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体裁应用探讨

一、续志体裁运用探说（论文文献综述）

沈松平^[1]（2021）在《论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对旧方志的继承和创新》文中认为地方志编修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继承了两千年来方志的记、志、传、图照、表、录的体裁,在框架结构上沿用了纲目体和平列体,将旧有的"三宝体"改编为"新三宝体",拓展了志书自注的形式和功能,横排竖写、越境不书等旧志的优良传统也被新志奉为编修的基本原则。新修方志克服了旧志中偏重人文、各部类内容比例失调、有褒无贬等弊端,各部类内容比例趋于相对平衡,记载人物有褒有贬,善恶并书。新志编修在体裁、结构、内容、编纂手法等方面相对旧志也有不少创新。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假象创新、盲目创新和否定式创新的现象,对此必须进行批判。

沈松平^[2]（2016）在《试论第二轮新方志编修的实践创新》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第二轮方志编修跟首轮修志不同,是在首轮修志基础上的深化、规范和提升,在体裁、篇目结构和其他方面都有所进步,如运用体裁上的技巧处理前后志在内容上的衔接,增加“特载”等新体裁,取消“经济综述”篇,设立改革开放、体制改革、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专篇,加强人文内容的记述,纠正首轮志书中经济部类与人文部类比例的严重失调。但由于二轮新志的编修者大多数为新人,对首轮修志的总结不够,因此在实践创新中会不时陷入假象创新、盲目创新和否定式创新。

刘安庆^[3]（2013）在《于平天写评论的技巧》文中指出于平天,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方志学者、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工作处原处长、《河南史志》刊物原主编,从事地方志工作20余年来,在繁忙工作中着述出版《方志杂论集》、《志鉴探说》、《志苑躬耕与断想》,共收入文章百余篇,近百万字。他是一位勇于创新,会发现问题,会解决问题,会提高志书质量的方志专家。他有一手熟练的与众不同的写评论的技巧。

杨婧^[4]（2013）在《上海元代以前着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地区的古代历史,虽有罘多令人称道的辉煌,仅以其古代史上所产生的各类着述而言,就可发现不少影响深远的名着,为中华文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减的贡献。而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着述则相封稀少。本文即从文献学角度,系统地考察上海地区元代以前所产生的各类着述。本论文由绪论、上编、下编、附录与主要参考文献五部分组成。在封地方志、目录提要等各类文献深入考索,并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楚上,本文首次封上海元代以前（含元代）的着者（含寓雅贤、仕宦）及其除单篇以外的各类着述造行了较为全面地考察,并分别以经眼录与简目的形式予以着绿。共考得上海这一历史时段内产生的着者约129人,其着述约320种。谕文上编择取重要着者现存着述中的主要善本进行细致考察,并为之撰写经眼录,着录其外在形制、主要内容、版本源流与具种特徵等。下编则为所有存世着述的筒目,着录其版本性质、行款及馆藏等情况,也纠正了现有目绿的一些错误。封於每一部现存的着述,通过史志记载或现有研究成果,考察其着者的主要生平事跻,撰成着者傅略。封於已经散佚的着述,亦为其编制包含着者名、着述名舆出处的未见书目表。在此基磋上,本论文总结出上海元代以前着述的大致发展历程,并发现其中具有三个显着特点。

