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议“华盛顿不道歉”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南瑞琴[1]（2019）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研究 ——基于QCA的定性比较分析》文中指出中国财经媒体一直以其能够建立媒介经济议程,影响公众经济认知而在财经媒体用户心目中享有很高的权威地位。但这种权威在互联网时代却遇到了全方位的挑战。2017年用户对财经金融新闻内容类型偏好占比高40.80%,表明了财经信息的消费需求一直在强劲增长。而与此同时,曾经备受读者、观众青睐的财经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和报刊的发行量却在持续下滑。本应成为广大中小投资者判断市场、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的财经媒体失去了财经信息渠道终端的控制权,甚至于财经媒体自身经营也面临着生存危机。因为事涉用户自身的经济利益,财经新闻或信息能否帮助用户投资创富,成为他们对财经媒体认同度最高的一种功能期待。如果说前互联网时代因为渠道、内容等资源的垄断,用户无法选择,那么互联网时代“技术”的赋权,使他们拥有了选择财经媒体的自主权。但财经媒体核心用户中小投资者却十分热衷于获取各种“内部”和“小道”消息。这也是财经自媒体蓬勃发展的重要社会原因。用户需要财经信息,可以选择财经媒体却很少利用这个渠道,是不是意味着用户对中国财经媒体及其生产的信息资讯失去了信任?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信任是一种常量,还是一种变量?为何用户与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关系在今天探讨更有意义?中国财经媒体信任如何以及何时形成?这些信任组成条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论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即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问题。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信任问题对于理解财经媒体影响力形成和重建媒体财经事件舆论主导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围绕着上述问题,论文选择了QCA定性比较分析分析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18家面临用户流失问题,处于融合转型后,在互联网时代拥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财经媒体在互联网技术倒逼媒体转型过程中信任生成与媒体所有权、媒体功能定位、财经记者学科背景、技术采用等因素的交互作用。绪论围绕着中国财经媒体信任问题的提出,介绍了问题提出的背景和研究的目的意义。在文献回溯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紧跟着介绍了论文研究内容、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第一章的基本任务在于为后面几章的内容提供一种理论路径和分析框架,探讨中国财经媒体信任形成的不同组合路径,为后面的论证奠定研究基础。将中国财经媒体传播力数据输入进fcQCA软件进行了模糊求解,讨论了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形成的不同组合路径。第二章在财经媒体信任现状的基础上,论文从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入手,分析了互联网时代财经媒体初始信任的获取与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和内容逻辑之间的关系,并对初始信任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第三章研究着重分析了用户的信任倾向和财经媒体的使用体验对于财经媒体信任资源积累的关键节点,从需求维度、效率维度和期望维度三个层面分析了财经媒体信息和服务质量对于持续信任积累的重要作用。第四章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用户与财经媒体不再有交往,没有信息沟通,没有成功交易,就会产生信任的消解,成功的媒介交往促进信任,失败体验产生不信任,又称信任受损。对于信任受损,财经媒体一定要对用户的失误归因进行管理,在修复信息的时候兼顾情感修复。第五章针对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现状,从技术层面、内容层面、制度层面提出相应的信任提升策略。系统化探讨财经媒体信任形成过程后,提出三个层面的提升策略:从技术层面建构资讯行情数据库和用户互动社区;在内容层面实现“资讯需求”向“价值信息”转向;从制度层面健全财经媒体的“防火墙”制度。论文研究的基本论点是,互联网时代,当媒体选择权重新回到用户手里的时候,“用户选择”取代“资源垄断”成为了财经媒体新的发展要求。通过QCA运算分析,发现民营或私人控股的所有权性质,专业财经资讯和服务的媒体功能定位,技术导向的条件组合是建立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的最有力的解释途径。中国财经媒体信任在形成过程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认知层面建立的理性信任,这种理性信任的动态变化过程表现为以下三个不同阶段的交替出现:初始信任、持续信任和信任消解和受损。并不是说中国财经媒体信任没有情感型信任,信任的产生当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情感也是生发信任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但这种影响因素却在用户使用体验中以很快的速度被反馈并迭代掉。因此,中国财经媒体需要重新思考“有用性”这个概念,从技术层面建构服务于用户信息和服务的平台;在内容层面实现从“资讯需求”向“价值需求”的转向;同时在制度层面完善采编、经营两分开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网络信息传播条例保护法,为提升财经记者和财经媒体的信任提供制度保障。
霍晓雨[2]（2014）在《虚假失实报道责任缺失现象研究》文中提出虚假失实报道不仅仅使媒体的信誉受损,更是整个新闻界对受众不负责任的体现。虚假新闻虽时常听闻,但是受到惩处长了教训的却为数不多。正是那些只是止步于揭发而并未听闻予以追责的虚假新闻,才使得新闻人将新闻真实至上的理念置之脑后,对炮制虚假新闻抱有侥幸心理,总想以身试法。并且为虚假新闻的出现找出种种推脱责任的说辞,例如“效果论”、“难免论”之类的借口。俨然,防治虚假新闻,不仅仅要有行业自律和法律规范的约束,更要有可操作性强的执行机制与之配合,及时有效的对相关个人进行追责。虚假新闻如过江之鲫,有一些却既无更正,也不道歉,不痛不痒的蒙混过去。分析此类没有承担责任的虚假失实报道的特征和未予追责的原因,不仅展示出如今我国在治理虚假新闻方面的问题,更能明确我们今后治理假新闻的重点所在。本文主要采用抽样分析和文献研究的方法,以《新闻记者》杂志历年评选出的虚假失实新闻128篇为样本,对其事后的态度进行分类整理,从中找出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类明确问题的所在。之后,将问题具体化,针对那些事发之后有关媒体记者无任何回应的虚假失实报道,详细分析了其特点和未予追究的原因,并提出我国现如今在治理虚假新闻的问题上尚未顾及和明确的一些问题。最后,结合西方在新闻自律机制和道德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加强新闻职业道德,杜绝虚假报道提出几点看法。本文认为,防治虚假新闻报道要对症下药,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对我国新闻业的特殊环境形成正确认识,尽量减少主观人为因素对新闻真实的干扰,找准问题所在,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
李亚[3]（2014）在《“儿童故事”的教育价值研究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文中指出“儿童故事”是儿童成长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儿童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当我们还在蹒跚学步时,便在母亲的怀抱里享受着故事的滋润.“儿童故事”成为儿童生活、学习乃至游戏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它为儿童视野打开了一扇门窗。“儿童故事”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中药资源,不仅承担着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推进儿童综合素质与能力发展的重任。无论对儿童来说还是对教育者来说,“儿童故事”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基于此,本文以教科书中的“儿童故事”为基础,研究故事内容所反映出的教育价值,笔者认为“儿童故事”的教育价值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统计法等进行研究。本研究有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缘起、相关概念的界定、文献综述、梳理前人研究中“儿童故事教育价值”的框架、确定本研究的“儿童故事教育价值”的维度,研究方法以及意义等。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儿童故事”与儿童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儿童战事”与儿童发展相契合、“儿童故事”与儿童教育密切联系。第三部分,结合具体故事案例对各教育价值维度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对教科书中的“儿童故事J”进行统计和分类,并探讨每一故事类型所体现的教育价值。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建议,包括对本研究进行总结,以及针对“儿童故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如提高故事选编质量,适当选编少数民族故事,丰富超人体童话,充分挖掘童话故事的教学价值,增加女性名人故事的比例等等.
