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郑小凤[1]（2021）在《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影响了整个区域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高等教育,当以人才为本。体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理应重视体育人才。以往对于高校体育人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体育教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今转换一下视角,研究国家和学校能为西部高校体育教师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激励体育教师潜心教学、科学研究,激发教师主动性和敬业精神,真正实现“以教师为本”。而制度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高度相关,制度是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方向标”,引导教师价值和行为选择。正是基于此,从制度视角研究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以体育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体育教师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性质,制定有利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职称晋升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培训制度等,以期为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更新和改进提供借鉴。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建国后国家及各省颁布的影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根据制度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结合建国后我国政治环境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战略调整等,将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了解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制度,掌握当下的政策热点,预测未来的制度走向,为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通过问卷调查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的主要特点以及与职业发展有关的潜在联系。具体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3）通过访谈法获得西部地区13所高校的学校制度以及专家观点,具体详细了解每所学校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制度实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1）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重视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设置以运动项目为主,大学体育教师的培养注重“运动专项化”。制度高度统一化,初步建立了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的培训进修、任职制度、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薪酬制度等。文革结束以后,各体育院系、师范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培养体育人才;考核制度进入量化考核阶段;职称晋升制度得到恢复;薪酬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20世纪90年代,高校体育教师进修培训网络体系基本建成;薪酬制度不断完善;考核制度进入分类探索时期;职称评审权下放,制度改革进入新的时期。（2）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发现,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年收入、执教时间,以及学校特征变量学校地理位置、省份、招生体育专业研究生、分类考核、分类职称评定在职业发展某个或某些维度存在显着性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某些变量和维度对教学发展、科研发展、职称职务提升、薪资增长产生正向直接影响。探索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学校制度对职业发展的解释力度达到0.346,并探索建立调节效应模型。（3）通过微观研究发现部分高校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各高校职称晋升制度有差别,评定方式也各有特色。通过对13所高校的对比分析发现,职称评审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评定职称必备条件和任选条件;另一类是量化打分。在职称评定中,多数高校已经进行分类评定,有的高校将学历作为限制条件,影响体育教师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将比赛成绩纳入其中,而各高校的规定各不相同,没有突出体育教师的特殊性。绩效考核突出量化标准,每所学校的年度考核制度不太一样,但都是侧重教学、科研的考核,教学占的比重更大。学校进修与培训制度明确,考核制度不太全面,教学、竞赛训练方面的奖励不足,薪酬制度满意度较低。根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高校制度是促进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杨薇[2]（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王锐[3]（2020）在《犯罪学学科构建问题研究 ——以学科性质为切入》文中研究指明犯罪学研究关注某一类特殊的社会问题,在认识人类社会犯罪现象的过程中学者们提出各种犯罪理论,为犯罪学学科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支撑。然而,虽经历经200多年的积淀,犯罪学研究现依然缺乏共同性语言和独立的学科意识,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该问题具体表现为犯罪学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理论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关于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争议、犯罪学研究对象的争议、犯罪学研究内容的争议、犯罪学与各种相关学科关系问题的争议等等,这反映出其学科内部的自洽性问题尚未解决。此种状态既不利于人们理性看待犯罪问题、运用科学知识探究犯罪原因、制定有效的社会预防政策,也不利于犯罪学学科的传承与发展。因此,科学整合犯罪研究现有的学术资源,对犯罪学开展自觉性的学科建构问题思考,殊为必要。犯罪学学科性质之争源于学者们对犯罪学概念和研究对象的分歧。通过对中外学者关于犯罪学的各种定义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学科背景的犯罪研究者关于犯罪学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学界对于犯罪学学科性质问题的分歧,这反映出犯罪学学科建构中出现的基础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导致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犯罪研究者们忽视了学科性质所具有的流变性,混淆了“规范科学”和“事实科学”之间的关系。弥合犯罪学学科性质分歧的可能路径是首先确定犯罪学的基本任务、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继而提炼出犯罪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应有的特质,最后形成对犯罪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整体性认识和把握。从犯罪学的学科发展流变情况来看,犯罪学的学科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科学阶段、准科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为了形成对犯罪学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需要对犯罪研究史上的各种犯罪理论进行详细考察,并对其在犯罪学学科在建构中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以解释犯罪研究的各理论学说是如何引起犯罪研究学科性质的发展变化的。按照学科自洽性的要求将个理论学说标签归类到学科体系相应的位置使其在犯罪研究的理论体系中与其他部分协调,体现出构成理论体系的各要素与体系的相容性与相承性,使之“名”“实”相符。犯罪学在学科建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表层原因是犯罪研究学科性质上的认识分歧,深层的原因是犯罪学学界在一些学科基本理论问题上缺乏科学统一的认识,这一实质性问题即犯罪的本质问题。“犯罪”源自于个体自利与社会合作的冲突,寻找“犯罪原因”重在分析人类行为的生成机理;实施犯罪预防应聚焦于解决个体需要与社会协调的问题。就此意义而言,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可作进一步分层:首先,犯罪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犯罪行为与犯罪现象;其次,犯罪研究构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体系——犯罪行为理论体系与犯罪现象理论体系;最后,犯罪学研究需要规避跨层次解释的谬误。此外,犯罪学学科构建还要完成犯因分析模式的公理化,将犯罪研究重新拉回到对“自然规律”的探究之中,为犯罪研究学科构建工作准备内在一致性的基本概念、假设、一般理论。在解决上述实质性问题后,即可着手进行犯罪学学科的重构工作。首先,需要明确犯罪学是一门独立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门类,“犯罪学”是研究人类破坏自身社会生活方式的活动之生成、发展、变化规律并研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学科,必然能够揭示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属性。其次,通过重塑犯罪学的学科任务和学科价值,初步搭建犯罪学学科的建构的整体框架。再次,需要重新评估犯罪学与社会学、刑法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合理划设学科研究界限。最后,科学构建犯罪学学科体系。根据我国犯罪学学科建设的现实环境与条件,应从三个方面解决我国犯罪学面临的实际问题:一是应该发挥我国社会管理的制度性优势,找好犯罪学社会应用的“母体”;二是应该立足于公安、司法院校,在高等教育中争取应有的学科地位;三是应该融合公安、检察、监察、司法系统的研究人员构建好犯罪学研究共同体。