邵长兴^[5]（2009）在《2008年中国地方志大事提要及全国新版方志学、年鉴学、相关编着述略》文中指出

闫俊侠^[6]（2007）在《晚清西方兵学译着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文中认为西方兵学的东渐,由明末清初开其端,后来虽由于种种因素而中断,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传教士的再度入华而再次复兴,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呈现出强劲的势头。晚清翻译刻印的西方兵学着作浩如烟海,但目前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整理及研究。笔者对目前收藏西方兵学译着最为集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藏晚清西方兵学译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然后,在爬梳整理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1860年至1895年间的西方兵学译着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正文部分除绪论、余论之外,另包括四章。本文第一章“明末清初兵学新知识的导入”,主要在依据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明末清初引入的兵学新知识点。通过考察发现,此时西方兵学知识的传播范围还很有限,并未与中国传统的兵学体系发生正面的交锋与冲突,更不要说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兵学常识了。第二章“晚清西方兵学知识的传播（1860-1895）”,通过宏观和微观结合的研究方式,先对该期西方兵学着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情况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全景式勾勒。然后以机构、译员、类别、出版量、文本选择为切入点,归纳分析了此期兵学翻译活动的特点,并进而探讨了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最后以此期有代表性的译着文本《枪炮操法图说》、《海战新义》为中心,对其进行了个案研究。第三章“机构与译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该期在翻译出版西方兵学着作的进程中发挥有重要作用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进行了专门考察。首先梳理了该馆此期翻译出版西方兵学着作的情况,接着以译员、种类、出版量、文本选择为切入点,归纳分析了此期该馆兵学翻译活动的特点,然后以中西译员的代表（舒高第、傅兰雅）为线索,梳理他们翻译兵学着作的情况、种类及影响等,以考察中、西译员在兵学翻译活动中各自所做出的贡献,最后选择该馆其他译员若干比较重要的译着文本进行个案介绍。第四章“文本的价值——以《普法战纪》为例”,从文本价值的角度,对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进行个案分析。首先梳理了该书的编撰过程,接着对该书的版本内容、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然后又探讨了该书中所呈现出的王韬的军事思想,最后揭示该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附录一“晚清西方兵学译着知见录”,系以笔者所见兵学译着为基础,参以晚清各种西学目录及大量文献资料编制而成。附录二是本文所征引的文献目录。

周春健^[7]（2007）在《元代四书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四书学史上，元代百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本文主要从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及其影响、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元代四书学的学派谱系及其特征等方面，对元代四书学进行考察，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实际地位作出评价。南儒赵复在蒙古征伐南宋的战争中被俘北上，讲学太极书院，正式开启了四书学在北地的传播。四书学北传对北方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造成了强烈冲击，许衡、刘因等北方大儒开始转向《四书》义理之学的探研。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者，在与汉人、汉文化的广泛接触中，也逐渐意识到儒家学说对于稳固政权的重要性，并最终选择了“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所反复，四书学的内容却逐渐得以凸显。有元一代四书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四书学非但没有在南宋朱熹时代进入官学领域，反而在“庆元党禁”中遭遇厄运，饱受打击。尽管自南宋理宗以来，四书学逐渐从民间走向官方，并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官学化，却始终未以一种国家制度的形式加以认可。元仁宗皇庆、延祜年间恢复科举，在考试科目中正式规定第一场即从《四书》内出题，且只能依据朱熹的章句集注，这便首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四书学的官学地位。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对元代学风具有强大的指挥功能，四书学因此在元代社会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普及。元代国子监和各地乡学等教育机构，也以《四书》及《小学》作为首要习学的教材。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还使元代四书学具备了明显的科举化特征，出现了不少专为科考而撰的四书学着作。从四书学的分布格局上考察，元代四书学大致形成了北方地区、江浙行省利江西行省三个学术中心。朱熹生前学术活动最为集中的福建地区四书学变得相对萧条，学术交往较为频繁的湖湘地区，四书学的分布更是极为稀少。这是朱子学在元代传布的新趋向，与元代政治中心的北移直接相关。从四书学者的学术师承上考察，北方四书学中心的形成肇始于江汉赵复，江浙行省和江西行省两个四书学中心，则主要导源于朱熹的高第黄干。就北方四书学的学派谱系而言，主要形成了以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以刘因为代表的静修学派和独树一帜的陈天祥派三派。鲁斋学派对《四书》敬若神明，所论不出朱子之说范围，着作也都明白易晓，却从朱熹完整四书学体系的高度认识到了《小学》与《四书》的学术关联。静修学派则对朱子《四书》持一种分析保留的态度，于《四书集注》所得较鲁斋学派更为精细，在《四书》与《六经》的关系上不同于朱子之说，主张先《六经》而后《四书》，体现出试图扭转宋末元初空疏风气的求实精神。陈天祥不属程朱一派，受金儒王若虚影响甚大，撰《四书辨疑》十五卷，对《四书集注》展开批评，进行补阙，体现出鲜明的北方学统特色。就南方四书学的学派谱系而言，主要形成了以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以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为代表的新安学派三派。北山学派号称“朱学嫡脉”，在四书学上对朱子极力推尊，同时也富于一定的疑经辨经精神，因此保持了相当的学术活力。但到晚期却局限于传注解经，使朱学走向“在注脚中讨分晓”的末路。草庐学派虽然于朱说之误予以指摘，却认为小疵不害人醇，在四书学道统论上也与朱说相合，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和会朱陆二氏之学，使朱学和陆学都获得了生机。新安学派视朱熹为乡邦大儒，以维护朱子之说不失本真为己任，对先前的四书学着作主要做了一种“戾于朱夫子者删而去之”的工作，“宗朱”特色十分鲜明。综言之，元代四书学的总体成就并不算高，却在学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其一，四书学在元代首次实现了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学术与权力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最大程度的普及，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其二，元代四书学“和会朱陆”，搭建了从来代理学通往明代心学的桥梁，发挥了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作用。

