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于自然”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对“生之谓性”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闫文娟^[1]（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贾旭东^[2]（2020）在《《孔子诗论》综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的整理性研究。论文主要分爲五部分:第一章是对《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的研究,本章主要对简文的留白简、编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第二、第三章是对《孔子诗论》字词的考释,本章几乎对简文的每一个关键字词都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於内容较多分为两章;第四章是对《孔子诗论》诗篇的认定及诗义的阐释,本章首先分析、统计出简文所涉诗篇名的数量,然後按顺序对每一首诗的诗义及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准确的阐释;第五章是对《孔子诗论》论诗形式及诗学思想的研究,本章着重分析了简文所蕴含的以“情”论诗、“以礼节情”等诗学思想。附录部分是论着提要及索引。《孔子诗论》相关的研究论文及着作共有五百多种,要全面搜集、了解这些论着作很不容易,为此,本文根据内容将其分为四大类,我们为每一类论着撰写了一个简短的提要,提要包括论着名称、作者、期刊名称、论文的主要观点及学术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作者、论着名索引及关键词索引。提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简要介绍这些论着的内容,方便读者参考和检索。

石莹^[3]（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田雪^[4]（2020）在《论儒家学习思想的内在逻辑》文中研究说明概念、范畴与命题是人类认识之网汇总的纽结,将思想史按照其自身发展的逻辑编排,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以及各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以往的研究视角从“思想家”转换到“思想”本身,探讨围绕思想本身的教育问题,从而能清晰地梳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文章立足于长期视野,上溯先秦,下至当代,重点关注中国古代学习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首先阐释学习这一教育的基本范畴内涵及其发展变化。其次从学习的起点、学习的过程出发,分析上诉因素作用于学习思想发生变化的历史过程。最后观照目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学”“习”分离这一现实问题,希冀从古代优秀的学习传统中获得力量。邢昺曰:“诸篇所次,先儒不无意焉。”《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以“学”“习”为开端恰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学习之于人生、社会、教育的重要地位与意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中,“学习”内在包含了“学”与“习”。其中,“学”主要指知识的学习与经验的积累,代表了认识活动过程;“习”主要指将知识落实到行动中、运用到实践中的过程,代表了实践活动过程。可见,学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活动,它是一个知行结合的完整阶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古代学习史上,古代先哲们从不同的思想立场出发,对学习的定位、学习的人性依据、学习的过程以及学习的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学习的人性论前提的不同理解,影响着学者对于学习与学习功能的看法;对学习过程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与为学次第的不同思考,反应了学者之于学习背后“知”“行”的关系的不同主张;对学习目的的定位则体现了学者对读书人在“知”“行”方面修养的要求。古代的学习理论,是在当时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条件、学习内容和对学习规律的认识水平的情况下提出的。由于上述条件的改变,其中有些已失去了对学习的指导意义,有些则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批判地继承。从古代学习思想和实践中探寻宝贵经验,为发展当代学习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在当代相对缺乏“习”（行）的教育环境下,重新发掘古代学习观中的积极方面,打破一些对传统教育的狭隘理解与偏见,从而对传统学习思想内在意蕴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树立文化自信。

