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快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几点思考

一、加快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一些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蔡弘,杨文娟^[1]（2022）在《农业人口结构变动特征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政策启示——基于安徽省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利用2006—2016年农业普查数据分析了安徽省农业人口结构变动特征及其面临的突出困境。研究表明,从数量结构来看,安徽作为农业人口大省的属性没有根本性改变,农业人口分布显示出"北密南稀";从性别结构来看,农村妇女非农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脱离农业进入非农部门,农业女性化现象并不明显;从年龄结构来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正在加深,农村人口老化与农业人口老化问题并存;从素质结构来看,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升极为缓慢,整体处于小学和初中水平;从流动结构来看,农业发展对剩余劳动力的挤出效应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劳动力吸纳效应将持续发挥。鉴于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一要树立农业劳动力安全观,积极应对农业农村人口快速老龄化;二要加速启动农民职业化工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三要改变农业生产的组织经营方式,提高土地集中率、提高机械化水平;四要加大农业社会化和农村数字化建设,让更多主体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何瑾^[2]（2021）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群体实施的专项扶贫工程,在缓解空间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12月,我国全面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96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现了脱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保障生计安全成为后续发展阶段的关键。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状况,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发展问题,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理论视角下,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发展实际的调研,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总结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的形成过程、生计安排的转变过程和整个生计发展过程的特点,构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具体而言,以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发展作为研究主题,从生计起点、生计策略、生计安排、生计结果等关键要素层面来分析搬迁移民生计发展的过程,总结其生计转型阶段的生计特点,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起点表现为其生计资本分布和可利用的生计政策资源。搬迁后,移民生活空间从农村社区转为城市社区,其生计资本分布呈自然资本降低、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金融资本相对提升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搬迁移民利用内生能力与外部政策,建立人力资本建设、社会资本建设和金融资本建设为主的生计策略。基于生计策略,搬迁移民调整生计安排以适应当前生计环境。非农就业方面,以外出务工、社区就近就业以及兜底保障为主。农业就业方面,以经济作物种植和散户传统种植为主。最终,搬迁移民的生计结果表现为生计改善和生计风险并存,其生计风险主要体现在产业就业发展空间受限、弱势群体生计融入难和脱贫主体内生能力不足。研究表明:搬迁移民生计起点表现为生计资本分布和可利用的政策资源,其中以资本为核心的政策资源供给奠定了后续生计发展的基础;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重在提升人力资本建设、社会资本建设和金融资本建设;搬迁移民差异化生计安排体现在对不同生计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式上,同时其生计安排一定程度上呈二元分化趋势;搬迁移民生计结果表现为生计改善与生计风险并存,后续发展阶段重在降低生计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从宏观政策设计层面来说,要加强资产建设理论指引并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要加强生计资本的多样化供给、优化生计资本结构,并持续加强区域性“1+2+N”产业就业体系建设。其次,从中观层面来说,要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和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关联。通过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为移民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促进搬迁移民的生计融入与发展。最后,从微观层面来说,要培育激发搬迁移民的内生动力,全面提升其生计能力。本研究认为,在可持续生计理论指导下,将生计资产建设理念贯穿于政策制定与生计实践中,对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经历了脱贫攻坚期的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已经初步建立了搬迁移民生计发展体系,如何推广地域性搬迁移民生计发展模式,进一步促进搬迁移民生计安全和生计可持续发展仍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在后续研究中,需要重视在可持续生计理论视域下更进一步挖掘搬迁移民家庭生计需求的差异性和生计资产建设维度的多元化,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阶段保障搬迁移民稳定脱贫和生计安全,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阶段推进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提供支持。

冯瑞^[3]（2021）在《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教育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任务,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类型之一,其主要扶贫方式是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紧密联系,通过培养职业技术技能人才,让贫困家庭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维西县是迪庆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特殊贫困问题凸显,在全县脱贫后该地区少数民族妇女成为维西县未来扶贫主要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妇女接受职业教育成为其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这可以使贫困妇女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增加经济收入,转变思维认知和思想观念。因此本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贫困文化理论和教育发展功能理论为依据,选取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为县域案例,通过深入实地调查分析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实施现状和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筛选三位接受过妇女职业教育成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典型少数民族妇女,构建了典型案例分析基本思路:“案例妇女基本情况简介-妇女职业教育路理分析-子代贫困代际传递阻断成效”,从这三方面重点阐述和说明案例妇女参与职业教育的过程,旨在总结经验、深入比较、凝练普遍成效,并多角度多方面凝练和分析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的凸显问题,进而从妇女思维观念改变、乡村就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有效开展和持续推动以及妇女教育能力、子代教育质量的提高等多方面,提出针对性、多元性、创新性的有效对策建议,更好地巩固维西县脱贫成果、保证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的可持续性。

