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

一、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孙建朋^[1]（2021）在《公民参与理论下的人民陪审制度研究 ——以黄埔区法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公民参与作为“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原则的体现,对我国司法民主、公正、公信力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在审判实践中存在有些公民参与陪审员时“参选时热情不高”,“陪审时消极被动”,“审判时沉默附和”等问题,影响了人民陪审的司法效果,也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计初衷。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施行,针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解决了一些法律和实践中的解决部分弊病,但从实行两年多的实践来看,公民参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一些顽固性难题依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本文从提高公民参与意识与作用的视角出发,通过实践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以公民参与为视角,通过实践调查、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公民参与广州市黄埔区基层法院人民陪审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第二章,厘清相关概念,从公民参与理论的要素建立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契合点,研究公民参与理论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意义。探究国外公民参与陪审的经验,为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提供借鉴;第三章,找出公民参与陪审存在的问题,对参选公民的主观认知度、选任过程、培训保障、参审情况等具体问题展开分析探究;第四章,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包括提高人民陪审员认知度,放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能力,提升人民陪审员参审能力,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评查等。

张国全^[2]（2021）在《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司法公信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是法治建设最重要衡量的标准之一,公众对于司法的高度信任、信心和认同是司法工作成功的标志和价值。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是司法公众认同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感受司法公正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刑事裁判如果不被公众认同,不仅不能发挥审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还会损害司法公信力。从整体上讲,司法大数据（包括历年的上诉率、抗诉率、改判率等）显示刑事裁判整体上的公正性没有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因为自身“狱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的特点,个案极易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与参与,导致公众“以偏概全”并对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度产生质疑。因此,在刑事裁判公正性整体上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如何解除个案导致公众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产生怀疑,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提升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主体的角度,涉及法院（刑事裁判的主体）、公众（对刑事裁判进行评价的主体）和媒介（对刑事裁判进行解读及传播的主体）三个主体。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提高刑事裁判司法公众认同度的关键。具体而言,现实生活中有两个问题最为突出:大部分公众对法律的不了解以及各类媒介基于商业或者其它因素而进行的炒作。因此,对于这两个问题进行相应的全面分析,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相应的思路与方案。基于司法权威是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基础的前提下,本文从法院和法官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了针对性的阐述。在法院层面,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提升涉及法院的权威、法官的职业形象、司法权行使过程的透明度、裁判结果的公正性等诸多因素。因此,法院应从制度方面,结合法院权威的因素,进行制度化的完善,其主要内容包括依法裁判、完善量刑规范化制度等内容。在法官层面,主要包括法官品质、法官能力及相应的保障制度。其中,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能力是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方面。法官薪酬、晋升、法官惩戒是解决法官品质存在问题的重要内容。建立与完善法官职业豁免制度及法官管理制度是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公众是刑事裁判的评价主体,但公众并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集合体。公众可以分为个人类型的公众与人际类型的公众两种类型。论文重点研究个人类型的公众。在行为模式上,个人类型的公众存在“暂时性群体”的特征,即个体在群体中处于非理性的状态。这一点,在其对“天理和人情”诉求方面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媒介主体方面,无论是司法大数据,还是调研结果,都证实媒介是影响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关键因素。媒介是连接公众与法院的中间载体,是将法院刑事裁判解读给公众的主体。媒介主要包括媒体与律师。媒体具有公共性与逐利性两个特征,后者在自媒体等新兴媒体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本文从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及职业伦理建设两个方面,对强化媒体的公共属性和规范媒体的逐利属性进行了论证。刑事裁判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两次传播,律师是两次传播的意见主导者。律师在两次传播中具有双重性,其庭外慎言义务是提高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的现行规定及完善措施,提出了相关建议。

