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政策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连柱[1](2021)在《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愈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欲解决好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以国外受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讲述好“中国故事”,除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外,还应加强语言本体研究、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汉、印、阿、希四个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广泛的影响力,研究好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提出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本研究选取汉、印、阿、希四种民族语言及其及物性系统作为跨语言比较研究的对象,以期增进人们对四种语言、四个民族的认识,让民族沟通之路更为通畅。纵观语言研究史可知,史上论及及物性这一重要且复杂语言现象的学者众多,总结来看,他们对及物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即(形态)句法及物性和语义及物性。最先从意义层面探讨语义及物性的学者是Halliday,其将及物性视为小句经验功能的一部分,作用是把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各种经验用“过程”“参与者”以及“环境成分”表达出来。Halliday和Fawcett的及物性系统主要是基于英语建构的,而每种语言都需要一个特定的、与该语言特征相适应的及物性系统。多位学者如Caffarel、Teruya和何伟已相继建构起针对法语、日语和汉语的及物性系统。此外,有些学者如Lavid、Matthiessen和何伟已经尝试开展及物性系统的跨语言比较或对比研究,或者类型学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还比较少,覆盖的语种和语料也不够丰富,且没有将语言比较或对比与文化、思维层面的阐释相结合,追问何以呈现此样不同。在汲取前人研究经验并指出问题与不足的基础上,本研究以Halliday的及物性理论以及何伟关于及物性系统建构的研究为指导,借助比较和对比等研究方法,探究汉、印、阿和希四语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共性和殊性,并从认知、思维及文化出发,对殊异背后所隐伏的深层动因进行解释,以期补益于人们对四种语言,以及它们背后的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及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及物性过程类型出发,本研究发现,四语的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有五点共性特征:丰富性、层次性、张力性、隐喻性和抽象性。丰富性指四语的及物性系统均拥有丰富的过程类型和多样化的参与者角色,都能够有效表征发生在物质和社会世界、心理世界和关系世界的认知经验。层次性指四语的及物性过程类型均可按照具化程度,区分为上层、基本层和下层过程,在进行语篇分析时,人们可以选择基于上层、基本层甚至是下层及物性过程进行分析。张力性指当受到使用语境、知识背景、生活经验等主客观条件“牵制”时,小句从本应属的某种过程类型变成了另一种过程类型,或者小句的过程类型难以分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隐喻性指一种及物性过程会被隐喻化为另外一种过程,与过程相关的参与者和环境的功能角色可能会随之出现变化。抽象性指四语及物性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过程之间存在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从及物性过程的语义配置结构出发,本研究发现,虽然四语及物性过程的语义配置结构均包含“过程”“参与者”和“环境”三种语义成分,但它们的相对序位、省略与凸显、整合程度等并不完全相同。汉语呈现出:1)“参与者”前置,“过程”通常不居于小句句首,“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略多,有一定位置自由度;2)“环境”前置,位置集中;3)有较高比例的“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居中,语义整合程度稍高等显着特征。印地语呈现出:1)“过程”后置,“过程”的位置固定、单一,“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最少;2)“环境”前置,位置集中;3)有一定数量的“参与者”省略;4)语义成分整合类型最少,语义整合程度最低等显着特征。阿拉伯语呈现出:1)“过程”和“参与者”均可前置,但以“过程”前置为主,“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最多,位置自由度最高;2)“环境”分散,位置自由度较高;3)没有“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较多,语义整合程度最高等显着特征。希腊语呈现出:1)“过程”和“参与者”均可前置,但以“参与者”前置为主,“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较多,位置自由度较高;2)“环境”分散,位置自由度较高;3)有少量“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较多,语义整合程度较高等显着特征。四语在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上的殊异,是由四个民族不同的认知、思维直接导致的,但殊异产生的最终根源还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汉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和儒道文化,及由其而生的事理逻辑思维、时间性思维、悟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顺序象似性认知、由背景到图形认知和非常强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紧密相关。印地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印民族的多元文化、宗教文化,及由其而生的论辩逻辑思维、带有随意性的时间性思维、直觉证悟思维和整体—分析中介型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背景到图形认知和较强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低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密切相关。阿拉伯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阿民族的沙漠游牧文化、外来文化和宗教文化,及由其而生的形式逻辑思维、空间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图形到背景认知和较弱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非常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希腊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希民族的商贸文化、科学文化,及由其而生的形式逻辑思维、空间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图形到背景认知和较弱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紧密相关。探究不同语言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异同,并从认知、思维及文化出发,阐释殊异产生的根源,不仅有助于语言教学,而且对增进民族间的沟通与理解大有补益。
李牧晨[2](2017)在《苏德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对苏联租借援助研究 ——以实物援助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租借法案最初是美国旨在帮助英国维持其战争能力而采取的用于在规避其由于中立所带来的法律和国际关系限制的同时对英国实施军事及经济援助的法律文件。苏德战争爆发后,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国际政治的需要,在租借法案框架下持续对苏联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本文旨在通过对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和苏联战时战争潜力的分析,考察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对苏联战争能力的影响。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共四章),结论共六部分。绪论部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租借法案实物援助及相关概念的说明;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学界研究成果;论文的思路;创新点及难点。正文第一章介绍了苏联纳入租借法案援助的背景与过程。其内容包括对租借法案起源及其内容目的的简要介绍、苏联与美国就援助进行的早期接触,苏联与美英两国就援助进行的谈判情况以及苏联最终纳入租借法案援助范围的过程。正文第二章主要介绍租借法案援苏物资的详细情况。该章节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按照四次议定书的时间顺序分别简要介绍各个议定书及其前后的援助情况;按照交通工具及生产工具、三军武器装备、各种生产原料的顺序分别介绍各种物资的援助情况及其具体数量和金额,并通过与苏联国内生产的同类物资的对比得出援助物资占苏联同类物资总产量的比例。正文第三章主要介绍西方根据租借法案对苏援助物资的货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首先,通过总结美英两国援助物资的具体金额分类计算租借法案各类援助物资的总价值;其次,通过计算,将美英加三国在租借法案框架下对苏援助物资价值总额通过苏联各个年份人均生产总值折合成劳动力数量。正文第四章介绍了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对苏联战时生产的影响。该章分别介绍了苏联战时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的概况及苏联劳动力在战争时期的损失与各行业就业人口的变化,并通过第三章内容将租借法案援助物资按照其货币价值及劳动力价值计算占苏联战时生产总值的比例,借此得出数字化的西方租借法案对苏联战时生产影响的结论结语部分则对上述内容进行总结,指出西方援助对苏联战时生产和战争潜力的影响。