李薪茹[4]（2020）在《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新一轮智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以及技术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基于云计算、区块链以及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产业在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同时,驱动基础产业链条向应用高级链条转变,对传统产业结构引起重大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整体飞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面对智能产业的新需求,我国高职院校在专业结构调整中开展了系列行动及措施,但为何仍出现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之间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那么,我国高职院校对专业结构应如何进行调整?这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职业教育发展中永恒和经典问题。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以产业需求为背景和前提,探讨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中适配性不足的问题。笔者围绕要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为若干子问题:（1）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是什么?（2）高职院校开展专业结构调整包括哪几个层面?主要表现形式有几种及具体内容包括什么?（3）高职院校开展专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是什么?（4）如何形成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模型及院校规则?行进中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何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发展和超越?如何实现其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围绕上述问题,基于概念分析和研究设计,解释和剖析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适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适配理论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运用历史文献法、案例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开展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分为总-分-总三个部分,第三章为第一大部分（总）,从宏观整体上分析了我国整个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适配关系及程度,从高职院校内部、内外部、外部三个层面出发,深入分析“专业-职业岗位群”“专业类-行业”“专业大类-产业”三种适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适配性不足的根源。第四章到第七章为第二大部分（分）,为研究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选取了人工智能（类）专业作为案例,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大数据统计分析等方式,分别从“专业-职业岗位群”“专业类-行业”“专业大类-产业”三个层面探讨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理念、方式及特征。第八章为第三大部分（总）,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总结规律性经验及原则,构建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模型,以及专业结构调整中应遵循的逻辑、采取的措施。本研究致力于对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行为如何同时产生经济和教育绩效的问题作出解释,推动专业结构调整研究在解决产教适配问题上做出应有的贡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整体调整来看,其宏观政策为产业需求发展以及专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支持。第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现实之殇的根源是临界的失衡。具体表现在政府、市场及高职院校三个层面。第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行动呈现专业结构调整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专业结构调整正在向中高职衔接与普职融通多轨并行转变以及专业结构调整中采取“非均衡”的调整方式的特征。第四,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动态来看,未来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呈现以下几种趋势和走向,一是学科交叉融合和专业空间的多维拓展将成为今后专业结构调整的主流趋势;二是从产业发展方式来看,继续加强我国高职院校专产学研合作促进知识应用与转化的力度;三是中小城市和职业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在未来几年职业教育将迎来较好的发展趋势。
马婷婷[5]（2019）在《侦查比例原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比例原则是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国家专门机关实施的行为应兼顾行为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如果实现目标的手段可能有损相对人的权益,则应尽可能在实现目标的前提下将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比例原则通常包含三个子原则,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适当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实施的行为和采取的手段应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相同有效的手段中,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相称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为追求一定目的所采取的限制手段的强度及其造成的侵害程度,不得逾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见,比例原则的基本意旨在于限制公权力,以预防其过度侵犯公民权利。在刑事程序中,能够对公民权利构成直接的,且较为激烈侵犯的主要是侦查中的各种取证行为、强制措施,以及武力使用的行为。用比例原则约束这些行为可以令侦查立法更为合理,亦可促进侦查执法更为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可见,对侦查比例原则开展系统研究,对侦查立法和实践皆有重大意义。本文除引言、结语外,分五章展开论述,简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的内容是“侦查比例原则的基础理论”。比例原则萌芽于朴素的正义观。经过古希腊诸位先贤的论证,合比例思想逐渐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比例原则的实在法渊源起步于限权理论、确立于警察规范、经由1858年的“药房案”上升到宪法位阶。而后,比例原则的适用扩展到多个领域,这其中就包括刑事诉讼领域、特别是侦查程序。虽然,这些扩张颇具争议,但侦查中诸项行为和措施的涉权特点决定了依据比例原则对侦查加以规制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总的来讲,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比例原则多数有成文法的明确规定,德国、法国、都在其“宪法”或相关法律中规定了比例原则的内容;英美法系国家虽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但英国和美国刑事程序中贯彻的“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混合制诉讼模式下,日本和意大利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比例原则都有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对比例原则的贯彻亦较为彻底;诸多国际人权法都或显性、或隐性的规定了比例原则。自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伊始,侦查规范中就蕴含了合比例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规范亦有合比例的设计;新中国成立后,从《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开始,有关侦查比例原则的设计越发增多,2012《刑事诉讼法》相关设计最为详细和具体,2018年对侦查行为的微调亦有比例原则的设计。侦查中各行为和措施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直接目的是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嫌疑人;特殊目的是预防罪案的发生和继续。