高安莉^[3]（2020）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实现的困境与突破 ——以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审判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刻画着一副美妙的画卷,它是民主的理念在司法制度中的生动写实,同时也是为贯彻民主思想和公正理念在我国司法审判制度中的体现。设立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为了防止司法专横腐败、落实法律监督、实现司法民主,更宝贵的价值在于实现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审判,防止法官判断问题时的思维过于专业化、机械化。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以依法治国为理念的法治社会中,对司法审判的定义已经不仅仅是以专业化来蔽之,更需要的是缩短司法与民众的关系上的心理距离。若审判时吸收人民群众的智慧作为营养,让每个案件不仅能够符合法律的规定,还能贴近现实社会当中的伦理道德、公序良俗,使每个案件的裁判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更加能让群众和当事人信服,使司法公正在人民群众智慧的营养土壤下茁壮成长。着力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对提高司法公信力、推进我国的法律宣传工作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等都具有其重大的功能和价值。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实践中司法适用层面仍存在很大的问题,涉及各方都欠缺积极性,某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该制度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瓶颈。因此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注定是我国司法实践界和法学理论界的一项“必修课”。本文旨在深度剖析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使读者进一步深入认识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大意义,推动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最大化,更好地利用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发展。笔者考虑到民事诉讼是最贴近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领域的诉讼类型,这是发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故本文主要从民事诉讼的视角出发,全方位研究分析人民陪审员制度。本文在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大致的介绍;第二部分是跟随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进程,通过悉数它历年来存与废的争议来认识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围绕其各个向度的价值进行分析来论证其宜存不宜废,包括在司法民主,司法公信力以及有利于案件审理和法律宣传等方面的重大价值体现;第三部分通过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司法实践运用中的考察,分析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的现状以及阻碍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其价值的因素,来探索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由于受疫情和时间冲突的影响,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亲身去到基层法院实地考察和调研,现通过互联网等各种途径搜集其他文献近几年的调研结果和网上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现状,分析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如今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一章是本文的核心重点内容,笔者先通过参考域外有关陪审制度和参审制度的良好经验,加以借鉴,然后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办法,包括针对民事诉讼的特点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陈莹婷^[4]（2020）在《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一直以来缺乏区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司法传统,人民陪审员参审能力不足。对此,《人民陪审员法》首次创设了七人合议庭的陪审模式,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仅对事实认定问题享有表决权,有利于人民陪审员发挥认知优势。民事案件事实认定是对案件待证事实的确认,应涵盖将要发生的事实、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以及结论事实。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区分路径上,采用实用性区分标准,辅之以事实认定问题清单,明确界定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范围。但是,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案件事实认定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着诸多缺憾,如参审范围有待细化、法官指示规则缺失、评议规则不合理等,这些问题造成人民陪审员有效参审困难重重。因此,必须合理设置庭前准备、庭审环节及合议庭评议等各个阶段的参审程序,完善事实认定问题清单及法官指示制度等配套机制。对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事实认定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人民陪审员参审的积极性与有效性,同时也为人民陪审员公正裁决民事案件事实认定问题提供程序保障。

高宏霞^[5]（2020）在《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保障公民陪审权利、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曲折中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提高陪审制度的公信度。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层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在选任条件、参审范围、管理措施方面均予以全面规定。但是,该制度在运行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选任机制不完善、参审机制不健全、管理机制不科学、社会认知缺乏等。因此,应当合理调整选任条件、落实随机选任方式、避免产生方式单一化、设置专业陪审来完善选任机制;通过保障陪审员庭前阅卷权利和庭审发言权利、细化参审范围以健全参审机制;必须加强培训、提高经济保障、完善追责体系以构建科学的管理机制;通过全方位、多渠道的手段增强全社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认知,为制度运作提供良好氛围。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这一制度在规范有效的运行体制下实现促进司法民主、确保审判公正的重要价值。