安平[4]（2013）在《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政治动员的强大武器，近代日本报界被政府严厉管控，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逐渐形成了“总体战体制”，不断强化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既参与“佐幕”与“勤王”之争，也大力宣传自由和民权；既反对军部独裁、争取宪政民主，也积极宣传对外扩张，服从“国益”，不遗余力地鼓动“万众一心”，充当战争帮凶。本论文依托日本传媒史、日本政治史和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利用日文原始文献档案、借鉴国内外先行研究成果，以“政治动员”为线索，系统梳理了1868—1945年间日本报界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深入研究了在政治强力干预和控制下逐渐形成的近代日本报界“总体战体制”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中的宣传战实践，以及中江兆民、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舆论领袖的思想传播、传媒影响力，并分析了近代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通过客观、公正地分析与评价，为近代日本报界的发生、发展勾勒出一幅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清晰脉络的“贯战史”画卷。本论文主要通过对明治维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和甲午战争时期、日俄战争时期、侵华战争时期等六个时期的日本报界与政治互动关系研究，试图阐述以下问题：一是在明治大正时期，即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报界与政府既相互扶持、共同促进，也相互斗争、控制与反控制，这种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正是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近代报界发展的必经阶段。总体来说，明治初期的报界在推动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政治动员的积极作用。二是当政府为推行侵略扩张国策，不断加强舆论控制后，报界无力对抗，终于放弃做政党和民众维持宪政民主、“参与政争的有力武器”，而是“转向”沦为政府对内控制舆论、对外实施扩张政策的政治动员工具——通过狂热的宣传行动、细致的战胜报道、虚假的欺骗宣传，甚至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最大限度地支持了侵略战争及其长期化。三是对于近代日本历史上的侵略战争，日本报界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由于战后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战后报界也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战前和战时的国家民族观念。时至今日，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仍未停止。在“总体战”研究范式下，以“贯战史”的方法论探讨近代日本报界与政治动员的历史，可知其“漫长的战后”仍在继续中。
阮小峰[5]（2013）在《品牌危机应对及恢复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国内外品牌危机爆发的频率明显增加，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大幅提高，企业的经营问题越来越易于暴露爆发出来。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最新品牌危机研究成果，结合丰田在“召回门”事件中的危机管理，探索企业品牌危机的应对、恢复之道，一方面可以丰富品牌危机管理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为我国企业在应对品牌危机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帮助企业加强日常的品牌建设和维护，减少企业在品牌危机中的损失。品牌危机的应对策略可以分为承认、中立、否认三大类，针对主动型或被动型品牌危机，应选择相应的应对策略。只有成功渡过了品牌危机的爆发期，企业才能进入品牌危机的恢复期。企业在制定恢复策略前，应总结此次危机的经验教训，查明原因，并对企业品牌形象进行评估。品牌危机恢复策略包括内外部两方面，内部策略主要包括加强员工危机教育提升员工风险意识、完善管理制度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等；外部策略主要包括直接策略和非直接策略，直接策略主要是针对受到损害的利益相关者，通过精神或物质层面的补偿等消除他们对品牌的不满，间接策略主要是指通过形象重塑、产品价值提升、形象广告、公益活动等提升品牌的价值。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品牌危机，都应综合选择危机恢复的各种策略，才能使效果达到最大化。通过对丰田“召回门”的分析，得出以下启示：（1）严把质量关，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品牌危机发生的概率；（2）品牌价值越高，品牌成功渡过危机的概率就越大；（3）在品牌危机的应对和恢复中，公众有时候在乎的并不是企业的具体行动，而是企业的态度。
周云倩[6]（2011）在《程序正义视阈下的舆论监督》文中研究表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区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止义。“程序正义”在正义理论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人类正义理论的一朵奇葩。程序正义要求不能仅仅关注结果的正当性,还应重视合理和正当的过程和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正义。程序代表最基本的正义,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和必需保障。程序正义问题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度更成为现代文明和法制社会的一种丈量尺度。从实践价值看,设置正义的程序,规限权力主体应遵守的程序性义务,利用正当程序规则对权力加以制约,由此可形成一种有效的程序控权机制。将程序正义引入舆论监督范畴,以舆论监督活动为考察对象,形成了对当下舆论监督规范运行的一种新观照视角,也提供了破解和扭转舆论监督实践偏差的一种可能方案。舆论监督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也是新闻媒介代为行使的一项基本权利。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正确的舆论监督可以成为弘扬正义、规范权力运行、提高民主程度的“秘密武器”；而失范的所谓“监督”,也可以成为消解公平、助推权力滥用,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祸首”。实践表明,在保障舆论监督公平正义终极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程序具有突出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冈此,程序规范是舆论监督法治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舆论监督实践中,监督的方式、手段、步骤、次序等构成该领域特定的程序范畴。作为一种社会性程序,舆论监督程序并不是一种物理性的、去价值、去伦理的单纯方式或手段,存在程序价值构成的评判,舆论监督程序的价值应从“作为目的的善”和“作为方法的善”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监督程序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去看,即程序是否有利于促成监督正义效果的达成,是否体现其“作为目的的善”的正当性；二是从监督程序本身作出正义性的肯定评价或否定评价。对于其“作为方法的善”的考量,正是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界定和判断。舆论监督过程中合理、合法和公正的步骤、方式和手段构成了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基本范畴,包括程序合法性、程序合理性和程序公平等三个最低限度标准。合理、正当的舆论监督程序,既可规范自身监督行为和树立媒体公信力与权威性,也有利于调和或转化监督过程中的矛盾,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舆论支持。