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Landuse/landcover changes in Zhangye oasis of Hexi Corridor(论文文献综述)
唐霞,李森[1](2021)在《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绿洲演变研究的进展》文中认为以历史时期河西绿洲耕地面积、城镇变化和土地荒漠化过程为主线,综合运用自然变化的代用指标(冰芯、树轮、湖泊沉积物)和人类活动(历史文献、历史遗迹、文物资料等)的研究结论,分析了历史时期河西绿洲演变的驱动因素。基于历史资料记录的人口和土地垦殖数据重建了河西走廊的耕地面积。结果表明:自西汉到明代耕地面积的变化规律是波动减少-缓慢增加-急剧减少-持续增长;河西绿洲呈现出以自然力起主导作用的天然绿洲格局被以灌溉农业为中心、兼具发展畜牧业的人工绿洲所代替的特征;气候变化、水系变迁、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的稳定性、农业技术水平等因素驱动着河西走廊历史时期人工绿洲的演变。
别强[2](2021)在《干旱区绿洲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干旱区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较其他区域更为敏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更差,景观格局和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绿洲—荒漠系统的镶嵌格局是干旱区特有的景观,表现为荒漠为背景,绿洲为镶嵌。尽管绿洲面积占干旱区面积比例很小,但几乎承载了该区域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动,同时集中了大部分的自然生产力,是干旱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河西绿洲地处中国西北部,是当地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河西绿洲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实现该地区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绿洲效应由绿洲-荒漠系统物质能量流动形成,以绿洲冷岛效应为主要特征的独特气候现象。研究绿洲效应的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对理解干旱区气候变化和绿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于备受关注的城市热岛效应研究,干旱区绿洲效应的分布特征、形成机制和生态效益是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本研究以河西地区绿洲及周边荒漠为研究区,结合实地观测、遥感观测、遥感云计算和区域气候模式数值模拟方法,揭示干旱区绿洲效应在二维和三维空间的特征。基于数理统计和生物物理模型,定量分析反射率、波文比、地表通量等地表参数对绿洲冷岛效应的影响,构建形成冷岛效应的生物物理模型。论文完成的工作如下:首先,以多源遥感产品为数据源,分析河西地区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绿洲在日尺度、季节尺度和年尺度上的绿洲效应特征,同时结合河西绿洲面积变化,分析绿洲效应强度对绿洲扩张的响应;其次,通过WRF模式动力降尺度对河西地区绿洲-荒漠系统夏季和冬季连续气象进行模拟,分析绿洲效应在二维和三维空间的温度场、湿度场、风场、能量场的特征。第三,基于高精度遥感产品,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绿洲效应和关键地表参数(反照率、蒸散发)的关系,从能量平衡角度进一步探讨地表参数差异造成的能量差异。第四,通过内在生物物理模型(IBPM)定量分析造成绿洲温度效应的各地表参数的贡献,将由关键地表参数差异造成的能量差异转化为地表参数带来的温度强迫。本研究可为干旱区气候变化研究、干旱区绿洲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绿洲农村和城镇建设规划提供理论依据。论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发现了绿洲效应的双重特征,即夏季强烈的“冷岛效应”和冬季微弱的“热岛效应”。夏季绿洲的降温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冬季的增温效应也不能被忽视。在植被生长季,降温效应白天和夜晚都占优势,白天的绿洲冷岛效应强度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分别为-5.23℃、-12.81℃和-4.56℃,夜晚的冷岛效应较弱,分别为-1.43℃、-3.34℃、-0.6℃。在冬季,热岛效应占主导地位,绿洲在白天和夜间均出现增温效应,其中白天热岛效应强度为0.43℃,夜晚为0.54℃,夜间略强于白天。河西地区绿洲从1986年的10781 km2增加到2020年的16449 km2,在35年期间面积扩大了52.6%,随着绿洲规模的扩张,夏季白天绿洲冷岛效应强度有明显的增强趋势,绿洲面积和绿洲效应强度相关系数平方和为0.85,通过显着性检验,夏季夜晚以及冬季绿洲效应强度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2)通过替换新的陆面资料,选取合适的参数化方案,WRF模式精确地模拟了干旱区绿洲-荒漠系统温度场、湿度场、风场和能量场,为资料缺乏区进行高精度气象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WRF模式模拟的水平温度场和湿度场显示了绿洲在夏季强烈的“冷岛”和“湿岛”效应,以及冬季微弱的“热岛”和“湿岛”效应。根据对温度场和湿度场垂直方向的分析可知,绿洲冷岛效应和湿岛效应的最大影响高度在1500米左右。在此高度以上,荒漠和绿洲的水汽和温度差异消失。(3)通过分析绿洲效应与地表反照率、地表蒸散发的关系,得出蒸散发是植被生长季绿洲降温效应的主要影响因子,反照率是冬季热岛效应的主要影响因子。荒漠和绿洲之间蒸散发之差ΔET和反照率差Δalbedo在所有季节均为负值。ΔET的季节性动态趋势呈单峰形态并且在夏季达到顶峰,这一数值是春天或秋天的三倍,此趋势与OEI趋势一致,ET是降温效应的主要贡献者。在植被生长季,绿洲区反照率较小且变化不大,由此引起的加热效应被蒸散发抵消。在冬季,由于积雪覆盖和荒漠本身特性,绿洲区反照率远小于荒漠区,这可以部分解释冬季的热岛效应现象。(4)IBPM模型模拟了由反照率、地面热通量和波文比造成的绿洲效应的强迫力。反照率的正作用力被波文比的负作用力平衡,土壤热通量贡献了一个很小的负强迫。综合这三个温度强迫值,IBPM模型很好地预测了绿洲效应强度,同时对各个强迫力的大小进行了定量的分解。
林锦阔[3](2020)在《河西地区土壤侵蚀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文中研究指明土壤侵蚀造成近地表细小土壤颗粒持续流失,致使土壤持水力和生产力显着降低,这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趋势。该过程严重影响干旱、半干旱区域的农业生产、环境质量、生态安全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附着于土壤团聚体上的氮、磷、钾及有机质等营养物质会随土壤侵蚀一并迁移,导致养分大量流失,这加快了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进程,威胁绿洲生态系统健康。因此,评估土壤侵蚀(风蚀、水蚀)的动态变化并探究其驱动因素,是水土流失防治的基础,也是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前提。本研究基于地理学研究理论,运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及野外调查手段,全面收集1982-2015年气象、地形、土壤等诸多资料,重建河西地区(92°13′E-104°46′E,36°31′N-42°57′N)关键要素的时空信息,尝试将修正水土流失方程(the 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RUSLE)与泥沙有限传输公式(the transport limited sediment delivery,TLSD)整合并进行参数本地化校正,以此模拟河西地区水蚀速率,同时运用修正风蚀方程(the revised wind erosion equation,RWEQ)模拟其风蚀速率,揭示多因子耦合下土壤侵蚀的驱动因素。主要结果如下:RUSLE-TLSD模型模拟河西地区土壤水蚀过程具有较好效果。1982-2015年潜在水蚀速率介于6.24-31.01 t·ha-1·a-1,净水蚀速率呈下降态势且在土壤容许流失量的范围内。在空间上水力侵蚀多发于祁连山区,呈现南强北弱的特点。强烈侵蚀区多发生于海拔1500 m以上的陡坡地段(大于20°),泥沙沉积多发生于陡坡的坡脚处。坡度、降水、NDVI是影响河西地区水蚀的关键因素,其中坡度的贡献最大。极端降雨会直接加剧局部地区的水蚀风险,在干旱、半干旱区应对其着重关注。“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极端降雨对土壤的侵蚀,这在研究区产生了显着的水土保持效益。1982-2015年风蚀速率呈显着下降趋势(平均值为67.7 t·ha-1·a-1)。10月-次年5月(6-9月)为强(弱)风蚀时段。空间上风蚀速率表现为东西强、中部弱,北部强、南部弱的特点,95%的区域呈现降低趋势。位于马鬃山地区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1)风蚀程度最严重,民乐县最轻。气候因子是抑制河西地区风蚀速率的决定因素,其中风速是风蚀强弱的主控因子,其与温度、大风日数、NDVI的耦合作用共同主导了风蚀速率的变化。虽然河西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向着抑制风蚀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总面积不足研究区的2%,且这些地区主要位于绿洲内部与绿洲荒漠过渡带附近,因此该过程对风蚀的抑制作用仅限于面积较小的绿洲区,短期内对风蚀速率没有产生显着影响。
王全喜[4](2020)在《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交互影响研究 ——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城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开发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负效应,城市生态环境对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也有约束作用。如何实现城市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然而,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有何特征以及交互关系却鲜有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对甘肃省河西走廊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并借助核密度曲线图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揭示了两者的动态演进规律和交互影响程度,提出了合理优化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和生态环境的政策启示和路径策略,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7年,河西走廊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呈现增长态势,开发广度与开发深度也呈现增长态势,且开发强度的增长趋势与开发广度的较为一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最大为嘉峪关市,最小为武威市,说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区域差异明显;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不同城市增长幅度差别大,嘉峪关市增幅最大,金昌市增幅最小。