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进县级政府机构改革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许入丹[1]（2021）在《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2011年开始,基于中央对于统筹城乡发展以促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陕西省考虑全省省情,展开了重点示范镇建设,旨在对统筹城乡发展进行探索与实践,并为全省小城镇建设发展探索经验与提供示范。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提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重要引擎,实现城乡融合成为当前阶段的重点,陕西省针对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的相关战略目标也围绕新的国家要求进行了一定调整,以促进实现城乡融合为当前阶段的核心目标,本质上也是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实践。经过多年的政策扶持,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城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已经取得初步阶段性成就,但其实际建设发展成效如何,是否符合相关政策的预定目标,程度如何,还需要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客观评价。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目标研究、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评价模型构建以及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评价实践三部分。首先,基于重点示范镇这一特定类型的研究对象,从陕西省相关政策层面梳理出政府的施政目标,即公共政策的预定目标,包括直接建设目标和综合发展目标两大层次,并通过理论研究和目标分解的方式分别对公共政策目标进行学理转译和解译,以明确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的核心目标体系,进一步构建出本次评价的评价标准。其次,基于双层次的预定目标导向双层次的评价内容,并围绕公共政策作用于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的机理确定评价技术路线,提出从纵向比较和横向对比两个维度建立综合评价的评价逻辑,展开双层次评价,创新评价模式。接着,从动态增量和静态衡量的要求创新因子形式,同时对相关的指标因子类型进行研究,得到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类评价方法进行比选,选择符合本文研究目的和评价过程的评价方法,最终构建出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的综合评价模型。继而,通过对评价所需的各项因子信息的收集、处理、计算,对不同重点示范镇分别展开评价。基于调查分析和综合比较的方式对建设发展成效评价结果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明确不同城镇多年来建设成效出现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可以得出不同重点示范镇的建设发展状态,从实践效果进一步反馈到认识论,推导出本文的研究结论。研究表明,从直接建设成效来看,重点示范镇的建设空间格局基本明确,城镇综合服务功能逐渐完善,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但各单项系统成效普遍不均衡,政策落实不稳定性高。且各镇总体评价结果指数表明,目前公共政策投入重点示范镇的效能呈现出一定规律,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镇在接受相同的政策投入后建设成效一般更加明显,政策投入的效能更高;从综合发展成效来看,要素集聚、服务品质、生态宜居方面成效较好,但部分镇仍存在“人”“地”集聚不均衡、镇村融合不深、就业效能不高、体制机制改革不充分和城镇建设发展依赖性较大等问题;总体来看,公共政策对城镇建设实施层面的引导效果更明显而镇村协同促进城乡一体的效能还需加强。通过评价研究的结果反馈,可以检验陕西省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相关公共政策的实施成效,并对其进行总结分析,准确把握当前阶段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特征,为十四五时期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陕西省整体小城镇建设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与科学引导。
宋博[2]（2021）在《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化,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区域经济及国民经济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对县级政府来说,如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能否及时转变经济发展职能,是县级政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怎样不断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发展上应该怎样履行政府职能,如何行使工作职能,履行什么样的工作职能,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目标,需要县级政府深入研究。临泽县作为甘肃省西部地区的县级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相对落后,政府因为经济发展经验不足的原因,导致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以临泽县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采取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的方式,通过对国内外政府职能理论进行学习研究,围绕临泽县政府在经济职能履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县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通过剖析原因,提出了改进策略与建议。本文总体由四部分组成,围绕县级政府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作为一个县级政府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履行好经济发展职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除绪论部分外,本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县级政府经济职能及职能转变的内涵和目标,重点分析了相关理论,以及理论对县域经济发展职能优化的意义。第二部分通过临泽县政府在经济发展职能履行方面所做的工作,提出对县级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的现实意义。第三部分在对临泽县政府在经济发展职能履行的基础上,借助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访谈情况分析了临泽县政府在经济职能履行方面的问题和原因。问题包括:公共服务不充分;产业发展层次低;专业人才缺乏;经济发展环境不足。主要原因包括:政府与市场主体角色混淆;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方面存在缺位;行政权力关系不顺畅;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方面存在越位等。第四部分根据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临泽县经济发展职能转变优化的措施。包括:转变行政理念;提升履职能力;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服务水平。
凌伟志[3]（2020）在《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研究 ——以湖南省S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政府市场监管职能,严格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在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作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重要履行者,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充分开展职能履行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市场监管要求的关键举措,但是其职能履行过程中面临的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监督考核机制还不完备、市场监督管理专业化力量相对欠缺以及市场监督管理中的信息化建设较为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工作开展,因而对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展开研究,期望通过优化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制度构成、深化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改革、强化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队伍建设以及构建市场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等措施,逐步解决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过程中面临的相应问题,从而顺利推进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工作。