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美国有420多万t造纸能力停产(论文文献综述)
王鹏飞[1](2021)在《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洗涤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洗涤技术是人类保持健康、维持生存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展示精神风貌的重要方式。人类洗涤的历史与文明史一样悠久绵长,从4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到我国的先秦,无不昭示着洗涤与洗涤技术的古老。但现代意义上的洗涤及其技术,是以表面活性剂的开发利用为标志的,在西方出现于19世纪末,在我国则更是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前身可追溯至1930年成立的中央工业试验所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是我国日化工业特别是洗涤工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专业技术研究机构,是新中国洗涤技术研发的核心和龙头。以之为研究对象和视角,有助于系统梳理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全貌。迄今国内外关于我国洗涤技术发展的研究,仅局限于相关成果的介绍或者是某一时段前沿的综述,且多为专业人员编写,相对缺乏科学社会学如动因、特征与影响等科技与社会的互动讨论;同时,关于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系统学术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基于丰富一手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院史档案,本文从该院70年洗涤技术研发的发掘、梳理中透视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的历程、动因、特征、影响及其当代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在对档案资料进行初步分类、整理时,笔者提炼出一些问题,如:为何我国50年代末才决定发展此项无任何研发究经验的工业生产技术?在薄弱的基础上技术是如何起步的?各项具体的技术研发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究竟哪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带动了整体工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在技术与社会交互上,哪些因素对技术发展路径产生深刻影响?洗涤技术研发的模式和机制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技术的发展又如何重塑了人们的洗涤、生活习惯?研究主体上,作为核心研究机构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在我国洗涤技术发展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其体制的不断变化对技术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其曲折发展史对我国今天日用化工的研发与应用走向大国和强国有哪些深刻的启示?……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国内外洗涤技术的发展为大背景,分别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其它离子型(非离子、阳离子、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助剂及产品、合成脂肪酸等四大洗涤生产技术入手,以关键生产工艺的突破和关键产品研发为主线,重点分析各项技术研究中的重点难点和突破过程,以及具体技术研发之间的逻辑关系,阐明究竟是哪些关键工艺开发引起了工业生产和产品使用的巨大变化;同时,注重对相关技术的研发缘由、研究背景和社会影响等进行具体探讨,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技术的发展。经过案例分析,本文得到若干重要发现,譬如表面活性剂和合成洗涤剂技术是当时社会急切需求的产物,因此开发呈现出研究、运用、生产“倒置”的情形,即在初步完成技术开发后就立刻组织生产,再回头对技术进行规范化和深化研究;又如,改革开放后市场对多元洗涤产品的需求是洗涤技术由单一向多元转型的重要动因。以上两个典型,生动反映出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因素对技术研发的内在导向。经过“分进合击”式的案例具体研究,本文从历史特征、发展动因和研发机制三个方面对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洗涤技术整体上经历了初创期、过渡期、全面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四个阶段,而这正契合了我国技术研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精到新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以技术与社会的视角分析洗涤技术的发展动因,反映出社会需求、政策导向、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环保要素在不同时代、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共塑了技术发展的路径和走向;伴随洗涤领域中市场在研究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洗涤技术的研发机制逐渐由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度和转化。本文仍有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全面拓展,如全球视野中我国洗涤技术的地位以及中外洗涤技术发展的比较、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核心力量的潜力发挥等。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周金凯[3](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王月红[4](2019)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40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就,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续的突出体现。“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治理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尤其,京津冀大气污染呈高发多发态势,社会敏感度和关注度高,是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我国大气污染区域治理的突破口,是三大攻坚任务的重要内容。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因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和技术支持而难以实质性推进。环境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和跨界环境治理的重要内生激励措施,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广泛重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要制度选择和政策举措。其中,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京津冀大气污染跨区域协同合作治理已成为广泛共识。但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性研究(尤其是对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研究)是导致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因项目异质性没有统一模式(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是具备微观经济基础的定量模拟技术,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理想工具。本文基于机会成本法(OCM)开创性构建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CGE模型,通过设定特定硫税冲击模拟“去产能”对经济产出和PM2.5减排的影响,定量研究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标准问题,建立了一个“先定上限,后定下限,再定额度”的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基本框架,以最大程度满足京津冀大气治理的内生激励需要。本文对于加快补齐生态建设制度短板、加快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实质性进程、尽快改善京津冀大气质量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为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重要思想启示和技术支持,对其他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研究内容包括如下七个方面。首先,阐述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对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此外,介绍了文章的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第二,回顾生态补偿和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相关文献。从生态补偿概念、机制、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生态补偿支付原则、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现状及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研究等维度系统回顾、梳理了相关理论文献和实践案例,构建了生态补偿“改变者付费原则”(CPP)统一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第三,以最具典型和治理成果最为显着的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为例,深入分析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背景、制度演化、治理体系和政策措施,从科学化定量体系和制度化保障体系两个维度系统总结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动态机制和阶段性特征。研究显示,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是以EMEP为基础、以CLRTAP为核心、八项议定书为补充的不断扩展治理领域和政策边界的动态过程,充分揭示了欧洲跨界大气治理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框架及其对我国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借鉴意义。第四,实证研究京津冀大气污染共同治理下的机会成本(“点值”)。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模拟在特定大气质量目标下京津冀共同治理大气污染时的实际机会成本,确定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基准“点值”,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基准参考。第五,界定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区间。为了最大程度满足京津冀大气治理内生激励需要,增强协同治理共识,基于静态单区域CGE模型和京津冀大气污染成因特征,开创性提出了“理论最大补偿标准”概念,由此确定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同时基于河北单独治理情景下的机会成本和京津冀联合治理下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分析,提出一种口径更宽的“下限”测算方法,确定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本文界定的生态补偿标准区间超越了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模拟出的单一“点值”标准,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和政策意义。第六,构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基本框架。在上述补偿标准区间和基准点值的基础上,再考虑京津冀大气污染及其治理的非经济影响因素(体现出PES项目异质性)加以调整和校准,完善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以最大化提升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治理的内在动机和利益协同,从而加快大气污染联合治理的实质进程。该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为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提供了重要决策支持。第七,归纳全文主要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在总结全文研究基本结论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建议和进一步思考。