(2)在研究期内,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表现出不断增长、明显极化、区域差距扩大的动态演进特征;城市土地开发广度也存在极化现象,区域差异在缩小;城市土地开发深度的动态演进特征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相似,但极化现象不明显。(3)2008-2017年,河西走廊城市生态环境呈增长的趋势,城市生态水平、环境负荷和环境保护也在不同程度增长。城市生态环境整体差距较大,呈上升的态势;城市生态水平、环境保护的特征与生态环境演变特征相似,而环境负荷在时间上呈波动变化趋势。(4)在研究期内,城市生态环境表现出的不断改善、弱极化、区域差异缩减的动态演进特征;城市生态水平、环境保护的动态演进特征与生态环境基本相似,但城市生态水平极化现象较弱,而环境负荷呈先增加后减小、区域差异在扩大的演进特征。(5)河西走廊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变化对生态环境表现较强的影响,开发广度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大于城市开发深度,且不同城市具体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城市开发广度各指标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差异,绿地与广场用地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大,工业用地次之;城市土地开发深度各指标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弱。城市生态环境对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也表现出较强的影响,表明城市生态空间、环境保护建设以及污染物排放量均是限制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6)根据河西走廊城市的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现实状况、差异以及动态演进特征,可从管控城市用地无序增长,寻求环境友好型用地模式和注重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提高城市空间管理水平两个方面着手,差别化合理控制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促进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王巨[5](2020)在《基于时序NDVI植被变化检测与驱动因素量化方法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文中指出植被是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器,其生长状况直接决定着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和服务的能力。植被的变化不仅影响着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也深刻影响着地球表面属性、全球或区域气候过程以及物质(水、碳、氮)和能量的循环。因此,系统地监测植被长期变化,全面地分析植被长期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全面了解区域生态环境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帮助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规划,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朝着良性的方向可持续地发展。对任何变化的深入理解都需要建立在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连续观测的基础上。遥感技术的出现突破了人类认识地球表面状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为深入理解全球及大范围地区植被变化过程及其机理机制提供了可能。遥感对地观测数据及站点观测资料的不断累积,时间序列的不断延长以及近期一些宽视场传感器分辨率和性能的不断提高,为植被长期变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保障,同时也为这一传统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从海量的时间序列记录中自动化地提取有关植被变化的详细信息,包括在哪里发生了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过程(模式)、何时发生的变化、变化持续了多久、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植被变化情况,成为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科学问题。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利用整合到年际时间尺度上的MODIS NDVI数据集,采用两种最常用的植被变化检测方法分析了2001–2017年间河西地区植被的总体变化情况,比较这两种方法在区域尺度上检测结果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能够全面检测植被变化过程的方法,深入分析17年间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详细过程。最后,结合气象站点气温和降水站点观测资料,本研究构建一个植被变化驱动因素区分框架,定量化地分析植被变化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响应关系,深入理解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变化的干预程度。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主要结论如下所述:(1)本研究首先采用两种最广泛使用的植被长期变化检测方法: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Theil-Sen斜率估算和Mann-Kendall显着性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检测了2001–2017年间河西地区植被的总体变化情况,并对比分析了这两种方法在区域尺度上的检测结果的异同及其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植被变化的空间分布模式方面,还是在植被的变化量(斜率值)方面,这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都高度一致,二者基本可以通用;采用这两种方法检测出的植被变化量差异较大的区域,多为新开垦的绿洲区,在这些地方研究时期内植被呈现非线性变化过程,检测结果差异较大;同时这些地区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的区域一致,说明这种差异是一元线性模型不能够准确地表达植被的非线性变化过程造成的,从而进一步证实了Theil-Sen斜率估算和Mann-Kendall显着性检验相结合方法的可靠性。检测结果表明:河西地区大部分(60%左右)植被覆盖区域(NDVImax≧0.2)的植被状况发生了显着变化,总体上以植被改善为主;植被显着改善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区、绿洲和荒漠过渡地区以及三条内流河的下游地区,而且祁连山区植被状况以轻微改善为主,绿洲边缘地区植被状况的改善幅度较大;植被NDVI时间序列呈现下降趋势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绿洲内部,以凉州、民勤、甘州、高台和瓜州等绿洲内部最为集中。(2)本研究基于时间序列轨迹拟合算法构建了一个能够全面检测植被变化过程的新框架。该框架将植被在一段时期内的单调性变化过程概括为五种不同的模式,分别为线性模式、指数模式、对数模式、逻辑模式和无变化模式,前四种中的每种又可以根据植被的总体变化趋势(正的或负的)分为增加和减少两种不同类型;该框架采用一个逻辑模型自动地模拟和区分所有的非线性变化模式,并且根据逻辑模型中的参数确定在哪里发生了变化、变化趋势如何、何时发生的变化、变化持续了多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过程、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植被的变化状况等。在石羊河流域内,点和区域两个层次的验证结果表明该框架能够准确有效地刻画植被的变化过程。与其他植被变化检测方法相比,新框架具有许多明显的优点。(3)与两种最常用的植被长期变化检测方法相比,新框架检测到的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空间分布模式与这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基本上一致,而且检测到的植被显着变化的区域更广些,这是因为新框架对NDVI时间序列做了简单的平滑处理,使得新框架中的模拟模型更容易通过显着性检验。另外,新框架检测结果显示,河西地区约60%的植被覆盖区域的植被呈现出非线性或阶段性变化过程,其中逻辑模式占植被覆盖区域的比例最大(30.28%)。线型模式,指数模式和对数模式所占比例相当;在各种模式中,增加模式均占主导地位;在植被NDVI减少的各种模式中,逻辑减少模式占绝对优势,其所占比例大于其他三种减少模式的总和。(4)根据新检测框架中数学模型的参数,本研究进一步确定了河西地区植被变化发生的时刻。从流域上看,黑河流域植被开始变化的时间要早些,一般发生在研究期前期阶段;石羊河流域次之,疏勒河流域植被变化最晚。具体来说,黑河流域上游祁连山区和下游绿洲地区植被状况改善开始的时间要早些(2005年以前),而祁连山东西两端植被改善开始的时刻较晚(约在2010年左右),在石羊河和黑河分水岭地区植被状况开始改善的时间最晚(约在2013年左右)。在河西走廊绿洲区,原始绿洲内部植被状况开始改善的时刻要早些(2005年以前),而绿洲边缘地区较晚(2007年以后)。在不同的行政单位内,植被NDVI开始下降的时刻显着不同:在武威地区,绿洲内部植被NDVI下降开始的时间段是2005年到2009年;在张掖地区,NDVI开始下降的时刻主要集中在3个时段:2003–2005,2008–2010和2013年以后;酒泉地区NDVI的下降主要开始于2010年以后。根据新框架检测到的植被变化模式和变化出现时刻,本研究利用谷歌高清影像、野外调查、相关报道以及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等多种途径调查了河西地区植被发生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城镇化、农业绿洲生态退耕、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包括塑料大棚建设)、采矿等是导致植被NDVI下降的主要原因;农业绿洲扩张、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和众多的生态治理工程是河西地区植被状况得以改善的原因。(5)为了进一步明确各种因素(气候和人类活动)对河西地区植被动态变化的贡献量,本研究综合利用趋势分析(Theil-Sen斜率估算和Mann-Kendall显着性检验相结合方法)结果、植被变化与气候因子(气温和降水)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残差趋势分析结果,采用决策树算法构建一个能够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包括政策)因素完全区分开来的框架。