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是如何“写”出历史篇章的？——关于口述与书写历史关系的一点思考

一、瞎子怎么“书写”历史篇章?——对口述与书写历史关系的一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金玉^[1]（2021）在《人类学视阈下中国纪录片都市影像的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康晨慧^[2]（2021）在《口述历史纪录片叙事研究 ——兼论个人作品《老矿往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向月婷^[3]（2020）在《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文中指出自21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普遍出现人类学转向,在这样的趋势下,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当代的“人类学”与“文学”在理论和研究范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之间的互动对话也变得更加密切,因此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也变得更加清晰。学者最开始是从闻一多先生的神话研究、弗莱的“原型理论”以及以弗雷泽（J·G·Frazer）为代表的剑桥仪式学派出发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和学术传统的。中国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实践,大多是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点,对显性文化做出阐释,然后从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角度出发,深入到文化内部的隐性部分。并且,当代文学人类学对“口头传统”“文本与田野”进行了价值重估,探索出一条“原始神话思维——民间仪式叙事——人类叙事”的路径。阿库乌雾是以作家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彝族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彝族特色,大凉山彝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彝族民间的史诗传说、风俗习惯、仪式展演自然地贯穿在阿库乌雾的写作中。最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部分,是对本族人民情感与命运的深情观照。本论文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创作背景及创作实践放置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中进行研究,以当代文学人类学理论为指导,并且结合徐新建提出的“本文与文本”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阿库乌雾写作中的文学人类学元素、文学人类学特点和文学人类学意义。该论文的研究从五个部分依次展开:首先,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讨论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反思本论文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次,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角,论述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围绕“本籍文化”和“文化身份认同”两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在研究中发现,阿库乌雾的成长经历、教学过程和科研反思以及各类的社会实践对他的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研究梳理总结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背景。阿库乌雾的“凉山—混血世系”是他写作的广阔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的创作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探索期、塑造期和丰收期。第四,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再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分析阿库乌雾写作中蕴含的文学人类学因子。主要从他写作中涉及到的彝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和信仰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阿库乌雾写作的文学人类学特点和功能;第五,在后现代的价值视野和文化语境中,总结了阿库乌雾的书写方法和特点、辨析了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肯定了阿库乌雾的书写对彝族文化“再生产”的积极作用。另外,文章还基于阿库乌雾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对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做一考量。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对现今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打通文学与人类文化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共生性,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书写模式和文化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其次,阿库乌雾文本中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审视,阿库乌雾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创作手法对文学进行现代性的观照,拉近了自己的作品与世界的距离。向外,他客观从容地分析看待世界,向内他达观平和地观察剖析自心。最后,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体现了彝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自身管理与社会调控就是一个文化解构和建构的过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成功和走向世界,标志着彝族人对自身文化阐释能力的提高和外界对于彝族文化的认识以及接受,这带给了彝族人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了面向未来推陈出新的文化“再生产”。

辜琼瑶^[4]（2020）在《奥斯维辛、文学与理性有限性 ——普里莫·莱维的见证文学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的奥斯维辛事件给犹太民族、德国人、甚至整个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也为人类敲醒了警钟,无论是人类引以为傲的理性文明还是道德伦理在这一事件中都失去了对“人”的约束力。普里莫·莱维正是基于此出发,以文学书写的形式参与到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大潮中,本文在分析奥斯维辛如何转化为文学素材的基础上分析莱维是如何以奥斯维辛的经历为素材展开文学创作的,以及莱维是如何构建他的道德反抗哲学观的。对奥斯维辛的写作与事件的发生同步进行,事件之后更是出现了大量作品,但从哲学、政治、伦理层面的深入反思则是战后开始。文学方面的自觉批判是以创伤文学理论的建构开始的,见证文学既吸取了创伤文学对创伤事件的强调,更是从创伤事件的参与者的亲身经历出发强调出于对民族、人类和未来的责任而必须承担起为奥斯维辛事件的受害者作证的见证者责任。本文阐述了莱维在幸存者“见证”的责任驱使下书写奥斯维辛中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的混沌区域“灰色地带”,由此引发的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深处的恶劣性的思考以及他对集中营极端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囚犯的道德救赎方式的探索。莱维在考察了理性哲学和纯粹道德的有限性之后,提出了在极端环境中弱势者必须以“罪疚感”为核心的道德观约束自己的行动、制约自己的判断和强调后奥斯维辛时代个体必须承担道德责任。总之,莱维以写作进行反思的出发点是身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身为人类的责任感,他希望将奥斯维辛的历史在文学中得以铭记,让读者从中看到施难者的罪行和受难者的道德混沌,更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一件事件中没有任何人是无辜的,所有人都应该为此负责。莱维在其作品中提出,道德的审判是法律条文的审判之外最为有力和最渗透灵魂的方式。

