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教学中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新思路——以“新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为例

一、文学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的新思路——以“新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吴婷^[1]（2021）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对我国八十年代文论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江飞^[2]（2020）在《西方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方法论在当代中国》文中认为方法论与观念的更新和变革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方法论作为一种最典型的西方科学主义方法论被引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了短暂而影响深远的旅行,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有效地弥补了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不足,更对当代中国学者和文学理论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文学批评为中心,回顾和反思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语言学批评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总结西方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对推进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徐可^[3]（2020）在《“新批评”理论视野下的中学语文文本细读教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课改的逐年推进,在阅读教学方面的研究也越发深入,“文本细读”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推崇,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将教学与科研进行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每一位身处一线的中学教师肩负的责任和努力的方向。而文本细读如何推进,在课堂教学和教师的课下研究过程中如何落实也成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英美新批评”的相关内容论为理论基础,探索适合高中语文的文本细读方法和行之有效的阅读教学模式。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新批评”理论的主要内容,阐释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第一章从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现状入手提出问题,进而提出“新批评”理论的解决方案,提出新批评与高中文本细读相结合的观点,同时阐释细读法以及新批评相关理论概念与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关系,最后从宏观角度对理论的指导意义进行评价。第二章立足文体类型,旨在通过文体分类探究新批评的可操作性,通过分别整合高中语文阅读中诗歌、散文、小说这三大文体类型的阅读教学方法、“新批评”理论的融合,并列举大量示例论证新批评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第三章回归实践,重点论证“新批评”与阅读教学相结合的操作模式。通过对典型教学案例的具体分析,归纳“新批评”理论运用的要点和误区,将“新批评”与其他课堂要素相融合,强调宗旨性的原则和方法。最后,结语部分强调文本的论证了如何界定“新批评”理论的适用范畴以及对于“新批评”理论的运用模式,并加以总结。

罗姗^[4]（2020）在《从文本批评到文化批评 ——燕卜荪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威廉·燕卜荪是二十世纪颇具特色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英美文论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全面地研究燕卜荪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其价值,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理清燕卜荪批评实践产生的背景及文本批评的内容与意义。燕卜荪前期的文学批评经过语义分析批评、双重情节批评,再到关键词分析批评,他的文学批评由实践分析走向了理论化,并在此过程中,他逐步认识到理论批评的限度,进而转向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批评。这样的转变既表明燕卜荪的文本批评是开放与发展的,也表明燕卜荪与新批评逐渐相背而行。燕卜荪前期的文本批评对20世纪中后期的文学理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讨论燕卜荪的文学批评从文本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基本表现,以及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批评的基本内容。从前期批评到后期批评的转变,燕卜荪认识到批评分析有一定的限度,进而由诗性批评转向常识性批评,并对批评家的职责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一切都使燕卜荪转向了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主要包括基督教批评与传记批评,它致力于拯救被疏忽的作者意图,并试图建立一种积极而乐观的人文伦理观与文学阐释。最后梳理燕卜荪与新批评及其后批评理论的关系。燕卜荪与新批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充满张力的,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新批评的成员或代表人物。燕卜荪对新批评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新批评派始终如一的追随者。其批评所具有的开放性不仅使他与新批评背道而驰,更使他超越新批评而对解构主义等批评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既不能将燕卜荪视为新批评主义者,也不能将燕卜荪同化为解构主义者或其他批评者。燕卜荪是与不断变化的批评潮流相矛盾的批评家。从文学的文本批评到文化批评,燕卜荪的文学批评走在时代批评潮流的前沿,预见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方向。

