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饱和市场条件下项目责任制利弊（论文文献综述）
张旭文[1]（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提出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祝洪章[2]（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李青[3]（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薛凤冠[4]（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陈敏[6]（2020）在《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农村饮水安全是世界性难题,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和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我国也不例外:近40年来先后投资1.5万亿元、新建1100多万处农村饮水工程、覆盖近10亿农村居民。从工程覆盖面看,我国应已全面解决了农村居民饮水问题。但调查和统计显示,情况并不乐观,农村饮水数量上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价格上供高于求、质量上供低于求等矛盾问题处处存在（陈敏,2020）。一方面是有水供给但无人使用,农村地区尤其是南方农村存在大量饮水工程被抛荒,供能闲置50%以上,水利部暗访统计也证实有50%左右的农村饮水工程表现为不可持续;长江水利科学院对重庆试点区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评价,只有38.5%达到可持续标准。另一方面是有部分农村居民没有水用或者有人乱用水、浪费水的情况并存,大量农村居民依旧过着喝望天水的生活,包括部分工程覆盖范围的居民,也有居民挥霍着政府提供的福利水、免费水。可见,有工程覆盖≠有产品供给,有供给≠有效供给,百姓有需要≠市场有需求。农村饮水为什么会大量出现“有供有需但非有效”的情况?这是国内外众多专家持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有效的农村饮水制度安排?为什么要进行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创新?如何进行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创新?研究目标有三:一是把握农村饮水供给的变动规律、本质属性、现实需求和阶段性特征;二是明确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及其内在机理;三是揭示制约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具体制度因素及其形成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制度创新思路和具体建议。研究思路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农村饮水的产品属性入手,以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为目标,以明确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的总体思路和现实条件为切入点,试图通过构建农村饮水市场供给有效性分析模型,对农村饮水市场供给有效性进行检验,对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创新重要性和制度创新内容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从农村饮水制度设计冲突、农村饮水供给主体制度落地矛盾、农村饮水融资投入制度困境等维度,分析相关制度的缺陷及其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建议,以期为更好地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克服“泛市场化”“泛公益化”两种错误认识,进而构建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农村饮水安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应具有优先保障地位（第3章）。通过追溯农村饮水安全的发展历程,并与其他类似公共产品比较分析,可得到农村饮水安全具有基础性和致命性、垄断性和群体性、阶段性和反复性、区域性和差异性、资源性和流动性等本质属性和公益性和经营性杂糅、规模效益和规模不经济并存、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混合、建设不标准和运行不规范叠加、社会供给和自我供给交叉、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交织等阶段性特征,其需求具有钢性强、受众宽、空间大等特点,在农村所有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优先地位。（2）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的关键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权责范围并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第4章）。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百姓饮水中市场需求部分和基本需求的市场有效部分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法则进行供给;又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兜底保基本民生中作用,对基本需求中的市场失灵部分,应该由政府兜底保障,政府既不能越位,更不能错位、缺位。（3）市场失灵是当前农村饮水安全市场的主体表现（第5章）。通过构建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市场分析模型,推导当前1100多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可能存在的360种市场供需情形中,只有72种市场有效,这意味着理论上农村饮水市场80%会失灵,为政府参与农村饮水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4）改进和创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是政府当前破解农村饮水有效供给难题的有效途径（第6、7、8章）。当前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建设时期已经结束,饮水供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发生深刻变化,通过考察搜集到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的38个农村饮水制度,发现之前以工程为中心、以投资为中心、以管理为中心的农村饮水制度难以适应新矛盾、新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进和创新,通过创新建立以分区定性、分段定责、分量计价的农村饮水安全制度体系,包括总供给-总销售制度（CS-CS制度）、阶段水价制度、城乡联动联调水价制度、“双通道”决策制度、专用水票“需求侧”直补制度、内部交叉补贴制度等,释放制度红利、巩固建设成果,既可提高投资效益,又可增强百姓福祉。本文可能的创新点:（1）提出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按照覆盖范围和缺失危害程度标准,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分区（ABCD）设计理论,并发现农村饮水处于A区的优先地位。