在上述目的下,侦查的适当性原则是指侦查取证行为和强制措施的设置和设计应当有利于实现侦查目的;侦查必要性原则是指应当在设置强弱不同等级的侦查行为和措施之后,尽量选择侵害性较小的为之;侦查相称性原则是指侦查行为和措施的设置应当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及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匹配。比例原则在立法中发挥着对侦查行为和措施设置和设计的指引作用,在执法中则发挥着限制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作用。第二章的内容是“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比例原则落到实处的前提首先是要进行系统的程序设计。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时间不仅仅局限于立案后,初查中的行为亦需遵循比例原则;其规制对象包括所有侦查行为和措施,即侦查取证行为和人身强制措施。此外,侦查执法武力使用虽然并不属于侦查行为,但其实施却是侦查达成目的的重要保证,故亦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侦查比例原则的保护范围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所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为了完成上述目标,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比例原则并将之作为规范设计的工具;侦查机关应当在内部审批中严格落实比例原则;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执法中违背比例原则的行为加强监督,并切实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同时,还应当通过加强辩护权、侦查公开、程序性制裁和国家赔偿等方式对相对人的权利进行配套救济。第三章的内容是“侦查取证行为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侦查取证行为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对此,应当明确侦查取证行为的目的,在具备取证可能且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才能启动侦查取证行为;在对侦查取证行为进行强弱分类后,应尽量选择侵害较小的行为;在取证时,应当使用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性相匹配的侦查取证行为。在常规侦查取证行为中,应当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进行严格限定,以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明确身体采样的目的,将身体采样行为类型化,并对其实施程序进行轻缓化设计;应当对被采样人的罪行、危险性及采样手段进行评估,以避免采样行为过度。对于搜查行为,应当在明确搜查目的的情况下,设置紧急搜查制度;应严格限制搜查强制手段的使用;一般的搜查行为应当在具备合理根据时才能使用,无证搜查的启动也要严格掌握紧急情况的范围。对于查封、扣押、冻结行为,应当在厘清行为目的的前提下通过明确适用对象、限制适用期限、限定使用条件的方式令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特殊侦查取证行为中,对于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厘清其目的;应当将其适用时间提前,并对其适用程序进行细化,以达到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应当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最后手段原则、将技侦措施层次化、限制其整体的适用期限,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设计技术侦查措施的危害性条件和危险性条件,以令具体操作符合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诱惑侦查,应当明确诱惑侦查的目的;建立完善的案件保密制度以避免证人因惧怕而拒绝提供证言;应将诱惑侦查作为最后手段,尽量选择诱惑程度较小的行为,并需设置时间限制;应当为诱惑侦查设定底线,并根据罪行的危害性和危险性适用相称的诱惑侦查措施。第四章的内容是“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强制措施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其原因既有主观认识不足、亦有法条规范缺失;既有程序设计缺陷、又有配套制度缺位。对此,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整体要求应当是,明确强制措施的目的、完善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形成强弱不同的强制措施等级、明确侵害程度的标准、明确不同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和条件,以使强制措施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羁押性强制措施中,拘留比例原则实现的前提首先就应当令拘留目的回归。应当设置无证拘留以满足其紧急状态下令犯罪嫌疑人及时到案的适当性原则的要求;拘留的羁押时间应尽量缩短以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无证拘留和有证逮捕的适用对象进行调整,令二者适用对象符合紧急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特征,以满足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羁押比例原则而言,首先应当明确最长的羁押期限、严格限制羁押期限的延长、规制法官对羁押时间的迁就,还要严格把握羁押适用的刑罚条件、危险性条件,以此实现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对于取保候审行为,应当在厘清取保候审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防止被取保候审人逃跑,加大对违反义务的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的处罚力度,避免脱保现象发生,以达到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应当增加取保候审的方式,并尽量选择对被取保候审人侵害最小的方式为之,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避免收取过高保证金和随意没收保证金现象,同时,还应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以便降低羁押率。对于监视居住措施,应当在厘清其目的的前提下避免其成为“羁押”行为。应当对一般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进行改革,通过加大技术手段的运用以满足监视居住的设计目的;应当避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羁押混同,可以借鉴英国的保释公寓制度,形成“一般监视居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的强弱阶梯,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改革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的规定,以符合相称性原则的要求。第五章的内容是“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应当通过树立正当性意识、完善武力使用立法、厘清武力使用的性质、加强武力使用专业培训、提高武力使用公开性的方式达到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要求;还应当确立“最小使用武力”原则,在将武力划分等级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伤害较小的武力手段,以符合武力使用的必要性原则;应当设定武力使用的紧急性条件、人身危险性条件和涉嫌罪行条件以构建武力使用的相称性原则。开枪属于武力使用的最高等级。对于鸣枪示警,应谨慎用之。应当对开枪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设计以避免实践中的弃用或滥用,以保证适当性原则的实现;开枪时应尽量避免击打要害部位,以实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开枪行为应当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匹配,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逸不应成为开枪的唯一理由,应当要求开枪所保护的权益大于开枪行为造成的损害,以便实现开枪的相称性原则。
郑茹[6]（2018）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文中提出学术期刊是以探索、积累和传播人类的科技知识、先进思想为基本目标的特殊出版物。学术期刊凝聚着学者的智慧,对科学研究具有导向作用,学者以期刊为阵地分化出动态聚合的论域,催化新的成果的产生。学术期刊的出版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学术期刊出版活动的诸多环节以及出版要素,揭示学术期刊出版的演化历程,探索学术期刊出版规律,揭示出版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贯穿出版活动始终的准则和规范等。相比于自然科学期刊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研究更容易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与制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具有为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独特功能,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出版进行长时段研究,能够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下社会对学术知识、先进思想的需求情况,以及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所呈现出的表现形态和差异性,可以镜观不同时期的学术发展情况。