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私人地形志

一、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论文文献综述）

曹磊^[1]（2021）在《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吐谷浑是西晋至北宋时期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一员,源于慕容鲜卑,属于东胡系统。吐谷浑在历史上活动长达7个世纪之久,不仅本族历史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也与周边政权及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和交融,深度参与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之一。研究吐谷浑历史,对于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晋至北宋时期的北方民族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研究吐谷浑历史的学术成果颇丰,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理清了吐谷浑历史的发展脉络。若要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入,就要对古今中外学者关于吐谷浑的史料、族名、政治制度、经济类型、文化习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系统梳理与评析,以求对今后的研究贡献一点力量。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对汉文文献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进行比较和辨析略有不足,这是必须重视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宋书》《南齐书》《梁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正史中的吐谷浑专传,属于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吐谷浑史的一手史料。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与《北史·吐谷浑传》的异文保留了《魏书》散佚前的部分原貌,是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中最具价值的内容。《宋书·吐谷浑传》在整个吐谷浑历史文献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史家在介绍吐谷浑早期历史时,大多据之增删或改写。《晋书·吐谷浑传》的形成时间虽较晚,但却是现存吐谷浑专传和专条中史源较为原始的吐谷浑专传之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汉语音韵学、民族史语文学等方法,对“吐谷浑”“退浑”“吐浑”“吐谷”“浑”等名号的读音进行了考释,构拟这些名号的读音,对“阿柴虏”“赀虏”“河南”“阿赀虏”“野虏”“va-zha（A-za）”等名号的含义进行研究,或对族称认识有所裨益。实际上,“退浑”“吐浑”“浑”“吐谷”皆为“吐谷浑”的急读和简称,“阿赀”与古藏文A-za（也转写作va-zha,汉译为“阿夏”）皆属于对“阿柴”名号的同音异译。“阿柴虏”“赀虏”“阿赀虏”“野虏”为一些入居河西的鲜卑人的姓氏,也用来作为对吐谷浑的贬称,但对“吐谷浑”这一名号含义的释读要持谨慎的态度,在没有明确的直接的释义记载的情况下,不宜轻率下结论。吐谷浑作为汉化程度较高的慕容鲜卑的后裔,形成了以父死子继为主的汗位世袭制,并先后仿照西晋及北魏制度建立一整套多元官制。具体而言,在伏连筹之前,吐谷浑仿照西晋的王国属官制度设立了以长史、司马为元辅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则属于部族制,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特点。伏连筹继位后,其政治制度有了一个大的变革,仿照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官制设立了以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为中枢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亦由部族制转变为封建制,并且还制定了简单的刑律。吐谷浑的经济类型具有以游牧经济为主,狩猎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多种经济并存的特点。其中,游牧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始终是吐谷浑最主要的经济类型,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狩猎业在吐谷浑人的生产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除补充衣食之需外,还具有娱乐和军事训练的功能。手工业是游牧业的辅助行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军事装备。农业亦是吐谷浑的经济类型之一,但并不是吐谷浑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商业在吐谷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其游牧经济呈现出了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在鲜卑文化、汉文化、羌氐文化、西域文化的影响下,吐谷浑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应自身社会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习俗,创造了颇具特色的文明成果。形成了以肉酪为主、杂以其他食物的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典型的鲜卑特色的服饰文化,以窃婚为主的婚姻习俗、以土葬为主的丧葬习俗和以原始萨满教、佛教、狮子崇拜等为主要类别的宗教信仰。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着的区别,从“正统”王朝的藩属到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游牧汗国,再到唐朝的藩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也随着其自我政治定位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整体上来看,与南朝政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吐谷浑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臣属于北魏,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其并不认同北魏。在伏连筹可汗之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发生了变化,其君主不再以中原正统王朝的藩王自居,而是以游牧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可汗”自居。这种思想反映在对周边各族和政权的交往中表现为利益先行和左右逢源,运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以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被唐朝灭国重建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再次发生了变化,一直以唐朝藩属自居,展现出了浓厚的属国色彩。

