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化管理 稳健经营（论文文献综述）
胡彦鑫[1]（2021）在《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我国产业与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一段时期以来,产融结合成为提升企业资本运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也成为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多元化的重要发展战略。“由产到融”以及“由融到产”的两种运营方式,相互渗透、组合互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探索,其初衷在于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体产融结合的实践,探索拓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渠道,以满足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嗣后,三十余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由产到融”的政策实践,并极大提升了企业投资的活力,促进了产业资本与金融业的协同发展,满足了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提升了企业效能。然而,随着风险冲击和内外环境的改变,“由产到融”的政策实践在近期以来出现了风险积聚的现象,甚至诱发了严重的金融风险。如包商银行被“明天系”掏空,成为“明天系”企业的提款机,最终诱发严重的信用风险。2018年,监管当局专门出台针对性的金融监管文件,规范企业投资境内金融机构,防范交叉风险传染,促进企业与金融机构良性发展。回顾我国企业与银行业协同发展的历史实践,在充分肯定企业资金进入银行业提升运营效能的同时,亦宜反思这一进程中的风险形成,应如何正确认知效能提升与风险事件频发成为摆在理论研究与金融实践层面的一个颇为棘手的课题。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科学评估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产生的风险这一时代课题,为提高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有效规范公司参股银行行为、防范产融结合风险、实现实体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从防范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入手,根据当前公司参股银行后风险事件频发且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风险交叉传染的特点,梳理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机理以及风险产生的机理,构建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拓展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经济学解释。回顾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明确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同时选取2008年-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后,在缓解约束与提高效率两方面的现状与问题,同时对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进行进一步对比与分析,分析其产生的危害。进一步在理论梳理和现状剖析的基础上,采用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混合效应面板回归、Probit、Tobit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影响,一方面验证了公司参股银行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另一方面验证了公司参股银行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参股商业银行,我国公司能够提高效能,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风险;本文进一步将包商银行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深入探究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同时通过3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后,对全文的结论进行归纳,并从稳定货币政策预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合理支付股利、规范公司参股银行市场秩序、完善企业及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强化外部监管等方面提出提高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加强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公司参股商业银行的实际,梳理了公司参股银行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一方面能提高参股公司的效能,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较大的风险。公司参股银行通过信息效应、协同效应和银企关联效应三种渠道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公司参股银行影响投资效率的机理体现在:一是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时,相对充沛的内源资金会造成企业管理人员过度自信,进而为追求更大的利润空间而提高投资规模,而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便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降低。二是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大时,企业可以利用的资金就会相应降低,优先的可支配资金会使企业错过很多预期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效率的降低;当企业缓解了融资约束,企业就会避免错失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进而提高投资效率。三是因融资约束导致的企业资金量的减少从另一个角度可以促使企业在投资之前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甄别,选择投资价值更大的项目,同时进一步加强投资项目的管理,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因此本文认为融资约束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与此同时,公司参股银行后,主要存在两种风险,即关联交易风险,实体与金融交叉传染的风险。第二,通过历史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中国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同时综合运用混合效应面板回归、Probit、Tobit等计量方法,揭示了公司参股银行后在提高效能方面存在异质性影响。公司参股银行之后,融资约束程度显着降低,企业所有制性质、国家宏观政策、区域发展和营商环境在缓解融资约束过程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参股银行可以显着缓解由于融资约束造成的投资效率损失。第三,通过实证研究并辅以典型案例分析公司参股银行风险产生的危害,揭示了关联交易风险及交叉传染风险产生的原因,随着非国有股东占比的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随之提升,并对不同银行产生非对称性影响。通过系统梳理包商银行发生风险事件的全过程,揭示产融结合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危害,风险成因归结为市场秩序不规范、公司财务不稳健、银行公司治理不完善和外部金融监管失灵四方面,两类风险具有隐蔽性强、破坏性大和周期性等特征,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同时,容易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通过2008-2018年3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整体来看,随着非国有股东参股银行比例的上升能显着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股东参股商业银行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进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股东参股商业银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城商行非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提升能够促进银行风险承担的提升,而股份制银行非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提升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并未产生显着影响。
潘秋晨[2]（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张剑波[3]（2021）在《资本约束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文中研究说明自巴塞尔协议I颁布以来,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问题一直是金融学界和银行业高度关注的问题。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银行业监管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不断升级强化。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一直与国际银行业监管保持步伐一致。2004年中国银行业监管当局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进入“硬约束”时期,并于2012年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监管。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业资产规模迅速增长,其中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长速度明显超越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然而,城市商业银行在资本补充渠道方面却弱于大中型银行,由此资本约束造成的压力问题也愈加凸显并且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影响。在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大背景下,研究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良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以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为主线梳理了国内外文献。