王钦颢^[6]（2020）在《刑事司法职业化与公民司法参与权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纵观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坚持司法职业化道路是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和借鉴西方法治发展经验的必然结果。刑事司法职业化是是司法职业化的下位概念,其内涵比司法职业化更为具体,是司法职业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由于刑事法律涉及被追诉人的自由和生命,因此刑事司法职业化的标准在司法职业化中是最高的。以刑事法官为基础,刑事司法职业化的必要性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刑事法官谙熟刑事法律以及刑事审判活动的规律性与特殊性;第二,刑事法官受过专业训练,在审判时能更好地受理性的支配和规则的制约,排除情感干扰;第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需要职业化的刑事法官队伍。与此同时,高度职业化也暴露出了诸如司法腐败、职业封闭、疏离民意等严重问题。因此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来对此加以防范和完善,公民司法参与就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公民司法参与权主要是指一国的普通民众,以特定的身份、特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特定的法律实践中,从而使得案件得出符合民意且更加公正的处理的权利。公民参与司法的方式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其中以人民陪审员这种直接参与司法审判的方式最为重要。2018年4月27日《人民陪审员法》公布实施,尔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人民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可以利用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弥补法官知识的不足,同时可以对法官起到监督作用,将社会大众普遍价值观带入到审判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职业化产生的问题。同时,让社会大众参与到司法活动中,也起到了法律宣教的作用。刑事司法职业化与公民司法参与二者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关系。二者的重要性对法治建设来讲是同等重要的,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当前的刑事司法职业化的背景下,公民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行使司法参与权还存在诸多困境,本文将逐一揭示这些问题,同时分析国外相关制度,旨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刑事司法职业化与公民司法参与推进过程中应当推行的改革模式和具体的改革措施,以此促进司法改革进程中刑事司法职业化与公民司法参与的协作发展。

马梅芳^[7]（2020）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中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对于我国在维护司法公正和在实现人民群众对审判监督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展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各种调研试点改革中,都将其列为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非常值得我们司法实践者关注和组织探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8年4月27日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陪审员法》。新出台的《陪审员法》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改革,其中事实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所谓事实审指的是陪审员参与的大合议庭中,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负责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不过陪审员不具有法律问题表决和裁判机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主要是分为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三人制合议庭,另一种是七人制合议庭。人民陪审员在参与三人制合议庭审理案件时,享有除担任审判长之外,与法官有相同的审判权利,即在庭前有权阅卷,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有权参与调查,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和当事人等进行发问,在合议过程中与法官对裁判结果一人一票进行表决等。人民陪审员在参与七人制合议庭时,除了在合议案件时对法律问题没有表决权外,享有其他在三人制合议庭中履职的其他的所有权利。（1）人民陪审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和法官分工,关于案件的事实问题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负责,两者的区别陪审员不具有法律问题表决权利。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对人民陪审制度中事实分离和法律审分离机制进行深入分析,针对陪审员在事实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提出相对有效的办法,希望在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方面能够发挥些许作用,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陪而不审”现象。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拟立足于《陪审员法》中的有关规定,结合陪审员法律审和事实审相分离理论,分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困惑、实践路径等方面略陈己见,以期能有助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本文重点参考域外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因此,主要是对刑事案件中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的机制进行重点考察。

王砚章^[8]（2020）在《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现代社会,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活动,既有利于克服代议制民主的弊病,也有利于缓和“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公众参与”不仅意味着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也意味着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限制公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广泛吸纳普通公民参与司法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途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2004年,我国颁布了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第一部单行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成为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重要依据。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指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而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2015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试点工作决定》）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落实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在五十余个试点法院全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标志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然而经过十余年司法实践的探索,人民陪审员制度设计的初衷依然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其反而沦为了法院解决案多人少问题的工具,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日益背离设计的初衷,逐渐趋于异化,真正发挥陪审作用的案例少之又少,“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言”等问题长期存在,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其不断沦为法官的“傀儡”,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要功能——司法民主化自然无法实现。《人民陪审员法》虽有许多创新和可取之处,但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多是原则性规定,缺少详细的实施规则,并不能充分发挥对人民陪审员的指导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陪而不审”的问题。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理论、以及试点法院改革的实践情况,通过分析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目前的立法现状,梳理立法沿革,找出现阶段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司法和履职保障层面入手对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且从人民陪审员自身、制度设计、认知三方面阐述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提供了建议及对策,以期丰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研究。

