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警惕“以人为本中心”(论文文献综述)
王光[1](2021)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由大向强,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当此之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大战略命题。如何担负好立德树人历史使命,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必须担当作为,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完成好党和国家交付的重大教育使命。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既是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使然,也是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本论文立足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这一前提性、根本性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回溯建国以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其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探究这一价值取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客观规律。特别是本着强烈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构建了现实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为本取向的理论图景和实践方案,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可以为其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本文由绪论和五章正文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明问题研究缘起、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并在分析国内学术界就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结合对已完成论文的总体把握,分析提炼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本章从解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构成入手,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并对其主客体关系、内容体系、载体和特点进行分析,重点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内涵要求和功能作用。第二章,“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渊源”。本章首先从古代的民本思想、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两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之后重点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后以建国以来几代领导人的以人为本思想为切入点,阐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提供理论支撑和合理性解释。第三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历史考察”。本章将建国以来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探索起步(1949—1956)、曲折前进(1957-1965)、遭遇挫折(1966-1976)、恢复调整(1977-1988)、改进深化(1989-2001)和创新发展(2002-现在)六个阶段,通过追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演变探究其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异同与变迁。第四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发展动因”。本章首先解读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以人为本的现实表现和不利影响,进而阐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必要性,重点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发展的外部动因、内在动力,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地坚持以人为本取向提供具体化的理论指导。第五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现实路径”。本章主要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以进一步增强教育实效性的现实路径选择,从确立科学理念、贴近学生生活、满足学生合理需要、融入人文关怀、促进全面发展五个方面提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实践方案。
刘华超[2](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陈阳[3](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吴婷婷[4](2020)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研究》文中提出哲学的秘密在于人,对于人的研究贯穿于古今中外哲学史的发展始末。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相关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存在主义”学者萨特提出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论”造成了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重大误解,阐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人的“在场”问题,对于澄清这一误解十分必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着作不难发现,“现实的人”作为其哲学出发点贯穿始终。在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对于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市民社会的“人”的祛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展开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重构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中“人”与“物”的关系,引入实践的观点,实现了哲学变革。不同的立脚点决定了新旧唯物主义对于人的在场的不同理解,新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澄明,人的存在不再是旧唯物主义完全依附于自然的存在,新唯物主义中人的存在具有二重属性。人的存在依靠实践这一方式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为历史的不断生成。最终,马克思在对人类现实生存困境的剖析中,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精华,也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对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孙树彪[5](2019)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文中提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事关当代教育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述,深刻诠释了内涵式教育的本质使命是培养大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在新形式下如何发挥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已成为当前高校发展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发展的要求,它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立德树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精神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先进的生产力必然产生先进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开辟了人的发展新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具备社会主义觉悟,德才兼备的劳动者是民族振兴的重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内涵式发展中立德树人工作显得非常重要。立德树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会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反对西方和平演变和改革开放中产生的功利主义等腐朽思想,能有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而人的发展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内容,贯穿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的。内涵式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是教育最本质的精神力量和构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关键,显示了大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会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新时期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对新时期高校及相关社会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价值导向功能。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和方法,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是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之路。主要阐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说明了内涵式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科教兴国战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履行教育本身立德树人使命的需要,对突破传统外延式教育发展模式局限有着积极作用。第三部分则为“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本内涵。科学地分析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内涵,阐释了“立德树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和立德树人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第四部分是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承担的重大使命。结合现实需要论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和人才的重要性。明确了高等教育中人是目的,人的价值导向等问题,并进一步阐明了人和人才二者的关系。第五部分论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新形势下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系统分析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问卷法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法,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并结合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和优化途径,明确了新时期立德树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尝试从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角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侯燕[6](2019)在《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青年,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影响社会问题的不定因素。