依据程序规则,合理、合法、公正地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将更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的正向功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社会和谐建设。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理念确立和正当程序制度构建,关乎舆论监督公平正义诉求的最终达成,具有关键性价值和重要意义。而从保障机制的层面看,“德法并举”有利于舆论监督程序的正义性落至实处。在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德治路径中,可将程序道德引入新闻职业道德的体系建设并加以强化。一切社会行为都必须遵循某种道德行为规范或准则,一方面舆论监督的方式、手段机立场作为程序必然体现其伦理取向；另一方面,舆论监督程序也不能脱离道德的规约而放任自流。通过确立舆论监督程序的伦理标准、完善程序道德细则、建立新闻工作者的“心中之规”等手段,辅之道德激励、道德教育、伦理评议等机制,基于道德教化和媒体自律实现对舆论监督主体及行为的规约。程序不仅与伦理相连,也与法治相依。程序法治以程序过程为治理中心,以正当程序为保障,可以使程序活动过程体现法律统治而不是恣意这一法治理念。程序法治提供了舆论监督程序正义法律治理的合理路径。舆论监督程序法治是将舆论监督程序纳入法制轨道,按照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法定程序合法运行,其中包括舆论监督的程序法定性和舆论监督程序运行的适法性两个维度。程序法治的核心是程序正义,程序法治为实现舆论监督程序正义提供了法律意义上的保障：首先,推动程序正义从理念走向现实,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理念转换为法律制度的规范,融程序正义的内在价值于程序法规之中;其次,在程序正义遭到践踏时,建立相应的法律纠正机制和制裁手段。重视并推进舆论监督程序法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表现为确立舆论监督程序合法性基础、建立舆论监督的程序控权机制、保障监督相对人合法权利等具体层面。完善舆论监督程序法律制度和加强法律的刚性执行成为舆论监督程序正义法律治理的必然选择。由于受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长久影响,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理念淡薄,舆论监督程序正义也遭遇一系列的实践困境。当下,在程序正义方面引发各方争议的往往集中于舆论监督的法律程序、道德程序及角色程序等层面上。本文对媒体监督实践中涉及的程序正义热点问题展开现象描述、成冈剖析及学理阐释,涉略到隐性采访、舆论监督回避制度、舆论监督权寻租、媒体审判和舆论监督平衡报道等具体方面。隐性采访具有隐瞒身份、隐瞒目的、隐瞒手段等现实特征,作为一种特殊采访方式和手段存在程序道德和程序合法性的极大争议。在舆论监督活动中,建立起隐性采访合理使用的边界,可以实现新闻自由和新闻自律的统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兼顾。舆论监督回避制度要求与报道对象或利害关系人的相关人员不得参加报道活动,从形式上保证监督报道活动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凸显舆论监督的程序公正原则,有利于培养社会认同,规避利益冲突,保障监督实体的客观公正。完善回避制度实施细则和构建监督配套机制,可进一步强化回避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舆论监督权寻租是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人员利用监督话语权为个人或团体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新闻行业的腐败行为,监督程序异化与监督实体异化构成因果关系链条。监督权寻租损害的是公众的知情权,也严重削弱媒体公信力,造成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将舆论监督权寻租纳入法律治理范畴和建立行业自律体系有利于维护监督权的纯洁性和公正性。媒体审判是舆论监督司法运行中出现的一种程序失范和越位现象,新闻媒介超越法律规定,抢在法庭判决之前得出结论,引发干预司法独立的实体偏差,侵害当事人公平审判权等基本权利,既违背程序正义准则,也与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完善和落实司法报道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规定是使“错位”的舆论监督回归正途的对策所在。舆论监督平衡报道要求媒体在报道对象、报道立场等各方面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从而达到报道的全面性与客观性。平衡原则符合和体现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旨,可以提升舆论监督的信服力和可信度,减少监督法律风险,提高社会和谐度。舆论监督平衡报道亟待从一种操作技巧上升到职业道德层面予以强化,并形成制度性规定加以推进。
王显志[7]（2010）在《英汉语性别歧视现象的对比研究》文中指出近三十年来,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表明,性别歧视存在于构词、词序、甚至名称及称谓中。然而,这些研究均建立在典型实例分析上,被Wardhaugh称为“小数据,大立论”。依据语料库,穷尽式采集相关语料的研究还不多见。再者,性别歧视研究往往对汉语关注不足,甚至中国学者也偏爱研究英语。另外,以往研究大多只针对一种语言,少见跨语言对比研究。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汉语则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二者分属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并选择不同的文字系统。两种语言文字分别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语言的本质特征,揭示东西文化的深层结构。全面系统地研究英汉语言文字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对比英汉语言文化的异同,可以为认识语言、文化、思维和民族心理提供参考资料,提高对语言与文化的认识。此外,语言与性别研究还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了解语言中的性别现象,有助于两性之间的互相尊重、友好相处,利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语言与性别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制定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例如,建国初期,我国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些内容就是出于消除语言性别歧视的考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妇”替换为“妇”。国外,特别是美国,更是每年定期制定防性别歧视指南,用于规范媒体及公共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语言与性别研究成果还可以指导第二语言教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规范的语言使用标准,避免使用性别歧视语,减少两性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误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纵横交织、错综复杂,传统的研究方式很难发掘出二者的本质关系。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浑沌学以直观、以整体为基点来研究浑沌状态、浑沌运动的复杂规则性,适合于研究事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无序性和随机性。因此,本文以浑沌学为理论依据,对英汉语造字构词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释。围绕以上问题,本文依据自建的英语和汉语语料库,展开实证研究。本研究的英语性别歧视词汇语料库的全部数据主要来自《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同时参考了《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和《英汉大词典》等其他英语工具书；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库的数据主要来自《说文解字》,同时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新词语词典》等其他汉语工具书。《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共收英语词条57,100个,《说文解字》共分540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现代汉语词典》共收56,000多个条目。这些工具书收词丰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可以保证本研究采集的语料具有代表性。本文用对比法（共时与历时对比,跨语言对比）首先将两个语料库的数据分别进行分类,分析英汉文字反映的性别歧视,然后结合新词语进行历时与共时的比较,最后对英汉语造字构词上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证实男尊女卑在中西文化中具有共性,英汉两种语言在造字构词层面均存在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男性”字词往往有褒义色彩,而“女性”字词往往带有贬义甚至色情语义。性别歧视现象在英语、汉语中有不同的表现：汉语中有大量描绘女性美貌、表现女性在家族中地位的字,以间接的方式反映女性在社会中受到的歧视；英语中的性别歧视更直接,有许多直接标明对女性歧视的词语。这些差异与汉文化重视社会等级、重家族关系,西方文化重个人权利有关。本文只是尝试性研究,而且以字词层面反映出的性别歧视为研究对象,其结论仅适用于此范围。