周期政^[2]（2021）在《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书是怎样写成的——评鲍远航《〈水经注〉与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研究》》文中指出郦道元《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与文学名着,其研究渐成专学,号为"郦学"。清人沈德潜曾以"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称赞《水经注》一书的价值。清末以来,学者较多在地理学、地名学、版本学等方面对《水经注》进行研究,而对《水经注》史源学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鲍远航《〈水经注〉与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研究》,则较多在《水经注》史源学方面进行探寻,对《水经注》所征引的文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论证,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山水散文的源头作出有益探寻。

高自友^[3]（2020）在《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代是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是由独立建置的史馆、专职史官等构成的新国家修史体制得以确立,其在初唐时为树立正统、稳定政局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将修史地位推向了新高度。正因为官修取代私修成为史书编撰的主流,本朝国史得到系统的有组织的编撰,官方修史体制在高宗统治时期开始暴露缺点,主要表现为起居官退出仗下,史事“漏泄”问题出现。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半个世纪以后,张说、吴兢在史馆之外修史的事情引发了李元纮上疏强调在史馆修史的秘重作用,但漏泄问题并未有所改观。虽然高宗、刘知几等人都意识到漏泄问题的严重性,但除了冠冕堂皇的诏令外,并不见具体举措推行,而朝廷律令中关于漏泄罪行的规定也没有在修史中得到反馈。这一情形与初唐极其重视修史的做法似乎背道而驰,反映出唐代官方修史处于一种重而不严的状态。即便如此,唐代宰相在修史中展现出了强烈的防止漏泄之事发生的自觉,尤其是在主导《时政记》过程中。是故,以延英奏对为代表的便殿议政形式不再允许起居官参与其实是大势所趋,个别宰相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以徇私来解释。相较于直接对史馆、史官提出具体防制漏泄的禁令,宰相之于修史的保密作用可以用曲为之制来形容。事实上,唐代官方修史之所以出现重而不严与曲为之制的二元对立,是因为漏泄问题的存在为那个对国史既无限渴求又尚存敬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还在发展的时代提供了一条维护统治阶层团结的途径,从而将修史的利益最大化。由于国史修撰关涉诸多利益,相比于能够直接参与的史官、宰相和皇帝,那些与修史之事并不相关的且数量更为庞大的官僚群体只能借助公私渠道对修史进行直接、间接的影响,而漏泄问题正是这种影响的产物之一。所以,即使在修史问题上存在竞争的皇帝与宰相都有遏制漏泄问题的想法与行动,却也不能完全阻止它的发生。直至宋代,在经历了五代的动乱以及新一轮权力重组后,修史体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修史机构专门化削弱了史官的固有权责,皇帝牢牢地将修史的控制权握于手中,减小了宰相全权干预的局面,修史中的漏泄问题也得到了针对性规制。

张晨昱^[4]（2020）在《刘知几史学批评语境中的史文论》文中指出本文通过梳理《史通》的相关内容,对刘知几史学批评语境下的史文论进行系统分析,把握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审视、评价其基本观点和特点。本文将史书结构表现形式——体裁体例和史书的文辞表述两者作为史文论的主要内容,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对刘知几的史文论作统整的考察,把握刘知几史文论的表现、旨趣及特点。刘知几的史文论有其内在思想逻辑:史学社会历史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史书的完善,史书之史文、史事、史义三要素应是有机的统一,史事要真实、赅备,史文要简要、适切,史义要雅正、有据,三者以史事为核心,相辅相成。若顾此失彼,则整体上阑单失力。以史书体裁体例和文辞表述为主要表现的史文,要服务于史事真实、清晰、赅备的叙述,要符合史义（事理逻辑、伦理道德观念）的要求并满足于史义的表达,而史文本身在整体上要遵循简要的原则。刘知几还鉴于魏晋以降文士文风主宰史坛所造成的史学流弊,主张史文尤其是史书的文辞表述要拔浮,以叙述史事为正务,甚至立足于史官选择、史家主体素质修养的意义层面,认为文章之士不宜预史。这也是对史学自身规定性及社会历史功能的凸显和维护。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文”、“史文”的基本涵义进行了论述,其次对唐以前史文论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随后以此为知识基础,对刘知几史学批评的逻辑和史文论的基本视角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论述了刘知几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认识,包括其提出的“六家二体”论及其兴废得失之理,对纪传体五种体例,对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等属于史书史体范畴的内容进行的评价。第三部分对刘知几的史书文辞表述论进行了梳理,包括他对史书叙事的重要地位、史书叙事的标准、史书叙事的弊端及其出现原因和从文、史之辩视角出发提出的解决办法的观点。第四部分论述了刘知几史文论的旨趣、方法和视角,并对其史文论在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价。