青年群体的发展方向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走势存在一定内在联系,青年与青年问题也因此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世界的发展进步与青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把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由于曾从事共青团工作,胡锦涛对于青年和青年问题有着直观感受和深刻理解,他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青年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从事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高度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与青年变化时代特征的科学认识与判断,从而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但凡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性。任何科学思想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独特的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胡锦涛青年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也有其内在根基,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成熟都遵循社会历史基本规律。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厚积薄发的新篇章,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无限的智慧和热情投入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自身的特征与需求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气息。随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胡锦涛青年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把青年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以服务青年发展促进青年理想信念的形成与生力军作用的发挥,指引着当代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发展方向。本研究通过对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以及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回溯和梳理,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总体脉络和逻辑体系,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如何以胡锦涛青年思想为指导,坚持服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高青年素质,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人才保障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以及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是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和文化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胡锦涛自身成长和青年工作经历则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就其发展阶段来看,胡锦涛青年思想经历了由孕育到初步形成、再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紧密相连。本研究也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价值、青年的优势与不足、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等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些也恰恰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立论基础。在总论其形成基础、发展阶段和基本出发点之后,本研究选取胡锦涛青年思想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视角、利益视角、人才视角、实践视角、全球视角等维度对其内容构成进行了分论。从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突出价值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实施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等方面论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从为大局服务与为青年服务的一致性、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着力服务青年的根本需求等方面讨论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从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执政能力与干部选拔等方面剖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从火热社会实践中的无悔青春、党和国家需要青春力量、伟大时代召唤创业者等方面分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从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最后,提出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即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握青年脉搏,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引导青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坚持服务青年,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牢牢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胡锦涛青年思想系统且全面地回答了关于青年的基本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既有理论范畴,又是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胡锦涛青年思想内容丰富、时代感强,不仅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对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品质,开拓青年工作的思路、方法、手段,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为了阐明胡锦涛青年思想对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指导意义,本研究选取了多个案例,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形式印证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实践价值。比如,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简述了党和青年的特殊关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于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进行了论述;以大学青年教师为例,从剖析职业获得感生成入手,对于如何立足青年的基本特征、遵从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正确分析青年的实际状况、在服务中赢得青年进行了探讨;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就共青团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进行了分析;以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青年自组织为例,讨论了新时期青年社会实践主体的拓展形式,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自组织这一随着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组织形式对于青年参与社会、投身实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贴近青年、创新思路,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主体作用,积极引领青年成长发展;以孔子学院的形成发展为例,简析青年国际交流状况,以此说明青年拓展世界眼光的重大意义,并印证青年对于促进国际交流、树立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积极作用。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分析青年和青年工作,不难看到胡锦涛青年思想严谨而科学的理论品质及重大而深刻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青年争夺战愈演愈烈,党的青年工作也面临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但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深刻指出,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与青年运动的主题,在根本上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完全一致,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从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出发,全面梳理、分析胡锦涛青年思想对青年工作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成效,对于引领当代中国青年自觉担负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责任,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与指导价值。
许龙才[7](2020)在《城市发展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城市诞生表征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其从产生之日起就寄托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承载着人类对“安居乐业”的崇高理想追求。城市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城市确实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与城市现代化的全球化推进使得人类社会步入了城市社会时代,同时,也使得城市深陷现代性的桎梏。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最本质的特征,现代社会的弊端与危机表现为现代性的危机,在城市社会阶段即表现为城市现代性的危机,城市现代性及其危机的进一步扩展日益影响着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城市问题:城市规模不断膨胀、城市交通日益拥堵、城市生态日益恶化、城市日常生活异化等日益阻碍着城市中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抑制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以对城市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矛盾的反思与批判为主题,从城市空间、城市生态以及技术三个维度对城市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关照。最后,具体到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状况,对我国城市发展现状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批判。其中,从城市空间、城市生态及技术三个维度对城市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关照是本研究的关键。