黄晴^[5]（2020）在《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学者邹建军于2008年提出的,发展至今,已有十数年。自兴起以来,不少学者参与研究,从理论术语的建构,实践批评的展开两方面共同推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紧随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关注文学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具有创新性。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学地理学批评还尚处于发展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本论文立足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研究现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发展情况,并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对西方的地理批评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了比较,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既追溯了西方地理批评对我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又进一步探索了我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即突出其本土特色,揭示出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当下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以便大家从整体上把握中西方文学与地理研究的相关内容。全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就论文的选题目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以及论文的创新点与重难点进行了分析与阐释,从不同方面对本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第一章对论文所涉及的文学地理关键术语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与区分,如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文学地理学批评与地理批评等等,通过对中西方的关键术语进行界定,有利于我们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把握,并为下文的具体分析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是本研究的重点部分,对中西方的地理批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首先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了中西方文学中所体现的地理思想,以此展示中西方自古以来不同的地理传统和创作观念,在此基础上,有助于中西地理批评的对比研究。其次,对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以便了解它的成长脉络。为什么文学地理学批评会在我国兴起?其原因包括:第一,对文学批评中地理空间缺场的反思;第二,争取文学话语权的需要;第三,文学与地理密切联系的传统;第四,保护环境的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列举在我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及其观点,以此展示我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如何展开研究的。再次,对西方的地理批评进行了概述,分别从地理批评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地理批评研究的代表人物两方面进行论述。主要论述了法国研究者韦斯特法尔以及美国学者泰利的地理批评观点。并在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与西方地理批评的认知基础上,对二者的同与异进行了阐释。主要从跨学科性、注重文本分析以及突出地理空间在批评中的重要性这三个方面阐释了两者的相同之处,而两者的差异性则主要从思想基础与思维方式、中西方地理批评产生的进路、理论体系与批评实践方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与研究。最后,探讨了西方的地理批评对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中西双方积极有效地交流与互动,推动了两种批评的互相建构。第三章则在第二章的基础上,论述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如何进行本土话语建构。首先,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辨证分析,明晰了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范式及其术语体系的本土逻辑和归属问题。其次,具体分析了我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西方地理批评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其本土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基础上,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有古代文论的支撑;第二,在理论体系上,文学地理学批评建构了较为完备的批评术语;第三,在实证研究上,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未出现如同西方中世纪的断裂状态。再次,对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中所起到的意义进行了说明。最后,对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以及该如何解决提出了建议。由于我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还处于发展之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其具体表现为批评对象分布不均、文学地理学视阈与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阈的含混、传播度不够与贴标签式的批评问题。面对这些不足之处,笔者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并从理论建构者、文学批评者以及读者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结语部分则在全文的基础上,对中西方文学地理批评的成就、贡献以及潜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并对其发展进行了展望。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会使其在国际话语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还是西方的地理批评,两种批评通过不断交流互动,能够促进彼此的发展,使得地理批评越来越完善且富有活力。

阜士亮^[6]（2019）在《“强制阐释论”研究》文中指出“强制阐释论”由张江在2014年提出,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讨论已经告一段落,笔者试图对这一讨论所引发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章对“强制阐释论”的生成背景进行分析,一是分析文学阐释由文学性中心论到理论中心论的转变过程;二是分析理论中心论产生的原因,包括文学内部的“宽容”、外部理论的“滥用”和理论家对文学学科瓶颈突破的愿望;三是分析“强制阐释论”与国内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理论背景的关联。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探讨了“强制阐释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就合理性而言,张江提出了文学阐释的界限、文学审美性的回归以及作者意图在文本阐释中的地位。在局限性方面,张江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了整体否定,对西方当代文论产生的语境认识不足,低估了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价值,他所提出的“本体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作为“强制阐释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第四章是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构文学阐释的观点,这种文学阐释介于文学性与“理论”之间,具有文学性和文化政治的双重属性,并通过对话原则使其达到沟通和融合。它以文学形式为立足点,通过对文学性的阐释延伸到对文化政治内涵的阐释,以多元阐释来取代单向阐释,达到对单纯的文学性阐释和文化政治阐释的超越。然后运用这一阐释理念分析了文学阐释实践,以巴赫金的文学批评实践为例,来阐明这种文学阐释观念既能生产意义,又能生产“理论”,从而实现文学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阐释路线。