Ezeanyanwu Michael Ejikeme[3](2017)在《中尼石油贸易合作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1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五)是中国与尼日利亚开始建交的时间,2017年是中国与尼日利亚建交的46周年。尼日利亚的人口在非洲是最多的,其中总人口 1.73亿。可以占到非洲总人口的16.7%。尼日利亚的人口是非洲最多的,是非洲的第一大人口国,同时,尼日利亚是非洲的矿产能源和石油资源大国,也是是非洲第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出口大国。截止2014年已探明石油资源储量位居非洲第二位、世界第十位;已探明天然气储量居非洲第一、世界第八;中国也是能源进口大国,特别是对石油资源。所以中国与尼日利亚在原油资源达成了合作。并且双方也在加大对石油资源的合作与投资。本文分析主要采用了文献参考的方法,并且参考其他人员的研究报告,网络资源以及中国政府网站等相关资源进行分析。对中国与尼日利亚的石油贸易的发展进行归纳和整理,为了进一步探讨有关中国与尼日利亚石油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学习参考相关资料,并将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增加知识储备量,以寻求分析这一问题时有更明确的立足点。除此之外,还采用了定性的分析法,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与尼日利亚石油贸易数据,提出对中国和尼日利亚在以后的石油贸易发展中的合理建议。论文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中尼两国石油现状的分析,主要从尼日利亚的石油资源储备情况以及石油开采的情况,尼日利亚石油资源对外出口以及进口的现状,中国的石油储备情况,开采情况以及中国石油的进口以及出口情况。第三章为中尼两国的石油贸易合作的现状进行分析,一是中尼两国贸易发展合作的形式,二是对中尼两国在石油资源贸易的投资形式进行分析。第四章为中尼两国石油贸易发展中存在优势与劣势,主要从中国在石油贸易方面的优势,尼日利亚在石油贸易方面的优势,以及两国共有的基础上的优势进行分析总结,然后对中尼两国石油贸易方面的劣势进行分析整理总结。第五章是对第四章中尼两国在石油贸易合作中的优势与劣势进行相应的分析总结后提出增强中尼石油贸易活动有效性的建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尼日利亚的国内因素,要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二是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本文通过对两国石油贸易现状的分析,找出目前合作发展的模式,其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后来如何扩大双方在石油贸易之中的合作。在分析中寻找到对于中国和尼日利亚两国在能源上的互补性以及拓展其他相关的贸易合作提供合理化的建议。
杨娟[4](2016)在《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个旧锡矿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择个旧锡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视角下研究近代个旧锡矿的开发。认为在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个旧锡业在生产规模、生产技术、产品销路方面都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个旧锡业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了云南省财政经济、对外贸易的支柱。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适应国际锡业市场的发展需求,个旧锡业生产者也不断改进生产,努力融入世界市场,加快了云南地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也正是由于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国际经济的波动,国际局势的变化都对个旧锡业的发展有严重影响。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探讨个旧锡矿在近代以前的开发情况及开发目的。云南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开采锡矿,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云南锡矿的开发仅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与锡需求量不高的原因,锡的产量与开发规模很小。第二部分论述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历史转折。由于云南地处高原,交通运输不便,在鸦片战争后个旧大锡虽已开始销往国际市场,但出口量一直受到限制,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历史转折始于蒙自口岸的开放,近代交通条件的改善最终成就了云南的对外交往与个锡对外贸易的兴盛。第三部分,讨论近代以前云南矿业开发与近代矿业开发模式的不同特点,首先揭示历史上云南矿业开发在政府控制下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特点,其次论述近代云南矿业开发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主,私营矿业占大多数的制度模式变化。第四部分,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技术改良与销路变化。首先分析传统技术条件下个旧锡矿的生产技术、产品与出口路线;其次分析近代以来西方技术对个旧锡矿开发的影响;再次从经济角度出发,论述云南炼锡公司之锡矿直销外洋给个旧锡矿带来的影响。第五个部分,揭示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规模及经济效益,说明个旧锡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云南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撑。第六部分着重分析近代锡矿开发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弊端。个旧锡矿在近代的大发展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进行的,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首先是受到法国殖民者把持下的滇越铁路公司不断加价的苛扰,其次国际锡业市场的行情变化对个锡的生产、销售都有严重影响,再次,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经济封锁及空袭使个旧锡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张欣[5](2016)在《智治之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文中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和复杂性时代的到来,使以知识、信息和创新思想为主体的新发展动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指向。当知识取代物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载体和来源,当日益复杂化的公共治理问题使原有治理形式和方法面临功能失调,以新思维重构社会发展新动能,以新方法应对复杂化的新问题便成为时代对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在我国体现的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公共治理不仅要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和复杂性时代所带来的全球性时代课题,更要面对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课题。如何有效回应时代对知识、信息和思想的要求,如何以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资源应对我国公共治理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以“智”为中轴的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本文提出“智治”概念作为公共治理的新理念,强调以“智治”的视角重新审视公共治理,进而对公共治理的主体、理念和方法进行再思考。本文在提出“以智咨治,以智启治、以智辅治、以智治治”公共治理新思维的基础上,强调通过“智治”模式实现公共治理由传统工具化治理向当代价值化治理的有效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与公共治理内在所要求多中心、网络化和合作化的内在本质相契合,更是对公共治理新资源、新方法和新能力的积极探索。智治的本质—智慧与治理的关系要求以知识、信息和创新思想实现对公共治理的有效支持,从而构建“智”与“治”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下的创新治理、知识治理、动态治理和智慧治理。然而,作为智治前提的“智”(知识、信息、方法、技术和创新思想等)从何而来便成为有效实施智治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了望者和观察者,作为专业领域的探索者和权威者,作为思想之库、知识之库和智慧之库,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智库在公共治理的智治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这使得对于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实现和扩展成为了有效实现智治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聚散效应”的分析,系统阐述了智库在公共治理中问题域、方法域和资源域中“聚焦问题、聚集资源、聚汇方法”的内聚效应以及“空心Y域”(治理力扩散)、“Y域”(治理力形成增长极带来的扩散)和“治理场域及其能量”(经验化治理向知识化治理、工具化治理向价值化治理以及他治向共治和自治的转变)的三阶扩散效应,从而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进行了定位和系统分析。在明确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本文从制度、结构、能力和需求等多元化角度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智库在公共治理中有效实现和扩展功能的内外困境及其成因。对于如何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智库面临的困境,从而实现智库功能的发挥和能量的释放,本文采取比较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西方各国智库发展的审视和经验教训的借鉴,给予我国智库当前困境的解决和有效发展以新思维。西方智库的发展和繁荣是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给予我国智库建设发展和功能实现最核心的启示在于:强调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系统化,智库功能实现和扩展的综合化以及以“智”与“治”有效互动为内核的智库与公共治理发展的协同化。在充分借鉴西方智库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智库制度化建设,促进智库多元化发展,推进智库市场化运行以及完善智库社会化服务的智库功能实现路径。试图通过对我国智库外部环境的塑造、内部能力的提升和服务面向的扩展充分保障我国智库功能的实现与扩展,进而实现智库与公共治理的协同发展,最终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叶正国[6](2015)在《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海洋是两岸联结的地理纽带,海洋事务是两岸合作的重要领域,两岸海洋事务具有整体性和复合依赖关系,必须合作才能增进双赢。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可以整合两岸海洋资源,维护海上秩序,保障国家的海洋主权和主权权益,推动两岸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的进程,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和国家认同。