于江波^[5]（2019）在《理学和易学交融视域下的程颐礼法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程颐理学构建是以其全新易学观为基础,借助开显易学中的天人图景、性命之理、三才之道和修养工夫的新内涵来实现的;因而易学是程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周易程氏传》是体现其易学思想的代表之作。程颐从万物生生不息的视角入手,建构起物我一理、天理循环的有序世界。他以归向孔孟之原教为目的,提出了一套以理为本,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纲,以内圣外王为主要内容的礼治之道。本文就是要在易学和理学的交融视阈中去发现、挖掘程颐关于天人关系建构、政治秩序重建、人伦道德敦化等礼法哲学方面的核心内容。自孔子开创仁礼传统,荀子重在发展礼,孟子重在发展仁,至汉唐一准乎礼,借助礼学建立起了纲常礼法制度。宋明理学则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从而也把传统儒家的礼法理欲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宋代理学家中,程颐上承孔孟,后启朱熹,围绕如何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思想体系,服务于“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理想,将礼法问题与理欲、义利、公私关系融为一炉;将先贤往圣的种种思想主张整合在一套话语框架之下,同归于易理仁礼的范畴之下,在万物一体的天理循环中寻找人和礼的定位和意义。伊川先生认为,现实之人应该顺应天理的要求,要在参赞天地化育的过程中实现克己复礼以归仁,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他在构建其礼法学体系的同时,提出了一条实现“内在超越”的道德实践之路,力求为人亡政息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人生的困惑做出解释并找寻出路。本文采用俞荣根、马小红、宋大琦先生的提法,将礼法学定位为中国古代的法哲学。程颐礼法哲学便是其理学和易学思想在礼法领域的具体应用,研究内容包括易、理、仁、性、礼、法等礼法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渐次展开在天为理、在人为性、仁礼之教、礼法呈现的礼法学---法哲学研究框架。本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对礼法范畴的厘定,暨程颐礼法学说的建构解读。首先,对礼法的范畴进行明确,通过“礼法”概念的界定从中国古代法中找寻礼法学的位置。本文认为,礼法即是中国古代法。本章在易学和理学的交融视阈中,发掘程颐礼法学的研究范畴;并通过以范畴带动体系的方法勾勒出礼法的本体之源、礼法的人性基础、礼法自身的张力和冲突问题以及礼法于人的现实呈现四个方面内在统一的基本研究体系和框架。本章通过对易与理、理与性、性与仁、仁与礼、礼与刑的关系定位,介绍了程颐礼法学由天道循环的原点出发,在理欲的内在驱动之下完成礼法学的方向和目标的构建理路。第二章,易与理:程氏礼法学说的天道根据。本章通过对易与理关系的阐释来寻求程颐礼法学的天道依据,透过易学语境下全新世界图景的开显,易学视域下的天人关系成程颐理学构建的本体依据。本章通过对易、道、神范畴的统摄,介绍程颐如何构建起天道性命一体贯通的儒家经典理论体系;通过对理事关系、理象关系和道器关系的阐述,进一步推展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程氏本体论,这同时也标志着程颐礼法学本体论的成型。“天理”,成为这一生化日新、随时变易世界的根基根据,自然也成为其礼法哲学的形上依据。第三章,理与礼:程氏礼法学说的现实呈现。程颐以天理论理,认为作为社会规范的“礼”的形上本源,依然是“理”;“礼者,理也”,就是对理礼关系的定位,从而实现了天之秩与人之则的贯通。天地之序,即礼之本体;天地之和,即礼之功用。礼的精神正是天理之下序与和的完美结合,其呈现出来的就是天地和谐之道。本章进一步从序与和的关系中,挖掘出中正关系;通过对本体论、宇宙论中中正之道的解读,开显出“中即天理、中即是道”的程颐大中之道理论,而大中至正的中正品格,正是程颐人道秩序的法则。第四章,性与仁:程氏礼法学说的人性根据。本章是对程颐礼法哲学中性与仁的关系解说。天理落实到人,即为宇宙生命个体的内在性命之理。程颐通过“性即理”的一体下贯,为人之性善寻找根据;通过人性之善,构建仁的形上之学;通过仁的本体构建,实现生命本体和道德本体的融通,实现天道向人道的过渡。程颐仁本体之下的性善论,既为礼法学的道德实践奠定了人性依据,也为礼法学中仁、礼关系的双向并建提供了理性依据和理论支撑。仁包四德、以公解仁、仁礼之教,凸显了程颐道德仁学的特色。第五章,理与欲:程氏礼法学说的内在张力。本章通过分析理欲关系,来解读程颐礼法学的内在运行规律,“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法学,深意在于人的行为服从于天理之理性。理欲,在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公私关系;天下为公的公私之辩,是程颐礼法观展开。与公私关系紧密相连的是义利关系,以义为本、以义制利的公利主义,是程颐礼法观的深入。可知,程颐公私义利之辩的礼法学涵义,就是为人的社会行为准则寻找理论依据。