并按照供需关系和市场原则,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进行分区,划分了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界限,发现农村饮水刚需部分（ac C）在农村公共产品保障中的特殊地位。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有助于回答“农村饮水安全是不是公共产品”“农村饮水为何需要优先供给”“如何厘清市场和政府在供给农村饮水职责的界限”等基本问题。（2）构建融合“价格控制”和“供求干预”为一体的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基于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本文构建了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市场分析模型,把农村饮水需求分解为基本需求（公益品）和非基本需求（市场产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在农村饮水有效供给中的职责边界。这一研究结论可为在减轻政府负担中压实政府责任、在增加企业责任中促进企业发展,把原来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独木桥”路径变成“双通道”提供依据。（3）基于“卡尔-希克斯标准”构建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本文从定性制度、责任制度、融资制度等9个方面,考察了3个层面、38个农村饮水制度的效率,剖析了制度失灵的内在机理,并按照“卡尔-希克斯标准”进行制度改进,创新了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回答了“农民可用多少水、交多少费”“政府该尽什么责、补多少钱”等长期困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的基本问题。
吴頔[7]（2020）在《“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有限的耕地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虽然我国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一部分农产品供应不足问题,但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问题不得不再次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战略被着重研究。习近平主席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之际明确表示,在经济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的对接合作。“一带一盟”的提出,为我国调整国际农业合作思路,调动海内外农业产业资源创造了机遇和渠道。研究“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对中国农产品供应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应用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系统工程等相关学科方法理论,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不同合作模式间的风险差异并提出合作战略。本文以我国农产品供需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近20年我国宏观经济数据、部分重要农产品供需数据,通过Verhulst模型相关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国内农产品消费需求模型,结合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农产品供应安全的PSR机理、区域产业合作理论等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分析国内外因素对我国农产品供给的影响,建立了国内重要农产品供给模型及进口需求模型;并对我国未来5年重要农产品供需情况进行预测,创新提出“农产品表观消费额”概念,并推演出未来5年,我国农产品市场消费额约在10311亿美元至10411亿美元之间。虽然受制于人口增速减缓、境内耕地利用趋于饱和、农产品出口增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等因素,国内农产品消费价值量增长放缓,但整体上看,可以判断我国农产品消费市场仍呈现增长趋势。本文从“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产业资源与政策的角度,对中俄双方开展农业合作的现实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我国耕地资源相对匮乏,也由此产生了进口“虚拟耕地”、“虚拟林地”的巨大需求;在相关投融资政策上,我国也鼓励农业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金融政策和技术指导。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耕地资源非常丰富,且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俄罗斯对于引进外资“促开发,增出口”的行为在整体上是以认可和鼓励态度为主。借此也能够为推动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和农产品贸易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创造条件。在“一带一盟”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开展农业产业合作利弊并存,但无论对彼此哪一方,农业合作的正向效应是主流。因此,从中俄双方开展农业合作的需求与效应层面来分析,双方间的农业合作具备客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对中俄农业产业合作中常见的纯贸易合作、投资参股合作、海外并购三种模式进行研究并分别建立风险评价模型。经研究,三种模式各具自身优缺点。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各模式进行评价,其中投资参股合作模式风险评价得分是三者最低的,也就是在“一带一盟”背景下,由中资企业在俄罗斯境内,与俄罗斯本地企业合资投资进行农业生产,并将农林牧渔等农产品向中国出口的合作模式是风险相对较小的合作方式。而三种模式中,海外并购合作模式风险评价得分最高,说明“一带一盟”背景下,中国农业企业赴俄罗斯并购本地农业生产企业的合作模式风险比较大。最后针对当前国内重要农产品供应现状及问题,提出“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战略。宏观经济方面,加强中俄两国农业国际合作,除了对国内经济指标的直接影响外,还间接影响着区域发展的稳定,也能更好的满足国内各种消费群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提升国内农产品质量,确保合理定价,有利于运输安全与战略储备安全。在我国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方面战略包括:国内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一带一盟”背景下海外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一带一盟”背景下重要农产品储备战略和“一带一盟”背景下“藏粮于地”发展战略。“一带一盟”背景下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的策略有:优势互补,投资促进口;建立农业自由贸易区;促进民营企业健康“走出去”。把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作为底线,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实行品种保证,增加供应总量,优化供应结构,扩大供应来源,提高供应质量,加强农产品储备、保障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完善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努力建立科学,合理,安全,高效的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体系。
