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努力避免战争

一、伊拉克努力避免战争（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熊栎天^[2]（2021）在《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恐怖主义的治理视角体现了预防性路径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三个特点,即恐怖主义的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恐怖主义不是只有特定国家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与全人类的共同挑战;除了主权国家,参与预防性反恐的治理主体还包括广泛的非政府国际行为体与社会单元。预防性反恐是通过预防性手段作用于恐怖主义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逐渐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抑制和减缓恐怖主义的发展从而降低恐怖主义对人类危害的治理过程。恐怖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因果链条以及国家政策对该因果链条的干预效果是预防性反恐成立的逻辑前提,以“反恐战争”为代表的应激式处置策略被证明效果不佳。恐怖主义暂时无法被直接消灭,人类还将继续与之共存的现实说明了预防性反恐的必要性。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构成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阶段;个体、组织、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体现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治理层次。预防个体“极端化”与推动“去极端化”、预防恐怖组织获取发展资源与要素、切断个体与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上的联结是预防性反恐发挥作用的关键。预防性反恐的开放性决定了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预防性反恐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行为体之外,社会单元与非国家国际行为体既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蔓延的薄弱环节,也能在国家行为体的引导和监督下发挥积极作用。各国都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治理外籍恐怖分子现象,预防性军事打击、预防性刑事司法模式以及“去极端化”项目与预防再次“极端化”是三种被广泛运用的代表性预防性反恐手段,对应着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三个阶段。对外籍恐怖分子行为模式的认识、恐怖主义活动的刺激以及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共同影响着政策偏好的生成。国际反恐的正当性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基于恐怖主义的非正当性、反恐对象的确定性以及反恐手段的合法性。美国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以及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其本质对预防性反恐手段的滥用。美国将反恐议题“政治工具化”的做法将削弱国际反恐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王海涛^[3]（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曾敏^[4]（2021）在《从创伤理论角度解读伊拉克小说《睡在樱桃地里》》文中研究指明《睡在樱桃地里》是伊拉克作家艾资哈尔·吉尔吉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入围2020年国际阿拉伯小说奖（阿拉伯布克奖）长名单。该小说以伊拉克、约旦和挪威三个国家为背景,以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事件背景,讲述了自幼失去父亲的赛义德在流亡和旅居生活中寻找父亲的记忆和“另一个祖国”的故事,同时通过赛义德的创伤写作向读者描绘了一场伊拉克移民回归巴格达的惊心动魄之旅,借文学创作的形式来讲述祖国真实遭遇的灾难。小说中的主人公赛义德自童年起便遭受创伤,创伤贯穿了他短暂的一生,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讲述的虽是赛义德的个人创伤,背后反映的却是伊拉克移民普遍经历的集体创伤。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伊拉克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及美伊战后的社会现实,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睡在樱桃地里》这部小说中赛义德经历的各种创伤进行分析:本文第一章旨在分析赛义德一生中所经历创伤的表征。赛义德自幼丧父,父亲的死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政治暴力与黑暗的牺牲品。父亲常以一种愤怒、残缺的形象进入赛义德的梦中,其惨烈的死状时刻提醒着赛义德。成年的赛义德后被迫重复了父亲被追捕的命运,开始逃亡,成为离散者,但逃亡并不是创伤的终点,而只可能是其他创伤的起点。赛义德在从巴格达逃到安曼,后又逃到奥斯陆的轨迹中再次经历了离散带来的创伤。第二章以伊拉克在1968年至2005年的历史为大背景,以萨达姆执政时期及美伊战后的社会现实为切入点,分析赛义德不断遭遇各种创伤的原因。同时,赛义德的经历表明,离散与创伤是一体的两面,不同创伤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结性。这也预示了赛义德走出创伤之路的艰难。第三章分析赛义德为走出创伤做出的努力。赛义德在经历创伤时,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一直在反抗。即便是在梦中,他也努力跟父亲交流,总是询问母亲关于父亲的一切。他努力逃离追捕,在离散中仍渴望拥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祖国,能同时给予他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祖国。最后,赛义德通过创伤写作,叙述自己的创伤经历。他在写作中记录创伤,直面创伤,努力实现与创伤的和解。结语部分结合作者的创作背景和现实生活,总结赛义德所经历的个人创伤,分析以赛义德为代表的伊拉克移民普遍经历的集体创伤,提出关于伊拉克移民如何治愈创伤的思考。