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下,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海洋事务领域的制度化协商,很多两岸协议涉及海洋事务,在各自海洋事务立法也有很多涉对方的规定。然而,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在政治层面面临着结构化政治困境,在法律层面也存在着规范缺失难题,二者交互影响,致使海洋事务合作产生范围不广、深度不够和前进乏力等问题,亟需解决。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必须镶嵌在两岸关系的背景中,以善意、诚意和同理心进行建设性对话和良性互动,相关法律机制的建构既要符合两岸关系的现状,又要坚持海洋事务的特性,更要满足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发展的需要。为此,本文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制度化协商作为研究背景,以“一个中国”框架作为研究前提,以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及其法律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总结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相关两岸海洋立法和两岸协议,并探讨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实践轨迹,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对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治理转向、法理基础和法制建构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建构起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研究的基本框架。本文共为六章,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政治结构化困境,主要通过梳理和分析两岸海洋合作的历史、实践和问题,提出“一中争议”及其造成的政治结构化困境是海洋事务合作及其法律建构的根本问题。同时,海洋事务合作对两岸来说都非常重要,存在着机会结构来超越政治困境实现两岸合作,并可以两岸累积政治互信的突破口。根据关系标准,两岸海洋事务可以两岸间与两岸外海洋事务,两岸在二者方面的合作模式和法律机制并不完全相同。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海洋事务的交互性,两岸海洋事务合作迄今先后经过了倡议期、接触期、波折期和制度化时期。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涉及两岸关系的诸多重大复杂问题,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并存.外部的机会与威胁同存。第二章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治理转向,通过对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政治难题和泛政治化以及海洋合作的实践趋向的分析,认为如果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想要超越政治结构化困境,必须转向合作治理,并建构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即“合作治理——法律机制”框架。目前,两岸合作面临着理论上的“主权——治权”难题和实践中的议题政治化的双重困境,应通过两岸合作治理来避免政治纷争。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在本质上是两岸公权力机关和私人主体共同参与海洋事务合作的制度安排,有效性与合法性是基石。这需要构建以内部机制为核心的开放式多层复合治理结构,包括治理框架的双轨制、治理进程的差序化、治理模式的多元化和治理主体的网络化。法律机制与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交互依赖的关系。第三章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治建构,探讨合作治理为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治化带来的思维转向、价值导向和规范架构,以及何种法治化才能推进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等问题。这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理内涵的宏观论述。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海洋事务的复杂性,功能主义法治观、回应型法治模式和交涉性法治关系使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实现规范依据的封闭性和价值认知的开放性。因此,两岸应在“一个中国”的宪制基础上依据近程法制、中程法制和远程法制的思路不断进行体制整合、制度整合和平台整合,通过规范两岸公权力机关与私人主体的关系、公权力机关的关系以及两岸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进而达到维护海洋权益和增进两岸互信的双重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完善法制建构的政治约束、民意整合机制的规范化以及政策和法律的交融互动等互嵌机制。第四章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制体系,在整体上分析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在法规范体系层面的基本框架,包括法律原则、法律形式、法律规制、法律程序和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等问题。这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的规范体系。由于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的多中心和过程的协商性,权威和权力具有多极性,在坚持平等互惠、弹性透明、预防风险和权益导向等法律原则基础上,只要符合权威授权、规范载体和规制意图生成的规范性文件都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形式,总体上分为硬法和软法。虽然各种法律形式的位阶不同,只要符合实体有效性和程序有效性的要件都具有法律效力。由此,两岸法律规制共同体逐渐扁平化,规制工具不断组合和规制过程趋向平等协商,法律规制过程从“制度——精英”逐渐转向“制度——社会”模式。基于此,两岸应不断完善公权力机关的利益诉求表达——协商谈判——达成共识——实施推动和公众参与等法律程序机制,并建构类型化多元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第五章是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治理,探寻只涉及两岸的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制度完善的路径。这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的重点。以往,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治理往往采用各自推动与协议衔接、法制建构的政策导向和发挥私人主体的中介功能等方式推进,具有一定的生成机理,也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因此,两岸应该重塑基于“关系法”的两岸共治、基于作用法的社会协同和基于组织法的共识形成的法律治理框架,并通过完善各自域内海洋事务立法、健全两岸协议体系、创新行政规制手段、审视两岸司法机关角色和建构海洋事务合作组织等法律治理路径,但须由核心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技术性制度组成的法律治理体系配套。第六章是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协调,讨论了两岸在共同涉及其他主体的海洋事务合作中双方及与国际法相关机制的协调问题,主要包括法律基础、法律关系和法律模式。这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的热点和难点。由于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处于多重复合博弈结构中,必须对主权海洋事务和非主权海洋事务分轨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安排。基于国际法特别法理,台湾享有一定的对外交往权能,并可以通过法律技术解决相应的法律障碍,在此基础上可以“两岸”模式来解决相关身份、名义和地位的问题,并建构与之相应的法律归因的二阶构造确定行为归属及其责任承担,并在先行协商机制上基于选择策略渐讲式进路和采用灵活多样的法律方式。
王琦[7](2015)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企业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各主要国家纷纷探索更广泛而深刻的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加快投资格局的转变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美国也正在主导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为两翼构筑国际区域贸易新格局,意图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美欧自由贸易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习近平主席站在全球性和周边性战略高度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成为我国在新时期应对发达国家的挑战和威胁、优化对外开放格局、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深化区域交流合作共谋和平发展的重要指针。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东盟是中国经贸与对外投资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自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在投资、贸易、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发展迅猛。2013年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进入“钻石十年”的关键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将进入快车道,而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和根基所在。东盟各国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而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制约着自贸区整体效果的发挥。东盟各国由于经济发展不一,导致基础设施建设参差不齐。总体而言,公路方面,除新加坡公路网较密集,其它各国的公路整体长度较短,柬埔寨甚至没有一条高速公路;铁路方面,各国的铁路硬件标准不一致,而且铁路设施差,严重影响了各国铁路的跨境建设;机场和港口建设方面,东盟国家的机场和港口数量众多,但规模大、硬件完善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却相对较少;电力方面,东盟国家电力供应不足,与其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能源结构关系重大,预计仅中南半岛五国在未来的20年里,电力供应缺口就有5268万千瓦。