祝洪章^[4]（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晏妮娅^[5]（2021）在《重庆市垫江县农村妇女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妇女问题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妇女问题是我国的一大民生问题,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农村妇女就业存在的问题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村妇女就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家庭的幸福。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不断发展,妇女的权益得到了极大的保障,男女平等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宪法规定,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家庭等各方面的地位与男性平等。如今垫江县农村妇女在就业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各方一齐作用而导致的,农村妇女就业问题的解决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本文立足于垫江县农村妇女就业问题的调查问卷,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收集的问卷结果,通过相关软件的分析与访谈结果,结合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人力资本理论和角色冲突的理论,分析农村妇女就业的现状、问题、原因及对策。通过SPSS软件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频率分析、多重响应分析、相关性卡方检验分析和问卷的效度检验分析,得出问卷和访谈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了解垫江县农村妇女个人情况、家庭和就业现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妇女在就业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再根据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垫江县农村妇女就业存在的问题受历史遗留问题、地域差别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主要为妇女个人主观方面的问题、家庭对妇女的影响与压力、用人单位对妇女就业中的消极阻碍问题、政府对促进妇女就业的支持工作不够的问题。根据存在的问题,寻找问题存在的原因并进行分析,同时与垫江县的现状相结合,寻其根源。了解妇女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之后,借鉴其他地区类似问题的解决经验,相关理论的研究对策,与垫江县妇女就业中的实际情况相联系,提出一些对解决妇女就业问题切实有效的建议和对策。垫江县农村妇女就业问题的解决需要个人、家庭、用人单位和政府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最主要的解决方法在于妇女个人的努力,妇女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科学、文化、技能等知识才能够克服家庭和社会的压力。

康景铭^[6]（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伴随新疆援建工作力度的加大,新疆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城镇化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据2019年新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19年底,新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51.87%。但与《新疆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提出的发展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即到202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8%,2030年城镇人口比重达66%至68%,因而新疆城镇化进程还任重道远。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新疆农村劳动年龄人口882万人,女性劳动年龄人口424万人,而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为340万人,占比80.19%。因此,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滞后是影响新疆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新疆是全国贫困县数量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相较于社会兜底与各种补贴救助等扶贫措施,就业扶贫更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与长效性。因此,妥善解决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既是加快新疆城镇化进程,推动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打赢与巩固脱贫攻坚战,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的方法,综合运用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选取新疆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伊犁地区和阿勒泰地区的400位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转移就业和转移意愿的情况,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三个维度选取变量,从是否发生转移和是否愿意转移两个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合理有效转移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存在文化素质偏低、就业层次不高、劳动技能缺乏等问题,文化程度、国语水平、户籍制度等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行为,限制了她们就业行业、收入和发展空间。为促进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合理有效转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要提高女性就业意识,提升女性人力资本;二是要完善女性就业政策;三是要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增加转移就业机会。

易晨蔚^[7]（2020）在《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八桂女子就业服务中心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妇女选择离土离乡进入城市就业。但是由于自身人力资本不足且社会资本缺乏,其就业同时面临着农民工就业及女性就业的双重制约,亟需外界提供帮助。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基于其公益性内核,在市场失灵且政府失灵的治理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能够针对农村妇女提供兼具差异化与专业化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以促进其就业。本文正是基于此,拟结合实际案例研究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具体路径。本文首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村妇女就业现状、群体特征及就业服务需求进行分析,结合已有研究探讨得到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妇女就业的应然路径即理论可行路径。其次以广西八桂女子就业服务中心为例,梳理当前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实践即现行路径。再次通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比,分析得到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内部路径障碍及外部路径障碍。最后结合上述研究,基于路径障碍从社会组织及政府两方面出发提出优化路径的建议:社会组织应当加速观念转变、加快市场转型、加强服务保障、加强组织合作、加强人才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政府层面应当深化共治观念、完善制度体系。

