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总目录（第1至第12期）

一、总目次2001年(第1期～第12期)（论文文献综述）

郑晓锋^[1]（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梁艳^[2]（2010）在《《今天》（1978-1980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民间刊物《今天》为研究对象,以《今天》杂志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重要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为主要内容,力图在爬梳考析《今天》所牵涉的复杂人事关系和具体历史细节的基础上,以回到现场、情境再现的方式,重新描画“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学场景,并由此参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的学术再讨论,为中国当代文学“前、后三十年的断续和转型”问题提供必要的史料支持和思想资源。同时,本文还希望通过对《今天》杂志与“朦胧诗”论争的关系的阐释与探索,勾连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沟通杂志研究与思潮研究,为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做好《今天》杂志的研究,作出更多的路径尝试。第一章,述说《今天》产生的历史背景、缘由,诠释其史前史。“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沙龙的影响、诸种内部书籍所产生的效应、以北京知青为主体的文学群落、“西单墙”的出现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推动了《今天》这份民间刊物的产生。以此为基础,本章进一步论述《今天》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并由此界定《今天》在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所处的文学史位置。第二章,考辨《今天》杂志从创刊到停刊的具体历史情形。面对“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今天》的编辑和作者们经历了漫长的荆棘之路,一步步将《今天》推到了历史前台：而在“文学性”与“政治性”孰轻孰重的重大决断面前,《今天》内部的“组织者”和“艺术家”呈现了不同的抉择。钩沉这些历史陈迹既是为了还原现场,更是为了今后的借镜。第三章,研析《今天》的若干代表性作家与作品。诗人们各自如何进入《今天》杂志的过程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本章在多方考据、互文参证的前提下,厘清了一些细微却也关键的文学事实；这既是对创作者当时的诗歌观念和文学信念的真实重现,更有助于阐明《今天》内部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第四章,探究《今天》与“朦胧诗”论争的关联。一方面,经由“朦胧诗”的命名与论争,《今天》的诗人与诗作扩大了受众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场论争之后,主流文坛以局部的收编与吸纳的方式更深地压抑了《今天》杂志的存在。本章在夹叙夹议中回顾这段历史,以期在更长的文学史进程中定位《今天》的得失与后果。本文的写作得益于近些年来所披露的大量文学史料,是一种偏重于文献和史实的杂志研究；本文祈望自己所着力的考辨工作有史料学上的去粗存精之效,能为更细致饱满的文学史写作构筑更坚实的基础。同样,本文在史实辨析前提下的阐释和论述,多半属于拾遗补缺、添砖加瓦的工作；不避其微,不贪其深,力图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是为了《今天》乃至新时期文学的研究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刻。

蒋巧媛,李莉,李先琨^[3]（2021）在《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创刊40周年》文中提出在庆祝《广西植物》创刊40周年之际,回顾了《广西植物》的发展历程,可分为4个阶段:初创内部刊物,萌芽起步;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影响力提升;抓住机遇,实现期刊跨越式发展;打造期刊品牌特色,以特色栏目带动期刊整体发展。以创刊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知网和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数据,使用引证分析法,从发文信息量、报道对象、稿源及作者队伍特点、论文资助项目、被国内期刊引用情况、发表文章下载量等方面分析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总结了期刊在以下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优良平台;期刊评价的各项指标提升,期刊影响力扩大;围绕国家战略和重大社会需求,策划研究热点,打造学科特色栏目;扩大作者群和读者群,加强编委会建设等。展望未来,面临巨大挑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设想:第一,围绕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任务,提升期刊的学术引领能力和品牌影响力;第二,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重大主题打造重点专栏、组织专题和专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第三,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适应移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探索全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加快期刊融合发展;第四,适度增加国际编委比例,提供论文英文长摘要,加强双语学术网站建设,提升开放办刊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努力打造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徐晓丹^[4]（2011）在《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文中提出《天地》1943年10月诞生于上海沦陷区,主编为苏青,是一份以刊载散文为主的文学期刊。它在上海沦陷区存在的近三年时间里,采取远离政治与风月的办刊宗旨,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滴,提倡女子写作,显示出浓厚的女性色彩,对考察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环境以及普通市民的生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共分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对《天地》进行整体定位并探讨两大创作群体的创作心态。从所刊发文章的内容入手来对刊物定性,从对办刊宗旨的分析入手来探寻刊物的特点,从时人的评论和发行量入手来判断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汪伪官员与落水文人而言,尽管对战败的恐惧和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他们走上了“和运之路”,但毕竟大节已亏,内心是非常苦闷矛盾的,不得不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以求得宽慰。对于鬻文为生的自由文人而言,因为大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在写文章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考虑到大众的口味和喜好,显示出世俗化的创作心态。第二部分联系时代和社会背景介绍《天地》的文章风格。沦陷时期上海时局的不明朗使得文人们不再执着于人生的终极关怀,转而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凡俗化色彩。在恶劣的言说环境下,人们采用变体的方式去对抗权威、抨击时政、解构现实,又赋予了一些作品诙谐化的特征。沦陷时期将散文作为避开现实、遣愁排忧、附庸风雅的一种写作和生存策略,散文创作主打“清谈”和“忆旧”的闲适风,《天地》作为一本散文刊物,也不例外。第三部分分析了《天地》的女性色彩。一本刊物的编辑出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编辑者的影响,作为一名接受过“五四”新式教育的女性,《天地》的主编苏青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天地》是一本有着女性化色彩的刊物,和同时期其他刊物相比,它刊发的女作家的文章是相对较多的。同时,以张爱玲和苏青为首的女作家一方面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厄之境,深深地替女性悲哀和叹息着;另一方面也对女性自身积习和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对于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着非凡的促进意义。第四部分是对《天地》文化功绩的评析,从文人交流平台与文化史料保存两个角度对《天地》的文化功绩进行了挖掘与评述。《天地》只是上海沦陷区众多文学刊物中的一种,本文并无夸大其对上海沦陷区文学的代表性之意,《天地》进入本文研究视野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特殊背景以及刊物性质为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提供了历史资料和切入平台,这就为还原上海沦陷区文化风貌提供了可能。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正是通过对一个个看似不相干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才能得以不断地完善和深入。