鉴于此,本文拟采取如下的思路具体展开本文的逻辑进路。第一,概念的界定是论文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城市、城市发展、现代性批判这是本文的三个核心概念,他们的界定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故在本文中将基于马克思世界观对这三个核心概念进行厘定,明确他们的内涵与外延。第二,本文旨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城市发展进行理性审视与反思,故在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四章,立足于现代性批判的视域,分别从城市空间发展、城市日常生活发展、城市生态发展与城市技术发展四个层面对城市发展进行考察,探寻城市现代性视域下人的生存困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找出城市发展异化的根源,澄清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与前提,确定城市发展的伦理底线,当然对城市的发展要进行辩证的考量,既要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城市日常生活、城市生态与城市科技呈现出来的合理性给以肯定,又要对现代性隐忧下城市发展中的彰显出来的空间无序、意义丧失、日常生活异化与生态恶化等现象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从理论上探索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第三,本文致力于城市发展理论的本土化探索,故论文的最后部分是具体到我国当前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社会现实,将前面城市发展的理论考察成果运用到我国的城市发展实际,对我国的城市发展现状进行理论透视,以期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与现代性批判理论,对我国城市居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指导。
王爱桂[8](2019)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大国较量的一个重要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国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愈发激烈。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目标、战略安排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起到引领社会思潮、聚合人心的作用,而且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但是,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以下严峻的挑战:一是面临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挑战;二是面临价值多元化的挑战;三是西方社会思潮渗透的挑战;四是面临信息网络化的挑战;五是面临自身建设不足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如何全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加强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如何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质量和水平等等都是新时代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如何应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获得借鉴。本论文采取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究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纵向历史维度来探究分析,而且从中国、美国和前苏联的横向比较中深刻剖析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不同国家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同,但透过特殊可究其一般,纵观中国、美国、前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和教训说明,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其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与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诉求相一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作为保障;其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作用;其四,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必须落实到真实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之中;其五,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必须善用新媒体,促进媒体融合,打造全媒体平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意识形态从政治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意识形态大众化和生活化,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才能真正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放入到国家总体安全中去研究。本论文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梳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概念入手,着重分析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现的严峻挑战,在借鉴国内外维护意识安全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树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导思想;夯实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建立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监控、评估等长效机制;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网络管理和监控、宣传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选择。
赵聪聪[9](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文中提出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发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建构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发展的经验,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既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发展逻辑”一词蕴意丰富,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要义所在。“逻辑”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是一个论证推理的系统过程;体现为一定的原则或规律;具有过程性与特殊性等特征。由此,我们确定“发展逻辑”研究即为注重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揭示发展进程中的内在必然性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涵盖各要素、各结构、各领域的纷繁复杂的过程,为了更清晰地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本文选取现实、理论、价值与世界四个主要维度,分别从各自视角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与必然性规律。这是本文主要的分析框架与方法。正文共分五章,采用比较典型的总—分结构,研究思路比较清晰。第一章是基础理论的前提性阐释,是总论部分。本文研究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主要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发展逻辑”主要体现在发展的历程性分析与规律性阐释。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与世界逻辑的选择不是随意设置,而是有其各自提出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四个逻辑之间也不是各自孤立分离,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系列前提性理论阐释,为本文接下来分述四个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第二章重点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面向现实”、“回应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哲学视阈下的“现实”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存在,而是“人的感性活动”,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首先是面向中国问题、中国实践的现实表达。伴随改革开放实践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经了结构转型——整体转型——整体转型升级的现实演变进程。现实进程的演变内在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即对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规律、总体性辩证规律、历史性生成规律的遵循。立足“中国现实”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独特性与民族性。第三章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理论源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的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式表达。从邓小平理论实现“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化“富起来”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建构强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与时俱进、焕发出生机活力。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它始终坚持基本原则与历史生成的统一,坚持符合规律性与发挥主体性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第四章着重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逻辑。社会发展不仅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物质生产过程,更是一个塑造人精神世界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始终围绕“人”这一价值主体,不断践行着以人民富裕为本——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追求演进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其精神的关系。第五章详细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逻辑。马克思提出“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思想,特别是在晚年时期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世界视野与多样选择。世界历史视阈下,中国走向世界的发展逻辑表现为“跟跑”、“追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进程。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历程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魅力与世界价值。