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防治腐败与制度创新

一、源头防治腐败与体制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金石^[2]（2020）在《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也一直高度重视以反腐倡廉的新思想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头脑,以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生机与活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正担负起新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反腐倡廉思想的新成果,并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扎实推进反腐倡廉攻坚战,取得了突破性的实践成果。新时代,党所面临的消极腐败风险依然存在,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建设依然重任在肩。思想理论的前行常常要从源头上寻找动力与方向。因此,探索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理论的前行轨迹、思想内容,并加以比较研究,会更加深刻认识他们的思想理论创新、历史价值,也会更加深刻理解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内涵、守正创新、重大意义,滋养新时代反腐倡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远见卓识而适时地以率先垂范、思想改造、政策规章、群众运动、严厉处罚等措施有效地预防与整治腐败,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反腐倡廉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反腐倡廉思想的先河。邓小平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面对腐败高发的态势,他继承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强调以发展解决问题的硬道理,不断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整治腐败,有力保障了党的基本路线的顺畅运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获得稳定快速发展到21世纪,走向、走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新时代反腐倡廉思想理论的前行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守正创新的过程,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这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要始终与时代同行,要始终与实践同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理论是守正创新的结果,这是一项长期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任务。

荣震^[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王绍青^[4]（2019）在《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受到了世界关注,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全局出发,审时度势,做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在中国社会初步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从三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建设成就使中国人民更加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海外则使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词汇描述中国的进步。研究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实践过程,有利于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指导未来实践。从国际背景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由于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的存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激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发展带来外部动力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着更大挑战。中国只有通过自身的发展才能更加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从国内背景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期间,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也正处于21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第一,介绍了总体布局的基本概念,并阐述了理论形成的一般条件。第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思想。第三,这一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思想。第四,这一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思想。第五,这一思想还受到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直接影响。在这部分还描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必然性。本文探讨了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基本内容。首先,以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的中央文件精神和胡锦涛重要的讲话为依据,研究了胡锦涛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容。其次,阐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内在逻辑,指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最后总结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具有的系统性、辩证性、人民性、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本文还探讨了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实践成就。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时期,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同时对创新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政策、经济体制变革等方面进行了扼要论述。政治建设主要从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行政体制改革等内容进行了论述。文化建设中,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文化单位分类体制改革成就显着,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并被确立为国家支柱产业。社会建设中,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重点内容。这一时期的民生建设成就突出,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较多的时期。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我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生态文明建设开拓新局面,我国制定了全国主体功能区,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保护和环保治污工作不断发展,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生态文明机构和制度建设,环境立法和保护制度不断完善。本文最后论述了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这一理论顺应了人民的期待,是中国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奠定了新时代总体布局发展的基础。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是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期间,总体布局建设内容更加明确,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和谐社会是总体布局实践中获得历史启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经济建设中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从战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逐步消除腐败现象,显着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改善民生,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努力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回应人民对美好环境的期待将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的重点努力方向。

朱红波^[5]（2019）在《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制度执行力的不彻底,思想建设的不同步,腐败作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衍生物,呈愈演愈烈之势,腐败不仅渗透到市场经济中,而且逐渐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糜之风,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在全党上下开展反腐倡廉,既抓作风建设,又抓反腐败工作,党风政风取得了根本性的好转,同时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举措,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积极开展国际反腐败合作,开展“天网行动”进行“猎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规范运行,积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努力打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三清”目标,在反腐倡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同时也是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遵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使我们党掌握了丰富的执政规律,强化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形成了系统的执政理论,打破历史周期率,巩固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文章从研究党的十八以来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相关论述入手,系统的分析研究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背景和现实依据,从作风建设、预防腐败、惩治腐败、体制改革和队伍建设方面,总结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分析了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以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为指导,凝聚全党全社会反腐共识,促进立法、司法反腐改革,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健全。