高凡夫[8]（2006）在《追索正义与尊严的艰难诉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是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的巨大人员、财产损失和严重的精神创伤，是索赔兴起的根本原因；战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进步和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权利意识增强，是索赔兴起的重要前提。在早期索赔运动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美国家妥善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启发下，角色回归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提出并发起了民间索赔。他们在探索构建民间索赔理论的同时，积极推动了索赔运动的开展，并最终使之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参与的群众运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是民间索赔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索赔诉讼是战争受害者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重要方式，也是日本政府和企业无视受害者权益、拒不履行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受害者采取的正义和必要的行动。对日诉讼有劳工诉讼、慰安妇诉讼和细菌战受害诉讼等类型，根本目的就是追究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责，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和尊严。尽管目前的诉讼胜少败多，但诉讼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日本政府和法院对受害者的诉讼设置了重重法律障碍，使得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举步维艰。同时，诉讼活动本身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困难，但诉讼要真正取得进展，还在于日本政府的诚意。民间对日诉讼凝聚了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原告、志愿者、社会活动家、律师和专家学者等参与者群体。不同的群体团结合作、密切配合，在诉讼中各自发挥着自身优势和作用，积极推动着索赔活动的进展。正确的历史认识是中日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由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而引发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对这一运动的立场和态度，呈现出宏观和具体相矛盾的两个侧面；中国民众则积极支持和参与了这一运动。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中国战争受害者采取的是拒绝赔偿的顽固立场，日本右翼势力更是极力阻挠和破坏；日本法院尽管表现出了相对的独立性，也能够作出一些有利于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判决，但大多数判决却令人失望；日本市民运动与和平团体，则积极支持和参与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正义行动，众多富有正义感和良知的日本民众的支持和参与，不仅给受害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也是索赔活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顺利开展，给中日关系带来的不是负面影响，而是促进了中日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民间赔偿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恢复人类正义和尊严的需要，也是日本重塑国际形象的重要条件。日本方面只有妥善解决战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才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也就才能真正走向“正常国家”。
孙志,周俊[9]（2006）在《《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2005年第3季度》文中研究指明
武晓燕[10]（2003）在《浅议“华盛顿不道歉”策略》文中研究说明 美语词语作为美国文化信息的载体和美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如何忠实地反映美国社会现实,以及美国社会独有的文化特征和面貌呢?它有美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我们这里主要讲它丑的那面,即“华盛顿不道歉”（Washingtonnon-apology）策略在语言中的运用。
二、浅议“华盛顿不道歉”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议“华盛顿不道歉”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研究 ——基于QCA的定性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互联网时代财经媒体信任危机凸显 |
| 一、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信息多元生产主体的出现 |
| 二、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面临的“专业”质疑 |
| 三、互联网时代财经信息需求背后的“信任”危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信任研究的三种路径 |
| 二、媒介可信度研究 |
| 三、媒介公信力研究 |
| 四、研究述评：主要经验与思考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财经媒体与信任 |
| 一、财经媒体概念的延伸和拓展 |
| 二、信任、财经媒体信任的概念界定 |
| 三、互联网时代财经媒体信任重建的内涵维度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资源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个人知识”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财经媒体从“资源垄断”转向“用户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财经媒体的社会资源配置与信任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环境 |
|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信任博弈 |
| 三、“小道消息”与政策性依赖心理 |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现状比较 |
| 一、信任产生条件变量的挑选与说明 |
| 二、财经媒体的隶属度区分 |
| 三、信任组合路径的模糊集运算 |