针对引起植被状况改善或退化的所有人类活动因素,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地理空间数据掩膜处理技术进行区分,从而将影响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各种因素完全地区分开来、并进行量化和制图工作。结果表明:由人类活动、降水、降水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气温、气温和人类的共同作用、气温与降水共同作用以及这气温降水和人类活动三者的共同作用造成的植被显着变化区域分别占总植被变化区域的48.07%、11%、25.11%、3.59%、2.43%、3.07%和6.73%;相对于气温来说,河西地区植被生长变化对降水因子的变化更加敏感。人类活动进一步掩膜处理的结果表明,生态修复工程对河西地区植被状况改善的贡献较大。另外,植被NDVI时间序列中的负趋势,除小部分是由气候因素或者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造成的以外,它们中的绝大多数(72.05%)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包括城市化及各项建设事业(16.94%)、农业绿洲萎缩(5.43%)、农业种植结构调整(49.68%)。因此,本研究人类活动是影响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且在河西地区植被变化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预由过去的消极作用已经转化为积极作用;另外,NDVI时间序列中的下降趋势并不完全意味着土地退化,城镇化、以生态为目的的农田退耕、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包括塑料大棚的建设,退耕还林)等人类活动,虽然能够了的植被NDVI的下降趋势,但它们应当看作是区域生态环境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代兰海[6](2020)在《内蒙古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的生态风险也愈发严重,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纳入“五位一体”国家战略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大任务。中国西北绿洲地区是干旱内陆区的精华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地区,既集中了区域绝大部分人口与社会财富,也承担着维护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重任。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显现,如何统筹协调绿洲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推进绿洲生态系统有效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长期以来,绿洲生态治理研究侧重于生态工程建设模式探讨和生态治理技术研制,而对绿洲社会—生态系统的交互作用关注不够,忽视了绿洲生态治理背后深层的社会因素,亦轻忽了后续生态治理成果维护,影响了绿洲生态治理成效和可持续性,削弱了绿洲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同时,由于绿洲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自组织性和尺度依存性,绿洲生态治理既涉及流域水资源分配和用水关系调整,又涉及自身多元权力主体博弈,在时间、空间和决策管理层面表现出高度综合性。空间生产理论遵循“时间—空间—社会”的辩证统一,坚持空间三元辩证法,强调空间与塑造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关系,在研究复杂问题时具有其它理论不可替代的优势。为此,本研究运用空间生产理论,选择边疆民族地区额济纳绿洲为案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构建生态空间生产“过程—效应一机制—问题—优化”理论研究框架,以绿洲生态危机和旅游兴起为研究切入点,基于绿洲生态环境变迁考察,对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效应进行系统分析,从不同尺度探究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动力机制,总结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存在问题,提出优化框架。研究中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分别指绿洲生态治理和生态旅游开发,二者是递进的共生关系。绿洲生态治理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促进了绿洲生态旅游开发;绿洲生态旅游开发增加了地方收入,维护了绿洲生态治理成果。主要结论如下:(1)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变迁历经形成、发展、恶化与恢复四个阶段,民国以来人类活动是绿洲生态退化的主要因素。明清时期绿洲基本处于自然演化状态,水、土、植被等各种生态要素均衡发展,形成良性的生态体系;民国时期当地人烟稀少,人口密度极低,垦荒屯田受到限制,绿洲生态环境得以维持发展;1949—1999年,流域人口快速增加,农牧业低质高速发展,黑河水资源利用严重失衡,绿洲生态环境急剧恶化;2000年以来,随着黑河水量调度和流域综合治理实施,绿洲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正处于恢复和改善中。(2)额济纳绿洲生态治理是一个快速的三元辩证的生态空间生产过程。生态危机背景下,绿洲生态空间表征集中体现为权力主体对绿洲生态区位和生态功能的知识再现和规划构想,绿洲被建构为中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绿洲生态空间实践表现为黑河水量调度、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工程建设,实现了绿洲来水的增多化、绿洲河网的渠系化和绿洲空间的功能化,绿洲由边境牧业生产生活空间转变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空间;外地民众和当地居民在绿洲表征生态空间上持有迥异的空间形象,风沙源地是前者尤其是京津百姓议论的焦点,而痛失家园成为后者情感和权力诉求的中心。生态空间生产的三元分析表明了生态空间意义的多元性,生态空间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绿洲生态治理过程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空间政治与权力诉求。(3)额济纳绿洲生态旅游开发是一个接续递进的生态空间再生产过程。旅游兴起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旅游节事活动推动、旅游规划引领和旅游+主导了绿洲生态旅游空间实践,绿洲由沉寂的生态功能空间转变为喧嚣的旅游消费空间;绿洲生态旅游空间表征体现为权力和资本对绿洲生态旅游资源的规划构想和文化建构,生产出以“大漠童话”为主题的旅游空间形象,绿洲由边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向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转换;绿洲表征生态旅游空间中胡杨林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绿洲被塑造为享誉中外的“胡杨林故乡”,并据此建构出新的绿洲空间文化想象(生命想象、边塞想象、秘境想象)。生态空间再生产的三元分析显现了生态旅游空间意义的多元性,生态旅游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亦是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绿洲生态旅游开发过程纠缠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资本逻辑与文化冲突。(4)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尺度差异,具有显着的公共产品空间生产特性。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本质上是中央政府纵向嵌入后,黑河流域人水关系协调发展的结果,是压力型体制与激励性政策主导下各级政府/机构密切配合、团结治水的产物。其中,中央政府统一领导、权力干预,地方政府参与决策、分级负责,黑河流域管理局组织实施、监督检查。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再生产是以地方政府为先导,权力和资本双重逻辑支配下,多种空间生产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地方政府权力主导、产业培育,旅游企业资本驱动、开发经营,影视媒体形象宣传、品牌传播,外来游客空间消费、话语建构,当地居民被动参与、环境保护。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在空间生产主体、目标、资本、价值四个方面,与私人产品空间生产有着显着区别。(5)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重塑了绿洲社会关系和空间秩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生态移民工程致使牧民生计空间受到挤压,社会网络发生断裂,文化心理适应失调,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出现问题;绿洲生态旅游空间生产的权力和资本逻辑,造成旅游空间容量短期超载、生态旅游发展异化和旅游空间生产去地域化;游牧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游牧空间的边缘化,导致草原游牧文化式微,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面临风险;绿洲分水实践过程中,黑河“97分水方案”的合理性遭到质疑,分水方案适应性与分水方案执行受到挑战。(6)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优化是区域社会关系调适、产业体系重构与文化价值反思的过程。绿洲应以生态优先、协同共治、以人为本和空间正义为原则,实施流域生态共治共享模式和绿洲发展包容普惠模式,按照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思路,构建绿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产业体系,推进绿洲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实现绿洲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在优化措施上,要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生态移民安置方式、发展深层生态旅游与加大节水农业发展力度。同时,亟需从地方性知识视角对绿洲生态空间生产过程进行文化价值反思,实现绿洲生态治理方案的地方嵌入。本研究创新点表现为:(1)将空间生产视角引入生态研究领域,综合集成空间生产理论、区域治理理论、政府行为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构建了生态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框架,拓展了空间生产理论。(2)基于绿洲“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视角,探究了不同空间生产主体及其交互关系对生态治理的影响,打破了传统生态治理的工程和技术倾向,丰富了生态治理理论。(3)从空间生产主体、目标、资本、价值四个方面,对公共产品空间生产与私人产品空间生产进行了对比分析,初步厘清了不同类型产品空间生产的差异。