首先,在充分借鉴吸收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大气污染防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生态经济学研究,并更加重视理论研究成果的思想传播,尽早扭转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研究严重滞后的局面,为我国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治理需要提供思想前提、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其次,河北省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中承担主要任务,文章就深入推进河北“去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排效应的行业差异性,以及污染防治限产减排措施精准施策、防止“一刀切”等提出政策建议。再次,就特定大气质量预期控制目标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支付标准的确定给出了具体建议,提供了一个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就如何构建有效的大气治理区域协调机构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吴敏洁[5](2019)在《低碳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 ——基于生产率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低碳发展是全球气候变暖压力下环境生态系统对制造业提出的要求,也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本文的研究基于低碳化发展背景,将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因素纳入制造业生产效率系统,采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为制造业低碳发展的表征指标,以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和30个省(直辖市)为观察对象,以2001-2016年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为基础,采用因素分解、面板数据回归、数据包络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制造业低碳化发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的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有:首先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进行经验总结,然后回顾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提出发展方向,剖析制造业节能减排状况,并与相关国家进行对比。本文重点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它们对我国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相关关键变量对低碳发展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首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问题,英、美、德、日本发达国家殊途同归,寻求低碳发展,为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制造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有规律可循,可以通过能源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空间结构优化等方式有效解决,污染并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发展反思,为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警示,产业发展中一味寻求高度化,易导致产业空心化,产业高度化应以产业合理化为基础;欧美国家经过前期的治理积累,基本实现了经济与环境脱钩,再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考验。其次,中国制造业取得辉煌成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同时,能源效率、能源结构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压力日增。本文采用帕雷托分析发现,制造业节能减排集中在少数关键产业和区域,进一步因素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显示,能源强度改善对节能减排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内无法抵消增长的正向促进,这就要求制造业部门应当更多选择优质能源,增加对电力等高质量能源的使用,由于能源结构变动的刚性,短期内,单纯依靠能源结构的优化,节能减排空间有限。接着,依据上述分析和逻辑思路,本文重点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方面展开探讨,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构建了R&D、FDI、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集聚等关键变量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我国2001-2016期间制造业部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0.97%,东部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各区域最低,粗放式发展下,中西部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未见明显改善,产出不足限制了中西部产出效率的提高;由于R&D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创新系统失灵以及“技术依赖”下形成的低端锁定,R&D、FDI和出口抑制了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摆脱低端锁定的依赖路径成为东部制造业的当务之急,不同于东部,出口显着促进了中西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R&D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同现显着正向影响,而出口导向的FDI成为推动中西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全球进入“次贷”、“欧债”等后危机时代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造成了一定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高技术产业比重增加)显着促进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D强化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非清洁化”方向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增加)显着抑制了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D作用下,能源密集型产业份额增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抑制作用增强,回弹效应显着,而FDI技术溢出有助于减轻能源密集型产业份额增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负面影响。第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在我国东部区域集聚,并呈现强化趋势,但集聚程度较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聚在南部沿海,由于拥挤成本影响,一些产业出现向中部和西部转移态势,以污染密集为代表的低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板块,集聚强度呈现减弱,集聚促进了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行业异质性,集聚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但对低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集聚存在显着负向影响,印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上述分析和有关结论,论文从节能降耗、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三个层面提出了我国制造业低碳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另外,近年来,智能制造浪潮兴起,云计算、并行处理等技术的成熟为人工智能环境搭建提供了工具,也为制造业低碳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智能制造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将成为本文今后研究的新课题。
钟洪亮[6](2015)在《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不断深化,我国工业领域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品短缺不断演变为产能过剩,并从消费品生产领域蔓延到投资品生产领域,产品市场结束了短缺供给态势,开始不断遭遇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一般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在市场竞争规律的优胜劣汰作用机制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开始发挥作用,循环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当前我国产能过度过剩、绝对过剩、行政性过剩等矛盾层出不穷,经济规制式微与行政干预渐强并驾齐驱,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体制性产能过剩和绝对产能过剩交织并存,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顽疾。进入新世纪以来,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一直是国务院与国家有关部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但至今仍未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困局。后改革时代,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转型阶段,产能过剩矛盾的范围和程度进一步扩展,从传统制造业、重化工业到一些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有全面性、长期性、顽固性的趋势,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产能过剩治理的长效机制,系统深化产能过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一致共识。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派生物。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中不断丰富了产能过剩内涵,也深化了对产能过剩的认识,较好地辨识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过度投资、过度竞争等相关概念关联演化。在对不同过剩经济理论解读、评介中,汲取诊断我国产能过剩矛盾的理论资源,以形成更科学地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历史演进与治理政策绩效,厘清产能过剩矛盾的波动特性与演化特征,从而更好地剖析当前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分别从国家治理转型、地方政府竞争、厂商能力特征与世界市场结构中,深入解析了不同产能过剩形成的一般机理。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能过剩治理经验与教训分析基础上,从宏观经济问题的微观视角和微观经济问题的宏观视角出发,提出新时期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的五大方略。