主要是围绕资本约束的动因分析、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影响、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公司治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等五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结合已有文献阐述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已有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客观存在,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观点由于银行样本不同、时期不同、方法不同等原因并未达成一致的共识。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群体资本约束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此外,资本约束也可能会受到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行为、公司治理机制等的干扰,从而改变其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结合国内外资本监管理论分析了资本约束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内在传导机制;然后分析了考虑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后,资本约束以及资产证券化与资本约束交互作用机制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变化成因和机理;最后,对公司治理机制影响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在实证检验方面,本文通过手工搜集92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年度经营数据并以此为研究样本。通过从银行经营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三性”原则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分别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压力进行了测度。然后,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随后围绕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创新能力、上市情况、地方经济发展四个方面对资本约束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然后,本文将资产证券化以及资本约束与资产证券化的相互作用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了考虑资产证券化前后资本约束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变化,还检验了资产证券化对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考虑到公司治理机制会影响资本监管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将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纳入了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与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调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约束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存在着显着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城市商业银行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时,对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均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当城市商业银行面临惩罚压力时,会更加侧重于提升银行的流动性,而面临资本预警和惩罚压力时,银行盈利能力会出现下降。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会由于银行异质性特征的不同而表现不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显示,资本约束通过运营效率和盈余管理分别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风险和信贷风险,通过信贷资产配置比例和期限管理影响银行流动性,通过拨备水平和运营效率影响银行盈利性。在考虑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后,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生了改变,并且资产证券化对资本约束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着的调节效应。将公司治理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后,公司治理机制与资本约束的相互作用总体而言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并且本文还发现不论是银行内部治理机制还是股权结构均对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均存在着显着的调节作用。本文的主要的创新在于:第一,从多维度着手并针对性地研究了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这一群体经营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对资本约束影响商业银行的问题方面,由于数据可得性,大部分文献以大中型银行或混合各类型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开展研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作为除大型国有银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外的核心银行群体,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而且城市商业银行也是防范中小银行经营风险的重点所在。本文从商业银行经营“三性”原则对城市商业经营绩效进行评价,从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构建了资本约束指标,针对性地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与经营绩效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了资本约束影响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丰富了对城市商业银行资本约束问题的研究内容。第二,将资产证券化引入资本约束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多是直接从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着手进行分析,开展资产证券化是商业银行不计入负债的融资行为,参与资产证券化将会对资本约束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由此,本文建立了资本约束和资产证券化交互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模式,揭示了资产证券化与资本约束的相互作用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第三,将公司治理机制纳入资本约束影响银行绩效的分析框架。资本约束属于商业银行的外部机制,而公司治理机制属于内部治理机制。本文围绕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短板问题,通过构建资本约束与公司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影响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模式,更为系统性的分析了资本约束与公司治理机制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迟也迪[4]（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王婉婷[6]（2021）在《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文中提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越来越快,风险越来越高,现金持有和流动顺畅对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日益重要。为此,2020年3月施行的《证券法》将IPO的“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修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以现金流为基础的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性。虽然,相比于会计盈余,公司的现金流较少用到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是随着现金流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虚增其报告值,进行现金流操控。现金流操控的实现,可能需要得到开户银行的默许甚至协助。随着我国银行商业化、公司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商业银行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释放,但同时也加剧了银行间的竞争,导致一些银行或其分支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甚至失去应有的职业道德,成为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帮手。因此,深入研究银企关系对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及其机理,对于有效遏制企业现金流操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规范银企关系,优化金融市场,促进我国银行业和国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上市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以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约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核心理论指导,结合信贷寻租理论,分析论证银企信贷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依据产融结合理论,分析论证银企股权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依据信贷寻租理论,分析论证银企高管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最后,综合运用上述理论,检验各维度银企关系叠加时,即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以及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公司治理和宏观经济形势分组检验上述关系的主要影响机理。