理欲的内在张力,在礼法设定原则和内容上,确立了现实礼法规范的设定标准;理一分殊的价值一贯体系,成就了礼法秩序各有其分的有机统一。第六章,礼与法:程氏礼法学说的内外贯通。本章讨论的是程颐礼法学的外在特征,通过对礼与刑的演变、礼与法的关系探讨,展现了天理如何由天地大道演变为人世之礼法规则;探讨了作为政治秩序、行为规范的礼法,在天理的规制之下、在易学、理学的视阈中的呈现原则问题。“法者,道之用也”,是程颐礼法关系的定位。本章通过程颐礼法理论的现实应用和个人政治的实践总结,概括出为政立法、圣王善法、教化为先、中道中罚、随时变易以从道等几个方面的礼法应用原则,反映了程颐礼法学天人贯通的一贯品格。总之,程颐礼法学,是天人合一、仁礼一致、内圣外王、礼法并建的中国古代法哲学。天道,由易成理。天理,从两个方向下贯人间:一是客观社会规则,即礼法规范;一是人的内在心性,即仁义道德。两条演化路向,一体同源;而人能够在其礼法实践中,自觉的实现对天理的回归,穷理尽性至命,克己复礼成仁,实现内与外、心与性、价值与秩序的统一。

李学卫^[6]（2018）在《张载与程颐易学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理学是一种哲理化的经学,理学家思想体系的构造首先体现在对传统经典的继承性解读和创造性解读矛盾与统一。关学与洛学是理学创立时期的两大重要学派,二者都通过对《周易》经传与“四书”之间的经典汇通,创造性地对易学诸多范畴和命题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不同的是张载在总结天文学宣夜说、《黄帝内经》等阴阳气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改造了历史上的太虚说和气说,提出了“太虚即气”的深刻命题。并以此命题对易学中太极、三才、三才之道等范畴,以及对“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穷理尽性至于命”三大经典易学命题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使得汉唐经学失去超越性、主宰性的天,在太虚本体之上再次得到挺立。并在本体论理论高度之上,揭示了佛、道二教或“略知体虚空为性”而“不知本天道为用”,或“知道之自然,未始识自然之为体”之“体用殊绝”的理论实质。张载的易学解释学可谓继承中有创新,而程氏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则是颠覆性的。程氏则借鉴道家四大说言说道体的模式,将儒家文献中天的超越性、主宰性赋予给道,并通过道、理互文,把天的超越性、主宰性和儒家伦理纲常的实在内涵相结合,实现了儒家理本论对道家道本论的成功改造。以理本体论审视三才天地人等可感之物象,把先秦儒家神圣的天替换为理学家神秘的理。程颐批评先秦文献中三才各有其道而阐发天道、地道、人道本一道;批评天地万物各有其理而阐发万理本一理。程氏曾称许老庄言道体之善,而所谓“是心之动”而分出天地之上下与佛教万法唯识说也有类似之处。张载与二程既有亲属关系,又是经常切磋学问的讲友。年轻时候三人就开始了易学讨论。张载对程氏言道体、言穷理尽性等多少有些委婉的批评。在邵雍、张载、程颢、司马光等去世后,程颐成为旧党学术领袖,对诸家学说有过初步的融会贯通。程颐对张载太虚说、穷理尽性说、气聚散循环说等有过过激的批评,而对张载以礼为教、变化气质以及民胞物与、诚明合一等命题大为称许,并加以改造、引用。张载和程颐易学不仅直接促成了关、洛理学体系的产生,而且对后世朱熹理学、王夫之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比较研究和文献考证,全面、系统地分析张载和程颐构筑易学体系的过程,分析张载和程颐易学在易学观、释易体例、易学思想方面的异同,从而廓清学术史上关洛学派之间争论和误解,以科学的、实证的学术论证代替历史上,乃至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学派立场之争。张载和程颐同样继承孔子《易传》的释经风格,但是,由于个人经历、家庭背景、政治地位乃至性格差异等使得张载和程颐易学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文本形式上看,张载的易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横渠易说》《正蒙》的相关篇目以及部分语录中。其中《横渠易说》是张载写作《正蒙》素材,其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系辞传》的注解以及注解过程中闪耀着的思想火花,可谓传道重于传经。《周易程氏传》则是程颐花费毕生精力,为儒家后学留下传经之作。《周易程氏传》成书之后,经程颐反复修改、润色而文字足、义理精,是一本成功的理学经典。二程语录、文集中也有大量涉易言论,也是研究程氏易学思想不可忽视的文献。从释易体例上看,张载和程颐都力图恢复儒家《易传》解易传统,虽然受王弼“扫象”的易学观影响,却以消除儒家经学玄学化为旨归。在具体的释易实践中,张载和程颐都对汉易象数体例有所借鉴。程颐偏重诠释《易传》所阐发的君臣进退之道;张载偏重提升《易传》所阐发的君子之道。张载和程颐易学都承王注、重孔疏。不同的是张载注解古经简略,基本上直承孔疏释易体例。只是在释经实践中,对于具体释易体例的选择差别较大。程颐则刻意对玄学易、象数易的释经体例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张载尤重《系辞传》,而程颐尤重《序卦》。张载以“太虚”为最高范畴,发挥传统阴阳气变学说,纠偏“贵无”,排斥“幻空”,为儒家名教之乐寻找宇宙论根据。