王成[7](2014)在《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安徽淮河流域(以下简称“本区”)工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是我国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工业化的缩影,反映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的当代安徽淮河流域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光辉历程。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区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出经验,将之发扬光大。通过发现其中的问题与不足,我们又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从而更好地加快本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本区具备发展工业的资源基础,然而由于起步晚,发展缓慢,其历史起点较低。新中国成立以前,本区工业始终处于“开而未发”的状态,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严重滞后并发展速度缓慢。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央及安徽地方政府在本区创建了一批现代工矿企业,为本区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通过三年经济恢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本区基本建立。50年代初,沿海工业企业内迁以及苏联对华工业援建使本区工业发展获益匪浅。1965年开始的“小三线”建设使本区六安、金寨、霍山等地落后的工业面貌有所改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淮域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甚至遭受重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成为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全国一样,本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本区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有所发展,个私经济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本区工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本区工业发展具备一定的自身优势,比如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上本区工业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仍,社会长期动乱。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区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然而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内,本区都不是国家和安徽省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所得到的政策支持非常有限,因而即使与本省非淮地区相比也处于落后状态,遑论与江浙沿海等发达地区。从纵向来看,60多年来本区在煤炭、电力、建材、食品加工、酿酒等工业较之新中国成立以前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从横向来看,由于缺少工业发展极和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撑等多重历史和现实因素,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本区总体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及本省非淮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总体偏低。本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前期。其中淮南高于整体标准,部分地区如亳州、阜阳等甚至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从安徽省整体来看,安徽省和皖中工业水平已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皖南则整体处于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本区与全省其他地区相比,工业化进程滞后。2.工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安徽地方政府在本区工业建设投资十分有限。本区实行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进程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及本省非淮地区。最近几年来,本区加强引进外资力度,加强与中央企业的合作,但效果均不如人意。3.民营工业经济薄弱。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鼓励发展个私经济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本区个私经济基本消失。改革开放以后,本区个私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阜阳模式曾一度与温州模式、苏州模式并称为全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三大模式,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最终走向衰落。4.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结构。1949年以来,国家在本区投资主要集中于水利建设和农田改造,具体到工业建设仅有两淮煤矿的开发,因而本区工业方面除煤炭、电力、食品加工等工业相对发展较好以外,其余如钢铁、机械等工业均比较落后。5.与长三角经济区联系紧密。近代以来,上海经济圈对本区工业的发展带动作用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工业企业内迁使本区工业经济发展获益匪浅。此后,在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安徽省积极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同时,安徽及本区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长三角经济区建设,提出“远学闽粤,近学江浙”、“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等口号,拉近安徽及其淮域地区与江浙沪等地的距离。21世纪以来,本区和全省其他地区一样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工业发展分工。工业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必然与社会其他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区工业建设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本区落后的经济与社会面貌初步得以改变。随着工业的发展,本区各市的工业经济结构各具自身特色。淮南和淮北已发展成煤、电、化类型的工业基地,蚌埠是以建材、机械、轻纺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阜阳和宿州的工业则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亳州的药材加工和酿酒等工业初具规模,其余如滁州、宿州、六安等地工业发展也颇具自身特色。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区农业经济、城镇化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工业发展也使经济与社会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为突出的即是工业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当代安徽淮域工业经济存在停滞、爱慢的发展现象,但总趋势仍然是上升的、向上发展的。
刘来平[8](2012)在《从独立生产体系到参与全球分工的中国石化产业 ——以中国石化第十建设公司为例(1970-2008)》文中指出石油化工是一个全球化特点十分鲜明的产业,又是一个资源依赖性非常强的产业。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石油跨国公司就是以全球资源为基础,通过对全世界石油资源的开采、加工和销售而发展起来,至今仍掌握着全球产业的主导权。中国石化产业的发展历程有所不同,是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基本封闭和独立的生产体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独立的体系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广泛的联系。本文用全球化的视角研究中国石化集团第十建设公司(以下简称TCC公司)1970—2008年间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这个企业的研究,分析中国石化产业是如何从一个独立体系逐渐参与到世界生产体系过程中的。近代石油产业19世纪60年代发源于美国,不久即成为一个全球性产业。从美国、委内瑞拉、墨西哥、荷属东印度、俄罗斯等地开采的石油经过美国、英国、荷兰石油公司的加工提炼成各种油品,在世界各地销售。一战后跨国石油公司联合起来垄断了中东石油的开发权,二战以后开始大规模开发。凭借中东的“廉价石油”,以“七姊妹”为代表的大石油公司在生产技术和销售市场方面取得了绝对优势,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化工产业。产油国为了石油利益持续抗争,四次中东战争是石油资源矛盾的集中爆发。中国的石油化工产业是建国后完全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70、80年代通过大规模引进技术形成了一个基本封闭和独立的体系。TCC公司就是在中国原油勘探开采取得历史性突破后,大规模发展炼油和化工生产的背景下组建的。公司依托大型石化项目的建设,到90年代初期发展成为大型石化建筑企业。9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经济体制转变、内需不足的形势,受此影响石化产业发展缓慢,乃致亏损。在这种宏观背景下,虽然TCC公司想方设法承揽工程,涉足多种业务,但一直难以摆脱困境。为扩大总需求,中国开始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由于石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还缺乏竞争力,出口政策对石化产业的影响短期内并不明显。从企业内部来说,TCC公司90年代后期在集团统一政策安排下采取大力减员下岗、脱离社会职能等措施,企业负担有所减轻。不过企业状况真正有所好转、效益逐渐提高是进入21世纪后。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促进出口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到21世纪初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出口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多是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以初级石化产品为原料的制造品,大量的纺织、服装、玩具、电子等产品使石化原料需求猛增。为满足这些产品需求,中国加速扩大石化生产能力。大量石化项目的投资建设使TCC公司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是企业形式好转的根本原因。虽然如此,不过从全球石油化工产业分工形势来看,TCC公司与其他的中国石化企业一样还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对石油资源的需求增长放缓。不过从全球来看,只是消耗资源多的产业环节转到了中东、南亚、印度等后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长迅速,导致石油供应紧张、价格持续上涨,竞争更加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了对石油资源的控制。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直至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都含有争夺石油资源控制权的因素。在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支持下,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占据产业链高端,通过历史形成的技术垄断优势继续保持产业主导权。由于石油化工产业鲜明的资源依赖特点,且石油作为能源又是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石油化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尤为需要政府的扶助与支持。目前的全球石化产业分工体系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凭借军事武力控制世界石油资源,另一方面又借助其在石油勘探、开采和加工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垄断石油产业链条的高端。中国石化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过程中无疑受到这个分工体系的制约,一方面缺少外部石油资源供应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在勘探、开采和加工等技术方面又落后于西方,处于石油生产加工链条的低端。历史上和今天,很多国家都曾经通过采用贸易保护和幼稚工业辅助等经济政策,支持和推动自己国家的各种产业发展,以期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而对于石化产业这种资源依赖性特别强的产业来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和今天采用的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和发动战争,为自己国家的石油工业抢占国际石油资源。中国是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国家。那么在当今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如何用国家力量来支持中国的石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曹令军[9](2012)在《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文中提出历史恰似一条割不断的时间链条,今天的发展只能建立在昨天的基础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实际上是一个绵延不绝的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被动、屈辱的对外经济开放进程。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成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外经济开放历时170多年,我国从封闭半封闭国家演变成全方位开放的国家。