本研究采集1949-2016年CNKI近60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征稿启事,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并且有针对性的利用CNKI公开的期刊出版数据,作为征稿启事的补充,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历年期刊出版史料进行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研究的时间跨度涵盖建国至今,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19个一级学科,因此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和学术期刊出版生态。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揭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基本情况,梳理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的概貌。包括期刊种类走势、地域分布、学科的基本分布等。（2）揭示建国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演变及完善历程。包括审稿制度、出版要求,如稿件类型以及论文格式（题名、摘要、引文）等方面的要求。（3）通过分期研究将建国后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分成四个阶段进行分析,揭示每个阶段期刊的发展特征;通过分层研究重点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以及网络期刊等特殊类型,揭示名刊工程期刊的示范作用、核心期刊的引领效应以及网络期刊的倒逼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现有的研究中宏观层面、全景式、整体性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从宏观层面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演化状况所做全景式描摹,是对以往以单一期刊或某类期刊、某地区出版期刊为主的个案式研究的补充,能够从多维度揭示建国以来学术期刊出版演变的过程。同时,也能够从微观层面,揭示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期刊的出版特征。（2）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长时间段连续性研究的方法、区别于节点研究。本研究的时间范围是建国至今,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版生态,既可以形成时间上的演化研究,也可以针对某一时间进行横向比较,在已有的期刊出版史研究中较为少见。本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其一,建国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基本生态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发展过程较为波折,全国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的发展差距较大。其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规范受欧美影响,日益与世界对接,审稿制度、稿件类型以及论文的写作规范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完善。其三,从分期情况看,不同历史时期的期刊出版在种类、发展速度、学科组成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学术水平、科学技术的影响,期刊的出版呈现不同的状态。从分层情况看,核心期刊对学术期刊的规范具有引领效应,“名刊工程”对大学学报的发展具有示范效应,网络期刊对纸本期刊具有倒逼效应。本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呈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出版的整体面貌和出版规范发展的完整过程,从学术期刊出版中出现的基本现象出发,涉及到学术期刊出版的诸多方面,揭示学术期刊发展中经历的低谷和浪潮,从而为本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王旭辉[8]（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李宏[9]（2016）在《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被提出之后,学术界特别是警学界对它的关注及研究始终是热点。在当前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于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进行深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系统研究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理论,基本内容,历史渊源,现实状况及培育践行,是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若干基本问题的全面研究。导论部分分析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尽可能详实地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做了客观的学术分析,提出了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探讨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理论。考察了三对基本概念:价值与核心价值,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警察价值与警察价值观。分析了两个基本问题:警察价值冲突与警察价值观两难。探讨了一个基本理论:价值认同及其构成。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学理基础,详细分析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与核心属性。第二章探讨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分析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价值内涵,梳理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基本内容。同时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内涵,指出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具体包括价值主体一致,本位价值一致,终极价值追求一致,价值表现形态一致。第三章研究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系统梳理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在公安历史发展中的理论渊源与实践经验,即“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史与培育实践,总结出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是在各种价值的冲突与交锋之中逐渐形成的。第四章尝试对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现实状况开展实证研究。在全国公安民警群体中开展调查研究,综合运用调查问卷、座谈访谈、实地调研等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民警群体对警察职业价值观与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现存问题,各类影响因素等相关情况,指出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现实困境,为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五章研究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探讨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认同机制、特色举措与基本路径,同时分析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需要把握的六大关系。
段锐[10]（2014）在《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指明1945～1949年的中国,政治变化急遽,社会动荡不安,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南京既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无疑也是各类矛盾的多发地,将学术视角聚焦于此有助于深度解读抗战后国民党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而作为国民党实施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工具的首都警察,则是一个较好的视点。抗战后南京警察组织系统构成、警务运作方式、警察人员素质与警察职能设置等,在继承战前传统的基础之上,因应于国内外政情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战后初期,面对社会秩序混乱、市政系统瘫痪的局面,南京市政府着意通过加强警政建设来改善城市治安状况。在国民政府指导下,一系列先进的警政理念得以贯彻实施,政府“治警”成效显着,从而对社会控制能力大为增强。同时,南京警政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一方面,以首都警察厅为首的警政当局制定《首都警政建设四年大纲》,对伪警加以接收与改造,逐步恢复警政机构,扩充警察组织,改革管理制度,使警政机制日趋完善和规范。其中,内部管理是警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警察职权变动、人力资源调整、警务经费使用、官警教育、官警保障等。另一方面,首都警察职能范围较之战前进一步扩大,在维护城市公共安全与公益事业管理方面多所作为,诸如户口调査、查禁烟毒、检查卫生、整饬市容、指挥交通、防火救灾、工商监管、风俗导训、游民及贫难民管理等社会服务职能,皆有案可稽,标志着南京警政建设呈现出政治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并重的趋向。然而,自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戡乱动员”法令之后,南京警察通过警力配置、警用武器及其运用、政治侦审、情报网建构、警管区维控等手段,进一步突出其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功能,警察的社会服务功能却随之被严重削弱。