黄毓芸^[5]（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聂溦萌^[6]（2019）在《中古地理书的源流与《隋志》史部地理篇》文中研究指明魏晋以来地理撰述的兴起主要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南朝有以"地点"分隶典故以展示博学的风尚,与《隋志》史部地理篇的形成有很实际的联系。但《隋志》地理篇小序有意建构另一种地理书的发展源流,强调地方行政与文书档案的作用。事实上,早期基于上计文书的地理撰述偏重郡县道里人口,仅以正史地理志（州郡志）为编纂的终点,与兴盛的私人地理撰述间有一定界限。随着南朝以来官方编纂继承学术发展成果和向更多领域扩张,隋代出现了既包含物产风俗等丰富内容,而又以上计文书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官修地志。至此,官方编纂与官方目录相配合,取得了引导地理书发展的主动权。地理书的个案是中古时代帝国官僚体制向社会文化各领域扩张的一个缩影。

曹珍^[7]（2019）在《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文中提出宋代是类书的大发展时期,数量众多、规模空前,体制大备,分类缜密,流播广泛。尤其是和前代类书相较,有宋一代所编撰之类书,在承继前代类书编撰经验的同时,推陈出新,不仅仅局限于为作文提供检索词藻、典故之便,而是大大增加了其使用功能,如以备科考、书信笺启之用等。另外,宋代所编类书,不似前代多为敕撰,而是多为私修。宋代私撰类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在内容、分类、体例等方面也多有创新。南宋中期潘自牧编撰的以记言为主的类书《记纂渊海》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名言警句分类汇编,世称记言类书创自此书,在宋代类书中别具一格,编排体例极具创新性。它不像传统类书那样,多以“天、地、人、事、物”的顺序来安排部类,而是突出“人、事”两类,详于纂言。分为论议部、性行部、识见部等22部,每部之下又分类,每一类用一个词或词组作标题,如“颖悟”“包容”“方兴未艾”“一视同仁”等,突出引录内容的主题,每一个标题之下,又分经、子、史、传记、集、本朝六部,在每一部之下罗列相关材料,可谓纲举目张,井然有序,十分清楚,使得传统类书的类分原则进一步细化和扩展,极便于检索。另外它不仅辑录征引宋前古籍,而且设“本朝”部,对宋代的文献亦多有保存,故对于文献的校勘、辑佚颇具价值。基于其编排体例独特,文献价值巨大,且学界未有系统研究的原因,本论文广泛搜求多领域的文献加以利用,首先考证、厘清编者潘自牧之生平家世等情况,进而对《记纂渊海》的编撰流传、版本情况,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征引文献等方面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充分论证其在类书编撰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设六章。第一章编者潘自牧的家世与生平。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潘自牧的生平、家世、交游及着述。由于《宋史》上无传,潘自牧的家世籍贯、生卒年、仕宦履历、交游着述等皆不甚明晰,文献典籍所涉其生平事迹亦存在错讹之处。本章在全面钩稽有关方志、家乘、序跋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纠正前人所载之谬误,梳理出潘自牧生平之大概,厘清其宦迹、交游、着述等情况。第二章论述《记纂渊海》的编撰与流传。《记纂渊海》的成书得益于诸多方面:时代、家庭文化的影响;潘自牧个人较高的文化素养;亲朋师友的参与与协助;发达的区域文化环境;前代类书的参照与取材。《记纂渊海》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不久后即有福建书坊刊行,此后流播广泛,宋、元、明、清四代皆有刊刻,宋、明两代并对其进行了续补与改编。第三章《记纂渊海》版本叙录。《记纂渊海》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潘自牧亲自作序,195卷,是为宋刻原编本。淳佑戊申（1248）年稍前,南宋宋惠父对潘自牧《记纂渊海》作了续补,125卷,今存94卷,是为《记纂渊海后集》。明万历七年,王嘉宾在宋刻本《记纂渊海》及《记纂渊海后集》的基础上,更改原编本卷目编次,增删大量内容,改编为100卷,是为明万历刻本。宋元明清四代,《记纂渊海》多有流传,形成195卷宋刻原编本及100卷明万历改编本两种版本系统。第四章《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不尽相同。与前代类书相类比,详论宋刻本、明刻本《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突出其编撰特色,并将两个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进行比较,突出二者之不同,以证各自价值。第五章《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记纂渊海》部头较大,取材广泛,引文谨严,据考宋刻本所引文献达一千余种,通过考辨其引文方法,揭示引书所体现的时代风尚,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之特色,并证明《记纂渊海》当为科举应试之类书。同时,也将对引文存在的一些疏漏及不足进行揭示。第六章《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所及。结合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通过列举例证的方式,指出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学、目录学、史料学等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记纂渊海》的影响所及。