对外经济开放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赢得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回顾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伟大历程,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探索新形势下扩大和优化对外经济开放的思路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经济开放水平,完善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1章是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的有关对外经济开放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进而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内容安排及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概括。第2章至第3章研究晚清对外经济开放。第4章至第7章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第8章至第10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经济开放。第11章分析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对中国从1840年到201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部分是结论,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在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行全景式勾勒和概括后,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坚持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是一个国家抓住重大战略机遇的关键。清政府因为历史眼光的局限性,错失重大历史机遇,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只能黯然淡出历史舞台。1978年实行的对外经济开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的发展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赞叹。(2)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是:从被动屈辱到主动可控;从任人宰割到实现双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特色;从漠视华侨到重视华侨;从闭关锁国到融入世界。(3)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制约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国内环境、文化氛围、军事因素、技术因素、法律因素等等。(4)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经验教训:对外经济开放要持之以恒;对外经济开放要稳中求进;对外经济开放要防范风险;对外经济开放要内外兼顾;对外经济开放要精心设计。(5)对外经济开放必须与国内改革同步。如果只有对外开放,没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既难以深入,也不可能持久。清政府向欧美派出留学生的时候,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留学生只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不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结果当留学生开始剪辫子、穿西装时,清政府认为留学生政治上已经不可靠,将留学生全部撤回。清政府甚至对百日维新运动镇压,拒绝进行改革,开历史的倒车,最终被历史无情淘汰。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具有留学经历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既要改革也要开放。可以说,对外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如果没有国内的配套经济和政治改革,是难以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6)对外经济开放要注重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的协调发展。技术的长远发展必须有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作为根本保障。南京国民政府和清政府一样喜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过分注重技术的模仿,惰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建立了西方的宪政制度,但是本质上还是独裁统治,而这注定南京国民政府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中国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既有技术层面的学习,也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学习。在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保证了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又好又快发展。(7)对外经济开放实际上就是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国通过对外经济开放,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学习和引进世界上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就中国来说,都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往往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外经济开放的领域和路径设计。通过对外开放,中国逐步从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向分工合作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不断迈进,中国制造誉满全球。通过对外经济开放,中国真正摆脱了贫穷落后,避免了落后挨打的悲剧。实际上,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也是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与之相适应。中国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开放也必然需要扩大和深化。以传统制造加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在对其不断调整和优化。对中国来说,粗放型和资源密集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就中国来说,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对外经济开放水平,更好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本文力图在以下4个方面进行创新:(1)对1840—2010年这17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历史和进程进行全景式描述和概括。根据时间顺序,把对外经济开放分为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重要阶段。对这170年对外经济开放进程和历史进行概括,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提供有益的探索。(2)对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阶段的对外经济开放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外开放的研究,当前最重要的是梳理基本历程,要从整体上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既需要研究时间更需要新的研究视角。(3)对1840—2010年这17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总结,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提供政策建议。(4)对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进行概括和总结。全文对留学生派出的类别、留学生如何管理服务、留学生学习专业、留学生本身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进行分析研究,对如何进一步吸引更多留学生回国服务提供建议。
毕于运[10](2010)在《秸秆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秸秆大国。秸秆资源的开发利用,既涉及到农业生产系统中的物质高效转化和能量高效循环,成为循环农业和低碳经济的重要实现途径,又涉及到整个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土壤肥力、环境安全以及可再生资源高效利用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涉及到农民生活系统中的家居温暖和环境清洁,逐步成为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秸秆资源数量估算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草谷比法;二是副产品比重法;三是收获指数法。本文以大量的农作物种植试验研究文献为主要依据,利用其提供的农作物各部分生物量、收获指数(经济系数)、谷草比等基础数据,结合现实的草谷比实测结果,对我国各类农作物的草谷比进行了仔细的考证,从而建立了更为系统、更为精确的草谷比体系。继而以新建草谷比体系为依据,结合历年农作物生产统计数据,对1952年以来我国历年各类农作物秸秆产量和2008年分省(市、自治区)各类农作物秸秆产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估算,并汇总出了1952-2008年全国农作物秸秆总产量和200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秸秆总产量。计算结果表明:(1)2008年全国秸秆产量达到84219.41万t,与1952年(21690.62万t)相比净增2.88倍;(2)中国是世界第一秸秆大国;(3)秸秆是我国陆地植被中年生长量最高的生物质资源,分别相当于全国林地生物质年生长量的1.36倍、牧草地年总产草量的2.56倍和园地生物质年生长量的7.75倍;(4)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秸秆产量合计占全国秸秆总产量的2/3左右;(5)全国近一半的秸秆资源分布于全国百分之十几的土地上。在农产品收获过程中,许多农作物需要留茬收割;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尤其是在收获过程中,多数农作物都会有一定量的枝叶脱离其植株而残留在田中;在秸秆运输过程中也会有部分损失,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秸秆都能够被收集起来。本文通过对各类农作物株高、收割留茬高度、叶部生物量比重、枝叶脱落率、收贮运损失率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制定了我国各类农作物秸秆的可收集利用系数,并据此估算了我国各类农作物的可收集利用量。计算结果表明:2008年我国秸秆的可收集利用总量为65102.19万t,平均可收集系数为0.77。秸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用途:一是用作燃料;二是用作饲料;三是用作肥料;四是用作工业原料;五是用作食用菌基料,简称“五料”。本文依据秸秆的形态、质地、密度、物体结构、物质组分、养分含量、热值等自然特征,对其在“五料”利用上的自然适宜性进行了分类评价和综合评价。分类评价结果为,2008年在我国可收集利用的秸秆总量中:(1)最适宜和一般适宜直接燃用的秸秆占1/2以上;(2)适宜和较适宜“三化一电”的秸秆占95%以上;(3)最适宜和适宜沼气生产的秸秆约占90%;(4)适宜和较适宜直接饲喂牛羊的秸秆占近80%,适宜加工饲喂牛羊的秸秆占90%以上,适宜直接饲喂和加工饲喂猪禽的秸秆占1/5以上;(5)适宜工业加工和食用菌种植的秸秆占90%以上。综合评价结果为,2008年在我国可收集利用的秸秆总量中:“草性”和“木性”秸秆各约占1/5,中性秸秆约占3/5。燃用消耗过多,饲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工业加工利用偏少是目前我国秸秆利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08年,在我国秸秆可收集利用总量中,直接燃用量21000万t,占32.26%;新能源开发利用量720万t,占1.11%;饲用量17660万t,占27.13%;工业加工利用量4300万t,占6.61%;食用菌养殖利用量1300万t,占2.00%;直接还田量9200万t,占14.13%;废弃和焚烧量10922万t,占16.78%。目前我国秸秆直接还田量和残留还田量合计为28000多万t,约占全国秸秆资源总产量的1/3,平均每公顷耕地还田秸秆2.33t。根据秸秆资源综合利用与“三农”之内在关系,可将秸秆资源的利用类型划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的秸秆资源循环利用;二类是农村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秸秆资源利用;三类是农村社会经济系统外部的秸秆资源利用。目前,在我国已利用秸秆总量中,一类利用约占52%,二类利用约占39%,三类利用约占9%。我国秸秆开发利用的总体趋势具体体现在“四个增加”、“两个减少”、“一个替代”。“四个增加”:一是秸秆新能源开发利用量增加;二是秸秆饲用量增加;三是秸秆工业加工利用量增加;四是秸秆食用菌种植利用量增加。“两个减少”:一是秸秆废弃和焚烧量减少;二是秸秆直接燃用量减少。“一个替代”是指秸秆过腹还田、秸秆沼肥还田和秸秆过腹沼肥还田逐步替代秸秆直接还田。