上述研究发现:（1）银企信贷关系强度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高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2）银行持股企业强度、企业持股银行强度与现金流操控均显着负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增强银行持股企业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抑制作用,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高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增强企业持股银行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抑制作用;（3）银企高管关系强度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非国有股权性质、赋予高管较低薪酬、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4）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显着负相关,非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强化两者关系;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负相关但不显着,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强化两者负相关关系。本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创新在于:（1）从银企关系这一全新的视角,研究企业现金流操控实现的重要条件机制,创新了企业现金流操控形成机制的研究,拓展了银企关系后果影响的研究领域;（2）从银企信贷关系、银企股权关系、银企高管关系,及其叠加关系这一新的深度,研究银企关系的后果影响,创新了银企关系研究的视野,深化了银企关系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机理认识;（3）全面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与宏观经济形势对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关系的作用机制,为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关系研究结论的有效运用提供重要基础。本文研究的主要实践意义在于:（1）有助于投资者根据公司银企关系状况及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全面分析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可能性,提高理性投资决策能力;（2）有助于监管方制定规范银企关系以遏制现金流操控的制度文件,明确监管的重点和路径,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3）有利于企业有效识别银企关系的风险点,健全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防范现金流舞弊行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4）有利于商业银行有效识别银企关系的风险点,健全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合理发展银企关系,切实履行对企业进行治理的社会责任。
宛晴[7]（2021）在《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文中研究指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不仅能够直观反映企业现阶段真实的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还有助于揭示企业未来的发展态势。会计信息因此也成为各类市场交易主体评判企业内在价值、制定相应交易方案、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成为企业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加以扭曲操纵的对象。考察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探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途径是财务会计研究领域亘古不变的核心话题。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与劳动分工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的组织形式。单一企业难以覆盖生产的全部流程,由各个专业化企业所构建的供应链体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实现基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与效率不仅影响企业的短期经营业绩,更关系到其长期竞争优势。上述趋势强化了大客户与供应商企业之间同进共退、休戚与共的关系。为维护生产秩序与提升供应链体系效率,大客户亟需掌握企业真实经营与财务状况,制定预期供应链投资决策,监督与遏制企业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诸多管理实践表明大客户具备强烈动机监督企业提升其会计信息质量。然而现有大客户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的结论却莫衷一是,部分研究发现大客户对于会计信息的依赖反而会激发企业的信息操纵倾向,即大客户的监督并非总是有效。究其原因,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客户数目、销售收入占比等客户个体经济规模特征,将大客户的监督能力简单归因于其在企业市场份额或预期收入实现过程中的重大地位,难以考察监督成本的潜在影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全新视角。大量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是影响经济主体监督成本与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立足于大客户的地理空间区位特征,使用地理邻近性刻画大客户的监督成本并且分析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当前大客户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中的争议。鉴于此,本文首先使用规范分析法,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了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构建“地理邻近性-监督成本-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逻辑。随后以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按照如下步骤实证检验大客户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第一,本文对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基本情况进行整理与分析。在详尽阐述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获取与构建过程之后,本文报告了大客户集中程度与大客户与企业间地理距离的分布特点,用以明确使用地理邻近性衡量大客户监督成本的现实基础。第二,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操控性应计项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绝对值衡量会计信息可靠性,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可靠性。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更容易陷入经营危机或是产生财务错报时,大客户的会计信息可靠性需求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第三,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相关性。而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较为成熟、发展前景较为明确时,大客户的会计信息相关性需求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第四,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改进后Basu模型所计算出的Cscore指数衡量会计信息稳健性,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稳健性。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属于耐用品行业或专有资产投资水平较高时,大客户对企业的负面消息更为敏感,其会计信息稳健性需求也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理论贡献方面,本文不仅为客户特征相关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空间区位层面的观察视角与度量指标,从产品市场行为主体出发完善会计信息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同时将大客户纳入地理邻近性研究主体范围中,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在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范畴。指导实践方面,本文同样具备积极意义。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大客户地理空间区位特征,利用距离企业较近的大客户在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决策效率;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应当基于自身供应链地理区位特征,合理利用自身谈判优势监督与改善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率;对于监管者而言,应当基于企业大客户地理区位特征设置针对性的监管策略,改善市场信息环境。
