军激情。军人与国家是签订了生死契约的,是一种生死血盟。善待老兵是国家的良心,更是社会的责任。当今世界各国虽然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军队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退役军人安置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理念和认识,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上有着通用的方法和对策。他国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值得结合我国退役安置工作实际进行借鉴和参考,对维护让退役军人群体权益,激发军人奉献热情,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世界各国的退役制度出发,首先,研析“自谋职业型”“计划安置型”“双轨制”三种安置模式的典型国家的经验做法;其次,回顾我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的历史沿革,且通过前期调研和访谈资料收集对中国退役安置的现状进行描述和特点归纳;最后,通过中外退役军人安置的比较及中国退役安置改革现状及特点的梳理,提出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探索构建科学规范的组织管理体系（整合）、工作运行机制（路径）、政策制度设计（创新）的优化建议。

王玲^[3]（2014）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以1949-1966年河南开封的优抚为中心》文中指出优抚是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障事务。本文以1949—1966年的优抚为切入点,利用河南省、开封市、商丘市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内务部通讯》,史料集、书信等,探讨建国初期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理念与方式,分析国家与烈军属、民众之间的关系,评估优抚的保障水平。政府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物质优待济贫以及优待义务主要由民众而非国家承担的政策,建立下沉至基层的优抚管理体系,推行以摸底排队与登记、民主评议、工作检查以及调查研究为核心的运作与监督机制。优抚政策引发烈军属、民众、干部的异议,烈军属要求不分贫富,全部享受物质优待,民众、干部希望由国家财政负担烈军属的优待。国家利用管理体系与运作机制推行政策,力图协调各方利益,消弭分歧,而烈军属、民众、干部则通过逃避、怠工、信访、行政权力等手法维护自身利益。由于建国之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支援工业化的理念,劳力、物质优待与抚恤仅能维持温饱,满足生存需要。