综上,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需求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基础设施也必将成为中国对东盟投资的重要领域,这将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遇。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投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必然会面临着许多问题与风险,本文试图以国际投资法的相关规定为理论基础,从投资的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投资风险以及投资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涉及的其它法律问题,如劳工问题、环境问题、合同的订立问题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所要面临的法律问题,同时根据东盟各国的现有法律环境提出应对之策,为我国企业在东盟基建市场更好的发挥主力军作用提供参见。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数据统计归纳等研究方法对东盟国家的法律环境和投资基建项目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在基础设施的理论上,笔者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上着重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海外投资的法律特征。在东盟国家的基础建设的现状方面,笔者根据“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结合东盟国家互联互通的政策,主要对东盟国家交通、通讯类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中国企业所要面临的法律问题方面,根据海外投资基建项目的特点,侧重分析投资的市场准入、投资的风险、融资问题等几个方面的法律问题,这些要素将直接影响着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基建项目是否顺利。
杨楠楠[8](2013)在《救国会与民主运动之关系研究(1936-1949)》文中认为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对日侵华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但是全国各界人民群众则纷纷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成立了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形成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洪流。在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于1936年5月诞生了。救国会的成立是全国抗日民主力量的汇聚,其本身成为了民间抗日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救国会汇聚了全国各界抗日民主运动的精英。抗口是时代的主题,但民主也是时代的潮流。所以,救国会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方面,绝不逊色于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了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骨干和领袖,在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处于“椽头”地位。正是因为救国会在民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从开始就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镇压和打击,于是便有了后来七位领袖被捕事件,即“七君子”事件的发生。“七君了”事件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同时也确立了救国会在民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全而抗战爆发后,救国会置身于抗日民主的洪流之中。在抗战中争取实现民主宪政,是当时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共同话题,由此也不断掀起宪政运动。救国会站宪政运动的潮头,成为宪政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推动着宪政运动不断走向深入。抗战胜利后,救国会的救国宗旨已经实现,自身也实现了一次“转身”,但他们仍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他们走向了人民民主革命阵营,成为新政协中的一员。1949年12月,救国会的民主革命理想已经实现,他们光荣地结束了组织,融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家庭之中
刘点点[9](2011)在《跨媒介时代的文化产业 ——市场关系中的中国当代影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在商品经济即传统的实业产业链达到了价值的饱和,形成了长尾现象的时候,文化产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新型形态,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文化产业的实质是通过对文化产品的开发、创造和传播,来产生经济效益。媒介作为文化产品传播的平台,是文化产业实现价值的必要工具。如果要用两个词形容近十年来中国的传媒发展,那就是“一日千里”和“刮目相看”。各种新媒介、新技术层出不穷,中国的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跨媒介的竞争也日渐激烈,目前电子媒介无疑赢得了最大的市场占有率。所以影视作品借助这一优势成为最大众化的文化形态而受到普遍关注,同时也被卷入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本文旨在通过对市场关系中的中国当代影视的研究,来分析跨媒介时代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内容包括中国影视企业如何通过进入资本市场吸纳新资源,促进行业发展;影视行业如何通过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良好利用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分析当代中国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题材匮乏、媒体间的恶意竞争、重“利”轻“质”等现象;利用影视作品的“软实力”塑造国家、城市形象,更大范围的传播中华民族文化;通过时下出现的影视作品与网络游戏结合的崭新形式,探讨影视市场发展的更多可能性;论述经典艺术,如文学、戏剧、舞蹈,和好莱坞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外来影视文化给中国影视带来的影响。选取当代中国影视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通过现象描述,数据佐证,背景介绍和分析等方法,来阐述观点。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不仅要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同时还要具有一流的“软实力”,一流的文化原创力,一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和一流大众文化等。当今中国大部分生活领域中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利润,文化市场也是如此。对受众口味的迎合成为文化产业利润的基础,也是大众文化成为主流的原因。文化产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运用文化产品吸纳资金促进经济的发展,再利用雄厚的资金力量以产业化的形式来提升、发展文化。但国家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不仅取决于文化产品内容的独特魅力,更要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传播能力。当下,全球的媒体行业正在进行着革命性的变化,面对全媒体时代,广播、电影、电视、出版、报纸、杂志、网络等行业都在脱胎换骨的变化中谋取生存空间。单一的信息渠道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需要。信息爆炸、资讯泛滥,跨媒介联手现象已屡见不鲜,只有找好定位才能准确的达到目标。本文对市场关系中的当代影视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与剖析。在跨媒介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中不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一味的迎合受众,满足现状。应该在接受并发扬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的同时,对负面效应进行理性的审视与批评。突破瓶颈,推陈出新,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途径。
徐唐棠[10](2010)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经济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基于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复杂多变的现实,我国多由行政规章调整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法律关系,数量繁多、法出多门并且重叠适用,给外国投资者和国内企业的理解和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混淆。本文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企业政策三个层面对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运用外国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等经济学理论,运用规范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法学研究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等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我国现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立足我国国情,通过借鉴国际投资条约、区域投资条约以及双边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的规定,分析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给予我国政策制定的弹性和空间,为现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本文对于我国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体系,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我国经济的持久、快速和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政策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政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提要 |