朱礼才[8]（2020）在《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及利用率提升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是全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动力,更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为居民健身提供不可或缺的设施保障,是培育居民健康的土壤。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大型公共体育场馆赛后利用率较低,多处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却仍未能面向居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甚至将免费开放时间安排在早上5点到8点这样的“尴尬时段”。因此,提升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使用频率,是提高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的根本前提。厘清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此设计并实施有效的体育场馆利用率提升策略,对正向引导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以及实现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具有重要促进意义。本文依据“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博弈构建—模拟仿真—政策建议”的逻辑路线,综合运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基本理论与方法展开研究。首先界定了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概念内涵,从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影响因素出发,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构建并验证了包含内部心理因素、外在情境因素的双维结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提出并区分了人际型消费行为、习惯型消费行为和突发型消费行为的层级内涵。特别地,针对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特性,将政策供给、供求与布局（人口密集度、交通可达性、配套设施完备性）、人力资源配置、内部运营四大因素引入模型中,开发并检验了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影响因素测量量表。基于我国部分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调研问卷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现状、影响因素及差异特征,并系统剖析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地,针对体育场馆利用率的三大影响因素（政策供给、供求与布局、人力资源配置）在短期内难以改善的现实情况,基于“政府-体育场馆-居民”三大利益主体,对第四大影响因素“内部运营”环节中的关键经济问题进行演化博弈与仿真分析,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的内涵界定。结合质性分析,从居民行为发生动机的视角,构建并验证了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的三维结构,即习惯型消费行为、人际型消费行为和突发型消费行为。结合已有的成熟量表和质性研究的结果,开发适合当前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情境特征的测量量表。通过对样本的描述性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的总体均值为2.56,劣性值检出率达到41%,表明4成以上的城市居民很少到体育场馆锻炼。在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的三个维度,均值最高的为突发型消费行为,其次为人际型消费行为,均值最低的为习惯型消费行为,整体上处于劣性状态,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基本没有形成到体育场馆锻炼消费的习惯。（2）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及量化检验。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厘清了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的核心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构建了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影响机理理论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居民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在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类型、家庭成员结构上存在显着性差异。个体心理因素中的主观规范,情境因素中的场馆宣传、即时信息、人口密集度、交通可达性、配套设施完备性、人力资源配置均能够显着地直接影响城市居民体育场馆习惯型消费行为。心理因素中的态度、主观规范、社交偏好、可靠性感知、主动性感知,情境因素中的社会感染力、场馆宣传、赛事运营、配套设施完备性、人力资源配置均能够显着地直接影响城市居民体育场馆人际型消费行为。心理因素中的主观规范、社交偏好、专业偏好、可靠性感知,情境因素中的社会感染力、场馆宣传、赛事运营、即时信息、政策供给、交通可达性、人力资源配置均能够显着地直接影响城市居民体育场馆突发型消费行为。快乐弱化系数α对态度和城市居民体育场馆人际型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对运动偏好和城市居民体育场馆人际型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对运营感知和城市居民体育场馆人际型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疼痛钝化系数β对运动偏好和城市居民体育场馆习惯型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对运营感知和城市居民体育场馆习惯型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3）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关键影响因素演化博弈研究。从体育场馆门票收费这一经济手段的实施现状出发,利用演化博弈对政府、体育场馆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主要博弈关系进行分析。仿真结果表明,演化稳定策略为（1,1,1）的演化稳态是目前体育场馆市场机制下的一种长期稳定状态,此时,政府实施监管的概率、体育场馆减免门票或发放体育消费券的概率、居民参加锻炼的概率均为100%。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显着的主导监管作用,同时体育场馆方和居民的积极响应促使本系统达到了稳定的状态,因此,该策略是短期内快速推广体育场馆、促使居民积极到体育场馆锻炼、提高场馆利用率的最优稳定策略。