二、2002年美国有420多万t造纸能力停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美国有420多万t造纸能力停产(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0.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0.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0.4 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第一章 中外洗涤技术发展概述 |
1.1 洗涤技术的相关概念 |
1.1.1 洗涤、洗涤技术及洗涤剂 |
1.1.2 表面活性剂界定、分类及去污原理 |
1.1.3 助剂、添加剂、填充剂及其主要作用 |
1.1.4 合成脂肪酸及其特殊效用 |
1.2 国外洗涤技术的发展概述 |
1.2.1 从偶然发现到商品——肥皂生产技术的萌芽与发展 |
1.2.2 科学技术的驱动——肥皂工业化生产及其去污原理 |
1.2.3 弥补肥皂功能的缺陷——合成洗涤剂的出现与发展 |
1.2.4 新影响因素——洗涤技术的转型 |
1.2.5 绿色化、多元化和功能化——洗涤技术发展新趋势 |
1.3 中国洗涤技术发展概述 |
1.3.1 取自天然,施以人工——我国古代洗涤用品及技术 |
1.3.2 被动引进,艰难转型——民国时期肥皂工业及技术 |
1.3.3 跟跑、并跑到领跑——新中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历程 |
1.4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发展沿革 |
1.4.1 民国时期的中央工业试验所 |
1.4.2 建国初期组织机构调整 |
1.4.3 轻工业部日用化学工业科学研究所的筹建 |
1.4.4 轻工业部日用化学工业科学研究所的壮大 |
1.4.5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转制和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发展 |
2.1 我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开端(1957-1959) |
2.2.1 早期技术研究与第一批合成洗涤剂产品的面世 |
2.2.2 早期技术发展特征分析 |
2.2 以烷基苯磺酸钠为主体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1960-1984) |
2.2.1 生产工艺的连续化研究及石油生产原料的拓展 |
2.2.2 烷基苯新生产工艺的初步探索 |
2.2.3 长链烷烃脱氢制烷基苯的技术突破及其它生产工艺的改进 |
2.2.4 技术发展特征及研究机制分析 |
2.3 新型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与研究(1985-1999) |
2.3.1 磺化技术的进步与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盐、α-烯基磺酸盐的开发 |
2.3.2 醇(酚)醚衍生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2.3.3 脂肪酸甲酯磺酸盐的研究 |
2.3.4 烷基苯磺酸钠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
2.3.5 技术转型的方式及动力分析 |
2.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的全面产业化及升级发展(2000 年后) |
2.4.1 三氧化硫磺化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
2.4.2 主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的产业化 |
2.4.3 油脂基绿色化、功能性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2.4.4 新世纪技术发展特征及趋势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发展 |
3.1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技术的初步发展(1958-1980) |
3.2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技术的迅速崛起(1981-2000) |
3.2.1 生产原料的研究 |
3.2.2 咪唑啉型两性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3.2.3 叔胺的制备技术的突破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开发 |
3.2.4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技术更新及新品种的开发 |
3.2.5 技术发展特征及动力分析 |
3.3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绿色化品种的开发(2000 年后) |
3.3.1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开发及乙氧基化技术的利用 |
3.3.2 糖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3.3.3 季铵盐型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进一步发展 |
3.3.4 技术新发展趋势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助剂及产品生产技术的发展 |
4.1 从三聚磷酸钠至4A沸石——助剂生产技术的开发与运用 |
4.1.1 三聚磷酸钠的技术开发与运用(1965-2000) |
4.1.2 4 A沸石的技术开发与运用(1980 年后) |
4.1.3 我国助剂转型发展过程及社会因素分析 |
4.2 从洗衣粉至多类型产品——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开发 |
4.2.1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初步开发(1957-1980) |
4.2.2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1981-2000) |
4.2.3 新世纪洗涤产品生产技术发展趋势(2000 年后) |
4.2.4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发展动力与影响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发展 |
5.1 合成脂肪酸的生产原理及技术发展 |
5.1.1 合成脂肪酸的生产原理 |
5.1.2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发展历史 |
5.1.3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研发路线的选择性分析 |
5.2 我国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初创(1954-1961) |
5.2.1 技术初步试探与生产工艺突破 |
5.2.2 工业生产的初步实现 |
5.3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1962-1980) |
5.3.1 为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开展的技术研究 |
5.3.2 为提升生产综合效益开展的技术研究 |
5.4 合成脂肪酸生产的困境与衰落(1981-90 年代初期) |
5.5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历史反思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洗涤技术历史特征、发展动因、研发机制考察 |
6.1 我国洗涤技术的整体发展历程及特征 |
6.1.1 洗涤技术内史视野下“发展”的涵义与逻辑 |
6.1.2 我国洗涤技术的历史演进 |
6.1.3 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特征 |
6.2 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动因 |
6.2.1 社会需求是技术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
6.2.2 政策导向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 |
6.2.3 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是驱动的双轮 |
6.2.4 环保要求是技术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 |
6.3 我国洗涤技术研发机制的变迁 |
6.3.1 国家主导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6.3.2 国家主导向市场引导转化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6.3.3 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6 拟创新点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3.1.3 实证分析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3.3.3 实证分析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3.4.3 实证分析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6.2 政策建议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及解释 |
1.2.1 生态补偿 |
1.2.2 生态补偿标准 |
1.2.3 生态补偿标准测算基本方法 |
1.3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生态补偿提出的背景及概念 |
2.2 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
2.2.1 参与者 |
2.2.2 补偿标准 |
2.2.3 补偿条件 |
2.2.4 补偿模式 |
2.2.5 资金来源 |
2.2.6 支付方式 |
2.3 生态补偿和其他环保政策的比较 |
2.3.1 PES和环境税的比较 |
2.3.2 PES和行政规制的比较 |
2.3.3 PES和 ICDPs的比较 |
2.3.4 中国跨界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
2.4 生态补偿标准核算 |
2.4.1 生态补偿标准确定依据 |
2.4.2 传统核算模型 |
2.4.3 特征价格模型 |
2.4.4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2.4.5 核算模型小结 |
2.5 生态补偿支付原则 |
2.5.1 污染者付费原则 |
2.5.2 受益者付费原则 |
2.5.3 改变者付费原则:一个统一框架 |
2.6 中国传统领域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 |
2.6.1 研究现状 |
2.6.2 生态补偿实践 |
2.7 国外传统领域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 |
2.7.1 研究现状 |
2.7.2 生态补偿实践 |
2.8 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 |
2.8.1 研究现状 |
2.8.2 生态补偿实践 |
2.9 评论 |
第3章 跨界大气污染治理国际经验 |
3.1 欧洲推进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背景 |
3.2 《远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及其治理机制 |
3.2.1 CLRTAP组织构成及运行方式 |
3.2.2 CLRTAP为核心的治理体系 |
3.3 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
3.3.1 科学化定量体系 |
3.3.2 制度化保障体系 |
3.3.3 欧洲大气污染治理成效 |
3.4 对中国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启示及建议 |
3.4.1 建立健全大气治理立法及配套执行体系,并严格落实问责 |
3.4.2 尽快建立和完善跨界大气污染监测评估系统 |
3.4.3 科学划分大气污染治理区域,成立跨域组织领导机构 |
3.4.4 加快研究制定符合国情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点值分析 |
4.1 建模思路 |
4.2 模型构建 |
4.2.1 生产模块 |
4.2.2 需求模块 |
4.2.3 污染物排放模块 |
4.2.4 硫税作用机制 |
4.2.5 动态递归和闭合模块 |
4.3 数据来源、处理及情景设置 |
4.3.1 数据来源和处理 |
4.3.2 情景设置 |
4.4 模拟结果及分析 |
4.4.1 PM_(2.5) 浓度变化敏感分析 |
4.4.2 京津冀共同治理下的机会成本测算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区间分析 |
5.1 建模背景 |
5.2 建模思路 |
5.3 模型构建 |
5.3.1 生产模块 |
5.3.2 消费模块 |
5.3.3 政府模块 |
5.3.4 污染物排放模块 |
5.3.5 闭合模块 |
5.4 数据来源、处理及情景设置 |
5.4.1 数据来源和处理 |
5.4.2 情景设置 |
5.5 模拟结果及分析 |
5.5.1 污染排放来源分析 |
5.5.2 各行业产出变化分析 |
5.5.3 各行业污染减排分析 |
5.5.4 主要行业减产、GDP损失及PM_(2.5) 浓度变化敏感分析 |
5.5.5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区间界定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基本框架 |
6.1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典型影响因素分析 |
6.2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基本框架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1.1 生态补偿理论及支付原则统一框架 |
7.1.2 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镜鉴 |