任敬文^[8]（2019）在《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看文人的创作自觉》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代表体裁之一。从目前所见志怪小说来看,其题材大多来源于先秦神话、史传杂记、民间传闻以及宗教故事等,但经由文人加工润色,呈现出独具魅力、富有精神蕴涵的文学体裁。首先,志怪小说作者大多为文人学士,文人的积极参与,影响到创作观念,而创作观念的新变、文学模拟风气以及对着述价值的追求又催生志怪小说大量产生;文人对典籍的整理注疏既影响到志怪小说创作模式,也丰富了志怪小说的创作题材。其次,志怪小说题材选择倾向、创作手法多样化,充分展现了文人志趣在志怪小说中的表达;“游心寓目”类志怪题材既有鬼怪形象的世俗化、趣味化倾向,也有与“戏谈”风气相呼应的谐隐创作手法以及为娱乐的创作意图。第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体创作”痕迹鲜明,多有前后承袭的志怪题材,并形成几类常见主题;但文人多能在承袭中有所突破,呈现出自觉加工改造的创作倾向。总体来看,虽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多为“丛残小语”,尚未完全脱离“发明神道不诬”、“释氏辅教”或杂记异闻等范畴,但有很多作品已初具小说规模,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可看出作者创作过程中的有意加工痕迹。这种有意加工反映出文人由搜集记录奇事异闻向主动创作志怪小说的转变,为唐传奇作者“有意为小说”奠定了坚实基础。故研究志怪小说中的文人创作自觉,有助我们更为全面理解由“无意为小说”到“有意为小说”的自然过渡环节,以及更为连续的嬗变轨迹。