尹传政^[4]（2013）在《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文中认为纵览建国以来优抚制度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确立时期、发展时期、停滞时期、完善时期。抗美援朝时期是当代中国优抚制度的确立时期。在总结革命战争实施的优抚制度基础上，1950年12月，内务部制定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自此，确立了国家的优抚法律体系，奠定了国家优抚制度的基础。当时，根据保家卫国的需要和实际的经济状况，国家对伤残军人、烈军属等采取了诸多优抚措施。在优待政策方面，国家在农村主要推行了以社会负担为主体的代耕制度，在城市主要实施了优待就业政策，同时还对烈军属在医疗费用、子女上学费用等方面予以优待。在抚恤方面，针对伤残军人的抚恤要求，国家提高了抚恤标准，完善了评残办法。在褒扬方面，国家给烈士追功授予，并举行各种悼念扫祭活动及修建烈士纪念建筑物等。此间的拥军优属活动丰富多样，包括节日间下发通知慰问、召开会议、座谈会及文艺汇演等；平日则经常动员有关人员给烈军属做家务、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等。从抗美援朝到文革发生是优抚制度的发展时期。和平的建设环境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优抚制度进行了一些改变。在优待制度方面，代耕制度逐渐为优待劳动日所替代，而且实物补助作为一种优待辅助手段被推行。抚恤制度方面，国家再一次提高了伤残抚恤标准，同时为解决以前战争遗留的伤残问题，国家再次对伤残军人实施医疗费用的减免。褒扬政策方面，除了继续推行原来的做法之外，国家加强了烈士纪念建筑修建的监督管理，严禁乱建。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声浪冲击了整个优抚工作，其主要表现为：优抚机构被撤销；优抚政策被废止；抚恤标准难以提高；优抚对象受到迫害等。但是一些做法仍被坚持了下来，比如，优待劳动日、定量补助等；拥军优属活动也一直开展，形式还比较多样。改革开放以后，优抚制度逐渐恢复，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新的优抚法规诞生。比如，国家先后颁布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由此，原来的优抚政策更加制度化、法规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又先后颁布了《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烈士褒扬条例》等。由此，优抚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优待制度方面，农村的优待劳动日被优待金所取代；定期定量补助最终以定期抚恤的形式确定下来。抚恤制度方面，国家先后十三次提高伤残抚恤标准，进一步完善了评残条件。褒扬制度方面，国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完善了烈士评定条件，扩大了参评范围；其指导思想是既注重精神奖励又重视物质奖励。拥军优属方面，积极开展双拥活动，特别是设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和奖励制度。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到抗美援朝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从某个角度看，它成为促使军人形象改变的一种背后的重要支撑，传统的观念是“好男不当兵”，而在中共的领导下则变为社会中“最可爱的人”，人人争而为之。显然，它使中共在赢得人民支持和战争胜利方面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和平时期，优抚制度则担当着支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它逐渐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申恒胜^[5]（2011）在《整合与反蚀：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基层干部 ——以晋县为表述对象（1945-1976）》文中研究指明中央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学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以基层干部为切入点,将其置于县域政治运作的具体场景中,展现了国家对基层干部的解构性和建构性整合,以及基层干部通过变通性和赢利性行为对国家整合的反蚀和消解过程。研究认为,传统的“国家—农民”与“国家—地方士绅—农民”的关系模式不足以解释建国后基层政治的运作。在基层政治研究中,必须建构起“国家—基层干部—农民”的分析模式。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证逻辑是：在整合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充满革命理想与政治激情的大众型政党受到了以理性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官僚机构的阻碍。同时,党的领导者对官僚主义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厌恶,促使其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对基层干部在实践中的地方性特征和赢利性行为进行整肃和形塑,以使其符合党的需要和政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处于关键的和核心的地位。随着党政一体化模式在基层的建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命令和政策的执行者,政府机构完全隶属于党组织体系。国家的政治整合包括解构性和建构性的两种形式,它们是相互联系的,解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前者主要是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等非常规的方式实现的,如“四清”和文革中反复的政治运动。通过将基层干部纳入整合的范围,政治运动的对象直指地方当权者,甚至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同时,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贪污腐化等不良作风,国家通过“上山下乡”这一具有惩罚性的方式改造基层干部。在其建构性整合中,国家通过反复的意识形态教化和高频率的政治学习,将党的思想理念反复灌输和强化,以使其成为干部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教育运动则通过塑造“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将基层干部的政治化程度提升到极致。为了切断传统的精英复制链条,国家甚至取消了高考,而代之以注重政治条件和阶级出身的推荐和选拔,以使真正“根正苗红”的新人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但是,国家控制的强化并未完全消除基层干部的各种赢利性和变通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家政权的衰弱可能成为造成地方权力膨胀和地方腐败的原因,但有时国家政权的强化也可以成为地方腐败的原因。国家可以铲除地方分裂主义,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基层干部行为的地方性和赢利性。基层干部的各种变通与赢利行为可以看作是对国家高强度政治控制的舒缓与回应。基层干部因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经常性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并导致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同时,基层干部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利益的需要,在实践中以隐秘的变通机制侵蚀和消解着国家的整合行动,并最终催生了革命的疲态与和运动的消解。为此,我们面临如何认识官僚制度的问题。官僚制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它是一个中性意义的词汇。但是,在集体化时期,它常常与各种意识形态化的偏见相联系,被等同于官僚制在其运作中所产生的副产品。它可能造成制度的凝固与保守,但其以专业化与理性化的理念和精神,成为政治天平的“平衡器”。政党与官僚制的有机结合是现代社会维持稳定却不凝固僵化而不断进步发展的有效路径。