（4）三大重要调节参数对行为演化路径影响的仿真分析。通过计算机算法,进行演化博弈数值模拟分析,仿真了“政府发放财政补贴数额的多少对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体育场馆不按规减免门票或不发放体育消费券的所受到的处罚大小对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和“政府怠政损失的大小对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三大重要调节参数对行为演化路径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政府下拨给体育场馆的财政补贴并不是越高越好;随着惩罚力度加大,场馆会更快趋向于按规减免门票或发放体育消费券,居民也随之选择到体育场馆进行锻炼;此外,政府怠政损失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收益难以弥补的,因此,要想协同提升体育场馆的利用率,要从政府怠政损失入手,即政府应积极实施监管。最后根据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结果,根据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及其实证研究结果,从消费端和供给端驱动两个层面出发,构建了健康中国背景下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提升策略综合引导体系。该论文有图39幅,表88个,参考文献215篇。
华清君[9]（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包涵川[10]（2020）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深入理解中国基层治理需要对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关注了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这既能够对于本土性的文化心理及其塑造活动加以探讨,还可以对当前基层治理中的各项工作进行实践总结。本文回应了以下问题,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有什么结构性背景和条件?它的实践过程是怎样的,表现出何种特征?进行政治情感培育对于治理结构有怎样的发展性意义?未来应如何更好地培育政治情感?国内外中国政治情感和基层治理的研究对于此议题缺乏关注,也较少从政治心理学相关视角对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用田野调查和案例拓展法,并结合哲学思辨和系统分析将这些问题加以探究。情感现象有着生理性基础,人脑和神经结构使情感既可能直接诱发行动,还可以结合理性判断发生作用。情感有着鲜明的政治和社会建构性,政治因素影响其内容、表达等各个方面。政治情感是特定主体在对于政治现象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政治信息内容并具有政治实践倾向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本文指的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以合理方式塑造民众对于基层治理体系的积极政治情感的活动。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在框架方面,全文按照“结构”和“过程”互动视角展开,这指的是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形塑了特定政治情感培育机制的形态,这些过程中的机制又发展了基层治理的相关结构。中国基层治理最为重要的政治结构是“党——政府——社会”关系。这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特色的政府和社会关系,它使政府能够适当介入社会,这扩展了政府与社会成员的情感互动机会,增强了情感互动频率;再者是政府官员的层级分流模式及其反映的政府治理格局,这使基层党政干部拥有中国古代“吏”的特征,从而融入到民众网络,共享民众心理状态并使政治情感培育能够兼顾灵活性和有序性;最后,基层区域化党建使党组织成为了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领导核心,并使其纳入到党的思想领导中。三项条件对于中国基层领域中的政治情感培育构成了因果性的条件关系。在上述政治结构之下,基于田野调查和其他相关案例可以发现,中国基层政治情感培育过程可以分为“产生——传播——深化”三个阶段。在产生环节,实践中表现出通过品德展现、利益互惠和创造氛围的各项情感产生机制。而在传播方面,积极的政治情感既可以通过媒体和网络传播,也可以借助家庭情感纽带传播,还能够倚赖基层党员的积极行动实现普及。而政治情感的深化意味着其能够结合认知和理性并成为稳定的取向,这可以通过基层干部的积极引导并结合理性以及使政治情感融入生活来实现。这些机制描绘了中国政治情感培育的全景图,并展现出四个特点,即高度的人格化互动、政治与生活的紧密性、实践的技巧性以及层次结构性。上述机制使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党——政府——社会”结构不断发展。第一是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政治情感培育能够丰富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途径工具,并改善其中的心理环境;第二是基层党建格局方面,政治情感培育巩固了党的思想领导,增强了党组织的权威性并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性;第三是整体上的党、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政治情感培育稳定了政治秩序,并使基层政治整合按照“个人——家庭——区域——政权”的中国特色路径实现。此外,政治情感培育还使基层治理结构不断有机化,使其能够以动态性、回应生活“小事”和柔性协调的特征运行。中国的政治情感培育有着本土性传统,这包括儒家情感文化的传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的传统。这使当代中国的政治情感培育能够继承宝贵经验。政治情感培育能够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性原则实现有益补充,并且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提出了一些思路。当前的问题在于策略主义行为过多、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水平不足、基层工作者的政治情感培育技能有待提高、民众参与程度较低等方面,未来的优化路径在于提升政治情感培育的制度化水平,培养基层政治实践家,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情感互动,创新政治情感培育中的中国话语这四个方面。
二、饱和市场条件下项目责任制利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饱和市场条件下项目责任制利弊（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经济 |
| 1.4.2 经济建设 |
| 1.4.3 经济建设思想 |
| 1.5 创新之处 |
| 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与历史背景 |
| 2.1 陈云的生平与简历 |
| 2.1.1 青少年时期 |
| 2.1.2 革命战争时期 |
| 2.1.3 新中国成立后 |
| 2.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2.2.2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 |
| 2.2.3 毛泽东思想 |
| 2.2.4 中国传统文化 |
| 2.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3.1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