警察政治功能被过度强化,实际彰显出国民政府已将“警力维稳”与“暴力维稳”作为解决城市治安问题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此举不仅未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反而影响到城市治安效果,警察对于社会秩序的“维而不稳”负有不可推卸的“肇乱”之责。南京警政建设的“逆向转变”,折射出国民党在遭遇统治危机时的应对不力与应变乏策。此外,在警政的实际推行过程中,警察权限又受到各种政治实体的过度干涉,一定程度上对警政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的制约与阻碍。综合而言,战后南京警察存在着“善治”与“败治”的双重面相。警察依法实行治安管理,积极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为城市恢复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政府通过警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城市的管理,也实现了对民众的控制,警察的工作对城市生活与生产的维持与发展不无益处。但警察履职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影响。国民政府逐渐加重的政治与财政困境,使南京警政的现代化发展受到制约与阻碍,警察“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日益严重。最终,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断降低,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丧失殆尽。
二、《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宏观制度相继出台 |
| 1.1.2 西部大开发重新受到重视 |
| 1.1.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不可或缺 |
| 1.1.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需要成长 |
| 1.1.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新旧问题叠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1.7 论文的局限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1.1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 |
| 2.1.2 有关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2 国内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2.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2.2.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3 职业发展及其相关变量测量的研究综述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调查法 |
| 3.2.3 比较研究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3.3 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
| 3.3.1 基本概念 |
| 3.3.2 基本理论 |
| 3.3.3 研究假设 |
| 3.4 相关量表的修订与测量 |
| 3.4.1 量表修订 |
| 3.4.2 变量测量 |
| 3.4.3 量表评价 |
| 4 建国后基于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梳理 |
| 4.1 初创与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
| 4.1.1 初创阶段 |
| 4.1.2 曲折发展阶段 |
| 4.2 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1) |
| 4.2.1 进修培训制度 |
| 4.2.2 考核制度 |
| 4.2.3 职称晋升制度 |
| 4.2.4 薪酬制度 |
| 4.2.5 聘任制度 |
| 4.3 探索改革阶段(1992—2019) |
| 4.3.1 宏观制度分析 |
| 4.3.2 影响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3.3 有关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前两个阶段制度呈现的特点 |
| 4.4.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3 影响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模型构建 |
| 5.1 数据质量评价 |
| 5.1.1 正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
| 5.4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相关分析 |
| 5.5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模型构建 |
| 5.6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假设验证 |
| 5.7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8 分析讨论 |
| 5.8.1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
| 5.8.2 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执行情况分析 |
| 5.8.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分析 |
| 5.8.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分析 |
| 5.8.5 人口特征变量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评价 |
| 5.8.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关系验证 |
| 5.8.7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微观探析 |
| 6.1 职称晋升制度比较 |
| 6.1.1 职称情况 |
| 6.1.2 学术成果 |
| 6.1.3 职称晋升人数比较 |
| 6.1.4 职称晋升方式比较 |
| 6.2 绩效考核制度比较 |
| 6.3 培训与进修制度比较 |
| 6.4 奖励制度比较 |
| 6.5 薪酬制度比较 |
| 6.6 结果分析 |
| 6.6.1 职称晋升制度各不相同 |
| 6.6.2 职称晋升受限 |
| 6.6.3 绩效考核方式多样化 |
| 6.6.4 体育教师工作量量化不足 |
| 6.6.5 高校支持进修与培训 |
| 6.6.6 明确的奖励制度 |
| 6.6.7 奖励“一刀切” |
| 6.6.8 薪酬偏低 |
| 7 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
| 7.1.1 国家给与西部地区政策支持 |
| 7.1.2 国家制度突出“以教师为本” |
| 7.1.3 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 |
| 7.2 学校制度是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
| 7.2.1 激励高校制度创新 |
| 7.2.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
| 7.2.3 制定合理的晋升制度 |
| 7.2.4 合理运用激励制度 |
| 7.2.5 完善薪酬制度 |
| 7.2.6 突出体育学科的学科差异 |
| 7.2.7 注重制度公平 |
| 7.3 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
| 7.3.1 正视体育教学与科研的问题 |
| 7.3.2 积极引导体育教师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初始量表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附录3:正式量表 |
| 附录4:访谈提纲 |
| 附录5:项目分析 |
| 附录6:H大学职称评审分值表 |
| 附录7: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3）犯罪学学科构建问题研究 ——以学科性质为切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2 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争议及其原因 |
| 2.1 考察犯罪学学科性质问题的意义 |
| 2.2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争议 |
| 2.2.1 利斯特的学科性质争议归纳 |
| 2.2.2 我国学者关于学科性质争议归纳 |
| 2.2.3 犯罪学学科性质单一论 |
| 2.2.4 犯罪学学科性质综合论 |
| 2.3 学科性质争议之原因分析 |
| 2.3.1 学科性质的流变 |
| 2.3.2 犯罪学与法律科学的关系 |
| 2.4 学科性质争议的弥合之法 |
| 第3章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历史分析 |
| 3.1 犯罪学学科产生与学科发展阶段划分 |
| 3.1.1 犯罪学的学科产生 |
| 3.1.2 犯罪学学科发展阶段划分 |
| 3.2 犯罪学早期思想渊源所展示的学科性质 |
| 3.3 前科学阶段犯罪学学科性质的发展变化 |
| 3.3.1 古典学派确立了犯罪研究的对象 |
| 3.3.2 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学科研究内容上的突破 |
| 3.3.3 统计学派将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犯罪研究 |
| 3.3.4 迪尔凯姆展开了对“犯罪”本体的思考 |
| 3.4 准科学阶段犯罪研究学科性质的发展变化 |
| 3.4.1 犯罪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变化 |
| 3.4.2 实证犯罪学尝试构建犯罪学理论体系 |
| 3.4.3 犯罪社会学派将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犯罪研究 |
| 3.5 科学阶段犯罪学学科性质的发展变化 |