李俐兴^[7]（2018）在《“后理论”的缘起及其三大问题域》文中认为本文主要考察了“后理论”的缘起与“后理论”的主要成就。第一章概述了本文的选题、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价值,并对核心概念“理论”、“后理论”作了界定。第二章先详细梳理了“理论”的兴起、主要流派及其对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理论”兴起于索绪尔的结构符号学语言学,是语言论转向的产物,旨在探索意义的生产和运作机制。基于语言论的立场,“理论”很快从文学领域扩展至整个人文学科,形成了语言论诗学、话语政治学、语言论人类学、语言论精神分析、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和解构论等流派。“理论”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范式,使文学理论从纯粹的文本研究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然后考察了“理论”是如何进入“后理论”阶段。在经历了鼎盛期之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理论”走向一个自我反思的阶段,其中“理论”终结论是“后理论”兴起的契机。作为对“理论”的回应和反思,“后理论”对待“理论”主要有三种态度:反对和抵制“理论”;支持和扞卫“理论”;改进和完善“理论”。其中改进“理论”的观点对于“理论”的发展最具有建设性和积极价值,也是本文重点阐释的内容。本文的后三章致力于介绍“后理论”在改进“理论”之后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成就。第三章展现了“后人文主义”是如何扩展了“理论”的范围,打开了“理论”之后的新话题。后人文主义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为目标,试图消解人/非人这组二元对立,是解构主义在当代语境的继续。人与机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在后人文的视角下所产生的话题,各种非人物体闯入了人类的意义世界,要求发明新的术语来描述当前这个去中心化的混杂世界。第四章分别从生命政治、性别政治和新左翼政治三个方面考察了“后理论”在政治领域的最新进展。生命政治从福柯一个尚未完成的计划成为了跨学科的新兴领域,并结合了生物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形成了众多研究路径。酷儿理论是继女性主义之后最具有影响力的性别理论,在吸收了福柯、德里达、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之后将性别与身份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复杂化。以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为代表的新左翼政治不满后现代式消解主体的政治立场,如何重建革命的政治主体是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第五章探讨了“后理论”中审美与文学的转向。“审美”的概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进入“理论”的场域中心。新审美主义试图平衡“审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将审美的形式要素与文化政治批评相结合。“理论”的文学转向突出了语言自身运作的效果和意义的生产,“理论”中具有文学性,文学也具有“理论”的功能。“理论”与文学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是“后理论”研究的新热点。本文将“后理论”的主要成果以“后人文主义”、“政治的景观”和“审美与文学的转向”这三大问题域的形式概括出来,也意味着这些话题是尚无定论的,可以继续被讨论和发挥。“后理论”既继承了“理论”的遗产,又在对“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之中不断深化和拓展自身。

肖柳^[8]（2018）在《燕卜荪与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文中研究说明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英国着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也是“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但他为人们熟知则因为他曾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传奇教师,他所教过大多数中国学生后来都成为了着名诗人或学者。在1940年代的中国校园里,燕卜荪的到来给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带来了全然新颖的知识,他对现代英诗的介绍开启了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的视野,而他独特的讲诗方式也激发了学生们的理论热情,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启发使他们走上了现代主义的道路,甚至革新了当时中国诗坛的面貌。燕卜荪与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这一话题在国内的研究并不多,这与燕卜荪教学史料的缺失和其着作译介的困难有关。但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往往聚焦于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内容对联大学生的直接影响,对于二者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的联系关注不多。通过具体的理论着作和诗歌作品之间的对比分析,理清燕卜荪与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心。本文将分为三章,从回顾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着手,再从诗学观念上来讨论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对燕卜荪诗歌理论的吸收与转化,具体分为方法和观念两个层面,最后从诗歌创作的主题、技巧和形式三方面来阐述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对燕卜荪的继承,从而确定此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一章是史料考察。从现有史料出发,尽量还原燕卜荪当时的教学场景。首先介绍其授课内容,历时两年的三门不同课程为联大学生讲述了一部完整的英国文学史,其中的“现代英诗”课启发了联大学生创作现代诗,以穆旦和赵瑞蕻的转变为例。其次分析其授课方法,语言分析法的应用不仅影响了联大学生之后的理论研究,也影响他们创作方法。第二章分析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对燕卜荪诗学理论的吸收与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方法的继承,主要是对文本细读和读者心理分析的关注。二是对“朦胧诗学”的吸收,主要分析了“朦胧”作为诗的本质这一论点,以及由“朦胧”引发的关于诗的形式的思考。三是“朦胧诗学”的实践性,即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的理论创新:以“现实”为诗的内核,突破单一的“朦胧”观,并将抽象的“朦胧诗学”变为具体的写作指导,提倡用“间接性”的手法和“戏剧化”的手段进行创作。第三章探寻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在诗歌创作上对燕卜荪的模仿与继承,这也是“朦胧诗学”的创作实践。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思辨的主题,分为现代人生的理性玄思、抽象的爱情抒情诗和情感的强度三个角度来探讨。二是复杂难解的朦胧技巧,分别从意象的特殊构造、哲理性的思维和戏剧化的语言策略三个角度来阐释。三是诗歌形式的分析,从燕卜荪诗歌严谨的形式出发,分析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的诗歌形式探索,主要讨论了以十四行诗为主的对外国诗体的移植和吸收中国古典诗歌优点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的形式。