| 2.3.2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 |
| 2.3.3 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
| 3.1 在革命战争时期萌发 |
| 3.1.1 中央苏区时期 |
| 3.1.2 陕甘宁边区时期 |
| 3.1.3 东北时期 |
| 3.2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 |
| 3.2.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 3.2.2 调整工商业 |
| 3.2.3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
| 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3.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充实 |
| 3.3.1 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
| 3.3.2 重视粮食工作 |
| 3.3.3 调整经济体制 |
| 3.4 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化 |
| 3.4.1 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
| 3.4.2 边调整边建设 |
| 3.4.3 引导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 4 陈云经济哲学的思想 |
| 4.1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 |
| 4.1.1 综合平衡要着眼全局 |
| 4.1.2 综合平衡要综合施策 |
| 4.1.3 综合平衡要统筹兼顾 |
| 4.2 陈云的民生改善思想 |
| 4.2.1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高度 |
| 4.2.2 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 |
| 4.2.3 正确处理好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4.3 陈云的国情国力思想 |
| 4.3.1 从国情国力出发探索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
| 4.3.2 速度与质量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 4.3.3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
| 4.4 陈云的经济决策思想 |
| 4.4.1 一切从实际出发 |
| 4.4.2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
| 4.4.3 交换、比较、反复 |
| 5 陈云经济发展的思想 |
| 5.1 陈云的经济改革思想 |
| 5.1.1 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统一 |
| 5.1.2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
| 5.1.3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
| 5.2 陈云的经济开放思想 |
| 5.2.1 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利用 |
| 5.2.2 注重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
| 5.2.3 注重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 |
| 6.1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 |
| 6.1.1 视为灵魂的政治性 |
| 6.1.2 无比鲜明的人民性 |
| 6.1.3 一以贯之的求实性 |
| 6.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 6.1.5 战略谋划的前瞻性 |
| 6.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 6.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 6.2.2 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
| 6.2.3 指导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
| 6.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3.1 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
| 6.3.2 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3.3 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
| 6.3.4 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 6.3.5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 |
| 6.4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6.4.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6.4.2 方法论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框架 |
| 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数据处理 |
| 1.5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 |
| 1.5.1 研究重难点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动态、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 |
| 2.1 研究动态 |
| 2.1.1 文献综述 |
| 2.1.2 研究述评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 |
| 2.3 相关概念 |
| 2.3.1 农村饮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
| 2.3.2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
| 2.3.3 阶梯水价与阶段水价 |
| 第3章 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
| 3.1 发展历程 |
| 3.1.1 安全标准演变历程 |
| 3.1.2 规划法规完善历程 |
| 3.1.3 水源管理制度变迁 |
| 3.2 比较分析 |
| 3.2.1 与城市饮水比较 |
| 3.2.2 与农村公路用电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供给比较 |
| 3.2.3 与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类产品供给比较 |
| 3.3 需求分析 |
| 3.3.1 基础性需求:刚性强 |
| 3.3.2 广泛性需求:受众宽 |
| 3.3.3 发展性需求:空间大 |
| 3.4 基本特征 |
| 3.4.1 基础性和致命性 |
| 3.4.2 垄断性和群体性 |
| 3.4.3 阶段性和反复性 |
| 3.4.4 区域性和差异性 |
| 3.4.5 资源性和流动性 |