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维模式,将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国内外对于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研究现状,阐述了此次主题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思路等;第二章为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理论阐释并对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内在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三章选取湖南省S县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相应实证分析;第四章提出推进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对策建议。本文以期通过相应的实证分析并借助理论指导,对当前我国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问题展开研究,在探索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当前我国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难点问题的相应对策。希望通过此文的研究,能够切实理顺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工作,减少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以实现我国县级市场经营平稳有序,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何晓洁[4]（2020）在《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省直管县”改革是我国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简政放权,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省直管县”改革通过改变权力、资源、程序的方式,在理顺政府间关系,扩大县级政府权限,优化行政区划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于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意义重大。通过对各地已经实施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施成效进行科学评估,能够为更好的推进改革提供指导建议。本文以陕西省改革为切入点,通过实证方法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进而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为深化改革提供优化建议。文章首先梳理了“省直管县”改革的发展阶段、实践模式和实施改革的内在逻辑,理论基础主要为财政分权、扁平化组织,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其次,从改革政策和改革实践情况对改革进行梳理。一是将陕西省政策时间划分为初步探索、大力推进和拓展方式三个阶段;二是以经济管理和配套措施为主要角度分析政策内容;三是通过对比陕西省两批财政改革试点县在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情况,直观的感受政策实施后试点县的经济现状。但是,这并不能判定试点县经济发展是因为实施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政策。因此,在第四章本文选择2003-2017年陕西省77个县（市）的社会经济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将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解释变量,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最终证明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时间逐渐减弱。第五章本文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从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角度分析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一步探究导致政策执行结果的因素。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和政策模型分析情况,为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优化建议。
费睿[5]（2020）在《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对教育经费绩效影响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文中认为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绩效评价是对未来的投资。2012年至今,我国已连续八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但随着内外环境变化及社会经济转型,单纯依据财政投入规模扩大来推动教育的发展难以为继,提高教育经费绩效,兑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承诺势在必行。同时,在我国行政层级及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中,县级政府承上启下,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基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以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部署及顶层规划,探讨县本级财政投入与教育经费绩效的关系是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具有现实必然性和迫切性。依据区域发展与教育发展、财政分权及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方法,梳理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与现状,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三个代表性县（区）进行预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目标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构建包括财政能力、投入规模、投入结构等三项一级指标的县本级财政投入指标体系和包括决策论证、过程监管、目标实现、满意度等四项一级指标的教育经费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7年广东全121个县（市、区,当年行政区域数）教育经费绩效进行实证评价,并对财政投入与教育经费绩效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整体教育经费绩效水平以及教育公众满意度不高;财政教育投入综合指数与教育经费绩效评分呈正相关,即一般而言,财政教育投入愈丰富的县（市、区）教育经费绩效也愈高,但公众教育满意度偏低且与财政教育投入水平不匹配,县级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教育投入规模与教育经费绩效正向相关,高中教育阶段财政投入占比越高教育经费绩效越高。上述结果的成因复杂,引发思考。从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视域分析,主要在于:目前的财政体制要求县级政府承担重要的教育经费投入责任,但不同区域县级政府财力差异悬殊,虽然标尺式竞争及行政约束下能确保县级财政完成“任务目标”,但实际上不可持续,并衍生新的问题与矛盾。教育经费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完善造成教育经费分配结构的失衡,加大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县级政府财政效率制约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县级财政投入分化,优质基础教育供给不足与公众对教育产品的高期待形成落差,降低了公众教育满意度。这种现象如不加以改善,将影响教育产品的有效供给、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公众对基础教育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财政绩效评价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从“工具—价值”视角,针对广东省教育发展在区域间存在明显差距,公众教育满意度偏低,各种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促进基础教育发展,追求教育经费绩效最大化,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应深化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改革,以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重点关注欠发达县区及低收入阶层、城市外来人口的教育需求,提高教育经费精细化管理水平,依据实际情况,逐步实现财政支出责任上移,推动基础教育供给全国性均等化,等等。本文构建县本级财政投入指数与教育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财政绩效评价及县本级财政的视域审视财政投入与教育经费绩效量化关系,并取得广东全省两万多样本的教育满意度调查数据库,力图在理念和数源上有所创新,同时提出驱动教育经费绩效最大化应改革投入体制,促使基础教育供给及财政支出责任上移。