宋媛[7](2020)在《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变分析》文中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因此认知区域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迫在眉睫。本文以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18年为研究时段,从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土地、人口和经济9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GIS和RS的技术手段,以1km×1km为基本评价单元,利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对甘肃省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并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从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甘肃省的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分布特征。受到气候、降水、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自东南至西北方向上生态环境质量呈变差趋势。以黄河为界的河东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较好,而河西走廊及以西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较差;从省级视角出发,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上处于中的水平。在市级和县级上,东南部河东地区各市、县之间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差异不大,但河西走廊及以西地区的各市、县之间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却参差不齐,其中以张掖市和武威市及所辖县域的差异性尤为突出。(2)从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来看,各年份的全局莫兰指数均达到0.93以上,表明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高空间集聚性;在局域上,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分布特征,热点区集中分布在东南部,而冷点区则集中分布在河西走廊及以西地区。(3)从生态环境质量的地带性分布特征来看,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带性变化规律,自东南到西北方向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生态环境质量逐渐变差。在甘肃省东南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QI)变化幅度很小,说明生态环境稳定性高,不易受外界干扰而变化;在西北部EQI变化幅度很大,说明生态环境稳定性低,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发生变化。(4)从生态环境质量的时间变化特征来看,2000-2018年期间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上转好。其中2010-2018年各生态环境质量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状况要比2000-2010年更为剧烈。(5)从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来看,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主要受土地利用程度、植被抗旱能力、归一化植被指数、干燥度指数、土壤侵蚀强度和土壤含沙量等因子的影响。其中土地利用程度决定着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好坏的分布;归一化植被指数的影响力在2000-2018年增幅最大,逐渐成为影响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的主导因素。不同影响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促进着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向好的方面发展。通过对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与分析,可为发现和治理甘肃省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建议。
孙钦珂[8](2020)在《河西走廊城镇扩张对耕地空间的影响及模拟》文中认为干旱区绿洲城镇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也是干旱区人口集聚度最高、人类活动最剧烈、“人-地”关系矛盾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脆弱区。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干旱地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口与耕地资源及生态环境的胁迫压力。河西走廊地区作为典型的干旱区绿洲城镇,曾是我国重点建设的“西北粮仓”,近些年来,该地区城镇与绿洲耕地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对干旱区有限耕地资源影响非常严重。研究以河西走廊地区为典型案例区,对于揭示干旱区未来城镇发展规划和耕地有效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国内外研究进展,在相关研究理论的支撑下,借助多源遥感数据及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马尔科夫链模型、元胞自动机模型、多情景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索河西走廊地区城镇用地与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与规律,模拟预测河西走廊地区城镇与耕地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情景下民勤县城镇化与农田生产力之间的冲突,以整体的视角权衡分析不同的城镇增长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河西走廊城镇及耕地利用现状分析发现,河西走廊土地利用总体特征以未利用土地和草地为主,城镇用地与耕地仅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0.63%、6.35%。河西五市土地利用结构总体上和河西走廊总体特征一致,以未利用土地和草地为主,特殊的是张掖市的草地面积大于未利用土地面积,草地占张掖市总用地面积的38.07%,而未利用土地占36.73%,其他地市均表现为未利用土地占比最大。河西走廊绿洲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表现为与耕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城镇被耕地包围。(2)河西走廊城镇及耕地时空演变分析发现,河西走廊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与耕地面积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先减少后增加。具体来看,河西走廊地区耕地面积经历了“减少—急剧增加—平稳增加”的变化过程,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则经历了“减少—增加—平稳增加—急剧增加”的波动变化过程。通过内部转换关系探讨其面积变化率上表现的差异发现,耕地转化具有明显的空间性,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贡献率差异较大。河西走廊地区15.67%的城镇扩张用地来自耕地,其他主要来源于草地、沙漠、戈壁等未利用土地。武威市52.87%的城镇扩张用地来自耕地,而金昌市仅为0.09%。(3)结合Markov与ANN-CA模型模拟预测河西走廊城镇扩张对耕地影响表明,运用人工神经网络与自适应惯性竞争机制结合的元胞自动机模拟2015年河西走廊土地利用,OA和Kappa系数显示模拟效果较好,模拟精度和可靠性均满足要求,可以用来进行多用地类型的预测。预测结果显示2015-2030年河西走廊79.77%的城镇扩张用地将来源于周边耕地,且干旱区城镇中心城市仍是未来绿洲城镇发展的重点,城镇空间扩张方式以外延扩展为主,未来耕地被挤占压力较大。(4)河西走廊地区民勤县为案例研究区对城镇扩张与耕地生产力权衡分析,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竞争分类方案产生不同结果,正常发展方案的选择对于减少研究区域的土地使用竞争并没有效果;保护耕地情景下可以减少土地竞争但城镇化适宜性较低;发展竞争区域方案将损失最适宜农业发展区域;基于正常发展与保护耕地耦合发展方案得到了同时考虑城镇与耕地两种土地利用类别的影响的折衷方案。但是,折衷方案可能与正在出现的历史增长大不相同,决策者和城市规划者需要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和吸引未来人口来逐步改变城市增长轨迹。
姜馥蓉[9](2020)在《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这种适应一般会涉及其在底层社会的身份建构、被认同和信任等。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不同的地区的传播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承个案是必要的。本研究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拟沿着民族志书写和解释人类学的范式,对一个在河西走廊有数百年盛名的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汉族社会的互融与共生情景进行描述并赋予一定的说明性,力求为更有效地对类似文化现象的解读提供案例参考。文章首先纵向梳理了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传承概况;观察地方外部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的重建及其在地方社会的面貌;藏传佛教金塔寺在进入汉族村落以后如何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参与并形塑信众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藏传佛教金塔寺进入地方汉族文化环境后与地方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引起各自微妙的变化,并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在地方社会的融入。其次,在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结论和思考。