钟霓^[6]（2019）在《基于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例分析的清廉政商关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政治架构中,省部级官员位高权重,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群体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诱惑与挑战,高压、持续反腐行动下,省部级官员落马的背后牵扯出一个又一个的商人,上演着一幕幕政商勾结与权钱交易。这一群体与企业商人进行权钱交易、政商勾结所带来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本文以十八大以来70位省部级官员为研究对象,在寻租理论和利益冲突管理理论的框架下,以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例为基点,揭示我国政商关系存在的腐败隐患,并进一步分析政商关系失范的原因,旨在探索清廉政商关系的构建。我国政商关系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复杂化。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政商关系相对简单;改革开放后至十八大前,出现了政商合作与合谋交织的局面;随着反腐的不断深入,目前又出现了政商背离的极端现象。基于70位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例的分析,发现政商问题主要出现在工程承揽和项目开发领域、土地与开发用地领域、项目审批领域以及企业经营方面。而这些案例中,潜藏着政商关系的腐败隐患,包括官员寻租创租、官员代表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问题、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以及官商畸形交往和利益同盟。针对政商关系出现的问题,构建清廉政商关系迫在眉睫,具体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展开:加强利益冲突管理;进一步防治寻租性腐败;完善权力制约相关制度;引导企业合理定位在政商关系中的角色;最后通过拓宽政商沟通的渠道与完善社会监督体系来营造清廉政商关系的氛围。构建清廉政商关系,既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改善政治生态的内在需要,还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司会敏^[7]（2018）在《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时间表、划定了路线图。美丽中国,不只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每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全民的高度参与,这就需要凝聚起最广泛的生态共识,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凝心聚力。新时代凝聚中国的生态共识,需要形成生态道路共识、生态理论共识、生态制度共识和生态文化共识,这四大共识从具体实践、理论指导、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领域。面对当前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和生态退化等严峻形势,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自然构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在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不同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完全弥合。新时代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必须认真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分歧和问题。这些分歧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囿于传统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认知误区,生态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仕途升迁之政治利益,仍片面追求GDP这一短期内易见成效的显性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这一短期内难见成效的隐性目标缺少投入热情。第二,环境正义视角下因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引起的权责不对等现象普遍,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行业部门之间在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消费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富裕阶层、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强势群体）与贫困阶层、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在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分担上存在不对等,这些现实的利益分化极易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制约生态共识的达成。第三,利益机制驱动下部分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无视生态利益和社会公益,缺乏生态可持续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第四,一些公众虽然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但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环境问题,环境意识层次低,“从众”“搭便车”情结严重,生态责任意识不强。第五,除了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这些主客观原因外,生态共识平台不健全也是制约生态共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平台不完善,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环境权益诉求平台不畅,影响公众表达权;环境决策平台滞后,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等,上述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生态共识的形成。新时代为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化解分歧、解决矛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公平正义原则,这是解决环境非正义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二,平等协商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消除和化解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权责相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权利与责任关系的应然描述,公共利益是权责一致原则的价值追求,环境利益的公益性决定了每一行为主体都不能自私地占有生态利益却不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义务）,只有每一行为主体都自觉遵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分歧。第四,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共识的达成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即给予行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激发其生态责任意识,同时也必须设置一些硬性约束,使反生态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能起到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分歧和问题,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如下:第一,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通过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生态社区建设的模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引领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二,优化地方党政部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导向机制、完善的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以激励党政干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三,实现利益共享,完善公正的利益均衡和保障机制,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部门差异,以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发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凝聚生态共识提供动力和支持,同时针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必须实施严厉惩罚,使其形成“不敢污、不能污”的共识。最后,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健全环境权益诉求平台和环境决策参与平台,通过搭建生态共识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郑善文^[8]（2018）在《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在新时代营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廉洁政治社会大生态目标对全面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价值期待。廉洁文化是含括廉政文化以及社会多重领域廉洁文化的有机整体,既包含以公共事业管理者为主体的廉政文化,也包括在社会实践中其他领域的具象的廉洁文化,如公民廉洁、家庭廉洁、企业廉洁、学校廉洁、医院廉洁等。当代中国特色的廉洁文化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传统廉洁文化和西方国家廉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时代要义,具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以及培养自律、自爱、自警、自律的廉洁人格的根本价值。注重廉洁文化建设、提升廉洁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政治社会大生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和政治旨归。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应当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一现实出发,而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实现“中国梦”面临的最大挑战。毋庸置疑,治理“政治之癌”的腐败需要将权力的运用及分配纳入规范化的制度轨道以达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目的,然而要从源头上防范腐败还必须站在文化的高度培育廉洁健康的社会文化心理以促使党政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保持坚定对廉洁价值目标的追求和信奉。因此,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论要求深刻再现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并以思维逻辑的形式揭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要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看待反腐败斗争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不能因为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现状而消极悲观、惊慌失措、乱了阵脚,而是要在增强忧患意识和巩固拓展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和机遇条件并自觉转化为坚定走出反腐败依然严峻复杂形势和不断夺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新成效的信心和动力,也就是说要全面审视问题和成绩、深刻把握廉洁文化发展趋势和走向、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符合阶段性要求的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建设之路。导论是介绍论文的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便勾画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一章是阐述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界分廉洁、廉洁文化、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并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廉洁文化建设寓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标中并从中引出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时代价值。第二章是梳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思想的根本指导地位,剖析中国传统廉洁文化和西方廉洁文化对当今中国腐败治理路径选择的影响并明确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西方廉洁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的方向。第三章是回顾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历程,以廉洁文化建设问题为线索对革命时期、建国前后、新时期三个阶段的重要史实进行剖析,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深入理解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第四章是审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认清廉洁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腐败文化潜滋暗长、廉洁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反腐败斗争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的客观环境和约束性条件,站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布展廉洁文化建设大格局的逻辑起点。第五章是构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要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廉洁文化建设体制机制,要加强制度反腐与廉洁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力求通过激活、实化、彰显廉洁文化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敦风化俗的价值功能来造成有利于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浓厚文化氛围。