唐臻娜^[9]（2017）在《刘若愚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认为国内刘若愚（James J.Y.Liu,1926-1986）研究理应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刘若愚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评价及研究;二是对刘若愚英语着作中采用的翻译策略、跨文化传播策略进行研究,对刘若愚中国文学批评的英语翻译实践进行翻译批评,实际也为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跨文化传播策略与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翻译实践发展提供启示;三是刘若愚英语着作中译本的逐步完善、对中译本进行翻译批评与修订改进。遗憾的是至今较之第一板块研究的如火如荼,第二、三板块研究成果寥若晨星。本文以第一板块研究为主,第二板块为辅,并将研究触角伸展至第三板块,希冀为二、三板块研究的未来繁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第一章以追溯刘若愚在中国北京的家庭环境与教育背景、海外求学与任教经历的方式揭示了影响刘若愚文学批评成就的文化积淀是如何逐渐形成的,探讨刘若愚先生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之间的联系,并对刘先生的学术成果进行梳理与分类。本文第二章对刘若愚的中国诗学系统化之路作了深入分析探讨,对作为系统化雏形的“四种诗观”现有的中译名是否妥当发表一己之见,对于刘若愚最为世人所知的“六大理论”的依托——刘若愚的圆形架构与艾布拉姆斯的三角形架构在内涵上差异与相同作了深入探讨,并对圆形架构及“六大理论”的缺陷与不足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归纳了七点不足,包括没有在“作家”与“读者”之间连线,没有在“宇宙”与“作品”之间连线,“决定理论”章节安排不当,“拟古主义”处理欠妥等方面。此外,刘若愚提出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概念与“世界文学理论（world literary theory）”尽管英语原文不同,但译成汉语后由于表述接近易于混淆,本章追木溯源,对二者作了辨析,澄清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本文第二章主要探讨刘若愚的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是境界与语言的双道探索）以及刘若愚藉此观点进行的诗歌批评实践。本文将刘若愚的诗歌批评观点简称为“境界-语言论”,它是贯穿刘若愚诗歌批评实践的思想主脉。刘若愚在“境界-语言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诗歌评价标准:第一,这首诗在探索和体现它的境界上到什么程度?第二,它在发掘诗歌语言潜力上的程度又是怎样?本章对刘若愚“境界-语言论”形成的渊源作了探讨,刘若愚运用境界-语言论对李商隐诗歌、晏殊等六位北宋着名词家及其他的诗词名家进行批评实践,本文选取刘若愚的英语专着《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作为境界-语言论的批评实践典范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第四章分析刘若愚在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学艺术所采用的一系列翻译策略,并探讨其翻译实践从而总结翻译经验。刘若愚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翻译观点,说明了自己的某些翻译策略,而某些翻译策略刘若愚本人并未言明,但在其翻译实践中体现出来,本文进行梳理总结、发掘呈现,并概括为“一致法”、“折中法”、“兼容法”、“角色说”、“注释法”、“祛模糊法”等。刘若愚的翻译策略与实践紧密结合,其翻译实践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翻译策略,本章逐一予以分析。刘若愚英语着作若从翻译实践类别上说可分两大主体:中国文论翻译与中国文学文本（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主体）的翻译,前者以《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为出色代表,后者以《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北宋主要词家》为出色代表。对于刘若愚的中国文论翻译,本章采用译本比较的翻译批评方法将刘若愚的翻译与宇文所安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呈现出刘若愚中国文论翻译的匠心独具与显着特色。刘若愚的中国古典诗词翻译又以唐诗英译为亮点,尤其是李商隐诗歌英译较多。本章在梳理美国唐诗译介概况的背景基础上总结、评价刘若愚的翻译策略,例如“注释法”、“祛模糊法”等,凸显了刘若愚在英译唐诗时为彰显中华文化本土特色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与良苦用心。本章从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两个维度来梳理总结刘若愚的翻译实践,以期为今后中国文论与文学文本的英译积累宝贵经验,同时也为公正、全面地理解刘若愚传播弘扬中国文化之功提供切实的参考。本文第五章致力于呈现刘若愚文学批评的跨文化传播启示。通过结合心理学角度的“缺乏性动机”、“丰富性动机”以及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帕森斯的“文化维模”等跨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来分析刘若愚的中国文学传播思路与策略,从而肯定了刘若愚在英语世界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之功,总结了刘若愚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对于今后中华文学的域外传播带来三点启示:简言之,第一,理解缺乏性动机与丰富性动机;第二,考虑“文化维模”功能;第三,提倡“外位性”眼光。在时代呼唤“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不断提高文化交流水平”的今天,总结刘若愚先生在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学艺术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对于加强和改进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工作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与参考价值。中国文学与文化在异质文化语境的输出对于打破世界文学体系的不平等、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并且倡导多元文化并存、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杨洪敏^[10]（2016）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但是一个当前十分关键的问题,其中有诸多细致的问题尚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梳理取得的学术成就,把握当前的研究态势,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国内叙事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向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论文所探讨的“本土化”问题既属于中西比较诗学中存在的具有共性的问题,同时属于叙事学本身发展的问题,两者存在交叉之处,因此必须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缘起。可以说,“本土化”问题早在中西比较诗学之初就已经被意识到并提出,其在西学东渐与中西文论对话过程中如影随形。