| 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信任构建的关键因素 |
|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财经媒体初始信任的建立 |
| 第一节 初始信任与与制度逻辑 |
| 一、声誉信号成为初始信任的开端 |
| 二、媒体性质决定初始信任的起点 |
| 三、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初始信任的背景 |
| 第二节 初始信任与技术逻辑 |
| 一、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影响初始信任 |
| 二、自我效能感迅速构建初始信任 |
| 第三节 初始信任与内容逻辑 |
| 一、信息价值构建专业认同 |
| 二、内容维度拓宽用户的认知范围 |
| 第三章 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持续信任的积累 |
| 第一节 用户的信任倾向与感知行为控制 |
| 一、怀疑与轻信的信任倾向共存 |
| 二、可控性判断影响持续信任 |
| 第二节 财经媒体信息服务质量构建持续信任 |
| 一、内容有用性满足用户的非平衡需求 |
| 二、内容使用便利性满足用户的高效率追求 |
| 三、内容可靠满足用户的期望维度 |
| 第四章 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的消解、受损与修复 |
| 第一节 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的困境 |
| 一、财经媒体预警功能弱化 |
| 二、财经记者专业性不足 |
| 三、财经报道被商业利益主导 |
| 第二节 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的消解 |
| 一、时间作为信任消解的一个变量 |
| 二、中国财经媒体信任消解的表现 |
| 三、中国财经媒体信任消解的原因 |
| 第三节 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的受损 |
| 一、能力信任损害 |
| 二、道德信任损害 |
| 第四节 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的修复 |
| 一、用户对媒体信任受损的归因 |
| 二、财经媒体的信息修复 |
| 三、财经媒体的情感修复 |
| 第五章 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提升策略 |
| 第一节 从技术层面建构资讯行情数据库和用户互动社区 |
| 一、大数据技术重塑资讯行情数据库 |
| 二、社交技术架构专业信任互动网络 |
| 第二节 在内容层面实现“资讯需求”向“价值信息”转向 |
| 一、“信息噪音”与内容信任重塑 |
| 二、利益满足与经济安全兼顾 |
| 第三节 从制度层面健全财经媒体的“防火墙”制度 |
| 一、“绩效考核管理”落实两分开制度 |
| 二、细化概念提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范性 |
| 三、网络信息传播条例保护“财经深度调查报道”的生产动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虚假失实报道责任缺失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 虚假失实报道研究历史及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
| (一) 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意义 |
| (二)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及我国对新闻责任的认识 |
| (三) 社会责任感是媒体的生命线 |
| 1. 传播事件真相 |
| 2. 诉说百姓呼声 |
| 3. 做好舆论工作 |
| 二、新闻报道失实现象折射媒体社会责任感的弱化 |
| (一) 对虚假失实新闻承担责任情况的抽样考察 |
| (二) 责任缺失虚假新闻的主要特征 |
| 1. 无明确针对性 |
| 2. 事件内容的娱乐性 |
| 3. 发布媒体的官方性 |
| 4. 传播媒介的融合性 |
| 5. 报道倾向的正面性 |
| (1) 层层拔高 |
| (2) 添枝加叶 |
| (3) 无中生有 |
| 6. 传播技术的前瞻性 |
| 三、问责不到位是新闻失实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
| (一) 宽容失实的大环境 |
| 1. 对虚假新闻的错误认识 |
| (1) 效果最重要 |
| (2) 辛苦可免责 |
| (3) 故意才是错 |
| 2. 媒体内部管理松弛 |
| 3. 新闻失实无关痛痒的道德观 |
| (二) 不告不理的的潜规则 |
| (三) 追责惩戒机制的不完善 |
| (四) 权威媒体的保护伞 |
| 四、虚假失实新闻的法律责任辨析 |
| (一) 虚假新闻危害不容小觑 |
| 1. 事件当事人是虚假报道最直接的受害者 |
| (1) 影响个人名誉 |
| (2) 打扰个人生活 |
| (3) 损害个人利益 |
| 2. 信息的收受者是不实报道更广泛的受害者 |
| 3. 新闻媒体面临“信任危机” |
| (二) 处理报道失实的法律依据 |
| 1. 行政法规 |
| 2. 民法通则 |
| 3. 刑法 |
| (三) 对于虚假新闻问责处理的几点思考 |
| 1. 虚假新闻的判定标准 |
| 2. 微博造假如何问责 |
| 3. 新闻来源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
| 五、构建防治虚假失实新闻长效机制措施探讨 |
| (一) 加强媒体行业自律 |
| 1. 加大对新闻界政治思想教育的力度 |
| 2. 制定可操作性较强的行业规范 |
| 3. 广泛普及传媒内部的新闻督察员制度 |
| 4. 加强对新闻工作者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的培训 |
| (二) 修缮现有的司法体系 |
| (三) 媒体和社会联动,成立必要的行业自律组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儿童故事”的教育价值研究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儿童故事 |
| 1.2.2 教育价值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儿童故事教育价值”的框架 |
| 1.3.4 关于“儿童故事教育价值”的分析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法 |
| 1.4.2 内容分析法 |
| 1.4.3 统计法 |
| 1.5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5.1 研究目的 |
| 1.5.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儿童故事”与儿童教育 |
| 2.1 “儿童故事”与儿童发展相契合 |
| 2.2 “儿童故事”与儿童教育相联系 |
| 2.2.1 最早的故事集源于对儿童的教育 |
| 2.2.2 国外名家名作对儿童教育的关怀 |
| 2.2.3 国内儿童文学发展与儿童教育密切相关 |
| 第三章 “儿童故事”的教育价值探究 |
| 3.1 “儿童故事”促进儿童认知发展 |
| 3.2 “儿童故事”陶冶儿童道德情操 |
| 3.3 “儿童故事”健全儿童人格特性 |
| 3.4 “儿童故事”培养儿童审美能力 |
| 第四章 “儿童故事”类型及其教育价值分析 |
| 4.1 “儿童故事”分类的依据 |
| 4.2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故事”类型分析 |
| 4.2.1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儿童故事”所占比重统计 |
| 4.2.2 各类型“儿童故事”的育人价值分析 |
| 4.3 各类型“儿童故事”的教育价值分析 |
| 4.3.1 生活故事 |
| 4.3.2 童话故事 |
| 4.3.3 名人故事 |
| 4.3.4 成语故事 |
| 4.3.5 历史故事 |
| 4.3.6 寓言故事 |
| 4.3.7 神话故事 |
| 4.3.8 科学故事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1.1 可取之处 |
| 5.1.2 不足之处 |
| 5.2 建议 |
| 5.2.1 提高故事选编质量 |
| 5.2.2 适当选编少数民族故事 |
| 5.2.3 适当增加超人体童话 |
| 5.2.4 充分挖掘“儿童故事”的教学价值 |
| 5.2.5 增加女性名人故事的比例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题目界说 |
| （一） 关于“近代日本报界” |
| （二） 关于“政治动员” |
| （三） 关于“1868—1945” |
| 三、研究意义、方法与研究创新、不足之处 |
| （一） 关于研究意义 |
| （二） 关于研究方法 |
| （三） 关于创新目标 |
| （四） 关于不足之处 |
| 四、研究综述与史料运用 |
| （一） 早期日本的报史研究 |
| （二）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报史研究 |