杨伟荣^[8]（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李海霞^[9]（2019）在《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权分置”改革,是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是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由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同时放活土地经营权,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2018年12月29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经全国人大常委正式审议通过,“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正式在法律层面得以确认。但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是将政策指导落实到了法律层面,更多的是原则性规定,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下一步还需要修改《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内容,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将原则性规定进一步细化。从理论定位、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维度对“三权分置”制度构建进行探讨,旨在为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建设提供参考思路,内容包括“三权分置”的基本法理、“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的原则、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经营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三权分置”的程序法建构。“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具有法理依据。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不是简单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与经营权,而是创设土地经营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仍然是物权法中的承包经营权,仍属于用益物权。配置土地经营权并不违反物权法“一物一权”原则。土地经营权是财产权,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符合用益物权的性质,土地经营权设定为物权才能满足其再转让和抵押融资的功能定位,贯彻“三权分置”的改革精神。我国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的原则包括:第一、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原则。效率与公平相互依存、互相促进,“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应当在实现公平与效率间寻求平衡。第二、自愿原则。自愿原则是民法“意思自治”基本原则在农地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农地制度改革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第三、守住政策底线不突破原则。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农地集体所有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的历史传统和伦理价值,农地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均不具有可行性;坚持稳定并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以稳定承包关系为关键环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探索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坚持农地农用,严格贯彻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原则,深刻认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形成适合不同地区的“三权分置”具体实现路径和办法,稳妥地推进农地改革。“三权分置”的实体法构建主要涉及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经营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享有的权利,包括发包权、监督权、承包地收回权、转让承包地同意权;发包人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承包人的承包权、经营人的自主经营权,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服务,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得擅自调整承包地等。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承包权、监督权、获得补偿权、流转权、有偿退出权等;承包人应承担的义务包括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维持地力,不得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承包期届满不再续期应返还承包地并恢复原状等。土地经营人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占有使用权、自主经营权、收益权、流转权和获得补偿权;土地经营人应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严格遵守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约定,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环境资源。“三权分置”的程序法构建。为实现“三权分置”改革目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土地承包权的设立、变更应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再流转程序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需要;通过登记,赋予土地经营权公示公信效力,加强对土地经营权人的权益保护。

陈林^[10]（2019）在《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换档、就业压力巨大的关键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与剩余并存,劳动力市场同时出现“就业难”、“用工荒”的现象。针对民族、性别、户籍等就业歧视的报道常见诸于媒体;对职工、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就业质量讨论也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常被论及,深挖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对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红利具有重要意义。黎族主要聚居于海南,是中国最南端人口最多的一支少数民族,她们的就业问题也是全国少数民族就业问题的一个缩影。笔者长居于海南且长期关注黎族农村就业问题,本文选取就业问题研究的一个侧面——以黎族农村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从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视角切入,逐步开展就业分布影响、就业质量评估等视角的研究;在方法学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定性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等以便将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分析得更加透彻;在结构安排上,由表及里地层层推进,对黎族农村女性的就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女性就业问题研究的文献回顾,发现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及少数民族女性的就业歧视、就业质量以及就业影响因素等方面;而在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方面的文献鲜见。黎族人口总量过百万,其农村女性就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而梳理出劳动分工学说、人力资本理论、性别平等理论等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内容聚焦黎族农村女性的劳动性别分工变迁、就业分布影响分析、就业质量评估等方面就业问题的核心。从黎族族源作为切入点探讨黎族女性劳动分工变迁。研究发现:解放前的黎族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劳动性别分工的禁忌,在农事活动中有着“男不帮女、女不帮男”的劳动分工习俗,黎族女性在社会组织、手工业、商贸业、农业等均有分布。解放后,黎族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性别分工逐渐消失;黎族与其民族一样在各行各业均有广泛分布,但主要分布在“农、林、牧、渔业”。通过进一步分析黎族农村女性的就业结构,发现黎族农村女性就业以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趋势明显,呈现出以农为主的多元化就业格局;集中在农林牧渔、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等“三低一高”的行业;就业决策的影响逐步从经济收入为主向综合发展转变;青年一代的农民开始向新型职业化农民转变;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以橡胶经济为例）受农产品价格、生产作业制度、生产工具的效率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分析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通过构建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指标并进行分民族分性别比较,评估结果发现: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得分低于黎族农村男性、汉族农村女性、汉族农村男性。而导致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得分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满意度低、医疗保险拥有率低、充电学习的机会低。此外,年龄、文化程度、务工经历、就业部门、子女数、承包土地等6个因素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为更深入阐释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最后通过村庄案例和个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黎族农事活动中劳动性别分工禁忌已经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共同分担、相互协作地完成农事活动;部分地区仍存在着劳动性别分工的现象,但这已不再是约定束成的习俗,而是男性将某些农事活动转移给女性的借口;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还受家庭劳动力配置与分工、个人发展、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影响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为此,需要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去寻找促进就业的突破点,形成三管齐下、齐抓共管的促进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的新局面。

二、加快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一些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快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一些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人口结构变动特征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政策启示——基于安徽省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重庆市垫江县农村妇女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八桂女子就业服务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快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一些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人口结构变动特征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政策启示——基于安徽省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J]. 蔡弘,杨文娟.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
• [2]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D]. 何瑾. 武汉大学, 2021(02)
• [3]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D]. 冯瑞.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重庆市垫江县农村妇女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D]. 晏妮娅. 重庆三峡学院, 2021(09)
• [6]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分析[D]. 康景铭. 塔里木大学, 2020(11)
• [7]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八桂女子就业服务中心为例[D]. 易晨蔚. 广西大学, 2020(07)
• [8]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9]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D]. 李海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10]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D]. 陈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标签：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论文;  农村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