但基于抽样调查数源获取及统计数源不完整等限制,研究未能进行历史性比较,对实证结果诠释亦欠缺更系统的理论高度,这也是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李先涛[6]（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从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变迁过程来看,行政区划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导向,即巩固政权、强化控制和发展社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家治理重心逐渐由政治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政府职能转变、权力空间配置以及法律政策供给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展开。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行政区划改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县级政区,其改革的类型和数量远超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诚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在打破城乡壁垒、构建一体化区域市场、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权力扩张等方面确实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米的假性城市化、“逆向调整”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畸形等问题也愈发明显。行政区划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治理体系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地域结构、权力空间、政策覆盖和利益格局都将迎来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因此,行政区划改革影响实际上早已超越了行政范畴,深刻地影响到既定区域内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融合、文化塑造乃至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作为中国基层政治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单元,县级政区一直是国家治理的根基。从治理参与主体而言,县级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频度远高于省级和地级政府。与乡镇级政府相比,县级政府又是一个拥有完整权力结构体系的治理主体。上级政府的重大改革举措也都需要由县级政府来推动和落实。基于行政区划的广泛影响和县级政区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秉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以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的原则,坚持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前进路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多种改革类型,而且影响因素较多,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划分为导向子系统、执行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它们分别回应的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前进路向、行动指导和制度保障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系统分析的结果置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实践,从新型城镇化导向、结构扁平化和制度支持系统化方面对未来的改革路向进行了解析。这是本文研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全面的文献梳理和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行政区划是多维功能聚合的历史变迁产物。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功能视角而展开,且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划变迁规律、政权体系建设、政府管理绩效、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体系重构和区划法治这六个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作了相关的阐述和评析。与国内聚焦于行政区划的功能性研究不同,国外对于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主要是围绕城市治理（尤其是大都市区治理）展开。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运作机制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按照其学术观点和技术方法,本文将域外研究成果划分为传统区域主义、地方自治与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尺度重构与地域重组。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提供了借鉴。在理论支持方面,基本概念、维度分析和相关核心理论构成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框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一直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基于上述现实语境首先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和驱动力做了描述性研究,旨在通过还原改革过程的方式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1978年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先后经历市管县体制全面推行、县改区的加速、县改市的暂停与解冻、省直管县的试点和区界重组这五种主要的演化形式。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土地资源整合和行政权力扩张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驱动力。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规划冲突、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的矛盾、行政等第的缺失、科学规范论证的缺席以及决策过程合法性的欠缺。导致上述出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结构体系科学性的不足和制度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三个子系统的分析是本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导向子系统关注的是政府的理念导向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法律还是现实当中,地方政府都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它的理念导向也将直接影响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形式和路径。本文选择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阐释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议题上的理念导向。一方面,作为公共精神的践行者,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必须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参与、扞卫社会公平与民主,以此来实现价值理性层面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作为利他性和自利性的集合体,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还需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以此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它深刻地体现在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功能导向经历了从“强政治”到“强经济”的转换。本研究认为,未来这种功能定位应逐渐向“重服务”过渡,真正实现行政区划的人本核心理念。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主要研究的是政府职能重心与权力空间配置。政府职能重心决定着权力空间配置,两者都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改革的类型和路径。与此同时,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也体现出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政府职能重心变化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耦合。故此,本文选择从政府职能重心、权力空间配置及其府际关系方面入手,探究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县级行政区划可能的结构性变革。制度保障子系统旨在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构筑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能够于法有据、依法行政,提升其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经济发展趋势,构建扁平化的行政区划体系结构,提升相关制度性保障,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立足于三个了系统的优化。在导向子系统方面,努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和平衡,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和人的发展为核心导向;在执行子系统方面,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规范权力空间配置,建立协商合作型府际关系;在制度保障子系统方面,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区划决策与评估制度,构筑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