路军,涂宏飞,姜阳^[9]（2017）在《新常态下高校防治腐败体系建设的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强力推行下,反腐倡廉工作已逐渐进入新常态。近年高校腐败案件屡屡发生,使得高校成为新常态下反腐工作的重要战场。建立新常态下符合我国高等院校特点的防治腐败体系,是目前高校实现良性运转的紧迫任务。当前高校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必须坚持从源头着手,才能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王志辉^[10]（2017）在《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研究》文中认为针对快速而复杂的中国社会变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云南、广西、西藏这三大陆地边疆省区,由于受自然、地理、宗教、文化、历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非常滞后、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且社会发育不足,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西南边疆地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一定程度流失,社会心理失衡加剧,社会行为失范增多,社会矛盾聚集,毒品问题、艾滋问题、跨境婚姻问题、跨境赌博等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这对西南边疆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巨大挑战,严重制约着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和边疆的巩固,而且对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国家的安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带来巨大挑战。且随着社会结构分化加速,西南边疆利益需求更加多元,过去粗放式、经验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立足西南边疆的特殊性,深入分析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面临的巨大挑战,提出推进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精细化的具体举措,意义十分重大。本研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按照“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思路,来回答“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这个研究主题。论文共分五章,前三章从基本理论阐述、西南边疆地理、历史、文化、经济、民族等特殊生态环境及其社会治理精细化面临的主要挑战等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分析了推进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体系精细化和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精细化的具体路径,回答了“怎么样推进”,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只有在立足西南边疆特殊生态环境、深入掌握推进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面临的巨大挑战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推进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精细化的具体而切实可行的路径,才能构建起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实现西南边疆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二、源头防治腐败与体制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源头防治腐败与体制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例分析的清廉政商关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常态下高校防治腐败体系建设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源头防治腐败与体制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比较研究[D]. 金石. 沈阳理工大学, 2020(08)
•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4]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研究[D]. 王绍青.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9(01)
• [5]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研究[D]. 朱红波. 吉首大学, 2019(02)
• [6]基于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例分析的清廉政商关系构建研究[D]. 钟霓. 湖南大学, 2019(07)
• [7]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D]. 司会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1)
• [8]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D]. 郑善文. 苏州大学, 2018(01)
• [9]新常态下高校防治腐败体系建设的研究[J]. 路军,涂宏飞,姜阳. 科教文汇(中旬刊), 2017(07)
• [10]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研究[D]. 王志辉. 云南大学,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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