Abstract |
致谢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问题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语种和语料 |
1.6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及物性研究综述 |
2.1 引言 |
2.2 及物性 |
2.2.1 句法及物性 |
2.2.2 语义及物性 |
2.3 及物性系统 |
2.3.1 悉尼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2.3.2 加的夫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2.3.3 融合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2.3.4 其他及物性系统 |
2.4 及物性系统的比较或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
2.4.1 双语比较或对比 |
2.4.2 多语比较或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
2.5 小结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 |
3.1 引言 |
3.2 理论基础 |
3.2.1 及物性理论及及物性、及物性系统的层次归属 |
3.2.2 及物性和及物性系统的概念 |
3.2.3 及物性系统的建构 |
3.3 研究设计 |
3.3.1 总体设计 |
3.3.2 语料的处理与使用 |
3.3.3 语言与认知、思维和文化 |
3.4 小结 |
第四章 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共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4.1 引言 |
4.2 丰富性 |
4.2.1 及物性系统丰富性的世界经验基础 |
4.2.2 及物性过程的丰富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4.2.3 及物性过程的丰富性与语篇分析: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4.3 层次性 |
4.3.1 及物性系统层次性的生物学基础 |
4.3.2 及物性系统的层次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4.3.3 及物性过程的层次性与语篇分析: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4.4 张力性 |
4.4.1 何谓张力性 |
4.4.2 及物性系统的张力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4.4.3 一种认知经验与多种经验过程: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4.4.4 一种经验过程与多种认知经验: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4.5 隐喻性 |
4.5.1 隐喻性的思维基础 |
4.5.2 及物性隐喻:从“一致式”到“隐喻式” |
4.5.3 及物性隐喻的跨语言普遍性: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4.6 抽象性 |
4.6.1 何谓抽象性 |
4.6.2 及物性系统的相对抽象性: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4.6.3 不同层次及物性过程的相对抽象性 |
4.7 小结 |
第五章 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殊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5.1 引言 |
5.2 “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陈述语气小句视角 |
5.2.1 关于序位和语气 |
5.2.2 汉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2.3 印地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2.4 阿拉伯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2.5 希腊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2.6 “过程”与“参与者”序位的跨语言比较:陈述语气小句视角 |
5.3 “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感叹语气小句视角 |
5.3.1 关于感叹语气 |
5.3.2 汉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3.3 印地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3.4 阿拉伯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3.5 希腊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3.6 “过程”与“参与者”序位的跨语言比较:感叹语气小句视角 |
5.4 “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4.1 关于“环境” |
5.4.2 汉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4.3 印地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4.4 阿拉伯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4.5 希腊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5.4.6 “环境”序位的跨语言比较 |
5.5 “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与凸显 |
5.5.1 关于省略 |
5.5.2 汉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5.5.3 印地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5.5.4 阿拉伯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5.5.5 希腊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5.5.6 “参与者”或“过程”省略的跨语言比较 |
5.6 “参与者”“过程”等语义成分的分立与整合 |
5.6.1 关于语义成分的分立与整合 |
5.6.2 汉、印、阿、希语中“复合参与者”现象 |
5.6.3 汉、阿、希语中“过程”和“参与者”的重合 |
5.6.4 阿、希语中“参与者”同“过程”的并合 |
5.6.5 语义成分分立与整合的跨语言比较 |
5.7 小结 |
第六章 从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及民族文化看殊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6.1 引言 |
6.2 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和民族文化 |
6.3 从民族认知看殊性 |
6.3.1顺序象似性(自然顺序)和突显象似性(规约顺序) |
6.3.2 由背景到图形和由图形到背景 |
6.3.3 认知突显与不突显 |
6.3.4 范畴化与去范畴化 |
6.4 从民族思维看殊性 |
6.4.1 事理逻辑(类比)思维(汉)、形式逻辑(演绎)思维(希、阿)和论辩逻辑(演绎+类比)思维(印) |
6.4.2 时间性思维(汉)、空间性思维(希、阿)和带有随意性的时间性思维(印) |
6.4.3 悟性(直觉)思维(汉)、理性(逻辑)思维(希、阿)和直觉证悟思维(印) |
6.4.4 整体性/综合性思维(汉)、分析性思维(希、阿)和整体—分析中介型思维(印) |
6.5 从民族文化看殊性 |
6.5.1 农耕文化(汉)、商贸文化(希)、沙漠游牧文化和外来文化(阿)及多元文化(印) |
6.5.2 儒道文化(汉)、科学文化(希)和宗教文化(阿、印) |
6.6 小结 |
第七章 结语 |
7.1 研究发现 |
7.2 创新之处 |
7.3 研究局限 |
7.4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术语缩略表 |
附录2 参与者角色术语缩写表 |
附录3 英汉姓名对照表 |
附录4 英汉术语对照表 |
附录5 语言标注指南 |
附录6 汉语文本语料 |
附录7 印地语文本语料 |
附录8 阿拉伯语文本语料 |
附录9 希腊语文本语料 |
(2)苏德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对苏联租借援助研究 ——以实物援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概念界定 |
0.2 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0.2.1 结构 |
0.2.2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0.2.3 创新点 |
0.3 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
0.3.1 国外研究现状 |
0.3.2 国内研究现状 |
0.4 论文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1 苏联纳入租借法案援助的背景与过程 |
1.1 租借法案产生的背景 |
1.2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美英的初步接触 |
1.3 苏联与美英为争取援助进行的谈判与交涉 |
1.4 苏联成为租借法案援助对象的最终过程 |
2 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详细情况 |
2.1 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基本情况 |
2.1.1 《第一次议定书》之前的对苏援助情况 |
2.1.2 《第一次议定书》期间的对苏援助情况 |
2.1.3 《第二次议定书》期间的对苏援助情况 |
2.1.4 《第三次议定书》期间的对苏援助情况 |
2.1.5 《第四次议定书》期间的对苏援助情况 |
2.1.6 根据《第四次议定书》附件三进行的对苏援助情况 |
2.1.7 《第四次议定书》之后的对苏援助情况 |
2.1.8 三次协定书援助的总结 |
2.2 交通及生产工具 |
2.2.1 轨道交通工具 |
2.2.2 机床 |
2.2.3 机动车 |
2.2.4 工厂和其他工业生产设备 |
2.3 武器装备 |
2.3.1 陆军兵器 |
2.3.2 空军兵器 |
2.3.3 海军兵器 |
2.3.4 通讯设备 |
2.4 工业原料 |
2.4.1 金属原料 |
2.4.2 能源与燃料 |
2.4.3 橡胶工业 |
3 租借法案军事物资的货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 |
3.1 租借法案实物援助的货币价值 |
3.2 租借法案实物援助的劳动力价值 |
4 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对苏联战时生产的影响 |
4.1 苏联的战时生产 |
4.1.1 产业结构向战时经济发展 |
4.1.2 工业中心向中部和东部迁移 |
4.2 战争对苏联劳动力的影响 |
4.2.1 苏联人口损失的概况 |
4.2.2 苏联劳动力及就业结构的变化 |
4.3 西方援助物资对苏联战时生产的影响 |
4.4 租借法案援助的特点 |
4.4.1 援助物资种类多,总量大 |
4.4.2 采用议定书的形式,以特惠制的方式进行援助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中尼石油贸易合作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的背景 |