王裕根[7]（2019）在《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行为,深入分析中央、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在推进国家环保法律执行的权力关系及其结构,从政府运作过程的视角揭示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并解释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对基层环保执法的塑造。从现实经验看来,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前提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并通过有效途径把信号传递到县级环保执法部门。乡村企业污染总是发生在一定场域中,特定场域中的社会主体对污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化会影响环境利益的表达。村庄中不同农民认知观念、价值以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化弱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直接影响了村庄社会的环境利益表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农民的弱组织性影响到国家执法力量的介入方式和强度。只有当农民组织起来反映自己所受的损害并释放出环境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国家执法力量介入的力度才会加大。然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乡村企业排污行为是否构成环境违法行为还依赖于国家的权威技术认定。国家在认定乡村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时,污染认定的科技理性与村庄生活理性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农民与企业发生环境利益冲突,县级环保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污染的界定存在权威支配、话语支配以及信息支配,农民基于生活理性对污染的认知话语常常被边缘化,这为乡镇政府和县级环保部门调解企业和农民的环境纠纷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与企业、乡镇政府以及县级环保部门数次利益博弈之后,农民渐渐陷入了“补偿陷阱”,象征性污染补偿逐步代替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监管。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与乡镇政府本身处于地方条块关系中。县级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法律执行的立场和态度。受制于地方条块权力结构以及政商关系,具有执法权的县级环保部门并不会严格执法而是选择“以罚代管”策略,让法律不完全执行。“以罚代管”既协调了县领导与乡村企业的政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然而,“以罚代管”并没有治理污染问题,反而使得乡村企业排污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尽管部分农民不断上访,但根据信访属地管理原则,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最终还是要乡镇政府进行处理。由此,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时,没有执法权的乡镇政府必须协调好乡村企业和村庄农民的利益冲突关系。而受制于县级政府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核机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利益关系网以及自身治理资源的欠缺,乡镇政府往往会选择一种模糊性治理策略来对待污染问题。乡镇政府模糊化处理乡村企业和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实际上掩盖了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环境监管责任。由于县级政府要维护乡村企业的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再加上基层社会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所以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未能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真正重视乡村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这导致国家环保法律实施始终处于“悬浮”状态,也即,地方条块环保履职实践存在执法目标偏离。与此同时,受污染影响的农民群体也遭遇了环境利益诉求表达上的挫败感。环保督察是一种在党政体制结构内推动环保法律执行的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各种方式传导政治压力让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地方党委政府也会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环境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感知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之后,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整合相关环境执法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力量开展联合执法,通过责任倒逼机制落实到每个执法者,此时基层环保执法力度加大。这就改变了以往法律执行的“悬浮”状态,使得国家法律渗透到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实践中。通过环保督察解决了一些底层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但受制于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难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果,中央环保督察难以倒逼地方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因此,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只是得到中央的适度矫正。当中央的力量介入地方条块履职实践,此时条块关系中的央地关系能够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的政治整合功能。从法律执行角度看,当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很大时,中央能够通过政治整合的方式,把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整合,打破国家环保法律在地方执行中梗阻,推动国家环保法律向基层社会渗透,同时对执法过程的利益冲突进行整合,让执法目标偏离得到适度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中与执法偏离形成多次互动和博弈关系,并在偏离中寻适度。纵观基层环保执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难以有效吸纳到常规环保执法的政府决策和执行中。当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无法得到地方政府有效吸纳和整合,导致执法目标偏离过大影响到中央的政治权威时,中央能够在既定的体制结构内创新系列制度推动环保法律执行。中央通过环保督察的形式创建了中央与基层群众的制度化联系,并通过政治压力传导重新激活了地方政府启动新一轮意见表达、政府决策以及政府执行的政府过程,从而让基层社会的环境利益能够被吸纳到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中。由此,以党政关系为基本的条块关系时刻存在弹性,这种富有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塑造着基层环保执法实践,并在实践中呈现波动性。