王煜^[5]（2020）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探析》文中提出本文以美国与联合国的互动为分析框架,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不同时期多边外交政策与联合国自身角色演变及主要机构改革两条线索出发,分析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特点,并对两者互动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展望。绪论部分提出研究对象和主要问题。首先提出本文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及相关理论工具。然后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大致梳理,以此为基础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问题。第一章回顾冷战前美国与联合国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理论流派。第二章分析冷战终结对美国的联合国政策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并由此明确贯穿全文的两条分析线索,一是美国国别线索,重在析清冷战终结对美国国内外政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美国对待多边外交工具的态度演变及其国际组织战略特点。二是联合国发展演变线索,重在分析冷战终结对联合国角色的影响及联合国面临的改革压力。通过两条线索交织互动分析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双重性特点。第三章重点运用历史和比较分析方法,对冷战结束后美国各届政府对联合国政策进行逐一梳理。在回顾各届政府多边外交政策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出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表象特征和内在动力。第四章重点运用案例分析,以美国对联合国具体事务的政策（包括秘书长人选、安理会改革、发展与人权问题,联合国会费等）为案例展开研究,一方面分析了美国的联合国政策对联合国机构的直接影响和效力,另一方面研究了美国与联合国互动中后者对前者存在的反作用,以及前者对此做出的反应。第五章尝试展望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势。重在分析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调整及其制约因素,以及现阶段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一系列变化可能对二者互动带来的深远影响。本文分析研究表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性定位,从政策表层看,美国对联合国政策在不断调整变化;但分析其内在动因则发现,美国从联合国擭取权力与利益的的本质从未改变,变化的只是维护利益的方式和手段。本文尝试梳理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变”与“不变”,揭示美国利用联合国服务其国家利益的内在本质,探寻未来多边格局的走向与应对之策。

张自楚^[6]（2020）在《北约“域外行动”研究》文中指出北约的“域外行动”指的是由北约在《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款划定的北约防区之外执行的,与北约利益相关但不属于集体防御性质的危机管理行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产生于冷战时期。由于美欧在面对“域外”军事冲突时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北约未曾在冷战期间执行“域外行动”。但冷战期间的“域外”军事冲突使北约增强了对于执行“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北约鼓励有能力和有意愿的成员国以国家的名义介入“域外”军事冲突,并为执行“域外行动”进行了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准备,为冷战后北约执行“域外行动”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后,北约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等地执行了“域外行动”。部分北约成员国参与了美国组建的意愿联盟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北约对科索沃的空袭行动、伊拉克战争中意愿联盟的组建,和北约领导的驻阿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美欧之间既有合作又存在分歧,对大西洋联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北约“域外行动”的实践,北约逐渐发展出了“域外行动”政策、形成了“域外行动”特点。与此同时,美欧在北约“域外行动”政策、北约“域外行动”中的“全球伙伴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争论。北约“域外行动”为冷战后大西洋联盟的存续和转型提供了理由。但美国和法、德等欧洲盟国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的矛盾,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未来,大西洋联盟的组织形式将松散化、联盟内部美欧矛盾将深化、联盟的凝聚力呈下降趋势,大西洋联盟趋于退化。

陈欢欢^[7]（2020）在《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文中认为美国政治极化问题颇受关注,面对美国内政问题一些人似乎认为其对中国有积极影响,但这可能恰恰相反,一直以来美国常因国内问题频发而刻意寻求“敌人”,因此抓住外交政策这一关键点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分权于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智库机构等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国会与总统施加影响,因此本文抓住国会与总统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探讨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会和总统角度探讨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略概括。论文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界定了政治极化的定义、表现、历史和形成原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以及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关系。第四章以伊拉克战争政策制定的案例探讨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总结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则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能对于他国而言并非是一种福音,因为政治极化更可能让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呈现“一致对外”的情况。然而,这种“一致对外”也会因为外交政策客体是否为盟友国、外交政策是否与实际利益相关、制定外交政策主体力量对比强弱以及政党党派交替异同相关。另外,美国政治极化也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国家也应引起重视,不能让历史重演。文章仅仅探讨了冷战后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相对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会这一影响机制相对稳定且较为冷门,因此偏重探讨。另外鉴于亚洲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文章探讨的案例都选自亚洲国家。如果日后能整体研究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时间覆盖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地理位置覆盖全部区域,那么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会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朱玉柱^[8]（2020）在《“9·11”后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在海外稳定与重建行动中的跨部门协调》文中认为美国参与海外稳定与重建行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稳定与重建行动可以大致分为二战后的军事占领期、冷战后的对外干涉期以及“9·11”后的全球反恐期。在不同时期,美国一般将稳定与重建行动作为推进国家利益和扞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特别是“9·11”后,美国的稳定与重建行动专注于所谓的“失败国家”,试图通过稳定与重建行动将其转变为国际社会的所谓民主国家。在稳定与重建行动中,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门,但是它们在稳定与重建行动中的跨部门协调关系并非一直是融洽的。“9·11”事件冲击了美国政府的安全观,同时也加强了美国政府对跨部门协调的认知。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威胁,为了消除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政府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即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对美国的跨部门协调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军事部门代表的国防部与外交部门代表的国务院。由于国防部均最初主导了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及战后初期的稳定与重建行动,国务院提倡的计划及其参与度被严重削弱。在遭受战后稳定与重建行动的窘境后,美国政府决定成立相关的跨部门协调机构以共同推进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后稳定与重建行动。因此国防部与国务院先后成立了以阿富汗“地方重建队”和伊拉克的“重建与稳定协调办公室”为首的跨部门协调机构,两个部门通过一套新的跨部门协调与合作有效的推动了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后稳定与重建行动。国务院与国防部虽然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后的稳定与重建行动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跨部门协调,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非完全被解决。针对在这两场战后稳定与重建行动的跨部门协调存在的问题,美国政府在未来必将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予以缓解甚至解决。这不仅是因为未来美国可能还面临着将参与海外战后的稳定与重建行动的风险,更是基于调整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间的协调问题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是十分必要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参与海外稳定与重建行动的历史比较久远,但是行动的跨部门协调并非伴随产生且发展的。“9·11”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美国跨部门协调的进程,也逐步完善了相关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国务院与国防部为例,美国政府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后稳定与重建行动的跨部门协调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存在某些不足,随着美国未来继续参加稳定与重建行动,其可能会做出调整以适应复杂的能力要求。