| 3.4.6 分散性和季节性 |
| 3.5 阶段特征 |
| 3.5.1 公益性和经营性杂糅 |
| 3.5.2 规模效益和规模不经济并存 |
| 3.5.3 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混合 |
| 3.5.4 建设不标准和运行不规范叠加 |
| 3.5.5 社会供给和自我供给交叉 |
| 3.5.6 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交织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创新的总体思路 |
| 4.1 制度创新的主流目标 |
| 4.1.1 以居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 |
| 4.1.2 形成闭环的制度体系 |
| 4.1.3 遵循本质属性、阶段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制度体系 |
| 4.2 制度创新的基本方法 |
| 4.2.1 注重“卡尔多改进”追求效益最大化 |
| 4.2.2 注重上下结合内外互动体现实用性 |
| 4.2.3 注重前后比较左右借鉴凸显均衡性 |
| 4.3 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 |
| 4.3.1 统一的思想认识 |
| 4.3.2 扎实的经济基础 |
| 4.3.3 成功的经验借鉴 |
| 4.3.4 庞大的工程系统 |
| 4.3.5 归位的政府职能 |
| 4.4 制度创新的内部条件 |
| 4.4.1 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
| 4.4.2 逐步异化的制度目标 |
| 4.4.3 非均衡的制度效应 |
| 4.5 制度创新的考核指标 |
| 4.6 制度创新的基本设想 |
| 4.6.1 市场有效的判断标准 |
| 4.6.2 制度有效的制约因素 |
| 4.6.3 制度创新的关键问题 |
| 4.6.4 制度创新的现实局限 |
| 4.7 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创新的市场特征 |
| 5.1 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设计 |
| 5.1.1 模型选择:三种常见市场分析模型比较 |
| 5.1.2 模型设计: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 |
| 5.1.3 模型说明:重要节点和区域 |
| 5.2 质量要素对市场有效性影响:供给-需求分析 |
| 5.2.1 基本类型 |
| 5.2.2 有效性分析 |
| 5.3 价格要素对市场有效性影响:成本-收益分析 |
| 5.3.1 基本类型 |
| 5.3.2 有效性分析 |
| 5.4 农村饮水安全市场有效性综合分析 |
| 5.4.1 模型分析及结果 |
| 5.4.2 主要特点 |
| 5.5 调查数据分析 |
| 5.5.1 抽样调查分析 |
| 5.5.2 典型调查分析 |
| 5.5.3 居民反馈数据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的设计冲突及创新 |
| 6.1 制度设计冲突的主要表现 |
| 6.1.1 产品定性模糊化:混淆不准的定性制度 |
| 6.1.2 供给质量理想化:高标低配的水质制度 |
| 6.1.3 供水类型单一化:人畜同饮的供给制度 |
| 6.2 制度设计失灵的内在机理 |
| 6.2.1 定性制度失灵分析 |
| 6.2.2 质量制度失灵分析 |
| 6.2.3 分类制度失灵分析 |
| 6.3 制度设计创新的基本思路 |
| 6.3.1 分区定性制度创新 |
| 6.3.2 “双通道”决策制度创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饮水安全责任主体制度落地矛盾及创新 |
| 7.1 制度落地矛盾的主要表现 |
| 7.1.1 责任落实基层化:“层层下移”的责任制度 |
| 7.1.2 融资主体空心化:“补助”“配套”的融资制度 |
| 7.1.3 运行管理公地化:抓大放小的运管制度 |
| 7.2 制度落地矛盾的内在机理 |
| 7.2.1 责任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2.2 融资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2.3 运管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3 责任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
| 7.3.1 分段定责制度创新(CS-CS制度) |
| 7.3.2 创新绩效评价制度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农村饮水安全融资投入制度的两难困境及创新 |
| 8.1 融资投入两难的主要表现 |
| 8.1.1 资金分配均等化:数人头的投入制度 |
| 8.1.2 产品定价市场化:“以水养水”的定价制度 |
| 8.1.3 运管补贴低效化:逆向刺激的补贴制度 |
| 8.2 融资投入两难的内在机理 |
| 8.2.1 投入制度失灵分析 |
| 8.2.2 定价制度失灵分析 |
| 8.2.3 补贴制度失灵分析 |
| 8.3 融资投入制度创新思路 |
| 8.3.1 “阶段水价”制度创新 |
| 8.3.2 “需求侧补贴”制度创新 |
| 8.4 算例 |
| 8.4.1 现行制度导致工程荒废 |
| 8.4.2 实行制度保基本运行 |
| 8.4.3 创新制度多方受益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分区治理是破解农村公共产品治理失效的有效方式 |
| 9.1.2 市场失灵是农村饮水安全市场供给的基本特征 |
| 9.1.3 统筹推进是创新农村饮水安全制度的必由之路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和主持(研)课题 |
（7）“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1 “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
| 1.3.2 中俄自贸区 |
| 1.3.3 中俄农业国际合作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参考文献 |
| 第2章 “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理论基础 |
| 2.1 “一带一路”倡议概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概念 |
| 2.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现状 |
| 2.2 “欧亚经济联盟”概述 |
| 2.2.1 欧亚经济联盟由来 |
| 2.2.2 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历史机遇 |
| 2.3 农业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 |
| 2.3.1 农业产业布局的国内影响因素 |
| 2.3.2 农业产业布局的国际影响因素 |
| 2.4 博弈论 |
| 2.4.1 博弈论理论模型 |
| 2.4.2 博弈过程 |
| 2.4.3 全球农产品供应的博弈 |
| 2.5 农业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5.1 垄断优势理论 |
| 2.5.2 比较优势投资理论 |
| 2.5.3 重要农产品供应的PSR机理 |
| 2.5.4 区域产业合作相关理论 |
| 2.6 相关分析模型 |
| 2.6.1 GM(1，1)灰色预测模型 |
| 2.6.2 Verhulst模型 |
| 2.6.3 贸易引力模型 |
| 2.7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3章 中国农产品供需分析 |
| 3.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 |
| 3.2 中国农业产业现状及农产品需求预测 |