就传播与接受的规律而言,任何一种异域的思想与文化资源,都存在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目前很多学者从“全球化”、“中国化”、“民族化”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本土化”的内涵。在综合考察国内学者对“本土化”各种研究后,笔者采纳了从中国语境的分析思路,因为语境化就是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所以“本土化”与中国语境构成正向关系。笔者基本按照新时期的三个十年的语境变迁,即在第一个十年的“一元化”语境、第二个十年的“多元性”语境、第三个十年的“多元对话语境”来分析“本土化”相应的内涵,即西方文论的翻译引入、阐释对照、中西文论对话的不断深入。叙事学从传入中国以来,其“本土化”历程也遵循上述的基本线索。在第一个十年的“一元化”的语境,“本土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化”,主要是将西方论文用中国方式表述出来,因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到了第二个十年的“多元化”语境,西方文论在翻译的基础上不断被鉴别阐释和运用,因此这一语境的“本土化”不再是简单的表述上的“中国化”,而是有了建立在对西方文论精神领会基础上的“化中国”的新内涵。所以从这一角度讲,“本土化”又不简单等于最初的“中国化”。到了第三个十年的“多元对话”语境,“本土化”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是与“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了,与之相应,“本土化”不仅指要将异质文化在本土吸纳,还要在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参与对话。按照上述语境的变化,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本土化”内涵从四个层面展开:一是西方叙事学的汉语译介,这其实是西方文论话语翻译的中国化问题;二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阐释,这其实是西方文论话语精神层面的中国化问题;三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这其实是西方话语在经典及经验阐释上的中国化;四是中国叙事学的自觉建构,这其实是在西方文论激发下中国文论的对话要求。这里为了研究的方便,将中国阐释和中国式运用分而论之,阐释和运用往往是一体的,故与三个语境对应形成了四个层面。值得说明的是,这四个层面大致与三个语境的前后顺序对应,但不是时间上的截然独立而是互相交织的,也不是严格的对号入座。按照“本土化”内涵的这一理解,论文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是对本土化视域下西方叙事学的汉语译介研究。该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西方叙事学的基本思想与理论演进的梳理。为此回顾了叙事学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柏拉图对模仿与叙事的区分、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相关思想;梳理了叙事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即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分析了法国结构主义到经典叙事学的具体过程,重点对托多罗夫、热奈特、巴特、布雷蒙等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分析了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在此基础上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流派主要指修辞性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文字媒介叙事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二是对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过程的文献学分析。笔者整理了国内相关的着作和论文,用数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文献分析,包括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脉络和总体文献分析以及具体层面的文献分析,从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趋势、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当前国内叙事学研究的问题与特点。第二是本土化语境中西方叙事学的中国阐释研究。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对西方叙事学中术语翻译和使用的统一性问题。为此笔者首先以一些翻译为例,分析了叙事学翻译中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探究。主要是翻译的文化语境与已有知识的干扰、作者思想发展的矛盾性。二是对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误读问题的深入研究。笔者以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如本土化境遇下对“叙事视角”存在理解混乱,笔者进行了澄清,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视角的理解框架图。在当前国内对“叙事结构”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中,首先指出了对国内“叙事结构”的各种表述和带来的分类随意性以及深层理论误区,然后提出了准确把握“叙事结构”的几个关键点,如“叙事结构”与“意义”的关系、从“功能”把握“叙事结构”的重要性、“叙事结构”的层次性、“叙事结构”的多元性等。论文指出,类似的误读问题还有许多,需要认真对待。三是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范畴的整体研究中需要强化的方面。笔者选取大量的英文范畴与相应的翻译,对西方叙事学中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具有探索性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范畴归类、范畴体系研究等。第三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研究。该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运用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本批评的得失问题,指出叙事学对当代中国文本批评理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对当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形式观念的产生了很多启发,并从文本批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做了说明,梳理了重要成果、文本分析的主要类型、分析文本的重要主题。在此基础上,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的运用为例,指出了批评分析具体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表述的准确性问题、对所运用批评理论的误读、机械套用理论框架的现象,从而对当前文本批评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二是西方叙事学对中国文本创作实践的影响。论文首先说明了叙事学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方面。然后分析了叙事学对中国当代影视剧的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例,说明了影视剧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及其叙事效果。