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对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乃是个案中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并通过观察村民个体、村落整体以及村落社会中的一些宗教行为这三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金塔寺与地方汉族村落的互融对后者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提出考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这样多元文化环境中融入案例的价值即在于,更好理解多民族、多文化共生互动的特点,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宏大理论提供具象的认知。此外,通过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文章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思“民间佛教”的概念,提醒相关研究者在运用此类概念时,不能忽略佛教信仰者的内部视角;二是以案例为基础,讨论如何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以及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郝丽娜[10](2019)在《面向生态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及布局优化研究》文中提出绿洲是干旱区发展的基石,水资源是影响绿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干旱区降水稀少,水资源短缺,绿洲内部农业规模和生态规模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在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中通过发展面向生态的适度农业规模和高效的农业结构实现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的目标,从而缓解农业用水与生态用水之间的矛盾,保证绿洲农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本研究探讨了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的概念和内涵,系统分析了绿洲水土资源与生态经济及农业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面向生态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研究框架,从“数量适度”、“结构适度”和“空间适度”三个维度描述绿洲适度农业规模,构建了基于生态健康的适度农业规模模型、基于节水高效的种植结构优化模型和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模型。并针对我国西北典型绿洲区黑河流域中游提出研究区绿洲农业的适度发展规模、最优发展结构和高效空间发展模式。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提出了面向生态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研究框架基于绿洲水土资源—生态系统—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内部组成的相互关系分析,建立了以水资源高效利用和绿洲生态健康为目标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研究框架。该框架认为“适度农业规模”具有“三维”特征,其一为“数量适度”,即通过确定绿洲生态健康的定量表征形式,从理论分析和实践应用两个角度探讨生态健康的适度农业发展规模;其二为“结构适度”,即农业规模内部的作物种植结构,从节水高效的优化目标出发,确定适度农业规模的最优发展结构;其三为“空间适度”,即作物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以种植结构调整结果和作物种植适宜性最大化为主导,在灌区尺度上研究作物空间布局优化,获得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的高效空间发展模式。(2)建立了基于生态健康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模型,确定了黑河中游绿洲适度农业规模在确定绿洲生态健康的定量表征的基础上,从理论分析和实践应用角度探讨了生态健康的适度农业规模计算方法。首先从理论分析方面,以地下水埋深、农田防护比例、植被覆盖率和大风发生频次作为评价因子评价绿洲生态健康,构建了基于绿洲生态健康评价和风沙动力学原理的适度农业规模计算模型(SASM-EHA);从实践应用方面,构建了基于绿洲圈层结构和绿洲沙漠化土地整治实地试验结果的适度农业规模计算模型(SASM-OCT)。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试验两方面探讨不同来水情景和生态需水情景下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研究结果表明:SASM-EHA模型和SASM-OCT模型计算的黑河中游适度绿洲规模分别为20792458 km2和20592387 km2,适度农业规模分别为16631967 km2和16421921 km2,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较为接近。因此,SASM-EHA模型可推广用于中国西北其他无实地试验资料的绿洲区适度农业规模的确定。按照SASM-EHA模型计算黑河中游现状2015年农业规模应该减少210 km2,黑河中游绿洲生态防护规模应该控制在20%左右才能保证绿洲系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3)构建了基于节水高效的种植结构优化模型,获得了不同来水情景和价格波动情景下种植结构优化方案为发展节水高效的农业模式,建立了以单方灌溉水净效益最大和单位种植面积效益最大为目标的种植结构优化模型,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得到不同来水情景的种植结构优化方案。通过设置节水情景计算未来节水灌溉面积比率提高情景下灌区及整个黑河中游绿洲区的农业节水量。考虑到作物种植结构除了决定于自然资源条件,同时也受市场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了未来价格波动下的种植结构。研究结果表明: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后,农业净效益提高0.52亿元,农业用水量减少1.02亿m3;未来价格波动对种植结构有一定的影响,粮食作物的价格波动对种植结构的影响较小,经济作物价格的波动对种植结构的影响比较明显;节水灌溉面积比率增加10%,黑河中游绿洲区可节水2.63亿m3,节水灌溉面积比率增加20%,可节水3.08亿m3,减少的农业用水可以用于弥补生态用水的不足,或减少地下水的开采量以恢复地下水的均衡状态。本文提出干旱区农业应该推行“发展高效节水”与“节水—生态补偿机制”并举的政策,以避免出现越节水越缺水的现象。(4)建立了绿洲农业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模型,获得了玉米和小麦的空间优化布局以种植结构调整结果和作物种植适宜性最大化为主导,建立了基于最小交叉信息熵的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模型。基于ArcGIS平台耦合作物种植适宜性空间分布数据、现状农业土地利用数据以及人口空间分布数据等多源遥感信息数据确定综合作物种植适宜性空间分布,确定模型的先验分布概率;将种植结构优化结果作为约束条件,利用最小交叉信息熵原理,确定作物种植面积可分配概率,得到种植结构空间优化布局。该模型耦合了多源遥感信息数据和统计数据,实现了种植结构数量和空间的优化统一,为解决作物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新的手段。研究结果表明:黑河中游玉米适宜耕种区与现状玉米面积分布大体一致,小麦的适宜耕种区与现状分布差异较大,同时玉米适宜耕种区远远大于小麦适宜区;优化后玉米和小麦高分配概率较优化前更加集中;优化后玉米种植面积在临泽县和高台县应调减,甘州区应调增;优化后小麦种植面积主要分布在甘州区和临泽县。
二、Landuse/landcover changes in Zhangye oasis of Hexi Corridor(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Landuse/landcover changes in Zhangye oasis of Hexi Corridor(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绿洲演变研究的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
1.1 研究区概况 |
1.2 数据与方法 |
2 结果与分析 |
2.1 河西绿洲的土地利用变化 |
2.1.1 耕地面积的变化 |
2.1.2 古城镇变化 |
2.1.3 荒漠化土地面积的变化 |
2.2 河西走廊绿洲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 |
2.2.1 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绿洲演变的客观因素 |
2.2.2 政权的更迭与社会的稳定性是绿洲变迁的诱导因素 |
2.2.3 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是绿洲演变的动力 |
3 讨论 |
4 结论 |
(2)干旱区绿洲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干旱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
1.1.2 绿洲面临着保护和发展的挑战 |
1.1.3 绿洲效应是干旱区独特气象现象 |
1.1.4 地表生物物理参数的改变引起绿洲效应强度的变化 |
1.1.5 综合多种研究方法为地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干旱区和绿洲相关研究 |
1.2.2 绿洲效应的内涵 |
1.2.3 基于WRF模型的干旱区绿洲效应研究 |
1.2.4 绿洲效应形成机制研究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及论文组织 |
1.4.1 技术路线 |
1.4.2 论文组织 |
第二章 研究区与数据源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地形地貌 |
2.1.2 气候植被 |
2.1.3 河流水系 |
2.2 数据源 |
2.2.1 河西地区绿洲动态变化数据 |
2.2.2 黑河实验数据 |
2.2.3 遥感数据 |
2.2.4 再分析资料 |
第三章 绿洲面积变化和绿洲效应特征及其响应分析 |
3.1 研究方法 |
3.1.1 河西绿洲面积变化分析 |
3.1.2 绿洲效应强度分析 |
3.1.3 绿洲效应对绿洲规模变化的响应 |
3.1.4 遥感大数据分析方法 |
3.2 河西绿洲面积变化及分布特征 |
3.2.1 绿洲面积数量变化分析 |
3.2.2 绿洲面积增减情况 |
3.2.3 绿洲空间变化 |
3.2.4 绿洲分布的地形特征 |
3.3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绿洲效应特征 |
3.3.1 年尺度上绿洲LST和 OEI特征 |
3.3.2 季节尺度上绿洲LST和 OEI特征 |
3.4 不同绿洲规模对OEI的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WRF模式的绿洲效应三维模拟研究 |
4.1 研究方法 |
4.1.1 WRF处理流程 |
4.1.2 参数化方案选择 |
4.1.3 数值实验设计 |
4.1.4 结果验证方法 |
4.2 WRF模拟精度评价 |
4.3 绿洲效应温湿度场空间分布特征 |
4.3.1 绿洲-荒漠系统2 m空气温度场水平特征 |
4.3.2 绿洲-荒漠系统2 m比湿场水平特征 |
4.3.3 绿洲-荒漠系统温湿度场垂直特征 |
4.4 绿洲-荒漠系统风场特征 |
4.5 绿洲-荒漠系统能量场特征 |