| 3.2.1 中国农业产业现状 |
| 3.2.2 基于Verhulst模型的中国农产品消费需求预测 |
| 3.3 中国国内农产品供需矛盾 |
| 3.3.1 国内农产品供给现状 |
| 3.3.2 中国国内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矛盾 |
| 3.4 中国农产品对外需求分析 |
| 3.4.1 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
| 3.4.2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大豆进口需求预测 |
| 3.4.3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小麦进口需求预测 |
| 3.4.4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木材进口需求预测 |
| 3.4.5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水产品进口需求预测 |
| 3.5.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预测结果分析 |
| 3.6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4章 中俄农业产业资源与政策 |
| 4.1 中国农业产业资源与政策 |
| 4.1.1 农业产业资源 |
| 4.1.2 我国对俄合作的鼓励措施 |
| 4.1.3 对外合作中的金融支撑 |
| 4.2 俄罗斯农业产业资源与开发政策 |
| 4.2.1 产业资源禀赋 |
| 4.2.2 俄罗斯投资环境 |
| 4.2.3 中俄两国农业产业等投资日益深化 |
| 4.3 俄罗斯农产品港口投资探究 |
| 4.3.1 俄罗斯农产品港口投资可行性 |
| 4.3.2 俄罗斯远东地区农产品港口现状 |
| 4.3.3 俄罗斯远东地区农产品港口开发思路 |
| 4.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5章 中俄农业合作效应分析 |
| 5.1 基于经济利益分析 |
| 5.1.1 中俄农产品贸易现状 |
| 5.1.2 部分农产品种植效益分析 |
| 5.1.3 中俄间物流效益分析 |
| 5.2 基于社会效益分析 |
| 5.2.1 虚拟耕地进口 |
| 5.2.2 “虚拟林地”进口 |
| 5.2.3 金融合作 |
| 5.2.4 区域发展 |
| 5.3 中俄农业合作面临的挑战 |
| 5.3.1 激化经济安全观念矛盾 |
| 5.3.2 加剧经济利益冲突 |
| 5.3.3 显露文化认知差异 |
| 5.4 正负效应下中俄农业合作可行性分析 |
| 5.4.1 基于博弈论的正负效应对比 |
| 5.4.2 基于交易成本的正负效应对比 |
| 5.4.3 基于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的正负效应对比 |
| 5.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6章 “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模式的风险评价 |
| 6.1 国家间农业合作的模式 |
| 6.1.1 纯贸易合作模式 |
| 6.1.2 投资参股合作模式 |
| 6.1.3 海外并购合作模式 |
| 6.2 纯贸易合作模式风险评价 |
| 6.2.1 宏观风险 |
| 6.2.2 主体风险 |
| 6.2.3 技术风险 |
| 6.2.4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价 |
| 6.3 投资参股合作模式风险评价 |
| 6.3.1 宏观风险 |
| 6.3.2 主体风险 |
| 6.3.3 技术风险 |
| 6.3.4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价 |
| 6.4 海外并购合作模式风险评价 |
| 6.4.1 宏观风险 |
| 6.4.2 主体风险 |
| 6.4.3 技术风险 |
| 6.4.4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价 |
| 6.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7章 “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战略 |
| 7.1 中俄农业合作对中国农产品供应安全的意义 |
| 7.1.1 中俄农业合作对国民经济发展稳定的意义 |
| 7.1.2 中俄农业合作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稳定的意义 |
| 7.1.3 中俄农业合作对农业产业上下游发展稳定的意义 |
| 7.2 中俄农业合作中的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
| 7.2.1 国内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
| 7.2.2 “一带一盟”背景下海外农业资源开发战略 |
| 7.2.3 “一带一盟”背景下重要农产品储备战略 |
| 7.2.4 “一带一盟”背景下“藏粮于地”发展战略 |
| 7.3 “一带一盟”背景下重要农产品供应安全的策略 |
| 7.3.1 优势互补，投资促进口 |
| 7.3.2 建立农业自由贸易区 |
| 7.3.3 促进民营企业健康“走出去”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主要成果与认识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不足 |
| 8.3.2 展望 |
| 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 发表论文 |
| 二、 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8）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及利用率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概述 |
| 2.3 国内外体育场馆行业发展相关研究 |
| 2.4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综述 |
| 2.5 本章小结 |
| 3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质化研究 |
| 3.1 质化研究设计 |
| 3.2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
| 3.3 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量表开发与数据收集 |
| 4.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4.2 量表设计与开发 |
| 4.3 正式调研与样本概况 |
| 4.4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现状分析 |
| 5.2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差异性分析 |
| 5.3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
| 5.4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直接驱动效应分析 |
| 5.5 双通道心理账户的调节效应分析 |
| 5.6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修正 |
| 5.7 本章小结 |
| 6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有效利用的三方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
| 6.1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及分析 |
| 6.2 系统演化稳定性分析 |