第四是本土意识与中国叙事学的自觉建构研究。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旨在探究西方叙事学激发下的中国叙事学问题。一是中国叙事学的主要学者与理论研究视角问题,主要是杨义等对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与尝试;傅修延、董乃斌等对中国叙事学的史学研究整理;张开焱、高小康等的文化叙事学及中国叙事分析;浦安迪等国外汉学家关于中国叙事学的比较研究等,指出还有众多学者,从而使得中国叙事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二是对中国叙事学的评价与思考。认为其不但对西方叙事学基本思维框架如叙事结构、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人物、叙事事体、叙事作者等方面有充分运用并有所创新,而且有诸多基于中国诗学的叙事学独特创造,如叙事发生、叙事意象、叙事技巧、叙事音律等。最后指出了中国叙事学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继续发掘可供研究的丰富资源、在拓展研究方法中要不断思考方法论问题、把握中国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相通的特点和发展走向等。在上述基础上,第五部分进行了概括思考,即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方法问题研究。这是论文的结论,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在路径选择上,从不同的文化思维分析了对话的可能性,为此首先回顾了中西文论比较中的原发性问题即文化失语症的提出。然后归纳了当前中西文论对比研究的几种理论观点,也是叙事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学方法、逻辑解释方法、归纳法、对比参照法、迂回进入的方法等,对之一一进行说明。二是在吸取上述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中西叙事理论通融的可能路径。包括在出发点上坚持叙事学理论的一般性和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之统一,要从中国文化原点寻求中国叙事传统,要研究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体现,思考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根源,确立中国叙事学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首先要学会异中求同,在两种思维框架中寻求意义沟通;其次要学会同中求异:在相似思想线索中发现理论差异;最后要互通有无:从空白与裂缝中激发新对话空间。在论述中选取了很多叙事学理论和概念进行了生动说明。三是在上面的基础上,笔者以《论语》中的叙事特征探究为例进行了分析,在文本分析中尽可能综合性、汇通性地运用中西叙事学的各种方法,意在突出《论语》中叙事的本土化特色,从而回应论文关于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主题。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繁杂,涉及的学者着作极为广泛,因此在勾勒出基本的线条的同时要突出重点,既要资料翔实,又要关注问题,有理论深度。因此论文十分重视选材、逻辑性及论述方法,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其中文献研究不但进行总体性的宏观分析、而且进行准确性的微观统计。论文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对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误读”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呈现和讨论。在研究思路上,论文以范畴分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始终围绕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范畴,体现了理论的高度。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例的结合的原则。尽可能抓住一些前沿问题、难点问题进行研究,为此大量参阅和研究叙事学基本理论,从写作的结果看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如此,由于“本土化”的丰富内涵,还有许多由于篇幅不得不忽略的内容,这将是下一个阶段和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任务。

二、文学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的新思路——以“新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学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的新思路——以“新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方法论在当代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3）“新批评”理论视野下的中学语文文本细读教学（论文提纲范文）

（4）从文本批评到文化批评 ——燕卜荪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强制阐释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后理论”的缘起及其三大问题域（论文提纲范文）

（8）燕卜荪与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论文提纲范文）

（9）刘若愚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学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的新思路——以“新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对我国八十年代文论的影响研究[D]. 吴婷. 上海大学, 2021
• [2]西方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方法论在当代中国[J]. 江飞. 美学与艺术评论, 2020(01)
• [3]“新批评”理论视野下的中学语文文本细读教学[D]. 徐可.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从文本批评到文化批评 ——燕卜荪文学批评理论研究[D]. 罗姗.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5]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D]. 黄晴.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6]“强制阐释论”研究[D]. 阜士亮. 三峡大学, 2019(03)
• [7]“后理论”的缘起及其三大问题域[D]. 李俐兴. 浙江大学, 2018(01)
• [8]燕卜荪与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D]. 肖柳.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9]刘若愚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D]. 唐臻娜.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4)
• [10]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D]. 杨洪敏. 兰州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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