| 3.5.1 以菲利为代表的实证犯罪学将犯罪原因当做犯罪研究的中心问题 |
| 3.5.2 犯罪生物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
| 3.5.3 犯罪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
| 3.5.4 现代社会学理论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贡献 |
| 第4章 犯罪学学科建构的理论共识 |
| 4.1 基本理论设定的必要性 |
| 4.2 关于犯罪的本质的理论设定 |
| 4.2.1 个体自利与社会合作的冲突 |
| 4.2.2 人类行为的生成机理 |
| 4.2.3 个体需要与社会秩序的协调 |
| 4.2.4 犯罪学的“犯罪”本质 |
| 4.3 关于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理论设定 |
| 4.3.1 犯罪行为与犯罪现象 |
| 4.3.2 行为、现象相对应的理论体系 |
| 4.3.3 避免犯罪原因的跨层次解释 |
| 4.4 关于犯罪原因分析的理论设定 |
| 4.4.1 犯罪行为原因的一般理论——亚伯拉罕森的犯罪行为定律 |
| 4.4.2 犯罪现象原因的一般理论——犯罪现象秩序-控制定律 |
| 第5章 犯罪学学科建构的现状与完善 |
| 5.1 社会变化对犯罪学的影响和当代犯罪学的关注领域 |
| 5.1.1 社会变化对犯罪学的影响 |
| 5.1.2 当代犯罪学的研究领域 |
| 5.2 犯罪学学科建构需借鉴的“学科学”理论 |
| 5.3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重新定义 |
| 5.4 犯罪学应具有学科任务和学科价值 |
| 5.4.1 犯罪学应具有的学科任务 |
| 5.4.2 犯罪学应具有的学科价值 |
| 5.5 犯罪学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整理与完善 |
| 5.5.1 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整理与完善 |
| 5.5.2 犯罪学研究内容的整理与完善 |
| 5.5.3 犯罪学研究方法的整理 |
| 5.6 犯罪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梳理 |
| 5.7 犯罪学学科体系与知识生产的完善 |
| 5.7.1 犯罪学现有的学科体系 |
| 5.7.2 犯罪学现有的知识生产 |
| 5.7.3 完善犯罪学学科体系与知识生产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问题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高职院校 |
| 二、专业结构调整 |
| 三、产业需求 |
| 四、人工智能(类)专业 |
| 第三节 已有研究梳理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适配理论 |
| 一、适配理论的缘起 |
| 二、适配理论模型的构建 |
| 第二节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理论的学理分析 |
| 一、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理论的学理引入 |
| 二、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现实审思 |
| 第一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的调整 |
| 一、我国职业岗位群变化分析 |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的调整 |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与职业岗位群适配性分析 |
| 第二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的调整 |
| 一、我国行业分布变化分析 |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的调整 |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与行业需求适配性分析 |
| 第三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的调整 |
| 一、我国三次产业规模发展的变化 |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的调整 |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与三次产业需求适配性分析 |
| 第四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现实之殇 |
| 一、专业结构调整与市场需求脱节、对口率不髙 |
| 二、专业结构调整机制不健全,盲目跟风缺乏品牌特色 |
| 三、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宏观有序与局部失序 |
| 第五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现实之殇的根源探寻 |
| 一、专业结构调整中市场临界机制的失衡 |
| 二、专业结构调整中政府临界弹性的失调 |
| 三、专业结构调整中院校临界依赖关系的僭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案例选取分析——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 二、案例选择 |
| 三、资料收集与研究信效度 |
| 第三节 案例描述 |
| 一、案例背景 |
| 二、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层次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 |
| 第一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理念 |
| 一、学生职业能力诉求—掌握职业性创新能力 |
| 二、高职院校及教师诉求—学科交叉思维培养“AI+复合型人才” |
| 三、企业职业能力诉求—高技能型、智慧型人才链的形成 |
| 第二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方式 |
| 一、专业规模扩建与控制并行发展,满足市场弹性需求 |
| 二、人工智能专业分布于不同院系,满足职业岗位群差异化需求 |
| 三、拓展“异功同构”与“同功异构”的专业功能,满足消费者偏好转移性需求 |
| 第三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特征 |
| 一、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正在向中高职衔接与普职融通多轨并行转变 |
| 二、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逐步趋于理性化和客观化 |
| 三、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逐步从学科交叉融合走向专业空间的多维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的调整 |
| 第一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理念 |
| 一、新技术理念驱动AI行业层次结构变革 |
| 二、新就业理念驱动AI行业技术迭代 |
| 三、新职业理念驱动“AI+行业”与“行业+AI”形成涟漪效应 |
| 第二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方式 |
| 一、非替代性选择和扩建人工智能“新兴行业-专业类” |
| 二、非竞争性补贴和扶持人工智能“潜能行业-专业类” |
| 三、非均衡性以优带劣方式布局人工智能“优势行业-专业类” |
| 第三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特征 |
| 一、人工智能专业类布局集中趋势明显,分布于少数专业类别 |
| 二、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更加重视“非协同”模块化发展方式 |
| 三、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多样化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的调整 |
| 第一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理念 |
| 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业态赋能产业全链条应用场景落地实施 |
| 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策助力产业技术革命 |
| 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驱动产业集聚效应最大化 |
| 第二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方式 |
| 一、增设人工智能专业大类办学点,扩大产业规模效应 |
| 二、增加人工智能专业大类类别,扩大产业多元效应 |
| 三、布局人工智能专业大类梯形空间,扩大产业联动效应 |
| 第三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特征 |
| 一、依靠增设专业大类和专业点数量的方式扩建规模 |
| 二、调整理念逐步从规模效应向层次效应转变 |
| 三、开设院校增量向中小城市和职业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延伸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动态模型构建及对策 |
| 第一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基本原则 |
| 一、调整理念:坚持多学科、多领域“融通、跨界”的原则 |
| 二、调整目标:坚持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原则 |
| 三、调整过程:坚持产业需求与人力资源诉求协同发展的原则 |
| 四、调整行动:坚持政策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原则 |
| 第二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动态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
| 一、设定专业结构调整目标流程 |
| 二、完善专业结构调整外部需求环境调研机制 |
| 三、制定专业结构调整内部要素衔接计划 |