| 1、主要资料类 |
| 2、主要着作类 |
| （三） 早期中国的日本报史研究 |
|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日本报史研究 |
| 1、主要资料类 |
| 2、主要着作类 |
| 3、主要论文类 |
| （五） 日文、西文主要译着类 |
| 1、日文主要译着类 |
| 2、西文主要译着类 |
| 五、本文架构 |
| 第一章 明治大正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幕末明治初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报纸：“官版”与“民办” |
| 二、政治：“佐幕”与“勤王” |
| 三、明治初期：政府的报纸扶植政策及评价 |
| 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政治：“官报”与“民报”对立 |
| 二、报界：党报的对立与兴衰 |
| 三、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界管制与报纸属性 |
| 第三节 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报界：两次护宪运动 |
| 二、政治：“白虹笔祸”事件 |
| 三、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报界与政治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治大正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思想传播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中江兆民与《东洋自由新闻》 |
| 一、中江兆民其人及前期自由民权思想 |
| 二、《东洋自由新闻》——自由民权思想之传播 |
| 第二节 福泽谕吉与《时事新报》 |
| 一、福泽谕吉其人及前期启蒙精神 |
| 二、《时事新报》——“国权皇张论”思想之传播 |
| 第三节 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 |
| 一、德富苏峰其人及前期平民主义思想 |
| 二、《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大日本膨胀论”思想之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战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一、甲午战争时期：报界的战争动员与从军记者战况报道热潮 |
| （一） 报界的战争动员 |
| （二） 从军记者的战况报道热潮 |
| 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主战论”、“反战论”与“宣传战” |
| （一） 报界的“主战论”与“反战论” |
| （二） 报界的宣传战 |
| 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新闻管制 |
| 第二节 侵华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一、宣传战研究及战争指导 |
| 二、总体战与报界总动员体制的建立 |
| （一） 总体战体制中的报界法制控制 |
| （二） 传媒管理机构的变化、升级 |
| （三） 国民精神强化运动 |
| （四） 报界管制措施的变化 |
| （五） 新闻管制更为严格 |
| 第三节 报界的宣传战 |
| 一、从军记者的狂热宣传行动 |
| 二、细致的战胜报道 |
| 三、欺骗性宣传 |
| 四、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 |
| 五、南京宣传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争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从思想到行动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情报局时代”的绪方竹虎及其对华“和平外交” |
| 一、绪方竹虎其人：从《朝日新闻》主笔到情报局总裁 |
| 二、绪方竹虎的对华“和平外交” |
| 三、绪方竹虎评价 |
| 第二节 “东洋经济新报时代”的石桥湛山及其“小日本主义” |
| 一、石桥湛山其人：从军曹到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言人 |
| 二、东洋经济新报时代：“小日本主义”及其影响 |
| 三、石桥湛山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动员思维在战后的延续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问题 |
| 一、缘起与发展 |
| 二、现实困境 |
| （一） 《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 |
| （二） 《读卖新闻》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 |
| 第二节 日本报界的历史认识问题 |
| 一、缘起与发展 |
| 二、现实困境 |
| （一） 日本报界对东史郎诉讼案、“九条会”的报道尽显历史认识之偏颇 |
| （二） 日本报界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凸显历史认识的变迁 |
| （三） 日本右翼和右倾报纸的报道倾向与历史认识问题 |
| （四） 日本报界的 8·15 社论凸显历史认识 |
| （五） 2005 年是检证日本报界历史认识的关键一年 |
| （六） 日本报界对南京大屠杀人数报道的误导 |
| 第三节 历史根源、外在动因与报界特质 |
| 一、历史根源：未被彻底追究的战争责任和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革 |
| 二、外在动因：日本政府以及一些政党、政治家历史观的影响 |
| 三、报界特质：以“国益”为中心的报道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品牌危机应对及恢复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小结 |
| 第2章 品牌危机及其成因和传播 |
| 2.1 品牌危机的内涵与特征 |
| 2.1.1 品牌危机的定义 |
| 2.1.2 品牌危机的特征 |
| 2.1.3 品牌危机的类型 |
| 2.2 品牌危机的成因 |
| 2.2.1 品牌危机的内部成因 |
| 2.2.2 品牌危机的外部成因 |
| 2.3 品牌危机的传播 |
| 2.3.1 品牌危机的发展阶段 |
| 2.3.2 品牌危机的演变因素 |
| 2.3.3 基于互联网环境下品牌危机的传播 |
| 第3章 品牌危机的应对管理 |
| 3.1 品牌危机应对的基本原则 |
| 3.1.1 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 |
| 3.1.2 超越危机的全局应对 |
| 3.1.3 针对危机的果断行动 |
| 3.2 品牌危机应对的策略 |
| 3.2.1 品牌危机应对策略分类 |
| 3.2.2 品牌危机应对策略选择 |
| 3.3 品牌危机应对的渠道 |
| 3.3.1 与消费者的沟通 |
| 3.3.2 与媒体的沟通 |
| 3.3.3 与政府部门、权威组织的沟通 |
| 3.3.4 与企业内部的沟通 |
| 3.3.5 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沟通 |
| 第4章 品牌危机的恢复管理 |
| 4.1 品牌危机恢复管理的必要性 |
| 4.2 品牌危机恢复管理的前期工作 |
| 4.2.1 总结此次危机中的经验教训 |
| 4.2.2 对企业品牌形象进行评估 |
| 4.3 品牌危机恢复策略 |
| 4.3.1 品牌危机恢复内部策略 |
| 4.3.2 品牌危机恢复外部策略 |
| 4.4 品牌危机恢复策略的选择 |
| 第5章 丰田“召回门”品牌危机的应对与恢复分析 |
| 5.1 事件回放 |
| 5.2 本次品牌危机应对管理分析 |
| 5.2.1 前期策略 |
| 5.2.2 后期策略 |
| 5.3 本次品牌危机恢复管理分析 |
| 5.3.1 内部策略 |
| 5.3.2 外部策略 |
| 5.4 从中得到的启示 |
| 5.4.1 失败之处 |
| 5.4.2 成功之处 |
| 5.4.3 得到的启示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程序正义视阈下的舆论监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起 |
| 2、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论文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论文思路 |
| 2、研究框架 |
| (四)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五) 论文特色与可能的创新 |
| 1、论文特色 |
| 2、可能的创新 |
| 二、舆论监督概述 |
| (一) 舆论监督的概念 |
| 1、提法由来 |