7.1.3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点值模拟 |
7.1.4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区间界定 |
7.1.5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基本框架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成果 |
(5)低碳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 ——基于生产率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
1.2.2 制造业与节能减排 |
1.2.3 技术创新与低碳经济 |
1.2.4 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 |
1.2.5 空间结构与低碳经济 |
1.2.6 小结 |
1.3 理论分析基础 |
1.3.1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推论 |
1.3.2 基于产业结构理论的推论 |
1.3.3 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推论 |
1.3.4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推论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国际趋势 |
2.1 英国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污染整治 |
2.1.1 英国“世界工厂”的辉煌成就 |
2.1.2 英国制造业造成的严重污染 |
2.1.3 英国制造业的治污路径及对策选择 |
2.2 美国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污染整治 |
2.2.1 美国制造业“兴旺崛起”的发展成就 |
2.2.2 美国制造业“大气公害”造成的严重污染 |
2.2.3 美国制造业的治污路径及对策选择 |
2.3 德国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污染整治 |
2.3.1 德国制造业“高端聚集”的特色业绩 |
2.3.2 德国制造业“工业区”排放的严重污染 |
2.3.3 德国制造业的治污路径及对策选择 |
2.4 日本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污染整治 |
2.4.1 日本制造业“重化工业”的独特道路 |
2.4.2 日本制造业严重污染的“七大公害” |
2.4.3 日本制造业治污路径及对策选择 |
2.5 发达国家制造业低碳发展态势及启示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和节能减排现状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辉煌成就 |
3.1.2 中国制造业发展制约因素 |
3.1.3 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 |
3.2 中国制造业节能状况剖析 |
3.2.1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能耗分析 |
3.2.2 中国区域制造业的能耗分析 |
3.2.3 中外制造业能耗水平比较 |
3.3 中国制造业碳减排状况剖析 |
3.3.1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现状 |
3.3.2 中国制造业能源结构 |
3.3.3 中外制造业碳排放水平比较 |
3.4 中国制造业节能减排途径分析 |
3.4.1 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耗Divisia指数分解 |
3.4.2 中国制造业能耗分解结果解析 |
3.4.3 能源结构的减排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 |
4.1 区域制造业环境技术效率 |
4.1.1 区域制造业环境技术效率模型 |
4.1.2 数据指标描述 |
4.1.3 结果分析 |
4.2 区域制造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4.2.1 Luenberger指数模型 |
4.2.2 结果分析 |
4.3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作用机制 |
4.3.1 技术创新系统的作用模型 |
4.3.2 实证模型、数据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 |
5.1 制造业产业分类 |
5.1.1 劳动密集型分类 |
5.1.2 技术密集型分类 |
5.1.3 能源密集型分类 |
5.2 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演进 |
5.2.1 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 |
5.2.2 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 |
5.2.3 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 |
5.3 产业结构优化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实证分析 |
5.3.1 模型 |
5.3.2 指标和数据描述 |
5.3.3 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空间结构优化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 |
6.1 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及演进 |
6.1.1 区域工业化阶段 |
6.1.2 区域制造业规模差异及演进 |
6.1.3 区域制造业结构差异及演进 |
6.1.4 区域制造业产业转移 |
6.2 中国制造业细分产业的空间集中度 |
6.2.1 产业空间集中度测量方法 |
6.2.2 制造业细分产业的集聚程度 |
6.2.3 制造业细分产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
6.3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实证分析 |
6.3.1 理论模型 |
6.3.2 数据和实证模型 |
6.3.3 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低碳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政策性建议 |
7.1 节能降耗政策性建议 |
7.1.1 提高非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 |
7.1.2 实行基于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
7.1.3 强化能耗重点区域和关键行业管理 |
7.2 技术创新政策建议 |
7.2.1 加强研发支持政策的执行管理 |
7.2.2 实施差别化的技术创新政策 |
7.2.3 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 |
7.3 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
7.3.1 积极推动智能制造 |
7.3.2 构建合理的产业集聚格局 |
7.3.3 加强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建设 |
参考文献 |
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6)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困局 |
一、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产能过剩 |
二、产能过剩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
三、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发展趋势及其调整化解 |
第二节 国内外产能过剩研究述评 |
一、产能过剩相关概念及内涵界定 |
二、国外产能过剩治理研究文献回顾与述评 |
三、国内产能过剩治理研究文献回顾与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技术路线 |
四、创新之处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
第一章 产能过剩的理论基础与测度方法 |
第一节 马克思过剩经济思想探索 |
一、竞争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
二、资本循环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 |
三、过剩经济基本特征与周期性循环演化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产能过剩理论探赜 |
一、竞争演化、垄断竞争与长期产能过剩 |
二、寡头垄断、厂商博弈与长期产能过剩 |
三、西方经济学产能过剩理论突围与实践挑战 |
第三节 产能过剩理论在现当代的新发展 |
一、马克思主义过剩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
二、西方经济学产能过剩理论的演化与新发展 |
三、不同过剩理论的比较与科学性研判 |
第四节 产能过剩测度趋势及其应用 |
一、国外产能过剩测度的主要方法 |
二、国内产能过剩测度的主要方法 |
三、本研究的测度方法与应用说明 |
第二章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历史演进与治理绩效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产能过剩问题辨识:1978-1991 |
一、产能过剩的经济背景与表现形态 |
二、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与经济绩效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产能过:1992-2001 |
一、产能过剩的经济背景与表现形态 |
二、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与经济绩效 |
第三节 加入WTO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演化:2002—2008 |
一、产能过剩的经济背景与表现形态 |
二、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与经济绩效 |
第四节 当前产能过剩基本特征与风险测度:2009-至今 |
一、产能过剩的经济背景与表现形态 |
二、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与经济绩效 |
三、当前我国产能过剩次生风险辨识 |
第三章 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
第一节 国家治理转型、宏观经济波动与产能过剩 |
一、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策诱致与产业组织演变 |
二、宏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传导与利润率平均化 |
三、国家治理变迁、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能力约束 |
第二节 地方政府竞争、产业规制效应与产能过剩 |
一、辖区资源争夺、税费优惠补贴与地方政府竞争 |
二、产业政策诱导、中央-地方博弈与资源配置效应 |
三、地方官员激励、产业规制偏好与区域产业布局 |
第三节 厂商能力特征、投资风险偏好与产能过剩 |
一、厂商偏好、生产能力趋同与同质陷阱 |
二、厂商合谋、投资行为选择与沉淀成本 |
三、厂商激励、产业组织结构与进出壁垒 |
第四节 世界市场结构、消费能力稀缺与产能过剩 |
一、资本全球化、世界市场结构与经济协调 |
二、市场一体化、消费能力稀缺与产能过剩 |
三、经营国际化、贸易保护主义与产能过剩 |
第四章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能过剩治理经验 |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长期产能过剩 |
一、美国金融危机、资本虚拟化与产能过剩 |
二、欧洲债务危机、产业空心化与产能过剩 |
三、全球性长期产能过剩对中国的启示 |
第二节 主要发达国家产能过剩及其治理机制 |
一、美国产能过剩及其治理机制 |
二、德国产能过剩及其治理机制 |
三、日本产能过剩及其治理机制 |
第三节 产能过剩治理的国际经验 |
一、产能过剩治理与调控体系 |
二、产能过剩治理与监测预警 |
三、产能过剩治理与法制保障 |
第五章 我国产能过剩治理路径研究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我国产能过剩治理 |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能过剩治理的关键战略 |
二、经济结构调整、分配制度改革与消费能力再造 |
三、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
第二节 经济自主创新驱动与我国产能过剩治理 |
一、自主创新驱动:产能过剩治理的根本路径 |
二、生产方式鼎新: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竞争优势再造 |
三、产业科技革新:生产能力跨越与产业竞争力培育 |
四、信息技术创新:大数据经济战略与产业生态变革 |
第三节 政府—市场关系优化与我国产能过剩治理 |
一、优化制度引导市场模式,跨越产能过剩体制陷阱 |
二、协同创新地方产业组织,化解产能过剩同构约束 |
三、完善企业退出政策体系,建立健全长效防范机制 |
第四节 企业组织产能过剩治理能力建设 |
一、创新驱动:企业动态能力获得与产能过剩治理 |
二、治理驱动:企业竞争策略优化与市场瞄准机制重建 |
三、双轮驱动:国内市场质量延展与国际市场容量开拓 |
第五节 法治经济:产能过剩治理的根本道路 |
一、法治精神与治理现代化 |
二、市场深化与法治化保障 |
三、产能过剩治理中的法律手段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
附录1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
附录2 当前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主要政策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图表索引 |
个人简历 |