本文尝试提出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与世界逻辑出发,分别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与必然性规律,本身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不仅如此,四个逻辑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形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独特性、整体性所在。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实质上是我们积极主动建构中国理论的有益尝试。这不仅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有利于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肖新平[10](2019)在《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与考核实效之间的偏差问题或曰考核制度为何难以全面落实和取得预期或理想的效果。针对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进行实地研究与组织文化的分析,结合政府组织发展趋势及基层公务员自身的时代特征及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有关资料,以X市政务中心及该市N部门的考核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叙事分析、文本分析、个案分析、跨学科研究以及比较、归纳等。缘起于美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主要借用与学习了西方企业管理的经验做法,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部门与重塑政府。诚然,这种做法有其现实的效用与价值,然而这一理论源于企业管理、产生自美国而本身无法摆脱固有的企业文化与美国文化特质。由于公私部门性质与中美国家文化的差异,以重塑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应用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重的“组织文化不适应”,即与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及国家宏观组织文化的不匹配、不契合,并产生经验借鉴、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与误读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考核制度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的实效。本研究从公私部门的组织文化差异与中西国家宏观组织文化即国家文化差异两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于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进行比较客观、全面、系统、深入的组织文化解读与阐释。研究价值: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整合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并将其变通作为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问题存在从组织文化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同时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工具与理论来源即新公共管理及绩效管理进行分析;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以个案分析为视角考察2007-2017年十年间X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发展、演变及其问题的根源,提出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的对策建议,如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总体设计、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的认知、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价值导向、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的知情参与及自我管理、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组织文化建设等,这些建议有助于深化各方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认知,并为今后各地基层公务员的考核管理提供启示、经验借鉴以及具体的改进举措,更好促进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效的提升。研究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鉴于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组织文化理论彼此的相似相容与互补性,将他们加以整合、变通应用,沙因组织文化三个层次基础上,将潜在基本假设层面与国家文化维度对应,并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基础上人际关系对于考核的重要影响,将性别维度替换为特殊主义维度,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2.阐释创新。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任务与职责的公共性,这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信念与价值观;同时,论证了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核心是中和思想。3.考核理念的创新。提出人性向善的管理假设与四类人性假设及“去考核”、“考核替代”、“公务员自我管理”等。4.考核举措创新。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三级分类管理;德能勤绩廉考核指标具体内容的细化;考核中公务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救济;讨论领导与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的规范管理;X市考核经验与启示。研究结论:本文研究了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实践及问题,得出考核制度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实效的原因在于:借鉴企业管理做法的外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公务员考核时遭遇了双重的文化不适应,即公私部门组织文化与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的对于该理论的理念与考核工具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误读与认知偏差。公共部门工作职责与任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所信奉的信念与价值观与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竞争、效率、成本、收益、顾客导向等价值理念及理性经济人假设等共享文化假设的不匹配;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中国国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集体主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与劳作需要家族成员协作与家长的统领,产生了尊卑与亲疏的差序格局,进而形成高权力距离、特殊主义以及长期导向等国家文化特点。
二、警惕“以人为本中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警惕“以人为本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依据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现状 |
(一)关于以人为本思想内涵的研究 |
(二)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以人为本关系的研究 |
(三)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必要性的研究 |
(四)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内在根据的研究 |
(五)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实践途径的研究 |
(六)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分期与发展经验的研究 |
五、研究思路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 |
第一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解读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构成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特点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 |
一、相关概念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 |
第二章 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渊源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思想 |
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
二、中国近代的人道主义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 |
一、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二、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
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
一、毛泽东:人民主体观,人民动力观,人民利益观 |
二、邓小平: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塑造人 |
三、江泽民:突出人民本位,关心人民疾苦,维护人民利益 |
四、胡锦涛:关照人民利益,坚持共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 |
五、习近平:体察民情,改善民生,保障民主 |
第三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探索起步(1949—1956) |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 |
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有效开展 |
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萌芽 |
第二节 曲折前进(1957—1965) |
一、“又红又专”培养目标的提出 |
二、“社会主义教育”的全面展开 |
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 |
第三节 遭遇挫折(1966-1976)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存在 |
二、“教育革命”旗帜下的系列政治运动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沦失 |
第四节 恢复调整(1977-1988)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地位重新确立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建设逐步恢复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效开展 |
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向趋于明确清晰 |
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度陷入低徊迷惘 |
第五节 改进深化(1989-2001) |
一、重新确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地位 |
二、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三、细化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
四、着力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五、优化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
第六节 创新发展(2002-现在)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顶层政策设计系统清晰 |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明确呈现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务实有效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充分拓展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局面开始形成 |