4.5.1 绿洲-荒漠系统地表显热特征 |
4.5.2 绿洲-荒漠系统地表潜热特征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干旱区绿洲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
5.1 研究方法 |
5.1.1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绿洲效应强度和温度的关系 |
5.1.2 地表能量平衡方法 |
5.2 绿洲效应强度 (OEI)对地表温度 (LST)的响应 |
5.3 生物物理参数对OEI的影响 |
5.4 地表能量平衡过程对OEI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IBPM模型的绿洲效应强度定量分解 |
6.1 绿洲效应的IBPM模型 |
6.2 绿洲效应定量分解 |
6.3 反照率强迫 |
6.4 波文比强迫和地表通量强迫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河西地区土壤侵蚀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土壤风蚀研究的主要方法 |
1.2.2 土壤水蚀研究的主要方法 |
1.2.3 土壤侵蚀的驱动因素 |
1.2.4 土壤侵蚀的生态环境效应 |
1.3 研究内容、创新点及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标 |
1.3.3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1.3.4 创新点 |
1.3.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2.1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
2.2 自然概况 |
2.2.1 气候 |
2.2.2 地貌 |
2.2.3 水文 |
2.2.4 土壤 |
2.2.5 植被 |
2.3 社会经济概况 |
2.4 生态工程概况 |
第三章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3.1 数据来源 |
3.1.1 地理背景数据 |
3.1.2 气象水文数据 |
3.1.3 植被覆盖数据 |
3.1.4 野外调查与实验测定数据 |
3.2 研究方法 |
3.2.1 土壤样品野外采集及室内试验 |
3.2.2 基于RUSLE-TLSD土壤水蚀方程 |
3.2.3 基于RWEQ土壤风蚀方程 |
3.2.4 趋势分析方法 |
3.2.5 驱动分析方法 |
3.2.6 土壤侵蚀结果验证 |
3.2.7 NDVI数据尺度转换 |
第四章 河西地区水蚀速率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
4.1 RUSLE-TLSD模型因子的修正与模拟 |
4.1.1 NDVI数据统计降尺度 |
4.1.2 RUSLE模型主要因子特征 |
4.1.3 水蚀速率参数的修正及验证 |
4.2 水蚀速率的基本特征 |
4.2.1 河西地区水蚀速率时空演变特征 |
4.2.2 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水蚀速率时空演变特征 |
4.3 水蚀速率的驱动因素 |
4.3.1 水蚀速率空间分异主导因素 |
4.3.2 极端降雨和“退耕还林”对水蚀速率的影响 |
4.4 RUSLE-TLSD模型在河西地区的限制性 |
4.5 河西地区水力侵蚀的对策与建议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河西地区风蚀速率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
5.1 RWEQ模型主要因子的修正与模拟 |
5.2 风蚀速率的基本特征 |
5.2.1 风蚀速率的时空演变特征 |
5.2.2 风蚀模拟结果比较及验证 |
5.3 风蚀速率的驱动因素 |
5.3.1 风蚀速率空间分异主导因素 |
5.3.2 主导自然因子与风蚀速率的关系 |
5.3.3 土地利用变化与风蚀速率的关系 |
5.4 RWEQ模型在河西地区的限制性 |
5.5 河西地区防风固沙的对策和建议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1.1 河西地区水蚀速率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
6.1.2 河西地区风蚀速率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
6.2 研究展望 |
6.2.1 土壤侵蚀模型评价的不确定性 |
6.2.2 土壤侵蚀的生态效应分析 |
6.2.3 土壤侵蚀防治措施研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4)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交互影响研究 ——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城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summary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进展与评述 |
1.2.1 土地开发强度的研究与认识 |
1.2.2 土地开发强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
1.2.3 研究进展评述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2.1 地理位置 |
2.2 自然概况 |
2.3 社会经济概况 |
2.4 城市土地利用特点 |
2.4.1 城市建设用地变化 |
2.4.2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
2.5 生态环境现状 |
2.5.1 城市生态现状 |
2.5.2 城市环境现状 |
第三章 研究数据与方法 |
3.1 研究数据 |
3.1.1 数据来源 |
3.1.2 数据处理 |
3.2 研究方法 |
3.2.1 相关概念界定、内涵阐释与辨析 |
3.2.2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关系理论分析 |
3.2.3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4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评价方法 |
3.2.5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动态演进规律分析方法 |
3.2.6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影响分析方法 |
第四章 结果与分析 |
4.1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时空演变分析 |
4.1.1 不同尺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时空演变分析 |
4.1.2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动态演进分析 |
4.2 城市生态环境时空演变分析 |
4.2.1 不同尺度城市生态环境时空演变分析 |
4.2.2 城市生态环境的动态演进分析 |
4.3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影响分析 |
4.3.1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
4.3.2 城市生态环境对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影响分析 |
4.4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管控与生态环境改善的策略 |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 |
5.1 讨论 |
5.2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导师简介 |
(5)基于时序NDVI植被变化检测与驱动因素量化方法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植被变化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
1.2.2 遥感时间序列选择及其信息提取方法的研究进展 |
1.2.3 植被变化影响因素区分量化的研究进展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及论文组织 |
1.4.1 技术路线 |
1.4.2 论文组织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2.1.2 社会经济与生态状况 |
2.2 数据源 |
2.2.1 MODIS NDVI时间序列数据集 |
2.2.2 气候要素时间序列数据集 |
2.2.3 其他辅助资料 |
2.2.4 人类活动地理空间数据集 |
第三章 两种最常用的植被长期变化检测方法的比较分析 |
3.1 研究方法 |
3.1.1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
3.1.2 Theil-Sen斜率估算和Mann-Kendall相结合的方法 |
3.2 两种变化检测方法的结果分析 |
3.2.1 基于一元线性回归方法的植被变化检测结果 |
3.2.2 基于Theil-Sen和 Mann-Kendall方法的植被变化检测结果 |
3.3 两种最常用方法的比较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植被长期变化新检测框架的构建及应用 |
4.1 新检测框架的构建 |
4.1.1 新检测框架概述 |
4.1.2 NDVI时间序列的平滑处理 |
4.1.3 逻辑函数模拟所有非线性模式 |
4.1.4 植被线性变化模式的检测方法 |
4.1.5 方法验证 |
4.2 基于新框架的河西地区植被长期变化过程分析 |
4.2.1 结果验证 |
4.2.2 河西地区植被长期变化模式分析 |
4.2.3 植被变化模式的空间分布及变化时刻分析 |
4.2.4 植被变化持续时间分析 |
4.2.5 植被显着变化的原因分析 |
4.2.6 植被变化预测 |
4.3 讨论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驱动因素区分量化方法的构建及应用 |
5.1 植被变化驱动因素量化分析方法 |
5.1.1 方法概述 |
5.1.2 相关性分析方法 |
5.1.3 残差趋势分析方法 |
5.1.4 植被变化驱动因素的分类制图框架 |
5.1.5 人类活动的进一步区分方法 |
5.2 河西地区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
5.2.1 植被变化与降水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和残差趋势分析结果 |
5.2.2 植被变化与气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和残差趋势分析结果 |
5.3 植被长期变化驱动因素区分量化制图 |
5.3.1 驱动因素区分量化结果 |
5.3.2 人类活动的进一步区分量化结果 |
5.4 讨论 |
5.4.1 气候因素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5.4.2 植被变化影响因素分类新框架的适用性 |
5.4.3 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5.4.4 农业绿洲动态变化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5.4.5 生态修复工程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5.4.6 农业生产措施改变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 |