| 四、建立专业结构调整质量评价反馈与诊改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学科负责人、团队建设人员及专业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2 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学科负责人、团队建设人员及 、专业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3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生版) |
| 附录4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院版） |
| 附录5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校版) |
| 附录6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企业版)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5）侦查比例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域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范围的厘定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侦查比例原则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确立及发展 |
| 一、比例原则的产生及发展 |
| 二、侦查比例原则的确立 |
| 三、侦查比例原则域内外适用及发展 |
| 第二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内容 |
| 一、侦查的正当目的 |
| 二、侦查比例原则的含义 |
| 第三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功能 |
| 一、对侦查立法的指引功能 |
| 二、对侦查执法的指引功能 |
| 第二章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 |
| 第一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 |
| 一、时间范围 |
| 二、规制对象 |
| 三、保护范围 |
| 第二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程序 |
| 一、立法设计 |
| 二、执法落实 |
| 三、司法适用 |
| 四、配套保障 |
| 第三章 侦查取证行为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对侦查取证行为目的的认知及态度 |
| 二、侦查取证行为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侦查取证行为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四、侦查取证行为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总体要求 |
| 一、明确侦查取证行为的目的 |
| 二、侦查取证行为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
| 三、侦查取证行为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
| 四、侦查取证行为相称性原则的要求 |
| 第三节 常规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身体采样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三、搜查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四、查封、扣押、冻结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节 特殊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技术侦查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诱惑侦查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章 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强制措施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对强制措施目的的认知及态度 |
| 二、强制措施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强制措施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四、强制措施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总体要求 |
| 一、明确强制措施的目的 |
| 二、强制措施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
| 三、强制措施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
| 四、强制措施相称性原则的要求 |
| 第三节 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拘留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羁押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节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取保候审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监视居住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五章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侦查执法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二、侦查执法武力使用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侦查执法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实现 |
| 二、侦查执法武力使用必要性原则的实现 |
| 三、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相称性原则的实现 |
| 第三节 开枪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开枪行为适当性原则的实现 |
| 二、开枪行为必要性原则的实现 |
| 三、开枪行为相称性原则的实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存在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存在的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相关研究述评 |
| 2.1 概念界定与辨析 |
| 2.1.1 学术期刊与学术着作 |
| 2.1.2 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 |
| 2.1.3 出版、学术出版与期刊出版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与分类 |
| 2.2.2.文献计量学与期刊统计 |
| 2.2.3 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 |
| 2.3 研究现状述评 |
| 2.3.1 国外期刊研究前沿与热点 |
| 2.3.2 国内期刊研究成果及研究态势 |
| 第三章 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总况 |
| 3.1 研究史料的采集与处理 |
| 3.1.1 史料的采集 |
| 3.1.2 数据的处理 |
| 3.2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出版基本分布情况 |
| 3.2.1 期刊的种类、年发行数量以及期刊载文量的变化情况 |
| 3.2.2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更名、停刊情况 |
| 3.2.3 期刊的版本分化情况 |
| 3.3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地域分布研究 |
| 3.3.1 期刊的出版地域整体分布 |
| 3.3.2 强势期刊出版区域 |
| 3.3.3 弱势期刊出版区域 |
| 3.4 学术期刊出版的学科分布研究 |
| 3.4.1 期刊种类的学科分布 |
| 3.4.2 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的学科占比 |
| 3.4.3 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期刊的差异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规范的演化 |
| 4.1 审稿制度的演化 |
| 4.1.1 三级审稿制 |
| 4.1.2 双向匿名审稿制与同行评议制 |
| 4.2 稿件类型的演化 |
| 4.2.1 手稿 |
| 4.2.2 打印稿 |
| 4.2.3 电子稿 |
| 4.3 论文结构规范的演化 |
| 4.3.1 题名规范 |
| 4.3.2 文章篇幅 |
| 4.3.3 摘要与关键词 |
| 4.3.4 引文规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分期与分层研究 |
| 5.1 期刊的分期与分层 |
| 5.1.1 期刊的分期依据 |
| 5.1.2 期刊的分层依据 |
| 5.2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分期研究 |
| 5.2.1 七年过渡时期（1949-1956 年） |
| 5.2.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 年） |
| 5.2.3 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7 年） |
| 5.2.4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8 年至今） |
| 5.3 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分层研究 |
| 5.3.1 CSSCI与“北大核心”期刊的基本情况 |
| 5.3.2 核心期刊引入前后的出版情况比较 |
| 5.3.3 核心期刊对规范的引领效应 |
| 5.4 高校学报与名刊工程的分层研究 |
| 5.4.1 学报的基本情况 |
| 5.4.2 高校的更名情况 |