第四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发展动因 |
第一节 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缺失 |
一、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的缺失 |
二、以人为本的学校资源的缺失 |
三、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虚空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外部动因 |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
二、多元文化环境下大学文化创新的要求 |
三、网络信息时代教育模式创新的必然要求 |
第三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内在动力 |
一、大学生的主体诉求与教育者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 |
二、大学生主体需求与教育者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 |
三、大学生自我教育动力与自我教育能力的矛盾 |
第五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现实路径 |
第一节 确立科学理念: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前提 |
一、“尊重人”:发挥大学生的价值主体作用 |
二、“服务人”:发挥大学生的权益主体作用 |
三、“发展人”:发挥大学生的发展主体作用 |
第二节 贴近学生生活: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理论的内涵要求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必要性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生活的路径选择 |
第三节 满足合理需要: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动力 |
一、人的需要的内涵要求 |
二、当前大学生的需要现状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学生合理需要的路径选择 |
第四节 融入人文关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情感支撑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内涵 |
二、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缺失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必要性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具体路径 |
第五节 促进全面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归宿 |
一、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要求 |
二、党和国家对大学生发展目标要求的变迁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路径选择 |
参考文献 |
后记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相关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1.2 研究问题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1.3 研究意义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1.4 相关概念 |
1.4.1 旧城中心区 |
1.4.1.1 概念定义 |
1.4.1.2 范围界定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1.4.3 可持续更新 |
1.5 研究综述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1.5.3 研究评述 |
1.6 研究目标 |
1.7 研究框架 |
1.7.1 研究方法 |
1.7.1.1 跨学科综合 |
1.7.1.2 历史研究 |
1.7.1.3 比较归纳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1.7.2 研究框架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7.2.1.3 小结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7.2.2.3 小结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7.4.1.3 小结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7.4.3.3 小结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8.2 主要创新点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8.3 不足与展望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4)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课题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 |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 |
三、研究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的基本观点 |
(二)研究的方法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情况 |
(二)国外研究情况 |
第一章 新唯物主义的人文视角 |
一、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哲学“人”的袪蔽 |
(一)旧唯物主义哲学“人”与“物”对立视域下的人 |
(二)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 |
二、新唯物主义对“人”与“物”关系重构 |
(一)新唯物主义的“物”乃“人中之物” |
(二)新唯物主义的“人”乃“现实的人” |
三、实践范畴的引入突显新唯物主义的人文视角 |
(一)旧哲学实践观的局限性 |
(二)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和分离基础 |
(三)历史存在过程以人的实践为基础 |
第二章 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 |
一、人的在场在新旧唯物主义中的理论分野 |
(一)旧唯物主义人的在场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
(二)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
二、新唯物主义对人的存在的澄明 |
(一)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 |
(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
(三)人的存在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存在 |
三、新唯物主义塑造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哲学价值旨归 |
(一)人面临的现代性生存困境 |
(二)新唯物主义解决人的现代性生存困境的路径 |
(三)新唯物主义塑造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途径 |
第三章 关注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
一、从学理上深化了对新唯物主义的认识 |
(一)从理论上进一步明晰新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 |
(二)人学视角的引入赋予新唯物主义新的解释范式 |
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价值支撑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应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应坚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比较研究法 |
1.3.3 问卷调查法 |
1.3.4 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1.4.1 创新点 |
1.4.2 难点 |
第2章 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之路 |
2.1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概念界定 |
2.1.1 “内涵式发展”概念的词源学考察 |
2.1.2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概念的逻辑分析 |
2.1.3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构成要素 |
2.2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现实依据 |
2.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立德树人” |
2.2.2 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承担的重大使命需要“立德树人” |
2.2.3 破除传统外延式教育发展模式的局限需要“立德树人” |
2.3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理论依据 |
2.3.1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彰显“立德树人” |
2.3.2 科教兴国战略彰显“立德树人” |
2.3.3 “四个全面”的教育理论彰显“立德树人” |
第3章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本内涵 |
3.1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提出 |
3.1.1 市场经济道德困境对教育的冲击 |
3.1.2 教育的工具理性局限 |
3.1.3 内涵式发展是提出“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前提 |
3.2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内涵分析 |
3.2.1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
3.2.2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立德树人”的理论依据 |
3.2.3 “立德树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 |
3.3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基本原则 |
3.3.1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原则 |
3.3.2 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
3.3.3 德育优先教育原则 |
第4章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承担的重大使命 |
4.1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才” |
4.1.1 高等教育服务社会需要“人才” |
4.1.2 科学技术是“人才”的内在规定 |
4.2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 |
4.2.1 高等教育中“人是目的” |
4.2.2 人文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
4.3 培养“人才”与培养“人”的关系 |
4.3.1 “人”决定“人才”的价值导向 |
4.3.2 “人才”是“人”的实践形态 |
4.3.3 “德才兼备”是两者的统一 |
第5章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 |
5.1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文精神 |
5.1.1 人文精神概念的界定 |
5.1.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人文精神基础 |
5.1.3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思想品德 |
5.1.4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政治价值观 |
5.1.5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审美价值观 |