程颐把先秦文献中理的概念提升为程氏易学的最高范畴,借助道家四大说言说道体的模式,阐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理本论命题,为先秦儒家天道性命学说寻找本体论依据。从内容上看,张载最重乾坤二卦,其他六十二卦的注解详略不一。张载释《文言传》《系辞传》最为详尽,虽然常有大段发挥己意,但是所发义理非常精深。《周易程氏传》释经,首先分割《序卦》至于卦名之下,然后依次讲解卦辞、《彖传》、《大象传》、爻辞及其《小象传》。略解文辞,而说义理极为详尽。《系辞传》内容杂有义理、象数,程颐释经过程中,对《系辞传》讲义理的部分时有引用。又着有《易说·系辞解》讲解部分《系辞传》内容。而《说卦》内容几乎全涉象数,程颐曾经批评过其中内容。就释经风格而言,孔子因《易》有“古之遗言”而主张“观亓德义耳”。张载和程颐治易继承了《易传》的释经风格。张载治易所发义理特重德行修养,以阐发《易传》君子之道为旨归。象儒门学子之师长,叮咛教诲,推心置腹。程颐治易,尊严师道、接引后学,言辞之间不离君臣进退。把古经解释成一部修治平齐的教科书。在易学思想方面,张载以太虚本体论释天道性心等理学概念,融会《论》《孟》《易》《庸》”之心性学说,初步实现了对汉唐儒学不言天道性命偏颇之弊的改造。程颐通过道理互文,使得理取代道成为可感世界的最高主宰。程颐以为理即《系辞传》所谓“密”,从而以“密”代替玄学家言道体之“无”。程氏所言之理不仅是气象万千的可感世界的根本之所在,也是人间尊卑贵贱秩序、人之命运和价值的根本之所在。而阴阳盈虚、动静屈伸、交感变化乃至人间的尊卑上下、一治一乱都是理的具体体现。张载立“太虚即气”之命题,程颐则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命题,分别对三才之天地人和三才之道之阴阳、刚柔、仁义等范畴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并通过阐发“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穷理尽性至于命”三个重要易学命题,创造性地阐发了先秦儒家天道性命学说。不同的是,张载以气化言道,以合虚与气言性,以合性与知觉言心,以有形、无形解形上、形下,认为穷理尽性至命为三事不可为一。而程颐则从理一本论出发认为道理性命心神等理学范畴“其实一也”,认为穷理尽性至命可以“三事一时并了”。张载和程颐的易学哲学从形上学的高度构筑的天道性命学说,成功地应对了佛老言道德性命给儒家学说造成的冲击。后世学者被理学天道性命学说所吸引,逐渐远离二教学说,使得宋明之后二教的吸引力逐渐降低而趋向衰落。显然,这与理学家成功地理论创新分不开。张载去世比较早,关学弟子后来多师从二程。二程弟子众多,洛学在南宋之后经朱熹融会贯通逐渐成为儒学主流。程朱理学成为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张载哲学则依附程朱理学基本上得到了保存。而张载思想精深独到,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理论创新,对于今天学术界而言,其创新精神和创新思路依然具有深刻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深入研究二程易学思想之间细微的差异,深入研究张载和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这些都是张载和程颐易学比较研究的题中之义,在文章中未能充分展开,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化、细化研究。

阎秀芝^[7]（2018）在《东林学派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以往的东林学派思想研究,偏重于实学思想、经学思想方面,有关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缺乏,尤其缺乏关于其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对东林学派哲学思想作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不持民国以来大多学者的观点,或视其为王学修正论者（梁启超、嵇文为）,或视其为朱学复兴论者（冈田武彦、侯外庐、葛荣晋）,或视其为朱王调和论者（劳思光、张学智、钱明）,而是将其视为独立的学术思想流派。东林学派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力挽王学末流放任本性之狂澜,匡正学风,融合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其思想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和鲜明的理论特征。为揭示东林学派哲学思想发展脉络,本文选择邵宝、顾宪成、高攀龙、孙慎行四人作为代表来梳理其哲学思想从起源到发端、再到成熟与完善、最后趋于精深的发展历程;为揭示东林学派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本文在着重阐述其如何融合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同时,仔细挖掘、认真分析其哲学思想在哪些地方有别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本文认为,不同于程朱以“理”为本体、阳明以“心”为本体,东林学派以“性”、以“善”为本体;不同于朱熹以理善说性善,东林学派由善体说人性善;不同于阳明以及阳明后学划分“格物”与“致良知”,东林学派以为“格物”即“致良知”,强调用格物穷理以致良知。