6.1 主要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内蒙古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目标 |
1.2.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2.4 研究创新点 |
1.3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3.3 数据来源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2.1 绿洲生态研究进展 |
2.1.1 绿洲与绿洲生态系统 |
2.1.2 绿洲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与生态响应 |
2.1.3 绿洲生态退化与绿洲生态安全 |
2.1.4 绿洲生态治理与绿洲可持续发展 |
2.2 空间生产研究进展 |
2.2.1 国外研究进展 |
2.2.2 国内研究进展 |
2.3 绿洲生态与空间生产关系 |
2.4 研究进展述评与启示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3.1 概念界定 |
3.1.1 社会空间 |
3.1.2 生态空间 |
3.1.3 生态空间生产 |
3.1.4 空间消费 |
3.2 理论基础 |
3.2.1 空间生产理论 |
3.2.2 区域治理理论 |
3.2.3 政府行为理论 |
3.2.4 公共产品理论 |
3.3 分析框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额济纳旗概况与绿洲生态环境变迁 |
4.1 额济纳旗概况 |
4.1.1 额济纳旗自然地理 |
4.1.2 额济纳旗人文地理 |
4.2 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变迁 |
4.2.1 古居延绿洲沙漠化与消失 |
4.2.2 额济纳绿洲形成与演变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生态危机与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 |
5.1 生态危机与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表征 |
5.1.1 生态危机与生态权威的生成 |
5.1.2 生态权威与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表征 |
5.2 生态危机与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实践 |
5.2.1 黑河水量调度与绿洲生态空间实践 |
5.2.2 水利工程建设与绿洲生态空间实践 |
5.2.3 生态工程建设与绿洲生态空间实践 |
5.3 生态危机与额济纳绿洲表征生态空间 |
5.3.1 生态危机与沙尘源地 |
5.3.2 沙尘源地与绿洲表征生态空间 |
5.4 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正效应 |
5.4.1 生态效应 |
5.4.2 社会效应 |
5.4.3 经济效应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旅游兴起与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再生产 |
6.1 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额济纳旅游兴起 |
6.2 旅游兴起与额济纳绿洲生态旅游空间实践 |
6.2.1 旅游节事活动推动与绿洲生态旅游空间实践 |
6.2.2 旅游规划引领与绿洲生态旅游空间实践 |
6.2.3 旅游+与绿洲生态旅游空间实践 |
6.3 旅游兴起与额济纳绿洲生态旅游空间表征 |
6.3.1 阿拉善盟对额济纳旅游发展构想 |
6.3.2 额济纳政府旅游主题形象生产 |
6.3.3 胡杨林景区旅游空间形象建构 |
6.4 旅游兴起与额济纳绿洲表征生态旅游空间 |
6.4.1 旅游兴起与空间消费 |
6.4.2 空间消费与绿洲表征生态旅游空间 |
6.5 额济纳绿洲生态旅游空间生产正效应 |
6.5.1 空间效应 |
6.5.2 经济效应 |
6.5.3 社会效应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机制 |
7.1 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动力机制 |
7.1.1 中央政府 |
7.1.2 地方政府 |
7.1.3 黑河流域管理局 |
7.1.4 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主体互动关系 |
7.2 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再生产动力机制 |
7.2.1 地方政府 |
7.2.2 旅游企业 |
7.2.3 影视媒体 |
7.2.4 外来游客 |
7.2.5 当地居民 |
7.2.6 绿洲生态空间再生产主体互动关系 |
7.3 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特性 |
7.3.1 绿洲生态空间的公共产品属性 |
7.3.2 公共与私人产品空间生产比较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问题与优化 |
8.1 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问题 |
8.1.1 生态移民问题 |
8.1.2 生态旅游问题 |
8.1.3 游牧文化问题 |
8.1.4 分水方案问题 |
8.2 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优化框架 |
8.2.1 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优化原则 |
8.2.2 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优化模式 |
8.2.3 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优化路径 |
8.2.4 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优化措施 |
8.2.5 地方性知识与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优化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9.1 结论 |
9.2 讨论 |
9.3 创新之处 |
9.4 建议与展望 |
9.4.1 研究建议 |
9.4.2 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额济纳旗生态移民与农户生计访谈提纲 |
附录2 额济纳旗旅游发展与生态治理访谈提纲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预处理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自然环境概况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2.1.3 生态环境概况 |
2.2 数据来源及数据预处理 |
3 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 |
3.1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3.1.1 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3.1.2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3.1.3 评价指标的选取与计算 |
3.1.4 评价指标选取的合理性 |
3.2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模型的构建 |
3.2.1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
3.2.2 空间主成分分析法 |
3.2.3 生态环境质量分级标准 |
3.3 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分析方法 |
3.3.1 空间集聚分析 |
3.3.2 梯度变化分析 |
3.3.3 时间变化分析 |
3.3.4 影响因素分析 |
4 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
4.1 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
4.1.1 基于栅格尺度空间分布特征 |
4.1.2 基于行政区划空间分布特征 |
4.2 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
4.3 生态环境质量的地带性分布特征 |
4.4 生态环境质量的时间变化特征 |
4.5 主要影响因素探究 |
5 结论与讨论 |
5.1 结论 |
5.2 讨论 |
5.2.1 目前主要存在的环境问题 |
5.2.2 治理及优化建议 |
5.2.3 特色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河西走廊城镇扩张对耕地空间的影响及模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相关理论 |
1.2.1 城市空间扩展理论 |
1.2.2 土地资源稀缺性理论 |
1.2.3 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 |
1.2.4 复杂性科学理论 |
1.3 研究相关进展 |
1.3.1 城镇扩展时空发展变化进展 |
1.3.2 耕地资源时空演化特征 |
1.3.3 城镇发展对耕地资源影响 |
1.3.4 干旱区城镇扩展对耕地影响 |
1.3.5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与权衡进展 |
1.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4.1 研究思路及框架 |
1.4.2 研究内容与目标 |
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方法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地理位置特征 |
2.1.2 地形地貌特征 |
2.1.3 气候水文特征 |
2.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2.2.1 土地利用数据 |
2.2.2 影响因子数据 |
2.3 研究方法 |
2.3.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
2.3.2 马尔科夫链模型 |
2.3.3 元胞自动机模型 |
2.3.4 模拟精度评价指标 |
3 河西走廊城镇及耕地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
3.1 河西走廊土地利用现状特征 |
3.1.1 土地利用结构特征 |
3.1.2 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特征 |
3.2 河西走廊城镇及耕地时空演变分析 |
3.2.1 城镇及耕地时间变化特征 |
3.2.2 城镇及耕地时空演变关系 |
4 河西走廊城镇扩张对耕地影响模拟预测 |
4.1 城镇扩张过程模拟模型评价 |
4.1.1 城镇扩张模拟模型构建 |
4.1.2 城镇扩张模拟精度评价 |
4.2 未来城镇扩张对耕地影响 |
4.2.1 数量变化影响预测分析 |
4.2.2 空间变化影响预测分析 |
5 城镇与耕地用地空间冲突情景模拟-以民勤为例 |
5.1 城镇耕地空间适宜性评价 |
5.1.1 城镇适宜性评价 |
5.1.2 耕地适宜性评价 |
5.2 城镇耕地用地冲突情景权衡 |
5.2.1 城镇耕地竞争区识别 |
5.2.2 用地竞争多情景设置 |
5.2.3 多情景模拟权衡分析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土地利用数据分类体系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 |