5.2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科学精神 |
5.2.1 科学精神概念的界定 |
5.2.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科学精神标准 |
5.2.3 培育“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观 |
5.3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精神 |
5.3.1 大学精神概念的界定 |
5.3.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大学精神”理想 |
5.3.3 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精神的塑造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录 |
(6)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三、基本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形成基础与发展阶段 |
第一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理论文化渊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 |
二、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 |
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 |
四、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 |
第二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 |
一、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
二、现实需求: 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
三、个人因素: 胡锦涛自身的成长与青年工作经历 |
第三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 |
一、胡锦涛青年思想孕育阶段 |
二、胡锦涛青年思想初步形成阶段 |
三、胡锦涛青年思想丰富完善阶段 |
第二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
第一节 青年的地位与价值 |
一、“青年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 |
二、“党离不开青年,青年更离不开党” |
三、“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 |
第二节 青年的优势与不足 |
一、青年“最具创造活力” |
二、青年“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 |
三、青年要“认真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
第三节 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 |
一、培养目标: “四个新一代” |
二、实现路径: “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
三、基本原则: “尊重青年、理解青年、相信青年、依靠青年” |
第三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 |
第一节 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 |
一、扩大党在青年群体中的执政基础 |
二、注重对青年的引导方式 |
第二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 |
一、强化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
二、青年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
三、推进青年道德建设 |
第三节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 |
一、服务科学发展是青年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二、以青年为本 |
三、发挥青年在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 |
第四节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路径论析——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 |
第四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 |
第一节 “把为大局服务和为青年服务结合起来” |
一、“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
二、服务青年是党的宗旨在青年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
第二节 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 |
一、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 |
二、青年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年” |
第三节 “竭诚服务青年” |
一、服务青年学习成才 |
二、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
三、维护青年合法权益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在服务青年中赢得青年——以大学青年教师职业获得感生成为例 |
第五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 |
第一节 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 |
一、青年人才是最重要战略性资源 |
二、“提高青年整体素质” |
三、完善青年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 |
第二节 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 |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大力实施“科教兴国” |
二、以“人民满意”为衡量标准,持续促进教育公平 |
三、以青年成才为终极目标,不断深化教育改革 |
第三节 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 |
一、树立“多样化人才”和“人人皆可成才”的理念 |
二、“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 |
三、青年的成才路径 |
第四节 执政能力与青年干部选拔 |
一、青年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
二、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
三、创新青年干部选拔机制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共青团如何以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 |
第六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 |
第一节 “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无悔、永恒的青春” |
一、社会实践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 |
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青年学习提高的大课堂 |
三、“投身实践是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 |
第二节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智慧和力量 |
一、“奉献是崇高的精神境界” |
二、青年要艰苦奋斗 |
三、时代呼唤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 |
第三节 “做伟大时代的创业者” |
一、当代青年“生恰逢时”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青年汲取营养和力量的源泉” |
三、创新思维是青年发展的希望所在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青年自组织——社会实践主体的新拓展 |
第七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 |
第一节 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 |
一、起点: 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
二、任务: “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 |
三、基点: “始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
第二节 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 |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
二、青年是和平发展的生力军 |
三、青年“肩负着开创世界人民美好未来之使命” |
第三节 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 |
一、青年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重视留学工作 |
三、构建青年交流的长效机制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青年国际交流状况论析——以孔子学院为例 |
第八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一、青年运动要坚持党的领导 |
二、准确把握青年脉搏 |
三、优化青年发展的社会环境 |
第二节 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青年接续奋斗 |
二、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 |
三、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 |
第三节 坚持服务青年,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 |
一、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 |
二、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 |
三、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城市发展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课题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 |
1.2.1 国外学者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1.2.3 国内外关于城市发展研究现状的分析与见解 |
1.3 研究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3.1 研究的基本观点 |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现代性、城市发展与空间批判 |
2.1 城市空间发展与现代性 |
2.1.1 现代性的空间化 |
2.1.2 现代性批判与空间批判 |
2.1.3 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判理论考察 |
2.2 城市发展、空间生产及其异化 |
2.2.1 空间、城市空间生产及其意义 |
2.2.2 城市空间异化与人的生存困境 |
2.2.3 城市空间异化根源探析 |
2.3 城市空间批判与人的解放 |
2.3.1 城市空间秩序与价值批判 |
2.3.2 城市空间发展与人的发展理念批判 |
2.3.3 城市空间优化与人的发展 |
第3章 城市发展与技术批判 |
3.1 技术进步与城市发展史考察 |
3.1.1 传统城市建构与技术发展 |
3.1.2 现代大城市与现代技术 |
3.1.3 技术发展与未来理想城市建构 |
3.2 技术理性与城市异化 |
3.2.1 技术理性与城市发展悖论 |
3.2.2 技术异化与城市空间中人的生存困境 |
3.2.3 城市异化的技术因素 |
3.2.4 技术理性与城市日常生活技术化 |
3.3 技术理性批判与人的发展 |
3.3.1 技术理性批判与人的生活空间优化 |
3.3.2 技术理性批判与日常生活的回归 |
3.3.3 技术理性批判与城市发展伦理重构 |
3.3.4 技术的人文回归与城市未来发展 |
第4章 城市发展与生态批判 |
4.1 思想溯源: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 |
4.1.1 生态批判思想的实践生成与理论沿革 |
4.1.2 城市生态批判与现代性批判 |
4.1.3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生态批判思想 |
4.1.4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城市生态批判思想 |