(二) 研究的意义 |
二 中国与尼日利亚国内现状研究 |
(一) 中国的国内现状研究 |
(二) 尼日利亚国内现状研究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三 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一) 本文的研究内容 |
(二) 本文的研究方法 |
四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 本文的创新之处 |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中尼两国石油资源发展现状及石油资源贸易分析 |
一 尼日利亚的石油资源发展现状及石油贸易分析 |
(一) 尼日利亚的石油资源发展现状的分析 |
(二) 尼日利亚的石油贸易现状 |
二 中国的石油资源发展现状及石油贸易分析 |
(一) 中国的石油资源发展现状 |
(二) 中国的石油贸易现状 |
第三章 中尼两国石油贸易合作现状分析 |
一 中尼两国石油贸易发展合作的形式 |
二 中国与尼日利亚在石油资源贸易上的投资形式分析 |
第四章 中尼两国石油贸易的优势与劣势 |
一 中国在石油贸易方面的优势 |
(一) 中国在消费上的优势 |
(二) 中国在石油贸易上的投资逐年提升 |
(三) 中国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和和设备技术 |
(四) 中国在海外石油贸易合作中的成功提供良好的基础 |
二 尼日利亚在石油贸易方面的优势 |
(一) 尼日利亚的石油资源丰富 |
(二) 尼日利亚政府对外国石油公司企业投资的支持 |
(三) 尼日利亚和中国在石油贸易之中强有力的互补性 |
(四) 其他方面的优势 |
三 中国与尼日利亚石油贸易合作的劣势 |
(一) 中国目前主要的合作伙伴固定 |
(二) 中国的勘探储量和炼化技术的提高 |
四 尼日利亚方面的劣势 |
(一) 恐怖主义问题突出 |
(二) 宗教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
(三) 部落之间的冲突 |
(四) 政治中的腐败 |
五 其他方面的劣势 |
(一)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石油输出国的对抗影响 |
(二) 运输方面的影响 |
(三) 西方国家发布的"中国能源威胁论"的说法 |
第五章 提高中尼两国石油贸易活动的有效建议 |
一 尼日利亚政府维持国家和平与稳定 |
(一) 对恐怖主义的打击 |
(二) 宗教、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问题 |
(三) 尼日利亚的政治腐败问题解决 |
二 加强政府之间在石油贸易之中的合作 |
(一) 加强政府之间的合作 |
(二) 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
(三) 国际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个旧锡矿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本文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基本概念的理解 |
(三) 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 有关个锡生产方法的研究 |
(二) 有关于个旧锡矿生产中私人资本及生产关系的研究 |
(三) 有关政府在个旧锡矿生产中的作用研究 |
(四) 有关大锡运输销售的研究 |
(五) 有关个旧锡矿对云南经济发展促进的研究 |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与结构 |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二) 研究的基本结构 |
四、史料主要来源 |
第一章 历史上个旧锡矿的开发源流 |
第一节 历史上个旧关于大锡生产的记载 |
一、锡的主要特性及在古代的用途 |
二、历史上个旧锡矿开发的记载 |
第二节 1840年以前个旧锡矿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 |
一、商品用途不广,需求量有限 |
二、国内市场狭窄,销路不广,常出现滞销的情况 |
三、乾隆年间铸币所需个锡的数量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历史转折 |
第一节 蒙自口岸开放及列强对个锡的觊觎 |
一、列强国际经济一体化推进与蒙自口岸的开放 |
二、蒙自口岸开放后英法对个锡的觊觎 |
第二节 交通条件对个锡运力的历史改观 |
一、近代以前云南交通运力情况 |
二、法国殖民者对滇越铁路的筹建 |
第三节 近代个旧锡矿开发对国际市场需求的适应 |
一、近代国际锡业市场需求的扩大及生产的发展 |
二、近代以来国际锡业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 |
三、鸦片战争后个旧锡业销售的国际市场化取向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下个锡开发的模式变化 |
第一节 近代云南矿业由先前满足国内需求向国际市场需求的转变 |
一、近代以前云南矿业发展以满足国内需求为目的 |
二、近代个锡开发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为主 |
第二节 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模式转化 |
一、历史上云南矿业实行政府为主导的组织生产方式 |
二、近代个锡以市场为导向的组织经营方式 |
小结 |
第四章 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下个锡开发的技术改良与销路变化 |
第一节 传统技术条件下个锡的生产技术与产品销路 |
一、个锡土法生产技术与产品质量 |
二、土法生产产品的销售路线 |
第二节 西方技术对个旧锡矿开发的影响 |
一、个旧锡务公司对西方新法的运用 |
二、云南炼锡公司锡矿冶炼技术的改良 |
三、私营锡业中的近代技术改良 |
第三节 锡品成色提高带来的销路变化和利润增收 |
一、炼锡公司锡品成色提高情形 |
二、个锡直销欧美市场的路线变化 |
三、个锡直销欧美市场带来的利润增加 |
小结 |
第五章 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下个锡开发的规模及经济效益 |
第一节 近代个锡开发规模变化与地区开放程度的关联 |
一、近代个锡开发产量及规模 |
二、个锡开发规模变化与地区开放程度的关联 |
第二节 锡矿开发对云南就业的吸纳及影响 |
一、各时期个旧锡矿工人的数量及其变化 |
二、锡矿开发对云南就业市场的影响 |
第三节 锡矿带来的收益成为云南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撑 |
一、个锡成为云南出口商品之大宗 |
二、个锡成为平衡云南进出口货值的重要商品 |
三、个锡收益成为云南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撑 |
小结 |
第六章 近代个旧锡矿开发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弊端 |
第一节 个锡出口运输半殖民地特征明显 |
一、货运通道为法国殖民者所垄断 |
二、货运长期受法越铁路公司的加价苛扰 |
第二节 国际市场行情变化极易对锡矿生产造成影响 |
一、近代不同时期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 |
二、国际市场行情变化对个锡价格产生的影响 |
第三节 战时敌方封锁造成个旧锡矿生产的急剧萎缩 |
一、抗战初期日军对个锡出口路线的封锁 |
二、抗战时期个锡生产的急剧萎缩情况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个旧锡矿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1889~1938年个旧、伦敦、纽约、新加坡锡价表 |
后记 |
(5)智治之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2 智治与智库的内涵和关系 |
2.1 公共治理的当代形态:智治 |
2.2 知识与思想的承载者:智库 |
2.3 智库与智治的关系:内在契合与耦合共进 |
3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的运行机理 |
3.1 公共治理中的三个场域 |
3.2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内聚”功能效应 |
3.3 公共治理的“空心Y域” |
3.4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扩散”功能效应 |
4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实现的现实困境 |
4.1 制度平台缺失对“聚散效应”的阻碍 |
4.2 结构体系失衡对“聚散效应”的分离 |
4.3 内在效能不足对“聚散效应”的抑制 |
4.4 社会需求缺乏对“聚散效应”的消解 |
5 西方智库治理功能实现的经验和启示 |
5.1 西方智库“聚散效应”实现的外部拉力 |
5.2 西方智库“聚散效应”实现的内部驱力 |
5.3 西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实现的启示 |
6 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功能实现的路径构建 |
6.1 以特色化路径引领智库功能发展方向 |
6.2 以系统化制度保障智库功能稳定运行 |
6.3 以多元化结构推进智库功能均衡发展 |
6.4 以市场化机制增进智库功能内在效能 |
6.5 以社会化服务扩展智库功能辐射范围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图目次 |
表目次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方法 |
六、基本概念 |
第一章 政治困境中的两岸海洋事务合作 |
第一节 趋向合作的两岸海洋事务 |
一、作为描述类型的两岸海洋事务 |
二、两岸海洋事务的分类 |
三、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及其类型 |
第二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发展回顾 |
一、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倡议期(1949-1990.9) |
二、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接触期(1990.9-2000.5) |
三、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波折期(2000.5-2008.5) |
四、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制度化时期(2008.5-) |
第三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争议性议题 |
一、基于政治互信的两岸海洋事务合作 |
二、争议性议题及其政治结构化问题 |
第四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SWOT分析 |
一、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优势分析 |
二、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劣势分析 |
三、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机会分析 |
四、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威胁分析 |
第二章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治理转向 |
第一节 两岸合作治理的生成机制 |
一、两岸合作的政治难题 |
二、两岸合作的泛政治化 |
三、两岸合作治理的趋向与生成 |
第二节 形成中的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 |
一、海洋治理的提出及应用 |