雷冠星^[5]（2020）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史学实践（1938-1946）》文中指出郑天挺,中国近代着名史学家,史学成果卓着,尤以明清史研究蜚声中外,是孟森之后将该领域研究推进到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以往研究多关注郑氏的明清史研究。近年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明史讲义》等珍贵文献的出版,拓展了学界对郑天挺学术旨趣的认知,展现了郑氏在隋唐史、元史等领域的众多建树,由此为中国史学界系统认识郑天挺学术提供了新的空间。七七事变后,郑天挺将儿女留在北京,只身前往长沙,后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和教授。郑天挺除专心史籍研究外,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在实地考察中,充分发扬了一个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提出文史采访标准,保存了大理的史料、遗迹,并以此为材料,提出了大理风俗的新看法;在课堂教学中,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既教导学生如何分析史料,传授治学方法,又引领学生探索学术前沿,扩大眼界,在打好基础的同时,扩充学生的学术思想;在学术报告中,融入爱国情怀,以演讲为主要形式,以洋务、云南、史学史等为主题,既抨击了一些社会和教育上的问题,又鼓励文人、学生、普通人坚定意志,共赴国难。本文以1938年至1946年郑天挺的学术实践为研究区间,以实地考察、课堂教学和学术讲演为主要切入点,分析郑天挺的学术实践与其治学间的联系,补充前人未曾关注到的研究内涵,体现郑天挺学术思想的广泛性,从而丰富郑天挺在近代史中的形象塑造,展现其作为学者与教师的角色担当,并试图以郑天挺为个例,探讨在时代变化下,知识分子的应对与改变。

罗恒,罗奕^[6]（2019）在《重构想象共同体:泰国《星暹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研究》文中认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产生的载体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印刷技术和印刷产品。印刷术的熟练掌握使大面积复制语言成为可能,语言的固定化,使得当地的群众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1950年代以来,东盟华文媒体逐渐成为了当地华人族群维系情感和文化认同的载体。由于东南亚国家政策导致华文教育的衰减,使得华文媒体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华文媒体运营状况不佳。2013年,随着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新华人移民进入东南亚,有更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传统媒体转型创造了技术支撑和潜在的读者,这使得东盟华文媒体有了新的发展机会。

孟京葶^[7]（2019）在《理想之光：葛亮小说的历史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葛亮以复杂的身份开启了时下南京记忆的新篇章,大陆文化和域外文化的双重赋义使葛亮驾驭不同地域的特点展开历史叙事,历史记忆带来的历史想象成为当下时代的迷人魅影。葛亮的历史叙事随着他的城市书写不断拓宽,除了香港、南京,天津、“襄城”也加入他的写作版图,不同文本的历史叙事把葛亮的城市集合为一个理想世界,各色故事在这个世界中上演。“学院派”的葛亮笃行知识分子的入世实践,将理想主义情怀注入小说文本之中,有重新建构历史的冲动。以往对葛亮小说的研究大多呈现碎片化的特点,或截取单本小说进行论述,或选取小说的某个特点进行论述。随着葛亮小说数量的递增,历史在文本中的分量不断增加,瑰丽的想象与严肃的实证结合,历史的绮丽被叙述出来。本文倾向于葛亮的创作虽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是葛亮小说的历史叙事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所以可以从整体上把握葛亮的创作意图。葛亮从各个层面考证历史,记录历史符号,又从各个角度叙述历史故事,构成他想象历史的完整版图。对历史故事的隐喻性表达构成了他对理想世界的设想,理想主义的因子在理想世界中集合,理想的个人被成功塑造出来。历史叙事与葛亮之间的双向选择意味着葛亮与时代同构历史的自觉,历史叙事成为有意义的选择。葛亮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对历史材料的无限追求,建构出新的历史图景,理想之光在求索中彰显。