(一)选题背景 |
(二)田野点选取 |
(三)研究问题: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乡村社会的融入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一)河西走廊 |
(二)金塔寺与“金塔寺” |
(三)文化涵化 |
(四)“文化边缘”与“文化边‘源’” |
(五)阶序理论 |
(六)民间信仰 |
(七)社会融入 |
三、研究综述 |
(一)国内外关于宗教对话与宗教身份认同的研究 |
(二)以往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概况 |
(三)藏传佛教在藏区以外传播的研究概况 |
(四)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研究概况 |
四、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理论范式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五、金塔寺:文化汇聚地带的藏传佛教 |
(一)田野点的自然地理概况 |
(二)田野点的人文概况:“金塔寺”与金塔寺 |
第一章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
第一节 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概况 |
一、河西走廊的藏族部落和人口 |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传播概况 |
三、20世纪中期以前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特点 |
第二节 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 |
一、20世纪中期以前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播概况 |
二、20世纪中期以后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承状况 |
小结 |
第二章 国家、地方社会与寺院重建 |
第一节 国家在场与金塔寺重建 |
一、国家政权在制度、政策层面对寺院的管理 |
二、国家政权在符号象征层面对寺院的影响 |
第二节 民间力量与金塔寺的重建 |
一、民间文化组织的公共号召力 |
二、藏传佛教信仰群体对寺院重建的影响力 |
三、民间社会力量之于寺院重建的意义 |
第三节 既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与金塔寺的重建 |
一、汉族传统民俗观念对寺院文化的接纳和承受 |
二、现代经济发展对寺院的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份表述 |
第一节 居士群体中的城乡身份差异 |
一、疏离寺院的村里人 |
二、主动亲近寺院的城里人 |
第二节 信徒身份的获得与维护 |
一、基于情境性社会关系的信徒身份获得 |
二、信徒身份的辨识、强化和维护 |
第三节 民众宗教信仰实践中的文化调适 |
一、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调试 |
二、节日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融合 |
三、生命历程中的宗教信仰表述与互动 |
小结 |
第四章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文化的互动 |
第一节 金塔寺与地方“神灵”的互动 |
一、“神”之来路——地方多元信仰中的“神灵” |
二、藏传佛教对地方“神灵”因素的采借 |
三、“众神和谐”——地方宗教信仰惯习 |
第二节 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一、地方社会中的宗教神职人员 |
二、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彼此 |
三、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第三节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信仰在仪式层面的互动 |
一、挂“红”——从红色被面向红色哈达的转变 |
二、“被互动”的藏传佛教——记一位“神人”对金塔寺的特殊情感 |
三、佛还是道:丧礼引出的困惑与确信 |
四、众望所归——记一次供龙王法会 |
小结 |
结论与思考 |
一、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一)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藏传佛教与地方多元宗教互动与共生的事实与结果 |
(二)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三)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影响 |
二、对“民间佛教”概念的思考——基于内部视角 |
(一)关于现行“民间佛教”等概念的回顾 |
(二)对现行概念之暗示意味的反思 |
三、对“宗教在地化”的思考——基于外部视角 |
(一)田野案例体现的乡土社会宗教信仰实践逻辑 |
(二)制度化宗教在基层社会践行“中国化”的必要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面向生态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及布局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适度绿洲规模研究进展 |
1.2.2 适度农业规模研究进展 |
1.2.3 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研究进展 |
1.2.4 农业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进展 |
1.2.5 存在的问题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面向生态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研究框架 |
2.1 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的概念 |
2.1.1 绿洲规模与农业规模的内涵与外延 |
2.1.2 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的内涵 |
2.2 面向生态的适度农业规模研究的目标、依据 |
2.2.1 面向生态的适度农业规模研究的目标 |
2.2.2 面向生态的适度农业规模研究的依据 |
2.3 面向生态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研究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 |
3.1 黑河中游绿洲概况 |
3.1.1 地形地貌 |
3.1.2 气候条件 |
3.1.3 河流水系 |
3.2 黑河中游水资源系统要素分析 |
3.2.1 降水 |
3.2.2 地表水资源 |
3.2.3 地下水资源 |
3.2.4 黑河中游水资源可利用量 |
3.3 黑河中游绿洲演变与水资源的关系 |
3.3.1 绿洲土地利用演变分析 |
3.3.2 绿洲演变与绿洲水资源的关系 |
3.4 黑河中游绿洲演变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生态健康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模型构建及应用 |
4.1 基本思路 |
4.2 绿洲适度农业规模模型的建立 |
4.2.1 基于绿洲生态健康评价的适度农业规模(SASM-EHA) |
4.2.2 基于绿洲植被圈层的适度农业规模(SASM-OCT) |
4.3 绿洲适度农业规模计算结果—以黑河中游为例 |
4.3.1 模型情景设置 |
4.3.2 模型输入数据 |
4.3.3 基于生态健康评价的适度农业规模结果 |
4.3.4 基于绿洲植被圈层结构的适度农业规模结果 |
4.3.5 不同模型结果比较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节水高效的种植结构优化模型构建及应用 |
5.1 不同节水情景节水潜力估算 |
5.1.1 节水潜力计算方法 |
5.1.2 基于节水措施发展不确定性的节水潜力估算 |
5.2 不同情景种植结构优化模型 |
5.2.1 不同来水情景和节水情景设置 |
5.2.2 种植结构优化模型的建立 |
5.2.3 模型的求解 |
5.3 黑河中游种植结构优化结果 |
5.3.1 现状种植结构优化对比 |
5.3.2 不同情景下种植结构优化结果 |
5.3.3 价格波动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绿洲农业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模型构建及应用 |
6.1 绿洲农业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思路 |
6.2 基于最小交叉信息熵原理的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模型的建立 |
6.2.1 最小交叉信息熵原理 |
6.2.2 基于最小交叉信息熵的种植结构空间布局优化模型 |
6.3 多源数据预处理 |
6.3.1 作物种植适宜性评价 |
6.3.2 灌区种植结构优化 |
6.3.3 作物种植适宜面积分布 |
6.4 黑河中游农业种植结构空间优化布局 |
6.4.1 单种作物空间优化分布 |
6.4.2 种植结构空间优化布局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Landuse/landcover changes in Zhangye oasis of Hexi Corridor(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绿洲演变研究的进展[J]. 唐霞,李森.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07)
- [2]干旱区绿洲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D]. 别强. 兰州大学, 2021(09)
- [3]河西地区土壤侵蚀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D]. 林锦阔. 兰州大学, 2020(04)
- [4]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交互影响研究 ——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城市为例[D]. 王全喜. 甘肃农业大学, 2020(01)
- [5]基于时序NDVI植被变化检测与驱动因素量化方法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D]. 王巨. 兰州大学, 2020(01)
- [6]内蒙古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研究[D]. 代兰海.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7]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变分析[D]. 宋媛.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河西走廊城镇扩张对耕地空间的影响及模拟[D]. 孙钦珂. 兰州交通大学, 2020(01)
- [9]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D]. 姜馥蓉. 兰州大学, 2020(12)
- [10]面向生态的绿洲适度农业规模及布局优化研究[D]. 郝丽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