洪文莺^[9]（2019）在《两晋文学版图的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文中研究说明两晋之交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北向南的大移民,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发展产生新变的重要时期。以往对两晋文学的研究多偏重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视角,因此,本文通过细致梳理两晋文人的流动轨迹、考察文学中心的聚散与迁移,来勾画、还原两晋156年间文学版图的变迁,探析其演变的内在逻辑及文学史意义。本文利用《晋书》《全晋诗》《全晋文》《世说新语》《中古文学系年》《中国数字方志库》等文献或数据库,先对两晋265位可考文人的籍贯、生卒、南北地域归属、移民代际属性、姻亲交游关系、主要文学作品,进行细致的考录与制表;再以文人迁移轨迹、五大文学中心的聚散与互动为研究主线,以东晋外部视角的“南北差异与融合”、东晋内部辖域的“东西交游与互动”为逻辑暗线来考察两晋文学版图的演变;最后聚焦于这两大方向上双重文学轴线的交融及影响。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如下:对两晋文人静态分布、动态迁移轨迹、文学创作等信息的细致梳理、统计;确立了两晋陆续产生的洛阳、建康、会稽、江陵、寻阳五大文学中心;考察了两晋文人流动促成的南北文学轴线、东西文学轴线,重点探析了前人关注较少的江陵文学中心及东晋东—西“文学走廊”的形成与影响;分析了两晋文学版图的内在结构、演变逻辑及其文学史意义,尤其关注于由会稽之“山水文学”、寻阳之“田园文学”产生的两大原型空间。西晋文学中心洛阳吸纳了中原本土和吴蜀灭亡后的北上文人。南人的遗民身份在洛颇受轻视,当时重要文学团体“二十四友”的人员构成中,也以北人为主。洛阳文学以“忧生”为主题,文风华丽、讲究形式,但对人生短暂、痛苦、出路的反思也显得空前频繁与深刻。从文人情感哲思的深度、艺术风格上的绮靡来看,它为南渡后建康文学的发展做了重要铺垫。东晋前期,建康文学中心的形成促进了南北文人的融合、建立了“南—北”方向的文学轴线。但当时南北文人的差异并不如预想的鲜明。因为南方本土的八大世族中,除顾家为越族后代,其余世族的祖先多在战乱的东汉末就开始南亡江左,他们的家学传承本身就是北方的中原文化。加之他们此前即有北上洛阳出仕的经历,“南人北化”的融合、趋同现象早已有之。但“北人南化”现象此时则很凸显,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对江南本土文化的吸收,都随着移民代际数量的增衍而变化。建康文学以“中兴”为主题,多有歌颂东晋政权中兴的赋作。东晋中期,先后形成了会稽、江陵两个重要的文学中心——但后者长期受到学界的忽视。会稽文学中心在两晋历时最长,而江陵文学中心也与其并存了20年之久。它们分属东晋的东、西部而差异明显:东部文人多为高门世族,仕途起点很高,西部文人多位寒门庶族,仕途前景无望;东部属故吴越地域文化、司马朝廷的皇室势力范围,西部属故荆楚地域文化、荆州刺史的权臣私辖范围;西部以“嗟时与应制文学”作品为主——有方志地记、宴集诗赋、山水游记、私家史传等多元题材的作品,而东部以“玄言与山水文学”作品为主——前期盛行玄言诗、后期受西部文学影响加速了向山水诗的转变。东、西部文人双向的流动主要通过走访、征辟、出使等方式实现,在江陵与东部建康、会稽之间形成了“东—西文学走廊”。尤其典型的是东部兰亭诗人与西部桓温幕府文人之间的频繁互动:西部文人的东迁与东部文人的西游,共同促山水文学的勃兴,他们是西部“地志—山水”的诗化倾向的东传媒介。而东部山水文学推崇“以形写神”、“应目会心”、“山水以形媚道”等论,兼容、内化了南渡而来的玄风,拥有“玄言—山水”的玄化倾向——于是在模山范水之中多了玄远的雅致与隽永的意蕴。山水描摹从用于比兴到用于寄情,从追求绘形的写实、再现到追求写真之外的神韵,催生了中国山水文学独特的审美意境。东晋后期,文学中心转向了特殊的江州寻阳:它处于东、西部文人双向流动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文学走廊”的中部,也是东、西部文学辐射力交汇的中心点。以慧远为首的白莲社、以陶渊明为首的寻阳三隐、以四世隐居庐山为耀的翟家高士,都促成了寻阳文学中心以“宗教与田园文学”为创作主题。对比寻阳的游庐山诗文与会稽的兰亭雅集诗文,可以发现,山水文学因文人的隐逸——从此前偶尔的登临游览到日常深入地接触自然,开始衍生出充满质朴情趣的田园诗,从此“归园田居”与兰亭的“流觞曲水”一样成为一种文人可选的生活方式。南北、东西两条文学轴线的交融,促成了寻阳文学中心的兼收并蓄、繁荣兴盛。最后,探讨两晋文学版图演变带来的深远影响及文学史意义。五大文学中心的时空演进划分为两个层级:一是西晋洛阳、东晋建康文学中心,皆因依托于首都而具有更强的文学吸引力凝聚力,所不同者,西晋洛阳始终如一,而东晋建康则先强后弱;二是东晋会稽、江陵、寻阳文学中心,皆依托于州级城市,其文学吸引力凝聚力则因时而变,各不相同。其间的时空演变主要凝聚为以下三重取向:创作追求上的从伦理教化转向山水审美;创作主体上的从群体走向个体;创作重心上的从外在事物转向文人内心。从北方洛阳到南方建康,然后延伸至会稽形成的南北文学轴线,与从东部建康、会稽到西部江陵形成的东西文学轴线一起,交融并进而促成了寻阳文学中心的崛起。而会稽、寻阳也分别代表了承载中国“山水文学”与“田园文学”崛起的两大原型空间,为后世中国文学贡献了极其重要的两大主题。