蒋宛奇[8]（2021）在《基于价值链的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研究》文中认为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增长,民众生活质量也在日益提高,社会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支出将稳步增长。同时,伴随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到来,中国医药市场的规模有望迅速增长。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医药产业也将面临剧烈的竞争形势,将给企业经营带来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企业可借助营运资金业务,改进经营业务运作模式,形成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由此可知,企业在营运资金业务上的管控效能,对企业经营发展具有关键的影响作用。在传统的营运资金管控模式中,营运资金业务并不能与企业经营业务有效的融合,无法客观地呈现企业经营的真实面貌,不利于企业经营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它不再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找到一种符合市场客观需求的资金营运机制。其中,将营运资金管理与价值链管理紧密融合的运作机制,得到企业的广泛认可,该运作机制是对传统营运资金管理手段的创新,其在整合公司内外部各种经营业务过程中,能将各业务流程连接为统一的整体,并更好地发挥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另外,该理论模型也能增强企业资源配置效能,进而提升企业资本增值潜力,从而实现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影响力,实现企业最大商业价值。本文在深入分析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问题之际,将价值链管理理论应用在企业营运资金管理业务中,能有效指导企业经营各项业务的运作,实现H公司最佳的商业价值。总体而言,本文首先系统性地梳理价值链管理、营运资金管理领域的学术前沿成果。随后,本文选取H公司为研究对象,充分结合客户关系管理、现金持有量等理论,通过价值链的视角来评估H公司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的营运资金管理水平,分析H公司在营运资金业务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科学、有效的改进策略,确保了这一模式在公司实践中的有效运用。
赵洋[9]（2020）在《产权性质、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研究》文中认为投资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是投资者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会计稳健性作为影响因素,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尽管我国对企业会计准则不断地加以改进与完善,但是还有一部分企业存在非效率投资的问题,而产生这一问题的背后成因是代理冲突、信息不对称。从企业角度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良好的稳健性有助于弱化代理矛盾与冲突,有效地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使投资效率大大提升。因此,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怎样通过会计稳健性来解决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根据对国内外文献的解读,发现会计稳健性可以抑制投资过度,但是对投资不足的影响,还未得到统一的结论,所以会计稳健性如何影响企业投资不足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综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提炼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框架以及创新点。并在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样了2014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围绕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展开了全面分析,基于这样的研究方向和背景,还综合对比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情况,进一步验证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的会计稳健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综合分析得到:非效率投资表现形式有两类,一类是投资过度,另一类是投资不足。就前者而言,可以通过会计稳健性得到约束抑制,从而让投资决策更加客观理性。就后者而言,投资不足受稳健性的影响而加剧。即提高会计稳健性,投资过度现象减少,投资不足现象却增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产权性质削弱了会计稳健性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同时也削弱了会计稳健性对投资不足的加剧作用。最后基于结论,根据我国企业发展的情况,提出相关建议,使其提高投资效率。
马妍妮[10]（2020）在《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是推动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增强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因此,商业银行未来如何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充分意识到防范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与加强对商业银行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一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实施相对严格的审慎监管要求。审慎监管是商业银行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商业银行开展经营活动所遵循的核心监管标准。审慎监管的实施能够有效地识别与遏制商业银行风险,确保商业银行在稳定的体系内合规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此外,商业银行监管目标不仅是防范金融危机,还包括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注重银行效率与发展。良好的审慎监管政策能够促进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进而提升银行经营效率。鉴于此,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当前审慎监管能否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审慎监管背景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变化趋势如何?审慎监管中相应的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审慎监管工具的微观影响效应是否一致?这些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研究我国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2011—2018年29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从静态与动态的角度分别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来测算审慎监管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并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主要审慎监管工具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审慎监管政策逐渐完善并且商业银行相应监管指标均高于最低标准。随着审慎监管政策逐步发展,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维护金融稳定。目前,商业银行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监管中相应指标基本达标,这对维护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起到积极作用。但商业银行仍需根据其创新行为以及潜在风险,持续遵循审慎监管要求。（2）基于财务角度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基于财务指标法,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的收益与成本、流动性、资产质量与安全以及发展能力等方面的部分财务指标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收益及发展能力指标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并且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单一财务指标存在显着差异。从收益与成本、流动性、资产质量与安全以及发展能力等方面,基于改进的熵值法评价模型,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实施之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水平均出现下降趋势,随后大型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有所提升。通过改进的熵值法评价模型,发现2018年大型、城市与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水平差异不明显。基于经济（财务）角度,2018年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相对较低。（3）审慎监管条件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较为明显差异。第二阶段SFA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对环境变量与随机变量调整是十分有必要的。经调整后的三阶段DEA模型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的效率值均发生一定变化。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静态结果表明规模效率的变动是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三阶段DEA模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数值存在明显差异,综合技术效率排名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动态结果显示,从截面分析,大多数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其中技术效率基本未偏离生产前沿面,可见,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化。此外,大型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之间差异并不明显,而城市与农村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指数明显高于技术进步指数,并且只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从时间序列分析,2012-2018年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一定差异。股份制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为频繁,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过程。进一步研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演进分析。根据变异系数的变化并不能判断是否为σ收敛。但是根据绝对β收敛检验与条件β收敛检验,研究发现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4）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且存在多种影响机制。