(7)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相关界定 |
三、文献资料与理论方法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危中有机: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的条件 |
第一节 地理环境 |
一、地理与地貌特征 |
二、区位特点 |
三、交通状况 |
第二节 资源基础 |
一、农牧业资源 |
二、矿能资源 |
三、旅游及土特产品资源 |
第三节 历史渊源 |
一、行政区划演变与城市经济沿革 |
二、手工业的嬗变 |
三、现代工业的萌芽 |
四、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工业建设 |
第二章 艰难困苦: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安徽淮河流域的工业 |
一、现代工业的奠基与初步发展 |
二、手工业的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 |
三、“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前行 |
四、“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建设的异质化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安徽淮河流域工业 |
一、国有工业企业的变革与发展 |
二、非公有制工业经济的崛起与快速发展 |
三、乡镇工业的勃兴与低落 |
第三章 新陈代谢: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的发展状况 |
第一节 国家战略选择与当代淮河流域工业发展 |
一、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淮河流域工业 |
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淮河流域工业 |
第二节 轻重工业与手工业的新发展 |
一、轻工业的多样化发展 |
二、重工业的不均衡发展 |
三、手工业的再恢复与再发展 |
第三节 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的基本态势 |
一、工业化水平的初步判定 |
二、工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 |
三、民营工业经济力量薄弱 |
四、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结构 |
五、与长三角经济区联系紧密 |
第四章 管中窥豹:当代安徽淮河流域煤炭工业的个案研究 |
第一节 煤炭工业的发展进程 |
一、民国以前的煤炭开发 |
二、民国时期煤炭工业的起步 |
三、新中国成立后煤炭工业的飞跃 |
第二节 煤炭工业的成就 |
一、煤炭产量 |
二、煤矿基本建设 |
第三节 煤炭工业发展的原因 |
一、华东经济建设的需要 |
二、政策支持 |
三、骨干企业的高效经营 |
第五章 任重道远: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工业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
一、农村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 |
二、涉农工业有效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 |
三、乡镇工业加快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
第二节 工业发展使区域生态环境恶化 |
一、高污染工业加重了水污染 |
二、煤炭工业加剧了土地塌陷 |
第三节 工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深远影响 |
一、工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社会保障 |
二、小城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化 |
三、工业布局对城镇布局的影响 |
四、工业发展对城镇教育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从独立生产体系到参与全球分工的中国石化产业 ——以中国石化第十建设公司为例(1970-200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主要内容 |
1.3.3 创新点 |
第二章 全球石油化工产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近代石油产业在美、荷、英等国的产生和发展 |
2.1.1 美国石油产业的形成 |
2.1.2 荷兰和英国大石油公司的产生和扩张 |
2.1.3 一战后美国石油产业的发展 |
2.1.4 大石油公司对炼油技术的垄断优势 |
2.1.5 大石油公司的矛盾和勾结 |
第二节 二战后西方国家石油化工产业的迅速发展 |
2.2.1 “七姊妹”开发中东石油 |
2.2.2 “七姊妹”成为石油巨头的原因 |
2.2.3 战后美国、西欧和日本石化工业的发展 |
第三节 石油输出国与国际石油公司的斗争 |
2.3.1 1973 年以前石油输出国使用“石油武器”的失败 |
2.3.2 1973、1978 年两次石油危机与石油输出国夺取定价权 |
第四节 石油危机后世界石化产业的调整 |
2.4.1 20 世纪 80 年代石油需求增长缓慢 |
2.4.2 冷战结束后石油控制权对美国的意义 |
第三章 中国石化产业的大规模技术引进与 TCC 公司的早期发展(1970—1989) |
第一节 TCC 公司的组建和技术引进项目的建设 |
3.1.1 20 世纪 70 年代 TCC 公司建设的主要工程 |
3.1.2 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项目 |
3.1.3 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的背景 |
3.1.4 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对中国石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
第二节 TCC 公司建设大型乙烯工程 |
3.2.1 第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的曲折 |
3.2.2 大规模技术引进对中国石化产业发展的作用 |
3.2.3 20 世纪 80 年代 TCC 公司建设齐鲁乙烯 |
第三节 TCC 公司归并入中国石化总公司 |
3.3.1 组建中国石化总公司的目的 |
3.3.2 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成立 |
3.3.3 石化总公司成立对中国石化产业的意义 |
第四章 从繁荣到困难(1990—1997) |
第一节 TCC 公司的施工和效益状况 |
4.1.1 20 世纪 90 年初期的繁荣 |
4.1.2 90 年代中期以后效益下滑 |
第二节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石化产业的变化 |
4.2.1 产业体制的变革 |
4.2.2 由原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 |
第三节 宏观环境对石化产业和 TCC 公司的影响 |
4.3.1 工业品市场从短缺到相对过剩的转变 |
4.3.2 出口导向政策的实施 |
4.3.3 中国石化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
第四节 国企改革对石化行业和 TCC 公司的影响 |
4.4.1 企业承包制对 TCC 公司的成效 |
4.4.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石化企业的作用 |
第五章 困境中的变革(1998—2002) |
第一节 1998 年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的重组 |
5.1.1 重组前石化产业的情况 |
5.1.2 两大石油集团成立 |
5.1.3 两大石油集团公司的重组和上市 |
第二节 TCC 公司的减员与改制 |
5.2.1 减员的宏观背景: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
5.2.2 TCC 公司的下岗和减员 |
5.2.3 改制分流与脱离社会职能 |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石化产业的状况 |
5.3.1 大型石油公司的重组 |
5.3.2 跨国石油公司经营战略的转变 |
第四节 “入世”对中国石化产业的影响 |
5.4.1 入世协议中有关石化市场承的承诺 |
5.4.2 “入世”对中国石化业的影响 |
第六章 参与全球石油化工产业体系(2003—2008) |
第一节 TCC 公司经营状况的好转 |
6.1.1 TCC 公司的施工任务和效益状况 |
6.1.2 中国石化产业的产能扩张 |
6.1.3 中国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 |
第二节 面向世界市场的 TCC 公司和中国石化 |
6.2.1 TCC 公司在国外施工的情况 |
6.2.2 全球产业链中的 TCC 公司和中国石化产业 |
6.2.3 中国石油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 |
第三节 21 世纪以来全球石化产业体系的变化 |
6.3.1 发达国家石油化工产业的变化 |
6.3.2 投机资本进入原油市场 |
6.3.3 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和控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研究整体评价 |
1.3 研究方法、内容安排与主要创新 |
1.3.1 论文研究方法 |
1.3.2 论文内容安排 |
1.3.3 论文主要创新 第2章 鸦片战争后的对外经济开放(1840—1894 年) |
2.1 对外经济开放的国内外局势 |
2.1.1 国际局势 |
2.1.2 国内局势 |
2.2 对外贸易由顺差转逆差 |
2.2.1 西方列强的特权 |
2.2.2 对外贸易形势逆转 |
2.3 对外资金交流日益频繁 |
2.3.1 银行业 |
2.3.2 保险业 |
2.3.3 商业 |
2.3.4 航运业 |
2.3.5 工业 |
2.3.6 外债 |
2.4 技术引进方兴未艾 |
2.4.1 军事工业技术的引进 |
2.4.2 矿冶技术的引进 |
2.4.3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引进 |
2.4.4 科技人才的引进 |
2.4.5 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
2.5 “苦力贸易”规模空前(1840—1911 年) |
2.5.1 人口外迁的动因 |
2.5.2 “苦力贸易”的输出方式 |
2.5.3 “苦力贸易”的运输过程 |
2.5.4 “苦力贸易”的输出范围 |
2.5.5 “苦力贸易”的影响和后果 |
2.6 对外经济开放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2.6.1 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
2.6.2 民族资本企业的步履维艰 |
2.6.3 农产品商品化逐渐加速 |
2.6.4 工商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2.6.5 新兴工商业城市发展壮大 |
2.6.6 对外经济开放在屈辱中起步 第3章 甲午战争后的对外经济开放(1895-1911 年) |
3.1 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概述 |
3.1.1 科技革命密切了世界的联系 |
3.1.2 国内市场不断扩大 |
3.2 主权矮化下的对外贸易 |
3.2.1 对外贸易主权的进一步丧失 |
3.2.2 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 |
3.2.3 对外贸易逆差扩大 |
3.3 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清政府 |
3.3.1 西方列强对华投资 |
3.3.2 清政府外债 |
3.4 大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管理和人才 |
3.4.1 技术引进 |
3.4.2 管理方法的引进 |
3.4.3 科技人才的引进 |
3.4.4 向日本和美国派遣留学生 |
3.5 对外经济开放的作用和影响 |
3.5.1 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
3.5.2 农产品商品化进一步提速 |
3.5.3 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 |
3.5.4 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
3.5.5 西方列强经济侵略变本加厉 |
3.5.6 清政府实行主动性对外经济开放 第4章 北洋政府对外经济开放(1912-1927 年) |
4.1 国内外局势扫描 |
4.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4.1.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
4.2 对外贸易持续增长 |
4.2.1 增开商埠 |
4.2.2 减少进口,扩大出口 |
4.2.3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
4.2.4 力争关税自主权 |
4.2.5 收回对外贸易主权的努力 |
4.2.6 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
4.3 利用外资反被外资利用 |
4.3.1 西方列强在华投资快速增长 |
4.3.2 北洋政府的外债 |
4.4 对外技术交流蓬勃发展 |
4.4.1 技术引进全面展开 |
4.4.2 引进泰罗制管理方法 |
4.4.3 中国留学生成为引进人才的重点 |
4.4.4 技术出口势单力薄 |
4.4.5 继续派遣留学生 |
4.5 人口外迁波浪式前进 |
4.5.1 人口外迁的动因 |
4.5.2 人口外迁的输出方式 |
4.5.3 人口外迁的运输过程 |
4.5.4 人口外迁的范围 |
4.5.5 人口外迁的影响和后果 |
4.6 对外经济开放的影响和评价 |
4.6.1 农产品商品化继续发展 |
4.6.2 国家经济平稳发展 |
4.6.3 催生了行业革命 |
4.6.4 依然受制于西方列强 第5章 南京国民政府对外经济开放(1928-1936 年) |
5.1 国内外环境鸟瞰 |
5.1.1 “产业合理化运动”和经济大危机 |
5.1.2 建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5.2 对外贸易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