梁滨久^[8]（2005）在《续谈我的学术新观点》文中指出

张文^[9]（2003）在《从续志篇目看“专题记述”的运用情况》文中研究指明专题记述是续志在体例上的一大突破。从所搜集到的 4 1部续志篇目看 ,专题记述的运用已渐次成为一种趋势 ,但仍存在志书层次性、地域性的不平衡 ;整体上专题记述的内容已相当丰富 ,但具体各篇目情况不一 ;专题记述的名目繁多 ,编排各异 ,需加以规范 ;专题记述文体的运用已基本达成共识。

张划^[10]（2002）在《宝顶石窟与傅大士禅学关系初探》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一篇文章,谈到续修《义乌市志》所拟篇目若干专记中有《傅大士与转轮藏》一题,见之喜不自胜。因为大足宝顶石窟有题名为傅大士作的《缚心猿锁心耗图》,北山石窟又有《转轮经藏》,而我们对傅大士其人却知之甚少。遂

二、续志体裁运用探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续志体裁运用探说（论文提纲范文）

（1）论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对旧方志的继承和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2）试论第二轮新方志编修的实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3）于平天写评论的技巧（论文提纲范文）

（4）上海元代以前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008年中国地方志大事提要及全国新版方志学、年鉴学、相关编着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6）晚清西方兵学译着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论文提纲范文）

（7）元代四书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续志篇目看“专题记述”的运用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四、续志体裁运用探说（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对旧方志的继承和创新[J]. 沈松平.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试论第二轮新方志编修的实践创新[J]. 沈松平. 上海地方志, 2016(04)
• [3]于平天写评论的技巧[J]. 刘安庆. 黑龙江史志, 2013(24)
• [4]上海元代以前着述研究[D]. 杨婧. 复旦大学, 2013(12)
• [5]2008年中国地方志大事提要及全国新版方志学、年鉴学、相关编着述略[J]. 邵长兴. 广西地方志, 2009(05)
• [6]晚清西方兵学译着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D]. 闫俊侠. 复旦大学, 2007(07)
• [7]元代四书学研究[D]. 周春健. 华中师范大学, 2007(04)
• [8]续谈我的学术新观点[J]. 梁滨久. 黑龙江史志, 2005(01)
• [9]从续志篇目看“专题记述”的运用情况[J]. 张文. 广西地方志, 2003(02)
• [10]宝顶石窟与傅大士禅学关系初探[A]. 张划. 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2002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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