杨雪琛^[9]（2020）在《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及对策》文中认为我国建立人民陪审制度至今也有近七十年,历经浮沉。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虽然成果喜人,却也在制度设计中留下了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的隐患。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由来已久,在司法实践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民陪审员与法官职权的混同,被遴选出的陪审员需要长期任职以及陪审员需要接受职业化的培训等。现行制度中保留了人民陪审员的长任期规则和职业化培训规则,并没能彻底改善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本文将从矫正人民陪审员法官化这一价值立场着手,分析《人民陪审员法》以及制度实践中所体现出的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并指出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现象的隐患以及该现象对陪审制度所造成的破坏,分析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的成因,结合域外陪审制度的实践经验提出对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矫正的建议。陪审制度的基本价值就是让普通公民能有序地参与到司法裁判过程之中,因此人民陪审员应当具有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特征,而不是趋同于职业法官。通过构建配套制度,改变以往的人民陪审员选任模式以及完善人民陪审员的履职保障机制矫正人民陪审员的法官化问题,才能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参审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的参审积极性,促进人民陪审制度的社会效果。

王永杰^[10]（2020）在《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安置》文中研究表明民意与司法并非新话题,而是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民意介入司法已成事实,观察民众对司法案件的介入,从孙小果案被揭发,当年违规判决、减刑遭披露,一批“保护伞”被公诉;到王浪“反杀”案、于欢案等,民众对正当防卫的积极讨论;再到吸烟被劝猝死案一审判决引发的民众关于“劝不劝”的探讨;以及追逃逸者致死案中关于“追不追”的思考等系列案件中,我们能够发现民意表达整体上推动了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经济体制的变革,而这一切又使得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立法民意因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等因素,致使其在面对新问题时束手无策,此时,涉案民意就不应再被人们所忽视。因此,如何安置民意,即如何将民意程序性输入到司法裁判中便成为当代学者应当思考的话题。首先,对“民意”进行相关阐述。关于“民意”的概念界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在国外,学者们所下定义不下13种;在国内亦远超过10种。民意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别从主体、客体、本体等方面分别对“民意”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所谓“民意”,是个人围绕某一议题表达出的意见、态度,而这一议题既可能涉及某种社会现象,亦可能与某个事件、某项政策有关。因为一方面,除非进行全民表决,否则很难对“大多数人”进行准确判断;另一方面,多元丰富的价值观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而通常情况下,观点是否主流以及影响力强弱,与主张该观点的人数的多寡并无决定性关系,关键在于主张该观点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能力。因此,民意的主体既可能是多数人,也可能是少数人甚至个体。文章对民意与公意、舆论、舆情进行了概念辨析,并对民意的相关分类进行了简单阐述,意在让读者对“民意”一词有更加清晰地认识。如今互联网迅猛发展,法治建设深入推进,民意除具有不理性、不稳定性等传统特征外,亦结合时代产生出了新的特质——表达载体更加多元,作为公众参与政治之新方式,民意演变愈发碎片化,规则意识成为争议制高点。其次,本文以2017年到2019年三年间民众所关注的司法案件为研究样本,旨在发现民众所关注的司法案件类型及其特点。通过样本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民众每年所关注的司法案件只是法院每年审结案件中的冰山一角,然而从2017年到2019年的数据来看,民众所关注的司法案件本身的绝对数量在成倍增长,从其增长趋势以及所造成了社会影响性来看,无论是实务工作者亦或是理论研究者,都不能小觑这部分总体占比小的案件。权贵身份案件、道德冲突案件一直以来都是民众关注的焦点;而近年来未成年人案件,包括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关注度迅猛上升;突发公共安全案件亦成为近年民众讨论的热点,例如食品安全、抢夺方向盘、高空抛物以及随机杀人等等;此外,在互联网基础上产生的新生事物所涉案件,毫无疑问地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例如浙江乐清滴滴顺风车杀人案、“e租宝”非法集资案、第一例组织刷单入刑案等等。而当前述几类案件存在融合时,民众的关注度更是高涨,如新城董事长猥亵儿童案,权贵身份和涉未成年人两个因素,使得该案一经披露,民众顿时就炸了锅。通过分析前述民众所关注的案件能够发现,这些案件或存在违规判决、减刑,或存在案件判决畸轻、畸重,或包含法情理冲突。再次,民意并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正当化理由。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能作为裁判大前提的理由只能是正当化理由。通过正当化理由进行裁判,不仅能够实现发现裁判结果这一目的,而且还能使得裁判结果具有正当性。这是有正当化理由所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一个行动理由之所以能成为正当化理由,或者满足了道德优点;或者在道德分歧时,能克服此种分歧而成为稳固的讨论基础。