5.2.1 废除协定关税,实现关税自主 |
5.2.2 废除领事裁判权 |
5.2.3 健全机构,加强领导 |
5.2.4 对外国商品恶意倾销进行限制 |
5.2.5 易货偿债政策和出口贸易管制 |
5.2.6 对外贸易曲折中前进 |
5.3 西方列强用金融大棒施加影响 |
5.3.1 西方列强对华投资快速增长 |
5.3.2 南京国民政府重树国家信用 |
5.4 高度重视对外技术交流 |
5.4.1 技术引进力度大 |
5.4.2 管理方法引进不尽人意 |
5.4.3 人才引进走向正规化 |
5.4.4 继续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
5.5 对外经济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
5.5.1 经济在曲折前进 |
5.5.2 农村经济波动发展 |
5.5.3 民族工业发展受限 |
5.5.4 城市化进程相对落后 |
5.5.5 重技术模仿轻制度学习 第6章 抗战时期对外经济开放(1937-1945 年) |
6.1 对外经济开放的国内外局势 |
6.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6.1.2 日本侵华压缩国内市场 |
6.2 实行战时对外贸易管制政策 |
6.2.1 实施对外贸易管制 |
6.2.2 执行易货偿债政策 |
6.2.3 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
6.2.4 对外贸易一波三折 |
6.3 西方列强扩大在华影响力 |
6.3.1 美国成为最大的对华投资国 |
6.3.2 巨额外债购买武器 |
6.4 高度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发明 |
6.4.1 克服困难引进技术 |
6.4.2 推广成本会计制度和行政三联制 |
6.4.3 人才引进更加规范 |
6.4.4 放宽条件鼓励留学 |
6.5 对外经济开放的特点和影响 |
6.5.1 战时贸易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
6.5.2 美国加强对华控制 |
6.5.3 对外贸易垄断加速官僚资本膨胀 |
6.5.4 民族工业衰退明显 |
6.5.5 对外经济开放受限于战争也服务于战争 第7章 内战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1946-1948 年) |
7.1 国内外环境分析 |
7.1.1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
7.1.2 国共两党开始打内战 |
7.2 对外贸易纳入世界贸易体系 |
7.2.1 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7.2.2 实行贸易管制政策 |
7.2.3 出口贸易相对繁荣 |
7.3 美国加大对华资本输出 |
7.3.1 美国成为最大的对华投资国 |
7.3.2 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债权国 |
7.4 对外技术交流继续进行 |
7.4.1 技术引进满足于低水平模仿 |
7.4.2 管理方法引进缺乏动力 |
7.4.3 人才引进工作进展缓慢 |
7.5 对外经济开放的影响和特征 |
7.5.1 战争制约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 |
7.5.2 中国主动融入世界 |
7.5.3 美国霸占中国市场 |
7.5.4 对外经济开放大起大落 第8章 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1949-1956 年) |
8.1 国内外局势的综合比较 |
8.1.1 两大敌对阵营的形成 |
8.1.2 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
8.2 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
8.2.1 建立新型外贸体制和机构 |
8.2.2 外贸重点发生转变 |
8.2.3 外贸由长期逆差转变为顺差 |
8.2.4 对外贸易加快发展 |
8.3 对外资金交流形式多样 |
8.3.1 从苏联和东欧引进大量外资 |
8.3.2 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界限模糊 |
8.3.3 举借外债缓解资金不足压力 |
8.4 对外技术交流更加深入 |
8.4.1 大量引进成套设备 |
8.4.2 从苏联引进管理方法 |
8.4.3 引进大批科技人才 |
8.4.4 技术出口极其微弱 |
8.4.5 派遣留学生工作的起步 |
8.5 对外劳务交流走上正常化 |
8.5.1 从对外移民到劳务输出 |
8.5.2 劳务输出成为外援的一部分 |
8.6 对外经济开放走进新时代 |
8.6.1 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 |
8.6.2 对外贸易起点很低 |
8.6.3 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
8.6.4 工业部门结构向多元化发展 |
8.6.5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
8.6.6 对外经济开放开创新纪元 第9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对外开放(1957-1977 年) |
9.1 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综合考察 |
9.1.1 中美关系由对峙走向缓和 |
9.1.2 国内政治环境恶劣 |
9.2 对外贸易受到强烈冲击 |
9.2.1 对外贸易重点发生转移 |
9.2.2 提出“大进大出”口号 |
9.2.3 实行“以进养出”战略 |
9.2.4 对外贸易遭受冲击 |
9.2.5 建立基地扩大出口 |
9.3 对外资金交流速度下降 |
9.3.1 引进外资进展缓慢 |
9.3.2 利用外债从重视到抛弃 |
9.3.3 对外援助作用巨大教训深刻 |
9.4 技术引进工作重点转向西方国家 |
9.4.1 技术引进曲折发展 |
9.4.2 形成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 |
9.4.3 留学生工作的恢复与摸索 |
9.5 印尼华侨回迁和“伊塔事件” |
9.5.1 印尼排华导致华侨回迁 |
9.5.2 中苏边境“伊塔事件” |
9.6 对外经济开放的作用和反思 |
9.6.1 加速了经济发展速度 |
9.6.2 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 |
9.6.3 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基础 |
9.6.4 经济开放与国内政治稳定相辅相成 |
9.6.5 外债规模要保持合适比例 |
9.6.6 对外援助要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匹配 第10章 走向市场经济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1978-2010 年) |
10.1 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 |
10.1.1 苏联解体和 WTO 成立 |
10.1.2 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 |
10.2 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
10.2.1 积极优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10.2.2 不断创新对外贸易方式 |
10.2.3 稳步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 |
10.2.4 实行鼓励出口政策 |
10.2.5 商品结构日趋合理 |
10.2.6 中国制造誉满全球 |
10.3 对外资金交流前所未有 |
10.3.1 大规模引进外资 |
10.3.2 大手笔对外投资 |
10.3.3 充分利用外债 |
10.3.4 对外援助增强了中国的辐射力 |
10.4 对外技术交流走上快车道 |
10.4.1 技术引进前所未有 |
10.4.2 技术出口规模大增 |
10.4.3 管理方法从引进到创新 |
10.4.4 多种形式引进科技人才 |
10.4.5 留学生派遣规模化、常态化 |
10.5 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旅游蓬勃发展 |
10.5.1 对外劳务输出增长惊人 |
10.5.2 移民主体发生改变 |
10.5.3 旅游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 |
10.6 对外经济开放的历史进程划分 |
10.6.1 主动探索期 |
10.6.2 高速发展期 |
10.6.3 全面提升期 |
10.7 对外经济开放的伟大成就 |
10.7.1 成就中国 30 多年经济发展奇迹 |
10.7.2 对外贸易的作用日益凸显 |
10.7.3 对外援助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 |
10.7.4 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 |
10.7.5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
10.7.6 技术引进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
10.7.7 对外经济开放的路径和模式 第11章 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 |
11.1 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 |
11.1.1 从被动屈辱到主动可控 |
11.1.2 从任人宰割到实现双赢 |
11.1.3 从学习西方到中国特色 |
11.1.4 从漠视华侨到重视华侨 |
11.1.5 从闭关锁国到融入世界 |
11.2 对外经济开放的制约因素 |
11.2.1 国际环境 |
11.2.2 国内环境 |
11.2.3 文化氛围 |
11.2.4 军事因素 |
11.2.5 技术因素 |
11.2.6 法律因素 |
11.3 对外经济开放的经验教训 |
11.3.1 对外经济开放要持之以恒 |
11.3.2 对外经济开放要稳中求进 |
11.3.3 对外经济开放要防范风险 |
11.3.4 对外经济开放要内外兼顾 |
11.3.5 对外经济开放要精心设计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项目目录 |
(10)秸秆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各类农作物草谷比取值分析及草谷比体系建立 |
2.1 秸秆资源数量估算方法 |
2.2 秸秆资源数量估算存在的主要问题 |
2.3 影响草谷比取值的因素分析 |
2.4 各类农作物草谷比取值分析 |
2.5 农作物草谷比体系 |
第三章 秸秆资源数量估算及其构成分析 |
3.1 2008 年全国秸秆产量估算结果 |
3.2 全国秸秆总产量估算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对比 |
3.3 中国秸秆产量在世界的地位 |
3.4 秸秆资源在全国生物质资源中的地位 |
3.5 全国秸秆总产量基本构成 |
3.6 全国秸秆资源数量变化 |
3.7 全国秸秆资源数量构成变化 |
第四章 秸秆资源区域分布 |
4.1 分区方案 |
4.2 秸秆总产量与单位产量区域分布 |
4.3 主要农作物秸秆资源区域分布 |
第五章 秸秆资源可收集利用量估算 |
5.1 秸秆资源可收集利用量估算方法 |
5.2 主要农作物收割留茬高度的确定 |
5.3 主要农作物秸秆叶部生物量比重 |
5.4 秸秆资源可收集利用系数的制定 |
5.5 秸秆资源可收集利用量估算结果 |
第六章 秸秆资源自然适宜性评价 |
6.1 秸秆资源可燃性评价 |
6.2 秸秆资源新型能源化开发利用自然适宜性评价 |
6.3 秸秆资源可饲性评价 |
6.4 秸秆资源直接还田自然适宜性评价 |
6.5 秸秆资源工业加工自然适宜性评价 |
6.6 秸秆资源种植食用菌自然适宜性评价 |
6.7 秸秆资源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 |
第七章 秸秆资源利用现状与问题 |
7.1 秸秆资源利用现状及构成 |
7.2 秸秆资源过剩与短缺 |
7.3 秸秆资源焚烧与浪费 |
第八章 秸秆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及其竞争性利用趋势分析 |
8.1 秸秆资源开发利用潜力 |
8.2 秸秆资源利用的竞争性表现及总体取向 |
8.3 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战略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全文小结 |
9.2 本文创新点 |
9.3 问题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 |
附表1 1952—2008 年全国各类农作物秸秆产量 |
附表2 2008 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作物秸秆产量 |
致谢 |
作者简历 |
四、2002年美国有420多万t造纸能力停产(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D]. 王鹏飞. 山西大学, 2021(0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4]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研究[D]. 王月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12)
- [5]低碳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 ——基于生产率视角[D]. 吴敏洁. 东南大学, 2019(02)
- [6]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研究[D]. 钟洪亮.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1)
- [7]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D]. 王成. 安徽大学, 2014(08)
- [8]从独立生产体系到参与全球分工的中国石化产业 ——以中国石化第十建设公司为例(1970-2008)[D]. 刘来平. 南开大学, 2012(07)
- [9]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D]. 曹令军. 湖南大学, 2012(11)
- [10]秸秆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D]. 毕于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