赵玉婷^[8]（2019）在《论骆以军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文中研究表明台湾作家骆以军在他的多部小说中,以散点透视、任意跳跃、自成脉络的方式,建构出一个视野独特、意象诡谲的历史世界,在这个历史世界里,他不追求历史真实,不在意时间接续,而是以浪花般的点滴传奇片段为经,以作家丰厚奇绝的想象力构成的全新时空为纬,共同交织形成一个被碎片化后又重新生成的私历史“地下城”,它不似水平面之上的真实世界,而是潜藏在日常视野之外的、未被主流历史叙述收编的昏暗视域。他突破传统叙述的真伪迷雾,将已知的历史拆解,并时刻以反讽的方式任意回到不同的历史时刻,所有的人物因异乡而漂泊在历史时空,姿态各异的野蛮生长着,作家以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穿透传统的审美桎梏,让历史在他笔下以异质的复杂美学与迷人的叙事迷宫的形式析出、重建、新生。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以类型化的方式收藏了诸多在历史夹缝里生存的异乡者,骆以军在他充满荒谬性的历史书写中刻画了多种多样的异乡人形象,涉及历史记忆、家族身世、个人处境、文化认同等诸多面向,身份异乡与精神异乡双线并存,以一种文本互文性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书写系统中“异乡人”形象的建构,映照出历史困境中的多重人物生存景象。第二章,论述骆以军在历史书写中营构出的独特美学世界,他的小说中到处充斥着与欲望的、暴力的、以及死亡的相关叙述,它们以无法忽视的分量掠夺与刷新读者的阅读体验,以异质的美感,消解了传统欲望、暴力、死亡叙述的残酷性,并以一种先验的方式宣告着其不可忽视的书写价值,形成了骆以军写作体系中独特的美学价值。第三章,深入骆以军的叙事迷宫,敲碎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以碎片化的方式收集事件、又携之潜逃,一路蓄意留下叙事踪迹,形成书写中蛛网纵横的乱象。在历史时空与现代经验间的来回穿梭、游走,展现出以异乡人之名重回原乡的时空旅行。在结语中,本文追溯到台湾与大陆分离的国族离散历史,同时溯回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两地一脉相承的中国记忆,分析骆以军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历史书写的独特个性,及其为历史书写所带来的多重变奏、多元发展,详细阐述了这种书写对于台湾文学的意义、以及放在整个当代文学脉络之下的文学史意义。