二、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的实践逻辑 |
第三节 两岸海洋事务的合作治理结构 |
一、合作治理模式的二元化 |
二、合作治理进程的差序化 |
三、合作治理方式的多样化 |
四、合作治理主体的网络化 |
第四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与法律机制的互动融合 |
一、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的制度地位——场域理论的视角 |
二、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制度化的政策空间及其实践趋向 |
三、作为制度核心的法律机制:界定及构成 |
第三章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治建构 |
第一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治化路径 |
一、功能主义法治观 |
二、回应型法治模式 |
三、交涉性法治关系 |
第二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治化的内在构造 |
一、宪制基础: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
二、目标导向:从权益到互信 |
三、内容要素:整合机制 |
四、路径策略:阶段化 |
五、结构面相:非对称均衡 |
第三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治化的互嵌机制 |
一、法制构建的政治约束 |
二、民意整合的规范化 |
三、政策与法律的交融互动 |
第四章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制体系 |
第一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原则 |
一、平等互惠原则 |
二、弹性透明原则 |
三、预防风险原则 |
四、权益优位原则 |
第二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形式 |
一、法律形式的多样化及其构成要件 |
二、硬法与软法的界分与互融 |
三、法律效力的双重维度 |
第三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规制 |
一、法律规制共同体的扁平化 |
二、法律规制工具的组合运用 |
三、法律规制过程的“制度——社会”模式 |
第四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程序机制 |
一、公权力机关合作的程序机制 |
二、公众参与的程序性机制 |
第五节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 |
一、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的界定 |
二、类型化多元模式的构建 |
第五章 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治理 |
第一节 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实践 |
一、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进路 |
二、生成机理的四维面向 |
三、“有组织的无序”的现实困境 |
第二节 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治理结构 |
一、基于“关系法”的公权合作 |
二、基于作用法的社会协同 |
三、基于组织法的内部共识 |
第三节 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治理路径 |
一、完善各自域内海洋事务立法 |
二、健全两岸海洋事务协议体系 |
三、创新行政规制方式 |
四、检视司法机关的角色 |
五、建构海洋事务合作组织 |
第四节 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治理体系 |
一、核心制度 |
二、支持性制度 |
三、技术性制度 |
第六章 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协调 |
第一节 多重复合结构下的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 |
一、多重复合博弈结构的提出及展开 |
二、按照海洋事务类型分轨处理 |
三、合情合理安排的规范思路 |
第二节 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基础 |
一、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困境 |
二、基于两岸互信的台湾对外交往权能——特别法理的视角 |
三、通过法律技术解决法律冲突问题 |
第三节 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关系 |
一、通过“两岸”模式吸纳政治思虑 |
二、“两岸”模式适用的法理分析 |
三、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归因的二阶构造 |
第四节 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进路 |
一、两岸合作方式的多样化 |
二、策略性渐进的路径选择 |
三、构建先行制度化协商机制 |
结论 |
附件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研究成果 |
后记 |
(7)“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企业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来源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四、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与不足 |
第1章 “一带一路”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相关理论 |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简述 |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来源与内含 |
二、“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国-东盟关系的新考量 |
第二节 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理论 |
一、基础设施的界定与特征 |
二、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含义与特征 |
第三节 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况 |
一、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
二、中国投资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
第四节 投资东盟基础设施的原因分析 |
一、国内原因 |
二、区域原因 |
第2章 我国企业投资东盟基础设施法律问题分析(一) |
第一节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经常忽视的法律与政策问题 |
一、缺乏对东盟国家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的了解 |
二、忽视规范的法律运作 |
三、不重视合同的签订与执行以及事前尽职调查 |
第二节 投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法律风险预测 |
一、战争内乱风险 |
二、国有化风险 |
三、汇兑限制风险 |
四、东道国政府违约风险 |
五、对投资东道国土地征用与补偿的风险 |
第三节 投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的法律问题 |
一、BOT模式的法律分析 |
二、PPP模式的法律分析 |
三、TOT模式的法律分析 |
四、ABS模式的法律分析 |
第四节 基础设施的投资准入 |
一、东盟国家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准入的规定 |
二、东盟国家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准入的审批程序 |
第五节 基础设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 |
一、争端解决的替代方式 |
二、诉讼 |
三、仲裁 |
四、争端评审委员会方式(DAB) |
第3章 我国企业投资东盟基础设施法律问题分析(二) |
第一节 投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劳工与人权问题 |
一、劳工问题 |
二、人权问题 |
第二节 投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问题 |
第三节 投资东盟基础设施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
一、“一带一路”战略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二、基础设施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第4章 我国企业应对投资东盟基础设施的法律、政策问题的对策 |
第一节 对我国企业自身应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问题的建议 |
一、重视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条约和双边条约 |
二、重视投资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 |
三、构建多层次的争端解决方案 |
四、重视投资东道国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规定 |
五、提升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防控能力 |
第二节 我国政府应为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法律问题提供相应支持 |
一、构建FDI法律与政策体系 |
二、修改双边投资协议 |
三、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之建议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救国会与民主运动之关系研究(1936-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本课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民族危机深重与救国会的成立 |
一、华北事变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
(一) 救亡与民主呼声的高涨 |
(二) 全国救国团体的涌现 |
二、救国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
(一) 抗日民主思想的汇聚 |
(二) 救国会的成立与民主党派的椽头 |
三、七君子入狱与民主领袖地位的确立 |
注释 |
第三章 民族抗战中置身于民主宪政运动的潮头 |
一、救国会的抗战民主思想与实践 |
(一) 抗战爆发后救国会的民主理念 |
(二) 救国会的民主举措 |
二、救国会的民主宪政思想与实践 |
(一) 关于民主宪政的呼吁 |
(二) 民主宪政中的左翼力量 |
注释 |
第四章 人民民主运动中救国会的民主理想及其转向 |
一、救国会的改组 |
(一) 向中国人民救国会转变 |
(二) 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 |
二、救国会的左转与终结 |
(一) 救国会参加人民政协 |
(二) 救国会使命的实现与结束 |