就整体回归结果而言,审慎监管工具中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以及贷款拨备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而杠杆率与经营效率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整体来看,审慎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不具有一致性,但多数审慎监管工具对经营效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对于异质性回归结果,将样本商业银行分为大中型商业银行与小型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均对大中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于小型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率对经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杠杆率、贷款拨备率对小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具有负效应。进一步通过面板门槛检验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工具中杠杆率、流动性比例和贷款拨备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即杠杆率、流动性比例和贷款拨备率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而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并未通过门槛检验,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此外,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存在多种影响机制。稳定性机制是审慎监管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提升的重要机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以及贷款拨备率能够通过稳定性作用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从业务结构视角来看,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产生约束效应。当业务结构优化程度降低时,杠杆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加显着。此外,审慎监管中资本充足率、杠杆率通过盈利能力的改变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发生变化,即随着盈利能力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正向作用,同时,杠杆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抑制效应显着增强。最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基于商业银行视角,本文根据前文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商业银行应树立审慎经营理念、明确自身战略定位、科学调控审慎监管指标、重视金融科技发展、提高经营稳健性、推进业务转型与创新、增强信息披露力度、把握金融开放机遇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二、强化管理 稳健经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化管理 稳健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1）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的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文献综述 |
| 1.2.3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文献综述 |
| 1.2.4 小结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1 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分析 |
| 2.1.1 公司参股银行的内涵 |
| 2.1.2 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 |
| 2.2 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分析 |
| 2.2.1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内涵 |
| 2.2.2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机理分析 |
| 2.3 公司参股银行的风险管理分析 |
| 2.3.1 公司参股银行的风险及其危害 |
| 2.3.2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形成的机理分析 |
| 2.3.3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
| 2.4 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4.1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2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 |
| 3.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及评价 |
| 3.1.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总体特征 |
| 3.1.3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现状的评价 |
| 3.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2.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现状 |
| 3.2.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现状的评价 |
| 3.3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3.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的事实描述 |
| 3.3.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现状的评价 |
| 3.4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4.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 |
| 3.4.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现状的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实证研究 |
| 4.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实证研究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指标选取 |
| 4.1.3 实证模型设定 |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下的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选取 |
| 4.2.3 实证模型设定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实证研究 |
| 5.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关联交易风险、风险传染的典型案例分析 |
| 5.1.1 包商银行基本概况 |
| 5.1.2 包商银行风险事件梳理 |
| 5.1.3 包商银行暴露的风险问题 |
| 5.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承担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提高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加强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 |
| 6.1 有序推进产融结合、缓解融资约束 |
| 6.1.1 稳定货币政策预期、缓解企业在银根收紧时期的融资约束 |
| 6.1.2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缓解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融资约束 |
| 6.2 借力产融结合、提高投资效率 |
| 6.2.1 发挥产融结合在提高国有大型企业投资效率中的积极作用 |
| 6.2.2 合理支付股利、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
| 6.3 严格投资条件、有序规范公司参股银行的市场秩序 |
| 6.3.1 严格规范公司参股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 |
| 6.3.2 强化公司控股商业银行的资质要求 |
| 6.4 规范公司出资来源与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并重、促进公司与银行良性互动 |
| 6.4.1 规范公司参股银行出资来源、强化公司资本监管 |
| 6.4.2 在实体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设立防火墙、防范风险交叉传染 |
| 6.4.3 完善国内商业银行的信息管理系统、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 |
| 6.4.4 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防止内部监管失效 |
| 6.5 强化外部监管、有效降低风险发生频率和风险危害 |
| 6.5.1 完善产融结合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法治保障 |
| 6.5.2 多措并举完善穿透式监管、有效杜绝非公允关联交易和防范风险 |
| 6.5.3 避免运动式金融监管、提高外部监管有效性 |
| 总结与展望 |
| 一、总结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和其它科研情况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3）资本约束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本约束的动因及起源 |
| 2.2 资本约束与银行经营绩效 |
| 2.3 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
| 2.3.1 资产证券化的动因分析 |
| 2.3.2 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
| 2.4 公司治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
| 2.4.1 银行公司治理区别的共识 |
| 2.4.2 公司治理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 |
| 2.5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分析 |
| 3.1.1 资本约束的相关理论分析 |
| 3.1.2 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及现状 |