| 5.4.3 名刊工程的示范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回顾 |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 1.3.5 文献简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变量说明 |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 6.2.3 改进的思路 |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 7.3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 后记 |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9）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存在问题与努力方向 |
| 三、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理论 |
| 一、价值与核心价值 |
| （一）价值问题的哲学探讨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价值问题的探讨 |
| （三）核心价值 |
| 二、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 |
| （一）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
| （三）核心价值观 |
| 三、警察价值与警察价值观 |
| （一）警察价值 |
| （二）警察价值观 |
| （三）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
| 四、价值认同与构成 |
| （一）价值认同 |
| （二）价值认同的构成 |
| 第二章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
| 一、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内涵 |
| （一）崇高的价值理想 |
| （二）“人民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判断 |
| （三）不断完善的价值追求 |
| （四）涵盖忠诚、为民与公正的基本价值 |
| 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内容梳理 |
| （一）“四个忠于”是关键 |
| （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
| （三）执法公正是主要内容 |
| （四）价值冲突与道德两难的“试金石” |
| 三、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内涵 |
| （三）“价值”内涵具有一致性 |
| 第三章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研究 |
| 一、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期表现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凝炼深化 |
| 二、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历史演进的深刻启示 |
| （一）绝对忠诚是首要价值准则 |
|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 |
| （三）公正执法需要健全的法治保障 |
| （四）清正廉洁是始终强调的政治纪律 |
| 第四章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现实研究 |
| 一、开展研究的基本情况 |
| （一）实地调研及访谈情况 |
| （二）调查问卷的编制与发放情况 |
| （三）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二、人民警察职业价值观 |
| （一）警察职业认同感 |
| （二）对警察职业发展的认识 |
| （三）警察的社会声誉与工作价值 |
| 三、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
| （一）对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
| （二）对公安历史及国外警察价值观的认识 |
| （三）与公安工作和个人发展的关系 |
| （四）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现状 |
| （五）对错误价值观的看法 |
| 四、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困境 |
| （一）人民警察价值理想现状 |
| （二）人民警察价值共识挑战 |
| （三）人民警察价值实践条件 |
| 第五章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
| 一、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机制、举措与路径 |
| （一）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 |
| （二）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特色举措 |
| （三）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 |
| 二、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基本要求 |
| （一）把握好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二）把握好核心价值底线和核心价值理想的关系 |
| （三）把握好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和人民警察个体价值观的关系 |
| （四）把握好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和警察社会职能定位之间的关系 |
| （五）把握好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中政治价值、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 |
| （六）把握好警察群体和社会群体对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认同感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1 |
| 附录2 |
（10）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史料 |
| 五、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京警政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缘起时期:晚清的南京警政 |
| 一、近代南京警政的起源 |
| 二、端方对警政建设的推动 |
| 第二节 发展时期:民国建立到抗战以前的南京警政 |
| 一、北洋时期警政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基本成型 |
| 第三节 畸变时期: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警政 |
| 一、沦陷时期的警政机构 |
| 二、日伪政权的警察管控 |
| 第二章 战后南京警政的重建 |
| 第一节 复员后的社会环境 |
| 一、首都地位的回归 |
| 二、各类社会问题凸显 |
| 第二节 警政接收与重建 |
| 一、警察系统接收与调整 |
| 二、警政机构的恢复 |
| 三、《首都警政建设四年大纲》出台与实施 |
| 第三章 南京警察的职权与人事 |
| 第一节 职权与职级 |
| 一、首都警察厅职权变迁 |
| 二、警察职级、职称与标志 |
| 第二节 人力资源分析 |
| 一、警察的来源 |
| 二、警察的身份结构 |
| 三、人事关系实态分析 |
| 第三节 人事改革新举措——南京的警员制 |
| 一、警员的选拔与训练 |
| 二、警长与警员的区别 |
| 第四章 南京警察的内部管理机制 |
| 第一节 管理制度 |
| 一、考核与奖惩 |
| 二、警察勤务 |
| 三、公文统计 |
| 第二节 教育制度 |
| 一、教育类型 |
| 二、教育机构 |
| 三、各项活动 |
| 第三节 经费与庶务制度 |
| 一、经费的拨用 |
| 二、设施器材 |
| 第四节 保障制度 |
| 一、薪资待遇 |
| 二、实物配给 |
| 三、伤亡抚恤 |
| 第五章 南京警察与城市社会管理 |
| 第一节 户政管理 |
| 一、户籍调查 |
| 二、国民身份证的颁查验 |
| 第二节 治安管理 |
| 一、案件办理 |
| 二、日常治安 |
| 三、禁政管理 |
| 第三节 消防管理 |
| 一、战后南京的火灾损毁 |
| 二、警察应对机制 |
| 第四节 交通管理 |
| 一、交通车辆登记 |
| 二、交通秩序整饬 |
| 第五节 市政管理 |
| 一、工商业监察 |
| 二、城市卫生治理 |
| 三、摊贩、棚户取缔 |
| 第六节 民政职能 |
| 一、游民、贫难民管理 |
| 二、其他措施 |
| 第六章 警政与战后政治控制 |
| 第一节 “戡乱”背景下的社会治安 |
| 一、社会失序 |
| 二、警察的“维稳”与“肇乱” |
| 第二节 强化警务技术 |
| 一、警力配置 |
| 二、警用武器及其运用 |
| 三、警察情报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推行警管区制 |
| 一、警管区制特点 |
| 二、警管区制运作 |
| 三、社会各界的挞伐 |
| 第四节 警察中的多重政治因素 |
| 一、内部力量的分化 |
| 二、时代骤变与警察抉择 |
| 第七章 战后南京警政建设绩效及其运行困境 |
| 第一节 警政推行之成效 |
| 一、警政理念的实践化 |
| 二、警政制度的法制化 |
| 三、城市控制的深入化 |
| 四、社会风气的向导化 |
| 第二节 警政推行之局限 |
| 一、警察的乱作为现象 |
| 二、警察的贪污渎职现象 |
| 第三节 战后南京警政的困境及调适 |
| 一、外部环境影响 |
| 二、内部因素制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D]. 郑小凤.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3]犯罪学学科构建问题研究 ——以学科性质为切入[D]. 王锐. 湘潭大学, 2020(10)
- [4]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D]. 李薪茹. 天津大学, 2020(02)
- [5]侦查比例原则研究[D]. 马婷婷.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D]. 郑茹. 东南大学, 2018(05)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 [9]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基本问题研究[D]. 李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D]. 段锐.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