“格物穷理”为朱熹所强调,“致良知”为王阳明所强调,则由“用格物穷理以致良知”说不难看出东林学派融合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理论特征。本文未设专章集中论述东林学派哲学的理论特征,而是将有关论述分别放在对其代表人物之哲学思想的论述里。本文按东林学派哲学思想发展历程上的先后,依次叙述邵宝、顾宪成、高攀龙、孙慎行四人的哲学思想。邵宝是薛应旗的老师,他的思想经由薛应旗的传承,成为东林学派哲学思想的直接源头。邵宝学宗程朱:以纯粹至善的理为最高本体,以为纯粹至善之理下贯为人性,故人性善;倡导格物致知方法,反对当下顿悟;强调敬慎的修养工夫,即始终保持心的敬慎专一和事上的谨慎戒惧。邵宝视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自觉继承之,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针对当时的空虚学风,希望以务实精神和实修功夫来救治时弊。顾宪成是薛应旗的学生,是他创立了东林学派。他创立东林学派时,正当阳明后学极盛之时,也是王学流弊滋生之时。为了扭转王学末流引禅入儒,轻视实修工夫,拨弄“现成良知”的空疏玄谈学风,顾宪成主张重返程朱,主张以程朱的“理”本体即“性”本体说作为批判王学之空谈的救世之道,来约束时人因王学空谈而漂泊无依的“心”。他为此而提出了“性体本善”的观点,试图区分“统体之善与散殊之善”,将普遍性的本体之善与每个人的具体的性善连接起来把握。东林学派虽然打着程朱的旗号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但他们之志在救世的心愿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思想上简单地重返程朱,势必要对程朱理学作较大的改造。东林学派对程朱思想的改造,比较集中体现在高攀龙的论述里。由高攀龙的论述来看,这一改造主要体现在:不再重点关注那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外在的超绝的天理,而是侧重关注人本身的道德主体。为此,他不认同朱熹以“理”善说“性”善,强调要以“善”体说性善,提出了“善”本体说;他也不赞同阳明及阳明后学将“格物”与致良知区分开来,强调两者的一致性,主张用格物穷理以致良知。在体现融合理学与心学这一点上,分别代表东林学派哲学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顾宪成、高攀龙、孙慎行——有着共同的理论特征:反对“无善无恶”说,辩明性善宗旨;提倡本体功夫合一;志在端正世道,希望以正学术而救世道人心等。但他们各自也呈现出了不同的为学特点:顾宪成虽是东林学派的开山者,但他侧重在驳斥王学流弊、辨明性善宗旨,在关于性体、心体、理体之理论分析上并不深入;高攀龙由“心”及“性”,由“性”及“理”,凸显性体,并提出以“善”为“性”的观点,把“善”上升到本体高度,主张学以复性为要,在理论上比顾宪成更加深入细致;孙慎行坚持“性”一元论,反对宋儒的“性”二元论,并提出独特的慎独思想,集东林学派哲学思想之大成。顾高孙三人代表了东林学派哲学思想的早、中、晚三期发展,而他们三人之间的承继与超越,清晰地呈现了东林学派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李永富^[8]（2017）在《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文中认为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构建是以其全新易学观为基础的,是借助开显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的新内涵,并涵摄吸收《四书》等典籍中的思想资源来实现的。程颢从天地的生化日新入手,对"生生之谓易"加以诠释,建构起生生日新的世界,认为天理是天地生化日新的本体依据。天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个体的性命之理。个体可以在生活中"即事尽天理",成就与物同体的大写的我。程颐从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视角入手,建构起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程颐把变易看成天地万物存在的总原则,认为变易的所以然是天理,提出了随时取义以从道的理念。在程颐看来,个体顺应天理的要求,就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二程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即是其理学体系构建的完成之时。而程颢、程颐思想的异同、互补,则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格气象。论文试图厘清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阐明他们的易学分别在其理学体系构建中所起的统摄作用和基础作用。本论文由六部分组成。引言。