穆春唤^[9]（2020）在《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是美国建立和维持全球统治地位必然要涉足的重点区域。美国自冷战时起,就试图通过和中东地区各种类型政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来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年来,美国始终关注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并根据自己与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所在国家的关系或局势,来制定针对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的不同政策。本文主要是从威胁认知理论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在规避威胁、遏制威胁以及消灭威胁等动机的驱使下,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美国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多元的。既有正向关系的支持、合作以及接触,也有反向关系的打压与制裁。在此基础上,政策实施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差异。而这些政策的形成与差异的产生,都和美国的威胁认知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首先,威胁认知是导致美国对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开展合作、支持和接触,或是打压、打击和制裁等基本政策的主要原因。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积极支持与合作政策,主要源于美国对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对伊拉克的影响,还有伊拉克极权主义政权在海湾地区的扩张以及穆斯林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的增长等一系列威胁认知。同样,美国积极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感受到了叙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崛起在中东地区对美国构成的巨大威胁。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而与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进行了接触。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威胁评估显着下降,同时对库尔德武装组织自由生活党的威胁认知相对上升,因此,将该组织列入了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进行制裁。对于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组织,美国主要是考虑到与土耳其的同盟关系,因而支持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工人党,并将该组织列入恐怖主义名单予以制裁。其次,威胁认知对美国的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具有限制作用。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追求的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民族分离主义目标,影响着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威胁认知,因此,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采取支持与合作政策时,谨慎把握对这些组织的支持限度,尽量降低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地区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威胁。最后,威胁认知也影响到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性质。就美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而言,考虑到伊拉克的地缘重要性和伊拉克什叶派威胁的长期存在,因而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政策更具有战略性;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短期性和非关键性,因此美国基于反恐战争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形成的合作关系则侧重于战术性。本文通过威胁认知理论对美国针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所做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作为国家行为体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制定政策时的威胁认知考量。并从中认识到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待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并非是为了支持库尔德民族的自治与独立,而是从威胁认知出发来更加有效地维护美国自身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从论文研究的创新来说,这种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结果,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刘耀虹^[10]（2020）在《认知管理视角下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研究（2009-2019）》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构建观念、改变认知、提升形象既是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战略传播的重要尺度,是提升战略传播的重要方式。本论文集中研究奥巴马政府以来,认知管理视角下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策略。通过对认知管理的理念、机制、模式、实践进行剖析,聚焦认知管理与战略传播的互动关系、并对战略传播的效度进行评估,分析美国如何形成、塑造和改变其对中东受众的认知。外交政策是战略传播和认知管理的先导,认知管理是战略传播的目的,战略传播是认知管理的手段。本文围绕着外交政策、战略传播、认知管理三个层次分析2009年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传播行为进行了深度案例分析,以检验美国对中东认知管理分析框架的合理性。本论文分别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选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传播案例,以美国在中东地区为塑造中东受众的认知而实施的战略传播为切入点,系统考察奥巴马政府在“阿拉伯之春”运动、特朗普在美伊对峙阶段中,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进而检验战略传播实施的效度是影响美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证实认知管理对于改变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以及减少中东受众对美国敌意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国力的迅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高,西方社会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也产生了深刻变化,本论文尝试提出认知管理的分析框架,探究美国战略传播的实施效果,这对于中国实施对外战略和构建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伊拉克努力避免战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伊拉克努力避免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4）从创伤理论角度解读伊拉克小说《睡在樱桃地里》（论文提纲范文）

（5）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北约“域外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9·11”后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在海外稳定与重建行动中的跨部门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认知管理视角下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研究（2009-2019）（论文提纲范文）

四、伊拉克努力避免战争（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D]. 熊栎天. 外交学院, 2021(11)
• [3]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从创伤理论角度解读伊拉克小说《睡在樱桃地里》[D]. 曾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5]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探析[D]. 王煜. 外交学院, 2020(08)
• [6]北约“域外行动”研究[D]. 张自楚. 外交学院, 2020(08)
• [7]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D]. 陈欢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8]“9·11”后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在海外稳定与重建行动中的跨部门协调[D]. 朱玉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D]. 穆春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10]认知管理视角下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研究（2009-2019）[D]. 刘耀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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