就民意本身来看,它并不必然具有道德优点:一方面,民意并不一定是好的意见、态度,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男女同工不同酬;另一方面,虽然存在部分民意是“好”的意见、态度之情形,然而该民意原本就是一个符合道德优点的好意见、态度,并非因为民众认同才使它具备这一特性。其次,民意也不符合第二点要求。民意的形成过程是不稳定的,其内容本身亦不稳定,因此,它无法担任法律推理过程中稳定的前提。这就使得民意无法如法律般成为正当化理由,发挥出正当化能力。然而通过前文的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民意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有其独立的价值,它能推动了部分案件的立案、审判程序,能使案件的处理结果更趋合理、公正,能使诉讼程序朝着更公开、公正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总的来说,民意表达整体上推进了司法公正,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出民意的这份积极作用,使之程序性输入司法裁判成为当前考虑的问题。最后,文章提出司法裁判安置民意的具体路径。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代表群众,它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象征,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党政部门的一致重视,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该制度一路曲折前行,存在的问题亦不断涌现,如全国性法律缺失、“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2015年4月全国50家试点法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试点改革,并于2018年4月27日顺利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为保障人民陪审员实质性参审,该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七人合议庭下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区分,即就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但对法律适用问题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然而在理论上事实审与法律审水乳交融,难以区分;在实践中具体操作方式至今亦未能统一,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文章在探索域外经验及50家试点法院三年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制定事实认定规则,制作类案清单,并完善配套机制——法官指示制度。美国的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民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民意程序性输入司法裁判提供了良好平台。回顾我国司法制度与现象,诸如专家意见书、鉴定意见、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等在设计理念上与美国法庭之友制度极为相似,因此发现这些现象或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并加以完善是实现民意程序性输入司法裁判的良好措施。

二、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公民参与理论下的人民陪审制度研究 ——以黄埔区法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实现的困境与突破 ——以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审判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刑事司法职业化与公民司法参与权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人民陪审员制度中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0）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安置（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公民参与理论下的人民陪审制度研究 ——以黄埔区法院为例[D]. 孙建朋. 兰州大学, 2021(02)
• [2]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D]. 张国全. 大连海事大学, 2021(04)
• [3]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实现的困境与突破 ——以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审判为视角[D]. 高安莉. 南昌大学, 2020(01)
• [4]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研究[D]. 陈莹婷.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完善研究[D]. 高宏霞.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刑事司法职业化与公民司法参与权关系研究[D]. 王钦颢. 北方工业大学, 2020(04)
• [7]人民陪审员制度中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机制研究[D]. 马梅芳. 华侨大学, 2020(01)
• [8]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问题研究[D]. 王砚章.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9]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及对策[D]. 杨雪琛.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安置[D]. 王永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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