李明奎^[9]（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研究表明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薛诚^[10]（2019）在《论S·A·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的复调书写》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因“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新闻界,她都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人物,在近四十年的采访和写作中,她通过五本题材各异的小说创作,勾勒了苏联从巅峰到落幕的历史图景和这其间人民的生活百态。她多次在演说和笔记中将《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锌皮娃娃兵》、《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二手时间》这五本书统称为“乌托邦之声”，但目前国内外研究界对该系列的研究涉及甚少,导致了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小说的研究空缺。本文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乌托邦之声”系列作为研究对象,以复调理论为切入点,剖析“乌托邦之声”的创作,深究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传承和创新。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记者的身份重构了小说的创作,拓展了复调小说理论的疆域,最终在狂欢化的文学表达中揭露了宏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以解构宏大叙事的方式,重新建构了苏联人的“对话乌托邦”。本文由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结语构成。引言部分概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成长经历和创作生涯,对她的“乌托邦之声”系列创作进行简略评述。论文的主体由四章构成,第一章以两组背景关系为线索,探源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记者,她在倾听无数人生的过程中形成了复调书写的创作方式。第一节论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思想基础和创作理念,第二节解读阿列克谢耶维奇双重身份带来的跨界书写,阐释这种写作身份对她创作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乌托邦之声”系列的解读和归纳,阐释阿列克谢耶维奇如何通过三重视角的历史诠释,使五本书在现实话语的背景下,消解了苏联乌托邦神话,重新建构了开放对话关系中的乌托邦。第一节,透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阐释阿列克谢耶维奇自觉的女性主义书写,第二节将《我还是想你,妈妈》、《锌皮娃娃兵》的战争命题置于宗教话语的考量中,展现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宗教意识下为人性困境寻求的出路,呼吁爱的回归与和平的守护,第三节主要论述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和《二手时间》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传统历史的解构和独特时空观下的历史重构,通过突破性的后现代主义视角书写,彻底破除了苏联的乌托邦话语体系,同时激活了她的“乌托邦之声”系列。第三章从复调小说理论入手,以巴赫金理论为支点,透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展现她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继承和创新。第一节以杂语性与多语性理论审视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普遍的话语基础,并以此为基础,透过复调小说理论讨论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复调结构的构建过程和创新途径。第二节以巴赫金的行为哲学为切入点,论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小说的人物特征,阐述她通过对真实人物的艺术书写,在继承对话理论的书写中,突破了艺术创造的框架,呈现了复杂而立体的苏联人类群像。第四章则通过狂欢化理论透视“乌托邦之声”系列创作,第一节论述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语境中对狂欢节的效仿,并以此将苏联人民的个人史带入狂欢式的美学场域,在后苏联复现了苏联式的生活与对话,呈现出狂欢化的文学表达。第二节则是将狂欢化中的“笑谑”与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普遍的“恸哭”作对比研究,探讨阿列克谢耶维奇如何通过对这种同源反向行为的狂欢化书写,在作品中展现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结合独特的复调人物,使她的系列创作呈现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狂欢化审美价值。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进一步指出纪实题材与文学话语融合的新形式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她通过对复调小说理论继承与创新,将采访话语以复调的编排和筛选组成了既继承又超越的新小说体裁,在消解苏联乌托邦话语遗存,诉说苏联人民多舛命途的同时,探索俄罗斯民族的未来。

二、瞎子怎么“书写”历史篇章?——对口述与书写历史关系的一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瞎子怎么“书写”历史篇章?——对口述与书写历史关系的一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3）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奥斯维辛、文学与理性有限性 ——普里莫·莱维的见证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史学实践（1938-1946）（论文提纲范文）

（6）重构想象共同体:泰国《星暹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理想之光：葛亮小说的历史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8）论骆以军小说中的历史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10）论S·A·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的复调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瞎子怎么“书写”历史篇章?——对口述与书写历史关系的一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人类学视阈下中国纪录片都市影像的书写研究[D]. 李金玉.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2]口述历史纪录片叙事研究 ——兼论个人作品《老矿往事》[D]. 康晨慧. 湖南工业大学, 2021
• [3]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D]. 向月婷.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4]奥斯维辛、文学与理性有限性 ——普里莫·莱维的见证文学研究[D]. 辜琼瑶.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5]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史学实践（1938-1946）[D]. 雷冠星.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重构想象共同体:泰国《星暹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研究[J]. 罗恒,罗奕. 东南传播, 2019(09)
• [7]理想之光：葛亮小说的历史叙事[D]. 孟京葶.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8]论骆以军小说中的历史书写[D]. 赵玉婷. 辽宁师范大学, 2019(11)
•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论S·A·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的复调书写[D]. 薛诚. 扬州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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