高磊^[5]（2010）在《清代宋诗选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选本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近年来学界对其关注颇多,研究成果丰硕。然其中有关清代宋诗选本之研究却十分滞后,亟需加强。清代宋诗选本的产生深受当时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地域文化、藏书条件、刻书水平、选家素养、读者需求等因素之影响,与清代的诗歌创作、诗歌流派、诗学理论亦密不可分。清代诗学的一大特色即唐宋诗之争,宋诗选本则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深化清诗学、清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尤其对考察唐宋诗之争的流变意义重大;对于丰富宋诗史、宋诗学的研究也颇有价值。本文以笔者所调研的七十种清代宋诗断代选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与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动因及其主要特征,梳理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之间的关系,并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选本,开展深入的个案研究,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剖析的有机结合。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分析研究现状,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及意义。第一章依次叙述了宋诗选本的三个发展阶段:宋代—宋诗选本的发轫期、元明—宋诗选本的中衰期、清代—宋诗选本的鼎盛期,并分析此驼背状发展格局形成之原因。第二章探讨清人编辑宋诗选本的主要特征。首先,选家获取稿源手段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其不仅综合运用了购买、家藏、借钞、征稿等传统方式,还可凭借记忆编辑选本,或以他人选本为祖本进行二次选编。手段的多样保障了稿源的充足,可资选家更好地甄取。其次,编刻时间及地域上的不平衡性。时间上,康熙、乾隆两朝是宋诗选本编刊的高潮,所产生的选本数量占总数的63%,这与二帝高度重视文治、清初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繁荣、清初宋诗风的兴起、文网高张下文人的趋利避害等因素都有关系。地域上,江南地区是清代宋诗选本的主要产地,三分之二的选本出于斯,这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关。江南经济富庶,可为编刻选本提供资金保障;先进的文化教育,既为宋诗选本的编辑孕育了大批优秀的选家,又为其流通开辟了广阔的读者市场;江南又素以藏书精富着称于世,即为选本的编刊提供了充足的底本;刻书业的高度发达,则为宋诗选本的刊刻提供了技术保障,故其地编选繁盛乃势之使然。第三章探讨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动因。概括而言,主要有四种:对唐宋诗之争的回应、溯源诗教以改变颓靡的诗风、指导初学、辑存文献。清代宋诗选本,加强了与诗学思潮、经世致用、诗以存史等方面的联系,遂使其批评价值、文献价值都得到极大提升。第四章从诗学流衍的角度,先后梳理了由宋迄清历代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的相互关系,以管窥宗唐、宗宋势力之消长。比较而言,清代二者的关联更为紧密,清人选宋诗大都基于或宗宋、或宗唐、或唐宋兼采的立场,多少与唐宋诗之争有所牵连。选本一时成为诗争的特殊阵地,是丹非素。而经过清初近百年的诗学发展,人们对主奴唐宋之流弊已有清醒的认识,至乾隆朝则逐渐走上唐宋兼采、不拘一家的道路。第五章为几种代表性选本的专题研究。第一节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稽,指出吴之振诗学思想上宗宋而不废唐,能转益多师;探讨吕留良对《宋诗钞》成书之贡献;叙录经眼《宋诗钞》的版本;考证出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约刊刻于嘉庆以后。第二节探讨《宋诗啜醨集》编者潘问奇的遗民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此书尊唐黜宋的批评主调。第三节叙录寓目《宋诗别裁集》的版本;考证出张景星为松江府人,并勾勒其家族图谱;归纳此选的批评宗旨:推崇理学、唐宋兼采。结语部分概括文章主要内容,并对今后努力的方向作了说明。附录四种,从文献的角度,对所调研的七十种清代宋诗选本的卷数、刊刻时间、版式、收录情况、编撰优劣、版本流衍、书目着录、选家概况、藏书单位等信息加以叙录,制表列举其成书形式,并迻录寓目选本之序跋及《宋诗类选》的征引书目,这些工作或可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总目次2001年(第1期～第12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总目次2001年(第1期～第12期)（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今天》（1978-1980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创刊4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4）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宋诗选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总目次2001年(第1期～第12期)（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2]《今天》（1978-1980年）研究[D]. 梁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3]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创刊40周年[J]. 蒋巧媛,李莉,李先琨. 广西植物, 2021(10)
• [4]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D]. 徐晓丹. 江西师范大学, 2011(04)
• [5]清代宋诗选本研究[D]. 高磊. 苏州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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