| 3.2 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分析 |
| 3.2.1 资本约束对城商行安全性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2.2 资本约束对城商行流动性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2.3 资本约束对城商行盈利性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3 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异质性影响 |
| 3.4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对城商行经营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及研究假设 |
| 3.5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对城商行经营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及研究假设 |
| 4 资本约束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
| 4.1 资本约束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安全性 |
| 4.1.1 研究设计 |
| 4.1.2 描述性统计 |
| 4.1.3 实证分析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2 资本约束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流动性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描述性统计 |
| 4.2.3 实证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资本约束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盈利性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结论 |
| 5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1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商行安全性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分析 |
| 5.2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商行流动性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实证分析 |
| 5.3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商行盈利性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1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商行安全性 |
| 6.1.1 研究设计 |
| 6.1.2 实证分析 |
| 6.2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商行流动性 |
| 6.2.1 研究设计 |
| 6.2.2 实证分析 |
| 6.3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商行盈利性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
| 7.1.2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
| 7.1.3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1.2 产业结构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2.2 公共经济理论 |
| 2.2.3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4 产业政策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2 产业布局理论 |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 2.4.1 国有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
| 2.4.2 国有经济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
| 2.4.3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4 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5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6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7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 |
| 3.1.1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 |
| 3.1.2 国有经济总量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 3.1.3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1.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国际经验 |
| 3.2.1 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美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概述 |
| 3.2.2 基于发展阶段的英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历程回顾 |
| 3.2.3 立足于国情的日本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演进历程 |
| 3.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3.1 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趋势 |
| 3.3.2 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分析 |
| 3.4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
| 3.4.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
| 3.4.2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
| 3.4.3 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
| 4.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分析 |
| 4.1.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1.2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基于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2 基于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市场化的作用 |
| 4.3.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 |
| 4.4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不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4.2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2.1 公共政策类及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检验 |
| 5.2.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3 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1 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4 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检验 |
| 5.4.1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例 |
| 5.4.2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4.3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
| 5.4.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5 基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5.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2 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6.1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制度基础作用下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2.1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2.2 基于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
| 6.3.1 基于不同区域范围的异质性检验 |
| 6.3.2 不同区域范围分组下基于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效应 |
| 6.4.1 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4.3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5 基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5.2 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政策建议 |
| 7.1 明确各类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及合理规划其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
| 7.2 完善市场机制与改进政府干预方式以优化制度基础 |
| 7.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确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 |
| 7.4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空间效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银企关系 |