| 2、内涵界定 |
| (二) 舆论监督的特征 |
| 1、主客体广泛性 |
| 2、方式公开性 |
| 3、影响及时性 |
| 4、效果威慑性 |
| (三) 我国新时期舆论监督的实践历程 |
| 1、舆论监督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
| 2、标志性的舆论监督事件不断出现 |
| 三、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意蕴与实践 |
| (一) 程序正义理论探微 |
| 1、程序释义 |
| 2、程序正义的理论内涵 |
| (二) 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界定与价值 |
| 1、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基本要素 |
| 2、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应用价值 |
| (三) 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现状考察 |
| 1、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理念淡薄 |
| 2、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现实困境 |
| 四、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伦理规约 |
| (一) 程序道德界说 |
| 1、程序道德的内涵 |
| 2、程序道德的具体运用 |
| (二) 舆论监督的程序道德规范 |
| 1、确立监督程序的伦理标准 |
| 2、提供道德权变的程序规则 |
| 3、发挥道德规约功能 |
| (三) 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德治方略 |
| 1、完备程序道德细则 |
| 2、建立道德激励机制 |
| 3、加强道德教育机制 |
| 4、建构伦理评议机制 |
| 五、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法律治理 |
| (一) 程序法治的理路 |
| 1、程序法治的概念与特征 |
| 2、舆论监督程序法治的内涵 |
| (二) 舆论监督程序法治的实践价值 |
| 1、建构舆论监督的程序合法性基础 |
| 2、建立舆论监督的程序控权机制 |
| 3、保障监督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
| (三) 舆论监督程序正义的法治路径 |
| 1、完善程序法律制度 |
| 2、引入司法校正机制 |
| 六、隐性采访的困惑与反思 |
| (一) 隐性采访的出现与盛行 |
| 1、何谓隐性采访 |
| 2、隐性采访盛行的原因 |
| (二) 隐性采访的程序正义考量 |
| 1、隐性采访的程序道德 |
| 2、隐性采访的程序合法性 |
| (三) 隐性采访的自律与规范 |
| 1、树立隐性采访的自律意识 |
| 2、强化隐性采访的适用原则 |
| 七、舆论监督回避制度的检视 |
| (一) 舆论监督回避制度的内涵与实践价值 |
| 1、回避制度的内涵 |
| 2、舆论监督回避制度的实践价值 |
| (二) 舆论监督回避制度的"短板"分析 |
| 1、具体操作程序模糊 |
| 2、责任追究机制虚弱 |
| 3、有效监督机制缺失 |
| (三) 完善舆论监督回避制度的构想 |
| 1、完备回避制度实施细则 |
| 2、构建监督保障机制 |
| 八、舆论监督权寻租研究 |
| (一) 舆论监督权寻租的表征 |
| 1、舆论监督权寻租的界定 |
| 2、舆论监督权寻租的实质 |
| (二) 舆论监督权寻租的根源 |
| 1、社会拜金思潮的影响 |
| 2、媒体市场转型的冲击 |
| 3、媒体用人机制的问题 |
| (三) 防范舆论监督权寻租的对策 |
| 1、纳入法律治理范畴 |
| 2、建立行业自律体系 |
| 九、媒体审判现象聚焦 |
| (一) 媒体审判的界定与表现 |
| 1、媒体审判的界定 |
| 2、媒体审判的表现形式 |
| (二) 媒体审判的危害性 |
| 1、破坏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 |
| 2、侵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
| (三) 防范媒体审判的制度设计 |
| 1、完善司法报道的程序性规定 |
| 2、完备司法报道内容与实体的规范性条款 |
| 十、舆论监督的平衡报道研究 |
| (一) 平衡报道的提出 |
| 1、平衡报道的内涵 |
| 2、平衡报道的特性 |
| (二) 舆论监督平衡报道的现实困境 |
| 1、舆论监督失衡报道的表现 |
| 2、舆论监督失衡报道的负面效应 |
| (三) 舆论监督平衡报道的践履 |
| 1、列入职业道德范畴 |
| 2、完善制度规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英汉语性别歧视现象的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本文研究的问题 |
| 第二节 本文选题的意义 |
| 第三节 本研究依据的理论——浑沌学理论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整体结构 |
| 第一章 语言与性别研究概述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简述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与语言问题 |
| 第三节 关于"性别歧视" |
| 第四节 语言与性别研究综述 |
| 一、简要介绍 |
| 二、语言的性别差异研究 |
| (一) 英语的性别差异研究 |
| (二) 汉语的性别差异研究 |
| (三) 有关语言与性别差异原因的研究 |
| 三、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研究 |
| (一) 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
| (二) 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
| (三) 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原因研究 |
| 四、语言中性别歧视研究重要成果评介 |
| (一) 《女性改变语言》背景简介 |
| (二) 《女性改变语言》内容介绍 |
| (三) 《女性改变语言》评述 |
| 五、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研究的社会影响 |
| 第二章 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
| 第一节 英语词法概述 |
| 第二节 相关语料的收集 |
| 第三节 对语料的分类 |
| 一、英语性别歧视词汇语料类别一:词形男女对应词 |
| 二、英语性别歧视词汇语料类别二:显男隐女非对称词 |
| 三、英语性别歧视词汇语料类别三:显女隐男非对称词 |
| 四、英语性别歧视词汇语料类别四:性别歧视标识词 |
| 五、英语性别歧视词汇语料类别五:物质词 |
| 第四节 对语料的分析 |
| 一、分析发现1 |
| 二、分析发现2 |
| 三、分析发现3 |
| 第五节 英语词汇性别歧视的理论解释 |
| 一、传统理论解释 |
| (一) 形式标记上的非对称表现出性别歧视 |
| (二) 语义标记上的非对称反映出性别歧视 |
| (三) 分布标记的非对称反映出性别歧视 |
| 二、浑沌学理论解释 |
| (一) 奇异吸引子理论 |
| (二) 平衡破缺理论 |
| (三) 非线性理论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字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
| 第一节 汉语文字系统概述 |
| 一、汉字的发展 |
| 二、汉字的构造 |
| 第二节 相关语料的收集 |
| 第三节 对语料的分类 |
| 一、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一:姓氏类 |
| 二、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二:地名类 |
| 三、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三:名字类 |
| 四、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四:婚姻类 |
| 五、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五:容貌外表类 |
| 六、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六:女性地位类 |
| 七、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七:贬义类 |
| 八、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八:亲属关系类 |
| 九、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九:女性相关活动类 |