注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9)跨媒介时代的文化产业 ——市场关系中的中国当代影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章 资本市场对中国影视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
一、资本市场对影视产业的影响 |
(一) 上市是解决影视产业融资的重要途径 |
(二) 资本视角下的中国影视产业发展变革 |
(三) 中国影视企业上市的条件日趋成熟 |
二、资本市场中的中国影视行业典型企业分析 |
(一) 橙天娱乐在香港借壳上市 |
(二) 华谊兄弟登陆国内创业板 |
(三) 保利博纳直击纽约 |
三、资本市场对中国影视发展的效应分析 |
(一) 上市对影视产业的积极影响 |
(二) 影视公司上市的不利因素分析 |
第二章 互联网与中国影视产业发展研究 |
一、互联网发展现状分析 |
(一) 互联网发展历史 |
(二) 中国互联网发展现状 |
(三) 中国互联网的主要应用形式 |
二、互联网与影视业的关系 |
(一) 互联网对影视业的影响 |
(二) 网络文化与影视之间的关系 |
(三) 互联网丰富了影视的传播方式 |
三、互联网对中国影视发展的影响 |
(一) 互联网的主要应用形式与中国影视发展的结合 |
(二) 互联网为中国影视业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 |
(三) 互联网对中国影视业未来发展的影响 |
第三章 中国电视产业发展中的电视剧题材分析 |
一、中国国产电视剧的起步 |
二、电视台之间的"较量" |
三、都市情感剧引发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 |
(一) 《蜗居》剧情简介 |
(二) 中国电视剧热播题材 |
(三) 《蜗居》收视率统计 |
(四) 解析《蜗居》蹿红原因 |
(五) 《蜗居》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
(六) 广电总局封杀热播中的《蜗居》 |
四、中国青春偶像剧题材源于外国"剩饭" |
五、四大名着翻拍现象 |
(一) 四大名着翻拍之《红楼梦》 |
(二) 四大名着翻拍之《三国演义》 |
(三) 四大名着翻拍之《西游记》 |
(四) 四大名着翻拍之《水浒传》 |
(五) 解剖翻拍四大名着原因 |
(六) 翻拍四大名着所引发的问题 |
六、中国电视剧市场"翻拍热"分析 |
第四章 影视剧对城市形象、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
一、中国城市发展 |
二、影视剧与城市的历史追溯 |
三、影视产业与现代城市的关系 |
四、通过电影《唐山大地震》分析影视作品对推动城市影响力的作用 |
五、原生态艺术带动城市形象,将民族文化引入世界舞台 |
第五章 影视娱乐与网络游戏的"联姻" |
一、中国的互联网市场 |
二、网络游戏与影视剧的"联姻" |
三、手机游戏与影视结合的案例分析 |
第六章 经典艺术与中国影视的发展 |
一、芭蕾舞与中国影视的发展 |
(一) 芭蕾舞由来 |
(二) 芭蕾舞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
(三) 芭蕾舞剧与中国影视的关系 |
二、戏剧与中国影视的发展 |
(一) 中国戏剧与影视的关系 |
(二) 经典戏剧与电影 |
三、经典艺术与影视发展结合的意义 |
(一) 改编经典的现实意义 |
(二) 中国影视多从经典艺术中汲取养分 |
(三) 经典传承的意义 |
第七章 国外影视文化与中国影视的发展 |
一、文化的概念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
(一) 文化的表现形式 |
(二) 中国受大众文化的影响 |
(三) 学习借鉴国外文化的意义 |
二、好莱坞影视文化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
(一) 好莱坞文化发展历程 |
(二) 好莱坞模式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
三、日韩影视文化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
(一) 日本电影流派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
(二) 日本动漫影视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
(三) 韩国影视文化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
四、宝莱坞影视文化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
五、外来影视文化对中国影视发展的启示 |
(一) 我国电视产业应对外来影视文化冲击的误区 |
(二) 好莱坞影视文化的启发 |
(三) 韩国影视文化的启发 |
(四) 宝莱坞影视文化的启发 |
(五) 正确看待全球化 |
(六) 积极弘扬民族影视文化 |
参考文献 |
附件 |
附件1: |
附件2: |
附件3: |
附件4: |
附件5: |
附件6: |
附件7: |
附件8: |
附件9: |
附件10: |
(10)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导论 |
0.1 选题背景和现实意义 |
0.2 论文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进一步说明 |
0.3 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 |
0.4 主要的研究方法 |
0.5主要的创新点 |
第1章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经济分析的文献综述 |
1.1 外国直接投资理论 |
1.1.1 垄断优势理论 |
1.1.2 产品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理论 |
1.1.3 内部化理论 |
1.1.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1.2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 |
1.2.1 比较优势理论 |
1.2.2 竞争优势理论 |
1.2.3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替代与共存 |
1.3 新经济增长理论 |
1.3.1 新经济增长理论 |
1.3.2 内生增长理论 |
第2章 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 |
2.1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准入政策 |
2.1.1 投资自由化的涵义及其演化 |
2.1.2 东道国经济主权与投资自由化之间的张力关系 |
2.1.3 我国外资准入产业政策的发展 |
2.2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检验 |
2.2.1 近期研究综述 |
2.2.2 研究设计 |
2.2.3 格兰杰因果性检验 |
2.2.4 样本选取和变量选择 |
2.2.5 相关关系分析与结论 |
2.2.6 因果关系分析与结论 |
2.3 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 |
2.3.1 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 |
2.3.2 工业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 |
2.3.3 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 |
2.4 小结 |
第3章 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政策的经济分析 |
3.1 东部地区:政策现状及其经济分析 |
3.1.1 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域政策概述:"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 |
3.1.2 现有研究综述 |
3.1.3 对东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分析及建议 |
3.2 中西部地区:政策现状及其经济分析 |
3.2.1 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沿革 |
3.2.2 现有研究综述 |
3.2.3 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经济分析及建议 |
3.3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政策与我国制度变革模式分析 |
3.3.1 制度及制度变革 |
3.3.2 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实践:从供给主导型到需求诱致型 |
3.4 小结 |
第4章 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政策的经济分析 |
4.1 外商投资比例与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和待遇 |
4.1.1 与企业性质和企业待遇有关的外资比例问题 |
4.1.2 对外资比例与企业绩效关系问题的实证分析 |
4.1.3 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有关的外资比例问题 |
4.2 外商投资企业自律机制与诉讼救济机制的经济分析 |
4.2.1 对外商投资企业自律机制的经济分析 |
4.2.2 对外商投资企业诉讼救济机制的经济分析 |
4.3 企业与政府: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
4.3.1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制定的经济分析 |
4.3.2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执行的经济分析 |
4.4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四、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政策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D]. 王连柱.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苏德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对苏联租借援助研究 ——以实物援助为中心[D]. 李牧晨. 辽宁大学, 2017(02)
- [3]中尼石油贸易合作发展研究[D]. Ezeanyanwu Michael Ejikeme. 安徽大学, 2017(08)
- [4]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个旧锡矿开发研究[D]. 杨娟. 云南大学, 2016(12)
- [5]智治之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D]. 张欣. 中国矿业大学, 2016(02)
- [6]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机制研究[D]. 叶正国. 武汉大学, 2015(07)
- [7]“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企业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D]. 王琦.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8]救国会与民主运动之关系研究(1936-1949)[D]. 杨楠楠.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3(03)
- [9]跨媒介时代的文化产业 ——市场关系中的中国当代影视[D]. 刘点点. 北京大学, 2011(10)
- [10]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经济分析[D]. 徐唐棠. 吉林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