| 1.2.2 现金流操控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银企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1 银企信贷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2 银企股权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3 高管银行背景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 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文献评价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与银企关系产生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1.2 与银行治理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1.3 与现金流操控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2 研究框架 |
| 第4章 银企信贷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模型设计 |
| 4.3 实证检验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实证结果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4.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银企股权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银行持股企业与现金流操控 |
| 5.1.2 企业持股银行与现金流操控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5.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银企高管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6.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银企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 研究假设 |
| 7.1.1 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2 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3 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定义 |
| 7.2.3 模型设计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实证结果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7.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合理运用银企关系,抑制现金流操控 |
| 8.2.2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助推银企关系良性功能发挥 |
| 8.2.3 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促使银企关系“顺周期”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关于银企关系的定位研究 |
| 8.3.2 关于现金流操控的模型研究 |
| 8.3.3 关于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机制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7）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制度环境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 |
| 1.3.2 会计信息质量 |
| 1.4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客户特征相关研究 |
| 2.1.1 客户特征与企业业绩 |
| 2.1.2 客户特征与市场反应 |
| 2.1.3 客户特征与企业决策 |
| 2.2 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与会计信息质量 |
| 2.2.2 微观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
| 2.3 地理邻近性相关研究 |
| 2.3.1 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地理邻近性 |
| 2.3.2 间接利益相关群体地理邻近性 |
| 2.4 现有研究述评 |
| 3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1.2 公司治理理论 |
| 3.1.3 交易成本理论 |
| 3.1.4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3.2 大客户监督效应 |
| 3.3 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
| 3.4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逻辑 |
| 3.5 实证方案 |
| 4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基本情况分析 |
| 4.1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数据获取 |
| 4.2 大客户经济规模分布 |
| 4.3 大客户地理空间分布 |
| 5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描述性分析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单变量分析 |
| 5.3.4 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替换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 |
| 5.4.2 替换盈余管理指标 |
| 5.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5.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5.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5.4.6 内生性检验 |
| 5.5 作用机制分析 |
| 5.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5.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5.6 拓展性分析 |
| 5.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5.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5.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5.7 小结 |
| 6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描述性分析 |
| 6.3.2 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替换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 |
| 6.4.2 替换检验模型 |
| 6.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6.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6.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6.4.6 内生性检验 |
| 6.5 作用机制分析 |
| 6.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6.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6.6 拓展性分析 |
| 6.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6.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6.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6.7 小结 |
| 7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稳健性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 |
| 7.2.2 变量定义 |
| 7.2.3 模型设计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描述性分析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单变量分析 |
| 7.3.4 回归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替换大客户地理临近性指标 |
| 7.4.2 替换检验模型 |
| 7.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7.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7.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7.4.6 内生性检验 |
| 7.5 作用机制分析 |
| 7.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7.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7.6 拓展性分析 |
| 7.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7.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7.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7.7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基于价值链的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营运资金管理研究现状 |
| 1.2.2 价值链管理研究现状 |
| 1.2.3 价值链与营运资金管理相结合的研究现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营运资金概念 |
| 2.1.2 价值链概念 |
| 2.1.3 基于价值链的营运资金管理评价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客户关系理论 |
| 2.2.2 战略管理理论 |
| 2.2.3 现金持有量理论 |
| 第3章 基于价值链的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现状分析 |
| 3.1 H公司概况 |
| 3.1.1 行业概况 |
| 3.1.2 公司简介 |
| 3.1.3 公司经营状况 |
| 3.2 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现状分析 |
| 3.2.1 H公司营运资金规模分析 |
| 3.2.2 H公司营运资金结构分析 |
| 3.2.3 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具体项目分析 |
| 3.3 基于价值链的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分析 |
| 3.3.1 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 |
| 3.3.2 企业外部价值链分析 |