| 6.3 系统仿真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率提升政策研究 |
| 7.1 供给端驱动建议 |
| 7.2 消费端驱动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示例)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本文的问题 |
| (三)研究的价值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中国政治情感培育问题 |
| (二)中国基层治理问题 |
| (三)对既有研究的总结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主要理论和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情感 |
| (二)政治情感 |
| (三)政治情感培育 |
| (四)基层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 |
|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三、“结构——过程”: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一)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和“过程”主要含义 |
| (二)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和“过程”相互作用 |
| 第二章 聚焦“结构”: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性条件 |
| 一、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 |
| (一)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 |
| (二)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扩展政治情感互动机会 |
| (三)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增强政治情感沟通频率 |
| 二.当代政府治理中的官员层级分流模式 |
| (一)当代官员层级分流的基本形态 |
| (二)层级分流模式使基层干部高度共享民众心理状态 |
| (三)层级分流模式创设兼顾有序和灵活性的实践空间 |
| 三、基层治理中的区域化党建格局 |
| (一)基层区域化党建的基本形态 |
| (二)党建格局赋予党在政治情感培育中的核心地位 |
| (三)党的思想领导为政治情感培育提供了动力源泉 |
| 第三章 从“结构”转向“过程”: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机制及特点 |
| 一、政治情感的产生机制 |
| (一)通过品德展现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二)通过利益互惠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三)通过创造氛围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二、政治情感的传播机制 |
| (一)依托媒体网络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二)依托家庭纽带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三)依托基层党员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三、政治情感的深化机制 |
| (一)通过结合理性的情感深化机制 |
| (二)通过融入生活的情感深化机制 |
| 四、中国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特点 |
| (一)高度的人格化互动 |
| (二)政治和生活紧密性 |
| (三)重视实践的技巧性 |
| (四)鲜明的层次结构性 |
| 第四章 从“过程”回到“结构”:政治情感培育对于治理结构的优化 |
| 一、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政府和社会关系的优化 |
| (一)丰富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途径工具 |
| (二)改善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心理环境 |
| 二、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党建格局的优化 |
| (一)巩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领导 |
| (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
| (三)激励党员发挥先锋和模范性 |
| 三、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政治整合的优化 |
| (一)维护基层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
| (二)完善中国特色政治整合路径 |
| 四、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治理结构有机化 |
| (一)增强基层治理的互动性 |
| (二)促使基层治理回应“生活小事” |
| (三)推动基层治理的柔性化 |
| 第五章 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本土性传统、存在的不足和优化路径 |
| 一、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本土性传统 |
| (一)中国古代的情感思想和文化传统 |
| (二)中国古代的礼治教化思想和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群众工作传统 |
| 二、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存在的问题 |
| (一)部分基层干部将政治情感仅仅作为行政策略 |
| (二)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常态和制度化水平不足 |
| (三)一些基层工作者政治情感培育技能有待提高 |
| (四)政治情感培育中的民众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
| 三、优化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若干可行路径 |
| (一)提升政治情感培育的制度化程度 |
| (二)着力培养基层治理的政治实践家 |
| (三)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情感互动 |
| (四)创新政治情感培育中的中国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饱和市场条件下项目责任制利弊（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D]. 陈敏. 西南大学, 2020(05)
- [7]“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农业合作研究[D]. 吴頔. 吉林大学, 2020(01)
- [8]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及利用率提升策略研究[D]. 朱礼才.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3)
- [9]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10]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D]. 包涵川. 吉林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