| 十、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类别十:心理活动、主观评价类 |
| 第四节 对语料的分析 |
| 一、分析发现1 |
| 二、分析发现2 |
| 三、分析发现3 |
| 四、分析发现4 |
| 第五节 汉字中性别歧视的传统理论解释 |
| 一、讨论一:哲学角度 |
| 二、讨论二:社会经济学角度 |
| 三、讨论三:中国性别歧视的转变 |
| 第六节 汉字中性别歧视的浑沌学理论解释 |
| 一、吸引子理论 |
| 二、平衡破缺理论 |
| 第七节 小结 |
| 余论 |
| 第一节 语言·社会·文化 |
| 一、语言和社会 |
| (一) 语言及社会的定义 |
| (二) 语言和社会的关系 |
| 二、语言和文化 |
| (一) 文化的定义 |
| (二)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
| 第二节 基本结论 |
| 一、英汉语性别歧视的相同之处 |
| 二、英汉语性别歧视的不同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前景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国内语言与性别研究成果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8）追索正义与尊严的艰难诉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思路、方法、主要观点和重点难点 |
| 三、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
| 四、本文结构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期间的战争犯罪 |
| 一、日军侵华暴行的表现与特征 |
| 二、日本长期侵华对中国的严重危害 |
| 第二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依据 |
| 一、人道主义理念与原则: 现代国际法关于战争赔偿理论的进步 |
| 二、战后民间赔偿的兴起: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有理有据 |
| 第二章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早期进程 |
| 第一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兴起的背景 |
| 一、建国后对日索赔的长期搁置 |
| 二、知识分子角色的回归 |
| 三、国家放弃赔偿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影响 |
| 四、欧美和亚洲地区战争赔偿处理的启示 |
| 第二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理论的探索 |
| 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基本问题 |
| 二、从中国大陆对日索赔第一信看早期民间索赔思想 |
| 三、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理论形成的几点认识 |
| 第三节 早期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 |
| 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兴起 |
| 二、早期索赔活动的参与者与推动力量 |
| 三、早期索赔活动方式 |
| 四、早期索赔的分期及其特征 |
| 第三章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 |
| 第一节 对日诉讼的现状 |
| 一、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兴起的原因 |
|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类型 |
| 第二节 诉讼的目的、性质和意义 |
| 一、诉讼的目的 |
| 二、索赔的性质 |
| 三、索赔的意义 |
| 第三节 对诉讼结果的认识 |
| 一、对日诉讼，败中有胜 |
| 二、屡败仍需屡战 |
| 三、对日诉讼:澄清历史，拒绝遗忘 |
| 第四节 诉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一、诉讼存在的问题 |
|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
| 第五节 诉讼的主要法律障碍分析 |
| 一、“个人请求权” |
| 二、“国家无答责” |
| 三、“时效” |
| 第四章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参与者群体 |
| 第一节 作为原告的战争受害者群体 |
| 一、原告群体特征 |
| 二、原告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
| 第二节 志愿者对索赔活动的贡献 |
| 一、寻找受害者 |
| 二、受害事实的调查与取证 |
| 三、帮助和照顾受害者 |
| 第三节 社会活动家与索赔诉讼 |
| 一、林伯耀与中国民间索赔第一案 |
| 二、童增与对日索赔诉讼 |
| 三、王选与细菌战诉讼 |
| 第四节 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中国原告的中方代理人和辅佐人 |
| 二、协助日本律师调查取证 |
| 第五节 专家学者: 为诉讼提供事实与法律依据 |
| 一、历史学者 |
| 二、法律学者 |
| 第五章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和民众与对日索赔 |
| 一、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
| 二、中国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
| 第二节 日本方面的立场和态度 |
| 一、日本政府 |
| 二、日本法院 |
| 三、加害企业 |
| 四、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和破坏 |
| 五、日本市民运动与和平团体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
| 第三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与中日关系 |
| 一、战争遗留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 |
|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一个普通公民就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封公开信 |
| 附录2 日本侵华战争赔款问题 |
| 附录3 民意调查 |
| 附录4 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
| 附录5 一万中国公民致日本国会公开信 |
| 附录6 战后日本补偿审判一览表 |
| 附录7 外国人战后赔偿法(草案) |
| 后记 |
四、浅议“华盛顿不道歉”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研究 ——基于QCA的定性比较分析[D]. 南瑞琴.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2]虚假失实报道责任缺失现象研究[D]. 霍晓雨. 内蒙古大学, 2014(10)
- [3]“儿童故事”的教育价值研究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D]. 李亚.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1)
- [4]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D]. 安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5]品牌危机应对及恢复管理研究[D]. 阮小峰. 华侨大学, 2013(08)
- [6]程序正义视阈下的舆论监督[D]. 周云倩.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7]英汉语性别歧视现象的对比研究[D]. 王显志.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1)
- [8]追索正义与尊严的艰难诉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研究[D]. 高凡夫. 上海师范大学, 2006(05)
- [9]《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2005年第3季度[J]. 孙志,周俊.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1)
- [10]浅议“华盛顿不道歉”策略[J]. 武晓燕. 英语知识,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