| 第4章 基于价值链的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1 H公司内部价值链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1.1 采购环节中营运资金管理的问题分析 |
| 4.1.2 生产环节中营运资金管理的问题分析 |
| 4.1.3 营销环节中营运资金管理的问题分析 |
| 4.2 H公司外部价值链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2.1 上游供应商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2.2 下游客户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5章 基于价值链的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优化建议和保障措施 |
| 5.1 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的优化建议 |
| 5.1.1 采购环节中营运资金管理的优化建议 |
| 5.1.2 生产环节中营运资金管理的优化建议 |
| 5.1.3 营销环节中营运资金管理的优化建议 |
| 5.1.4 基于供应商价值链营运资金管理的优化建议 |
| 5.1.5 基于客户价值链营运资金管理的优化建议 |
| 5.2 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的保障措施 |
| 5.2.1 重构基于价值链管理的公司文化与公司理念 |
| 5.2.2 建设扁平化的快速反应组织体系 |
| 5.2.3 建立基于价值链管理的信息共享系统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产权性质、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原因 |
| 1.2.2 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
| 1.2.3 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机制 |
| 1.2.4 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
| 1.2.5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会计稳健性 |
| 2.1.2 投资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信号传递理论 |
| 2.2.4 自由现金流理论 |
| 第3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3.1 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关系 |
| 3.2 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假设 |
| 3.2.1 会计稳健性与投资过度 |
| 3.2.2 会计稳健性与投资不足 |
| 3.2.3 会计稳健性、产权性质与投资过度 |
| 3.2.4 会计稳健性、产权性质与投资不足 |
| 3.3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4 变量设计和模型设计 |
| 3.4.1 变量设计 |
| 3.4.2 模型设计 |
| 第4章 实证结果分析 |
| 4.1 描述性统计 |
| 4.2 相关性分析 |
| 4.3 多元回归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实证小结 |
| 第5章 政策建议 |
| 5.1 适度运用会计稳健性 |
| 5.2 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 |
| 5.3 完善企业治理机制 |
| 5.4 约束管理者的不当投资 |
| 5.5 约束政府对经济的不利干预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 2.1.3 文献评析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银行效率相关理论分析 |
| 2.2.2 审慎监管相关理论分析 |
| 2.3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3.1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理论模型 |
| 2.3.2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机制 |
| 2.4 小结 |
| 第3章 审慎监管及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概述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效率内涵 |
| 3.1.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内涵 |
| 3.1.3 审慎监管内涵 |
| 3.2 审慎监管概述 |
| 3.2.1 审慎监管背景及目的 |
| 3.2.2 审慎监管发展历程 |
| 3.2.3 审慎监管工具 |
| 3.2.4 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比较分析 |
| 3.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概述 |
| 3.3.1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度方法 |
| 3.3.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3.3.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现状 |
| 3.4 小结 |
| 第4章 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1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方法选择 |
| 4.1.1 财务指标法 |
| 4.1.2 熵值法 |
| 4.2 基于财务指标法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2.1 从收益与成本角度分析 |
| 4.2.2 从流动性角度分析 |
| 4.2.3 从资产质量与安全性角度分析 |
| 4.2.4 从发展能力角度分析 |
| 4.3 基于熵值法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3.1 指标选取 |
| 4.3.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3.3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比较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审慎监管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度 |
| 5.1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静态测度 |
| 5.1.1 三阶段DEA模型研究方法 |
| 5.1.2 投入与产出指标选取 |
| 5.1.3 环境变量选取 |
| 5.1.4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1.5 三阶段DEA模型静态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2 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动态测度 |
| 5.2.1 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研究方法 |
| 5.2.2 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动态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演进分析 |
| 5.3.1 σ收敛检验 |
| 5.3.2 β收敛检验 |
| 5.4 小结 |
| 第6章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计量方法说明 |
| 6.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说明 |
| 6.3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6.3.2 异质性分析:商业银行类型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研究:门槛检验 |
| 6.4.1 门槛模型设定 |
| 6.4.2 门槛效应检验 |
| 6.4.3 门槛效应结果与分析 |
| 6.5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传导机制实证检验 |
| 6.5.1 商业银行稳定性传导机制检验 |
| 6.5.2 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传导机制检验 |
| 6.5.3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传导机制检验 |
| 6.6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审慎监管政策逐渐完善并且商业银行相应监管指标均高于最低标准 |
| 7.1.2 基于财务角度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呈现下降趋势 |
| 7.1.3 审慎监管条件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明显差异 |
| 7.1.4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且存在多种影响机制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树立审慎经营理念 |
| 7.2.2 明确自身战略定位 |
| 7.2.3 科学调控审慎监管指标 |
| 7.2.4 重视金融科技发展 |
| 7.2.5 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2.6 推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与创新 |
| 7.2.7 增强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力度 |
| 7.2.8 把握金融开放机遇 |
| 7.2.9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强化管理 稳健经营（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D]. 胡彦鑫.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资本约束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D]. 张剑波.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D]. 王婉婷.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7]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D]. 宛晴.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8]基于价值链的H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研究[D]. 蒋宛奇. 沈阳大学, 2021(06)
- [9]产权性质、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研究[D]. 赵洋. 沈阳大学, 2020(06)
- [10]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D]. 马妍妮. 辽宁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