这一部分首先对程颢和程颐思想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进而阐述了探讨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构建的意义和研究思路,并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现当代学者已经从理学、易学、礼学等多个视角,对二程的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在程颢易学及其与程颐易学的异同、程颢易学与其理学体系构建的关系、程颐易学与理学体系构建的关系等方面,学界的研究尚嫌不足,也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因此,论文拟从宇宙图景、性理之学、工夫进路以及境界追求四个方面,阐发程颢和程颐的易学对于其各自理学理学构建的作用,厘清他们思想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说明二程人格气象的异同正是由其思想的异同所决定的。在研究方法方面,论文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对传世的程颢和程颐的文献资料加以梳理,并将其作为研究文本。其次,基于易学天人之学的特点,阐明程颢和程颐通过阐扬《易》中已有的本体思想、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等内容,加上涵摄融会此前的典籍和前人研究成果,实现自身理学体系建构的过程。再次,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置身于二程理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还原他们构建理学体系的原貌,并阐明研究程颢和程颐理学体系的构建,既有利于促进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又有助于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第一章,易学语境下二程全新总体宇宙图景的开显。这一章试图还原二程以其易学来建立宇宙图景的过程,并阐明他们对天理诠释的异同之处。本章首先阐述了程颢和程颐之前儒家宇宙本然研究范式的转换。《易》描绘了生化日新、异彩纷呈的天人万象之道,汉唐经学将其理解为天人同构、一体贯通的生活世界。但是,儒家并未建构起自身的本体论。程颢和程颐对汉唐经学注重经义训诂的解经模式提出了批评,并对玄学本体论加以转化,将天理确定为万物背后的形而上根基和价值依据。尽管二人都以天理为终极的根基根据,可是他们对天理的理解却同中有异。程颢从生生之理中体贴出了天理,并将仁与天理通而为一,描绘了一幅生化日新、天人本一的全新总体宇宙图景。在这一宇宙图景中,天地创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主客之分被超越,天地人物之间呈现一体互通、内在互连的态势。程颐从天道生化日新的原因入手,强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天理是万物背后的本体依据,进而勾勒出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主客之分被凸显,天地人物之间呈现异彩纷呈、天人合一的情形。第二章,性理的易学新内涵与理学心性论的确立。本章阐述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性命之理的阐扬,并说明他们正是以性理的易学新内涵为基础来建构其理学心性论的。周敦颐将研究《易》的重点由阴阳之理转换为性命之理,程颢和程颐光大了《易》中的性命之理,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理学的心性论。他们借鉴了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分的解释范式,将人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程颢认为,人人皆有完善自足的、绝对善的本然之性;这一本性来源于天理。在程颢看来,天地间并不存在纯粹的本然之性,只有具体的人物之性。而具体的人物之性,又是天理与气结合后的产物。程颢用《易》中的"各正性命"来说明天理的实现过程,认为天理流注到个体身上就体现为不同的性命。具体的人物之性已经是"生之谓性",不再是本然之性。由于本然之性和"生之谓性"都是性,故他不对性、心、情做严格区分。与程颢不同,程颐认为,只有本然之性才是性,"生之谓性"是气禀的产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程颐强调心分体用,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程颐认为,性为未发,是至善的;情为已发,有善有恶。程颐还使用体用范畴对仁与爱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解释。第三章,易学工夫论新内涵的凸显与理学工夫论的构建。本章重建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修养工夫的阐扬,并以此为框架建构自身理学工夫论的过程。在易学的宏大视域中,程颢和程颐汇通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等典籍中的工夫思想,提出了自身的理学工夫论。程颢吸收了周敦颐观万物生意的修养方法,提出了以识仁和定性为特色的理学工夫论。程颢重视向内的直觉体验,把格物穷理看成是识仁的同义词,又把养气看作定性的手段,还将循理无违当作工夫进路的高级阶段。程颐把周敦颐的"主静"改为"主敬",还借鉴了王弼的"性其情",建构了以持敬和穷理为特色的修养工夫。程颐立足于主客二分,认为格物穷理离不开诚敬,主张通过涵养正气来处理性情关系,要求个体循理而为。