黄祖军^[6]（2010）在《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陕南D村和W村为个案》文中指出论文从社会理性人视角出发,以行为与结构关系研究的社会建构论范式为分析工具,揭示了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即以理性为中介,农户行为和结构约束的互动与相互建构。克服了以往对农民行为研究的片面和简单化。以往研究要么只看到农民行为是理性的,过于强调农民行为的自觉性和意图性,忽视各种结构约束因素,甚至偏于农民理性是纯粹经济理性的论断;要么只看到各种结构因素对农民行为的约束与限制,贬低或扼杀农民的理性,忽视农民行为的主体性和意图性。长期以来,已有研究在农民行为和农民教育投入上往往脱节,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忽视了农民教育投入行为,对农民教育投入的研究多从经济学上研究投资收益,很少涉及对农民行为的探讨。造成社会学意义上对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研究的空缺。而通过对个案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存在差异和变化。有鉴于此,论文围绕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回答和解释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差异和变化的原因。为了揭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具体分析了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现实表征、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等内容,层层衔接进行阐述和剖析。首先,对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进行分析,为理解和探讨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提供现实语境和社会意蕴。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实践场域是社会转型期“教育内卷化”,一方面教育“有增长而无发展”,另一方面教育的边际报酬递减。其次,具体剖析调查所在村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所表现出的差异和变化。差异主要呈现出不同农户教育投入的观念、行为差异,以及同一农户在子女不同教育阶段的投入行为差异。而变化既呈现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变化与具体情境相关,也表现出教育投入观念、动机和行为选择的变化。最后,深入挖掘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差异与变化背后的深层机理,揭示了农户教育投入行为具有理性与实践的双重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表层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差异与变化源于农户行为的理性逻辑。一方面表现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出在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变化。从深层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差异与变化源于其实践逻辑。在实践中,农户的理性行为受到家庭、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在各种结构因素约束下,农户理性选择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并随具体情境的变化而调适目标和行为。表现出以理性为中介的行为与结构的互动和相互建构。总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这也是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差异与变化的根源。农户从追求生存、经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社会声望、情感等社会收益最大化目标出发,权衡子女、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做出是否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决策。当子女、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发生变化时,在新情境下农户反思并调适先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确立新的最大化社会收益目标,做出是否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新决策。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是结构约束与农户理性选择的结果,呈现出以理性为中介的行为与结构的互动和相互建构。

李云萍^[7]（2009）在《事业单位招新人毕业生占三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措施导读 ●今年开始招募毕业生实施市级“三支一扶”计划。 ●每年选派80名左右应届优秀毕业生到城市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工作。 ●今年开始，事业单位招录新人员，原则上30%的名额用于高校毕业生；同时 拿出不少于二分之一的职位用于具

赵东斌^[8]（2008）在《军人法律地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军人法律地位是指军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综合表现。军人法律地位决定了军人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位置,制约着军人的政治待遇和生活质量,影响到军队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关系着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乃至长治久安。明确军人法律地位,即严格规范军人应尽职责,同时给予军人相应较高待遇,对于激励军人爱岗敬业、英勇善战,确保军队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对于在全社会形成爱国奉献、忧患尚武、团结奋斗的良好氛围,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和国家法治建设进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在阐释军人法律地位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视角,坚持辩证和实证分析法,研究了军人法律地位的含义和构成,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以及外国古代和当前构建军人法律地位的主要做法、经验教训,着重分析了我国当代军人法律地位的文本规定、实然状态、存在问题及原因,对完善我国军人法律地位有关制度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本文研究范围和主题。军人法律地位是军事法的构成要素和重要基石,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军事法体系,增强军人荣誉感、责任心和能力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军人法律地位由军人权利和军人义务构成,对二者关系的认识直接关系着军人权利、军人义务的具体规定以及军人社会地位的形成,最终影响到军人权利的有效维护和军人义务的切实履行。通过对军人权利与军人义务关系的全面分析,摒弃了“军人义务重心说”和“军人权利本位论”两种认识,提出军人权利与军人义务对应平衡关系说,指出,以牺牲生命为最高代价的军人义务具有不可补偿性,只有通过给予较多权利进行尽量平衡,才能体现公平、正义的现代法治理念。第二章进行我国军人法律地位的历史考察。通过分析我国古代主要朝代军人法律地位的变迁轨迹,指出,军人法律地位在历史上常常陷入高—低—高的怪圈,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教训。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军至今军人法律地位的发展变化,指出,这支军队屡创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它的军人法律地位制度设计科学、合理、民主,不仅执行严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了军人的义务和职责,更确立了“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制度,使初中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的权益得到了根本的、平等的维护,切实做到了“上下同欲”、“官兵一致”,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官兵众志成城、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历史证明,军人过高的法律地位,这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不长,如五代和清朝,会产生骄兵悍将,导致政权不断更迭或战斗力很快下降;军人过低的法律地位,这是承平日久、一个王朝中后期常发生的事,则会导致国家无力应对内忧外患,只能走向灭亡;军人恰当而较高的法律地位,才能激励一支军队争强好胜,保证一个政权长久稳固。第三章分析了外国军人法律地位的历史沿革和现今状况。比较历史上其他强国的兴衰,发现历史惊人的相似,是有规律可循的。军人法律地位高、较好地实现责权利相统一的军队,战斗力就强,反之,则弱,而且强弱总是在不断转化变换之中,这和人们对军人地位的认识特别是和平时期军人法律地位的构建有重要关系。现代许多国家汲取历史经验,更加注重用法制手段维护军人权利、明确军人职责,从而确保军人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一些国家在提高军人物质待遇、关注军人家庭生活、保障军人复转安置、完善军人权益救济等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第四章开展对我国当代军人法律地位的文本规定、实际状态的分析,对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归纳和探讨。从我国法律文本来看,当代军人在法律上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相应的发言权、重要法律有“优待军人”的规定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变更,特别是一些人对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的客观形势认识不足,缺乏忧患意识,对军人的地位作用不能正确看待,加之相关法律法规或过于宽泛或不配套,导致许多优待军人的文本规定难以很好落实,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军人地位下降、适龄青年从军热情不高、军队吸引和保留人才比较困难等问题,制约了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留下了隐患。本文对我国当代军人法律地位构建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现实生活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差距,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剖析,认为认识的偏差、制度的瑕疵以及军地的隔阂等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第五章探讨了我国当代军人法律地位的基本定位和制度完善。该部分以历史和比较法研究成果为借鉴、参考,以实证分析结论为根据、条件,对我国军人法律地位的基本定位进行了厘清,认为要达成并强化“军人是着军装的公民”、“军人是履行特殊使命的公务员”的共识,为进一步明确军人权利、军人义务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提出了制定“军人地位法”的构想,分析了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原则。对构建军人法律地位特别是重构军人权利制度体系进行了思考和设计,认为要坚持权利义务对应平衡理念,健全维护军人政治地位法规,调整提高军人物质待遇法规,创新保障军人社会和文化权益法规,努力形成具有我国、我军特色,符合世界法治文明发展趋势,确保军威长盛、国泰民安,科学先进的军人权利义务法律体系。