问志光[8]（2019）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域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者着重要的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的发展态势,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县域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方向尤为重要,能否顺应新时期要求,加快县域经济供给侧改革,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已成为当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突破口。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提出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转变政府职能等多项措施,要求地方政府转变执政理念,提高执政水平,明确职能定位,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规划的手段确定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同时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为县域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和高增长发展。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展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职能定位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作为鲁东南地区的核心城市,临沂市在区域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临沂市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初步形成了以现代工贸业为龙头,商贸物流业与滨水特色旅游业为两翼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力的带动了区域内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但是,随着产业种类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执政理念和营商环境已经无法满足和促进日益扩张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升级的要求,面对未来的机会与挑战,临沂市政府亟待转变执政理念,提高执政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为临沂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意义所在。本文以临沂市为研究对象,在阐述临沂市政府职能定位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临沂市经济发展特色,指明目前临沂市政府在职能定位方面存在经济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连续性过低、对微观经济的运行干预过多、对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和经济发展软环境较差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表现在行政理念不够科学、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够到位、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设置不够合理和地方公共财政体制不够完善4个方面。对比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本文认为,临沂市政府必须转变执政理念、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进电子政务改革,进一步推进临沂经济实现长期、高效、有质量的发展。
叶兵[9]（2018）在《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向政府关系如何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的发展?通过考察分税制改革以来三项具有代表性的财政改革（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提供经验证据。将这三项财政改革放到一起研究有两个原因。第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领域一系列改革的发生和演进是逻辑一致的,将它们放到一起给予系统考察对于理解中国的财政体制有重要的帮助。第二,这三项财政改革的作用机制有共同之处: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改革都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财政压力的变化还是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为了考察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我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模型的参与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消费者。中央政府设定地方上解额度。给定这一额度,地方政府选择政策。给定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消费者选择劳动供给和消费水平。中央政府提高地方上解额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提高实际税率和改善服务是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压力增大的两个选择。定义改善服务下的产出与提高税率下的产出的差值为产出效应,改善服务下的税收收入与提高税率下的税收收入的差值为税收效应。经推导,我得到:当产出效应和税收效应的加权和为正时,地方政府选择改善服务;否则,地方政府选择提高实际税率。也就是说,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的方向不是单一的。由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改革等都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发挥作用,先验上,不知道这些改革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的方向。需要从经验层面予以考察。我从经验层面考察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影响的文献较少,且在识别上存在不足。利用地级市和工业企业数据,我考察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对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我主要利用所得税分享改革前财政收入对所得税依赖程度的地区差异识别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得税分享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所得税分享改革还促进了工业化,表现在:第一,所得税分享改革使得人均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加;第二,所得税分享改革使得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增多,说明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第三,所得税分享改革促进了这项改革前已经存在于辖区之内的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加值的增长。也就是说,财政压力不仅促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在扩展边际上促进工业化,还促使地方政府促进这项改革前已经存在于辖区之内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在集约边际上促进工业化。所得税分享改革还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所得税分享改革导致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宗数占比增加。由于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主要是工业用地,这一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将更高比例的土地配置于工业用途以支持招商引资。另外,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产生了影响。所得税分享改革导致实际税率提高,实际税率提高阻碍了经济增长。研究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的文献主要关注这项改革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未考察这项改革对工商业的可能影响。利用县级数据,我考察了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工商业的影响。我利用取消农业税改革前政府财政收入对农业税依赖程度的地区差异识别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我发现,取消农业税改革在短期内促进了人均农业GDP的增长,但阻碍了人均工商业GDP的增长和人均GDP的增长。另外,我发现,取消农业税改革使得人均工商业GDP的地区不平等加剧。这些结果表明,工商业增长放缓和人均工商业GDP的地区差距扩大是取消农业税改革促进农业增长的代价。进一步,我考察了取消农业税改革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影响。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增加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不足以补偿县级政府在这项改革中损失的财力。取消农业税改革还对县级政府财政收支产生了影响。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县级政府提高了工商业实际税率、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和人力资本方面支出占比。其中,工商业实际税率的提高是取消农业税改革阻碍工商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文献分别考察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和地级市市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察这项改革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省级数据,我考察了财政直管县改革对总体（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还考察了同时段进行的另一项改革——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项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是我们关心的,并且,不考虑它可能引起遗漏变量问题。