林宗毛^[10]（2018）在《潘岳、潘尼年谱汇考》文中研究说明中古士人“寡头政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文化基因”的传承,“学在家族”的现象几乎成为了中古士族的一种普遍倾向。潘氏家族在魏晋虽未跻身于高等士族之列,但由于辈出名宦,尤其是汉末着名文士潘勖的出现,开启了潘氏家族以文立世的家风,这就为潘氏家族在此后涌现出两潘等文采之士预示了先兆。潘岳（247-301）,字安仁,西晋本土着名文人,与陆机并称“潘陆”。官至黄门侍郎,后亦称为“潘黄门”。潘尼（246-311）,字正叔,汉末着名文人潘勖之孙,位终于太常,故亦称“潘太常”。潘尼是潘岳从子,与潘岳并以文章见重当时,因之而获誉“两潘”。两潘皆出于荥阳中牟潘氏家族,先天接续着家族文化的优良基因,成为了西晋诗坛的着名文人,与来自南土的“二陆”双峰并峙,形成了西晋文坛上稀见的一道亮丽景观。对于两潘的研究,多集中于二人文学现象的阐发,这些阐释性的着作对于两潘作品内容的探讨固然功不可没,但其中鲜有从两潘基本生平着眼,脱离了“知人论世”的常轨,便难免显得“高谈阔论”。虽然间有谱牒类研究着作的产生,但亦不能给我们呈现出两潘各自完整的人生,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再去补苴罅隙。故笔者拟着两潘年谱汇考,在广泛集材的同时,兼择前贤的成果,且不忘于纵横捭阖中提出自己的肤见,期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善两潘的人生图景,我想这不仅为我们全面认识两潘构建了丰富、直接和可靠的材料库,也进而为我们讨论两潘文学等各方面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基于此,本年谱立足于各类文献与前人成果,将相关材料尽可能搜集完备,采用“文本细读”和“竭泽而渔”的方法以考其详,力图完成以下几个层面的研究:一、弄清历史真相,对谱主的生平、仕历、创作与交游做出详尽切实的考证;二、解决争议问题,对史料中互相龃龉、前人研究中尚有争议之处做出进一步的考释与论述本谱分为四个部分:一、绪论:选题说明、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本谱创新点;二、前言分为二章:第一章为两潘家世考证,涉及两潘先世及父祖辈、同辈、后辈等相关情况的考证;第二章为两潘评传,以史料为基加之自己对两潘的理解以叙述两潘各自的人生道路与仕宦经历;三、年谱:采用编年体编纂谱主的生平事迹并加以考证论述;四、附录四种,第一为两潘着录辑要;第二为各家评论辑要;第三为新见两方隋唐时期潘岳后嗣墓志;第四为两潘杂考,考述正谱中不便纳入但实与两潘忧戚相关的一些史事或逸闻。

二、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论文提纲范文）

（1）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刘知几史学批评语境中的史文论（论文提纲范文）

（5）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古地理书的源流与《隋志》史部地理篇（论文提纲范文）

（7）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看文人的创作自觉（论文提纲范文）

（9）两晋文学版图的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0）潘岳、潘尼年谱汇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论文参考文献）

• [1]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D]. 曹磊.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2]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书是怎样写成的——评鲍远航《〈水经注〉与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研究》[J]. 周期政.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1(05)
• [3]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D]. 高自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刘知几史学批评语境中的史文论[D]. 张晨昱.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6]中古地理书的源流与《隋志》史部地理篇[J]. 聂溦萌. 史林, 2019(04)
• [7]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D]. 曹珍. 西北大学, 2019(01)
• [8]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看文人的创作自觉[D]. 任敬文.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两晋文学版图的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D]. 洪文莺.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10]潘岳、潘尼年谱汇考[D]. 林宗毛.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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