王梅梅^[9]（2005）在《军事人员费的激励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军事人员按收入级别划分为不同层次,调查分析比较了不同层次军人的效用观主要区别,并把每一需求满足的增加对不同层次军事人员个人效用的影响加以量化分析,从而找出了我国军人工资、福利、精神奖励等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系统总结和分析了我军军事人员费配置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进而立足这一新的研究角度,考察和借鉴了国外军事人员费配置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建构和分析了军人个人效用与其对军事人员的激励效应之间以及军事人员费的投入与军事人员费所产生的激励效应之间数量关系的经济模型,提出了我军军事人员费实现激励效应最大化途径的建议,尝试着进入我国军事人力资源经济学和国防投资经济学的新的研究领域。

田兆广,徐强^[10]（2003）在《新世纪兵员质量忧思录》文中提出●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要靠高素质的兵员●诸多因素的制约,导致高素质兵员难征集●征集高素质兵员的出路在改革创新……

二、在职职工入伍后,还享受哪些待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职职工入伍后,还享受哪些待遇（论文提纲范文）

（1）个案管理在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扶贫中的运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外退役军人安置的制度比较与社会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以1949-1966年河南开封的优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整合与反蚀：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基层干部 ——以晋县为表述对象（1945-1976）（论文提纲范文）

（6）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陕南D村和W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8）军人法律地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军事人员费的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在职职工入伍后,还享受哪些待遇（论文参考文献）

• [1]个案管理在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扶贫中的运用研究[D]. 陈思思. 井冈山大学, 2020(02)
• [2]中外退役军人安置的制度比较与社会差异[D]. 冯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3]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以1949-1966年河南开封的优抚为中心[D]. 王玲. 南开大学, 2014(04)
• [4]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D]. 尹传政.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5]整合与反蚀：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基层干部 ——以晋县为表述对象（1945-1976）[D]. 申恒胜.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6]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陕南D村和W村为个案[D]. 黄祖军. 上海大学, 2010(01)
• [7]事业单位招新人毕业生占三成[N]. 李云萍. 石家庄日报, 2009
• [8]军人法律地位研究[D]. 赵东斌. 中国政法大学, 2008(09)
• [9]军事人员费的激励效应研究[D]. 王梅梅.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5(11)
• [10]新世纪兵员质量忧思录[J]. 田兆广,徐强. 中国民兵, 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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