第四章,易学理学二而一视域下的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这一章再现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性命之理的发扬,并说明他们在易学理学二而一的视域下建构了自己的境界哲学。《乾卦·文言传》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已有明确的境界意味。他们对《易》中的境界论予以发扬,并通过对前人境界哲学的涵摄吸收,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境界哲学。程颢把仁者与圣人贯通起来,构建起来万物一体、天人本一的圣人境界。在生活中,程颢待人宽和,给人以"如坐春风"之感。这正是程颢所追求的圣人境界的现实化。程颐对仁者和圣人做了区分,树立起天人合一的境界哲学。在待人接物时,程颐给人庄重严肃的印象,展现出了注重道德践履的贤者气象。尽管伊川所展现出来的是贤者气象,可是,他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第五章,二程的历史地位、后世影响及现代价值。本章总结了程颢和程颐的易学解释范式、理学建构模式及其理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后世影响和现代价值。在后世,程颢和程颐的易学解释范式、易学思想和理学思想都发挥了重大影响;因而,他们也得以从祀孔庙。他们建构理学体系的行为,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的文化自觉,也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代,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为民族文化复兴,为建立天人和谐、人我和谐的社会发挥正面作用。

高华夏^[9]（2017）在《理学视阈下的北宋《中庸》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庸》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作,首章提出人性的终极价值源于天命的论断,解决了《论语》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儒学史重大理论问题。以“诚”贯穿天道与人道成为《中庸》天人合一的基本思路,并与《孟子》“性善”共同确立了儒家人性理论的基本形态。问题在于,诚如何具有天道意义,天道如何而有伦理价值,人又应如何回归天命,《中庸》并未作出说明。汉唐儒者虽然也寻找到天作为人性的根源,但其阴阳五行与气化流行下的天人关系仍然是生成论模式。无法从本体的超越义对人性来源作出说明,天人之间缺乏内在沟通,这是汉唐儒学心性理论的发展滞后于佛教的根本原因。以《庸》《孟》确立的儒家心性论为基础,扬弃佛道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完成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理论建构,成为北宋理学面临的理论任务与时代课题。周敦颐以诚实、无欺二义把“诚”确立为宇宙与人伦道德的共同本源,寻找到天与人的沟通方式。以太极本体统摄人道,以人道之诚上溯天道,这既是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也是其对《中庸》之诚如何沟通天人作出的新诠释。张载在“太虚即气”的宇宙论体系下,以体用不二的方式解释本体与生成问题,并创造性地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分结构,回答了天道何以落实为人性的问题。基于对《中庸》“诚者”“诚之者”的认识,张载明确了以立大心、存养省察为内容的“诚”的工夫,与以学问思辨、勉勉日进为内容的“明”的工夫,从而使心性本体与工夫实现了统一。“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是其《中庸》学的核心精神。二程体贴出“天理”二字作为本体,大程以“只心便是天”描述人心与天理的直接同一,小程在更加重视形上、形下的区分下提出“性即理”的命题。这一差异在工夫论中体现为:大程强调从尽心、知性的内向修养方法向天理回归,因而有《定性》《识仁》之作;小程则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敬义夹持方法,努力实现与天理的豁然贯通。二程以天命、气质的二分解释人性,并以此对佛老心性理论得失予以全面分析,体现出鲜明的判佛意义与道统价值。吕大临以“性与天道,一也”指出《中庸》天人合一的主题,并提出“中者,道之所由出”,从而把“中”确立为天道落实于人性道德的本体。吕大临以“心”代“中”,以体用区分心之已发、未发,与小程就“中和问题”达成一定共识;但其求之于心体未发之前一段工夫始终未被小程接受。吕大临不失由明以至诚一种为学工夫,鬼神观倾向于张载思路,因而兼具关洛学风。司马光同样提出“以中为本”的本体论观点,并以气化论的方式解释人性,得出性善恶混的结论。落实到工夫论中,一方面要求以虚、止的治心工夫习中、求中;另一方面尤其重视后天学习在改变人性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由于体用思维的缺失,中因不能保证道德意义,导致求中工夫流于佛老;禀气而成的人性因无法以至善的道德本体为据,学以成性失去了理论可能。司马光虽努力以“诚”论证天人合一,但最终走向分裂,这是朱熹未将其列入道统的根本原因。北宋佛教学者同样对《中庸》的形上思路予以重视,他们为争取生存空间,主动寻求《中庸》中儒佛理论的契合点,并进行一致性的论证,智圆、契嵩即为典型。以《中庸》为媒介的儒佛融通也成为北宋学术思潮的重要特征。在北宋疑经思潮的大背景下,理学家以义理的诠释方法,对《中庸》相关概念、命题作出新的诠释与建构,从而为儒学天人合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清晰思路,为批判佛教、确立道统提供了文本依据,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学的走向,这是其理论意义。