4.2 生态危机:城市发展及异化的生态之维 |
4.2.1 空间过度膨胀:城市人口增长与生态失衡 |
4.2.2 理性之殇: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资本僭越 |
4.2.3 异化消费:城市生态危机的社会之维 |
4.2.4 生态危机:城市社会的物质变换裂缝 |
4.3 生态批判:城市生态重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4.3.1 消费社会批判的生态维度:实现城市诗意的栖居 |
4.3.2 尊重差异:由断裂走向弥合 |
4.3.3 文明形态转换: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 |
第5章 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性反思 |
5.1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实践 |
5.1.1 城市化: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与引擎 |
5.1.2 资源资本化: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源泉 |
5.1.3 秩序与活力:中国城市化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红利” |
5.1.4 城市现代性的生成:中国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5.2 现代性与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生成 |
5.2.1 空间矛盾:城市发展的制度失范 |
5.2.2 生态危机:城市发展中的理性失衡 |
5.2.3 科技崇拜:城市发展中的工具理性膨胀 |
5.2.4 城市非正义:城市发展中的主体性失控 |
5.3 现代性的超越与中国理想城市建构 |
5.3.1 交互实践观:现代性超越的思想源泉 |
5.3.2 资本的批判:新现代性建构的深层根源与路径 |
5.3.3 新型城镇化:中国城市建构的理想模型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8)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相关概念 |
第一节 新时代的涵义 |
一、新时代的涵义 |
二、新时代概念提出的划时代意义 |
第二节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涵义 |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 |
三、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 |
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特点 |
五、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
第二章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 |
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 |
二、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 |
三、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思想 |
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 |
一、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 |
二、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思想 |
三、江泽民的意识形态思想 |
四、胡锦涛的意识形态思想 |
五、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 |
第三章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
第一节 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一、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挑战 |
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与否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第二节 价值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挑战 |
一、价值多元化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
二、对理想和信仰的迷失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
三、对历史的虚无态度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
四、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低俗化倾向加大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认同的难度 |
第三节 西方不良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
一、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思想的冲击 |
二、民主社会主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否定 |
三、“普世价值”说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地位的削弱 |
四、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歪曲 |
五、意识形态终结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 |
六、西方享乐主义对人民精神贫困的诱导 |
第四节 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一、西方国家的信息霸权威胁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
二、信息网络化传播加大新时代我国社会意识整合难度 |
三、信息网络化冲击意识形态传统的传播方式 |
第五节 我国意识形态内部自身建设不足 |
一、共产党内部部分党员放弃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守 |
二、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否定 |
三、我国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方式有待创新 |
第四章 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借鉴 |
第一节 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借鉴 |
一、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 |
二、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训 |
三、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启示 |
第二节 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借鉴 |
一、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 |
二、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训 |
三、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启示 |
第三节 前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借鉴 |
一、前苏联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 |
二、前苏联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训 |
三、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启示 |
第五章 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 |
第一节 树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导思想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语境 |
二、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 |
三、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 |
四、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当代价值 |
第二节 夯实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 |
一、加强新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基础 |
二、巩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基础 |
三、厚植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
四、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 |
五、强化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生态基础 |
第三节 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长效机制 |
一、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机制 |
二、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监控机制 |
三、构建新时代民意表达机制 |
四、构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机制 |
五、构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评估机制 |
第四节 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选择 |
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
二、打造一支“政治过硬、能打胜仗”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 |
四、加强新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制度建设 |
五、加强我国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
六、创新意识形态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附录 |
后记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相关成果清理总结 |
三、问题、思路与方法 |
四、难点及可能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基本理论与“逻辑”分析 |
第一节 理论前提 |
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时代 |
二、发展与发展逻辑 |
第三节“逻辑”分析 |
一、四个逻辑的提出依据 |
二、四个逻辑的划分标准 |
三、四个逻辑的辩证关系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依据 |
一、现实前提:坚持中国问题导向 |
二、现实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三、现实问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进程 |
一、结构转型——欠发展初期着重发展动力 |
二、整体转型——进一步发展促进社会平衡 |
三、整体转型升级——发展起来以后致力于国家治理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规律 |
一、立足中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规律 |
二、围绕中国发展的总体性辩证规律 |
三、融入中国实践的历史性生成规律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溯源 |
一、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二、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运用 |
三、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认识与应用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生成 |
一、邓小平理论——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富起来”理论的深化发展 |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新时代发展的强国理论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质 |