许春伟^[10]（2017）在《朱子“命”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朱子是南宋集大成式的哲学家,其关于命的论述贻范古今。在远承孔孟、近纳五子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命的哲学思想。朱子论命在思想和实践领域对前人都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将命的内在张力给打开了。从不同的维度出发,朱子诠释了天命、性命、理之命、气之命等诸多范畴,此四者相对于人生界来说,都具有超越的意义,亦是人修德行仁的先天依据。然只此一面,难以释解人事之繁变。针对现实,朱子在经验的基础上思考了遭遇之命、正命、非正命等。由此,个体从人或者天来看,都能对命予以合理的解答。然无论命的哲学空间多么宏阔,朱子对不同视角下的命的解释都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即德性伦理。世人由于气禀之差或遭遇之繁变,对命的认识不仅有时间更有空间上的差异。就其所追求的态度和深刻性来讲,可以分为知命、畏命、转命、罕言命四个方面。此四者既体现主体之认知水平,更是其人生实践。世人在日用常行间虽依道理平平做去,然主观上较难达到此种认知。但这种认识毕竟显现出了教化之力。人有天命在我的道德根据,然而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善的,这需要个体的存养工夫,否则天命也要溜走。通过践行居敬涵养和穷理尽性的工夫,人能够得其正命,复性命之本然,使光明纯粹之本体显露无碍。而且践行工夫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一种觉解。世人对自己行为的不同体悟、对当下的生动眷注,因随主体的意愿和价值选择,那么“命”也显然有了境界之异。“致命遂志,惟义所在”与“乐天知命,与天为一”可以看做两种极高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其所引领的伦理意义更是普遍关切的。朱子论命打通了形上与形下的界分,使自人而天、自天而人的契接和内化有了根据,这种思想为后来学人对命的探索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可谓影响深远。而且朱子论命的思想对当今社会和个体的人生选择也有普遍的指导义,即更好地安己、安人。

二、对“生之谓性”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生之谓性”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2）《孔子诗论》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儒家学习思想的内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5）理学和易学交融视域下的程颐礼法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张载与程颐易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东林学派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9）理学视阈下的北宋《中庸》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朱子“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生之谓性”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2]《孔子诗论》综合研究[D]. 贾旭东. 吉林大学, 2020(08)
• [3]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4]论儒家学习思想的内在逻辑[D]. 田雪.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理学和易学交融视域下的程颐礼法哲学思想研究[D]. 于江波. 山东大学, 2019(09)
• [6]张载与程颐易学比较研究[D]. 李学卫.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东林学派哲学思想研究[D]. 阎秀芝. 苏州大学, 2018(12)
• [8]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D]. 李永富. 山东大学, 2017(08)
• [9]理学视阈下的北宋《中庸》学研究[D]. 高华夏.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10]朱子“命”思想研究[D]. 许春伟. 厦门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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