一、坚持基本原理与历史生成的统一 |
二、坚持遵循规律性与发挥主体性的统一 |
三、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逻辑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 |
一、最高价值追求:共产主义 |
二、终极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三、价值追求主体: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人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追求演进 |
一、以人民富裕为本——发展生产力 |
二、以人为本——推进科学发展 |
三、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发展理念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追求启示 |
一、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 |
二、科学对待人与人的关系 |
三、注重强调人与精神的关系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逻辑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基础 |
一、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
二、现实力量:生产力发展与世界普遍交往 |
三、国际经验:世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选择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进程 |
一、基于现实国情的“跟跑”阶段 |
二、主体意识觉醒的“追跑”阶段 |
三、实践主体自觉的“领跑”阶段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贡献 |
一、贡献中国发展方案 |
二、宣告西方中心论破产 |
三、提供新型现代性文明 |
结语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二、研究需要继续拓展的方面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10)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目的、价值及方法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价值 |
四、研究方法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已有文献研究统计分析 |
二、我国公务员考核的作用与成效 |
三、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存在问题的研究 |
四、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原因的研究 |
五、改进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建议及其问题 |
六、古今中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
第四节 理论基础:组织文化相关理论 |
一、文化与组织文化的概念 |
二、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 |
三、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 |
四、应用理论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
五、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内容框架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个案 |
第一节 X市政务服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一、X市政务中心相关情况介绍 |
二、X市政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三、X市政务中心考核过程诸要素 |
四、X市政务中心考核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
第二节 X市N局的考核管理 |
一、X市N局相关情况介绍 |
二、X市N局的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 |
三、X市N局的晋升考核 |
四、X市的其他考核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中的问责 |
一、四类问责的案例 |
二、对不负责任现象的态度的调查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中的矛盾性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效果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存在的突出问题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三、基层公务员考核规定与考核实践的差距 |
第二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 |
一、考核制度的持续改进至关重要 |
二、考核奖惩与问责的得当公正至关重要 |
三、行政审批局的模式需辩证全面看待 |
四、人事绩效考核管理需审慎引入第三方评估 |
五、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其他启示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整体设计的思考 |
第四章 公私比较:信念与价值观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第一节 对新公共管理考核管理理念的认知与接受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观念与理论的来源 |
二、如何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工具 |
三、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差异与联系 |
四、中国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考核工具的接受与认知偏差 |
第二节 公私部门考核管理价值理念追求的差异 |
一、强调竞争与协作协同的差异 |
二、顾客导向与公共治理导向的差异 |
三、效率、成本、收益与多重价值目标的差异 |
四、绩效结果导向与公共事务的被动性、延续性的差异 |
五、领导者及奖惩激励的权限、结果差异 |
小结:绩效考核问题存在有其必然性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原则要求与具体操作间的偏差 |
一、考核要素的客观公正与有效合理问题 |
二、考核实施中的公平与合理问题 |
三、业绩评比的可测量性与可比性问题 |
四、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
五、小结:应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的“表现主义” |
第四节 公私部门组织文化的本质差异:公共性及其体现 |
一、公务员任务职责的多样性与公共责任问责之难 |
二、公务员社会角色与自我形象的公共性 |
三、公共部门内部人际关系的公共性 |
四、公务员管理经验与领导艺术的必要性 |
五、公私部门组织文化差异的根源 |
本章小结: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公共部门价值追寻的貌合神离 |
第五章 中西比较:共享文化假设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的国家文化阐释 |
一、集体主义倾向与考核的竞争评比 |
二、特殊主义的中和与考核的客观公正 |
三、长期导向与人际关系的克制隐忍 |
四、高权力距离倾向与领导的重要作用 |
五、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与考核结果的测评 |
六、小结 |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理论传播与接受的变异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适用的“美国情境” |
二、管理者与理论家自带的文化特性 |
三、理论在中国接受的文化土壤 |
四、变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实际效果 |
第三节 问题根源:考核指导理念与国家文化的不匹配 |
一、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比较 |
二、中西方国家文化差异的根源 |
三、中国国家文化的特质:集体主义文化 |
本章小结:共享潜在基本假设对于民族认知模式的塑造 |
第六章 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 |
第一节 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总体设计 |
一、客观辩证认识考核的作用与功能 |
二、整体全面认识考核的宗旨与价值 |
三、科学规范考核分类 |
四、系统设计考核指标各要素 |
第二节 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与理念的认知 |
一、人性的复杂与变化 |
二、人性层次与比例的差异和人性假设 |
三、应有的管理潜在假设:人性可变与人性向善 |
四、人性假设与灰度管理 |
第三节 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的价值与观念 |
一、现代管理要求以人为本的赋能型组织 |
二、组织成员期待以人为本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
三、基层公务员权益维护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的强力支持 |
四、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制度的精细化与人性化 |
第四节 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管理的知情、参与和自我管理 |
一、职工主动建言及其实效 |
二、适度适时授权职工参与 |
三、自我管理与自我效能感 |
四、基层公务员的需求特性与考核激励效果的有限性 |
第五节 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政府组织文化建设 |
一、客观认识传统文化与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关系 |
二、行政组织文化的特征与重要作用 |
三、传统优秀文化的契合传承与转化应用 |
本章小结:提升考核管理有效性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公务员考核实效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合力 |
第二节 组织文化对公务员考核实效的双重影响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问题存在的原因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的组织文化阐释 |
三、理论的传播——接受与阐释——变异 |
四、结论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三节 未来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 |
一、未来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
二、未来公务员个体职业发展的需求 |
三、中国公共行政组织文化发展的趋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警惕“以人为本中心”(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D]. 王光.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3]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4]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研究[D]. 吴婷婷. 大理大学, 2020(05)
- [5]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D]. 孙树彪. 吉林大学, 2019(02)
- [6]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D]. 侯燕. 扬州大学, 2019(06)
- [7]城市发展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D]. 许龙才.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8]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王爱桂. 苏州大学, 2019(06)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D]. 赵聪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D]. 肖新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