我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这两项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没有显着影响,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显着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我还考察了这两项改革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区经济收敛没有显着影响,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导致了地区经济收敛。最后,我考察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依赖于县域经济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这项改革对县域GDP占全省GDP的比重更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刘素姣[10]（2017）在《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协调发展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县是联结我国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的“接点”,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县域政治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基石,“郡县治,天下安”。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县域发展的落后和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城乡发展极不协调,既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通过促进县域的发展促进城乡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成为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必须借助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政策供给来完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旨在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从1992年的“强县扩权”开始,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不同程度地展开。随着改革向“行政省直管县”的高级阶段推进,其涉及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改革难度日益增大。目前,诸多省份的“省直管县”试点改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为“困境”中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指明方向、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基础理论及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目标表述与利益诉求中,廓清“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各种目标表述都内涵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框架之中,“省直管县”体制内涵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本质是通过减少地方政府层级,改变投射在层级之上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格局,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达到通过促进县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本文以浙江、河南、贵州三个代表省份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样本,分别进行独立与聚类的分析发现:尽管三省份的改革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人事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财权事权划分的科学性和区域协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是各省份改革共同面临的、左右改革进度和影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成效发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过程的衍生品,恰是改革的内容本质,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会减效或流于形式,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触动旧有利益格局,使改革遭遇“困境”或“停滞”。因此,在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改革的初衷和正确方向推进改革,比智慧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中央顶层的授权、地方制度创新的激情和学界研究达成的共识。从三省份改革成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成效的发挥需要借助一定的经济、社会、地理等条件,并不是所有的省份或县域都适合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要依据城乡差异和相互关联的程度相机抉择。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县域发展的关系,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是县域发展的重要契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调整省以下地方政府间权利与利益结构的高难度、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其解决的不是一时问题,因此其成效也不是一时可以衡量的。抓住改革的本质问题,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为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指引改革前行的理论线索,完善和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其制度设计的政策建议可概括为:“省管县”与“市管县”共存,“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基本公共服务统筹权逐步上移到省,公共资源及配置权更多下沉到县,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的科学划分,建设独立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二、推进县级政府机构改革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进县级政府机构改革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概念释义 |
| 1.2 研究对象选择 |
| 1.2.1 重点示范镇建设情况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关于小城镇相关理论的研究 |
| 1.3.2 关于城镇评价的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陕西省小城镇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框架 |
| 1.6 本章小结 |
| 2 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与发展目标研究 |
| 2.1 城镇概况 |
| 2.2 相关政策分析与预定目标解读 |
| 2.2.1 预定目标 |
| 2.2.2 实施机制 |
| 2.2.3 考核内容 |
| 2.2.4 激励机制 |
| 2.3 政策目标的理论内涵解析 |
| 2.3.1 空间与人口融合视角下的城乡关系 |
| 2.3.2 产业融合视角下的城乡关系 |
| 2.3.3 社会融合视角下的城乡关系 |
| 2.3.4 环境融合视角下的城乡关系 |
| 2.3.5 创新制度供给视角下的城乡关系 |
| 2.3.6 各系统相互作用下的城乡关系 |
| 2.4 目标体系搭建与评价标准构建 |
| 2.4.1 构建思路 |
| 2.4.2 目标体系 |
| 2.4.3 评价标准 |
| 2.5 本章小结 |
| 3 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评价模型构建 |
| 3.1 评价机制与评价逻辑 |
| 3.1.1 评价机制 |
| 3.1.2 评价逻辑 |
|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指标构成思考 |
| 3.2.2 指标选取原则 |
| 3.2.3 直接建设成效评价指标因子确定 |
| 3.2.4 综合发展成效评价指标因子确定 |
| 3.2.5 建设发展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
| 3.3 评价模型构建 |
| 3.3.1 评价方法选择 |
| 3.3.2 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 3.3.3 基于AHP层次分析法确定模型权系数 |
| 3.3.4 基于多因素加权综合计分法评价直接建设成效 |
| 3.3.5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综合发展成效 |
| 3.4 本章小结 |
| 4 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评价实践 |
| 4.1 数据获取与处理 |
| 4.1.1 直接建设成效评价指标数据获取与整理 |
| 4.1.2 综合发展成效评价指标数据获取与整理 |
| 4.2 直接建设成效评价 |
| 4.2.1 建立指标层次结构 |
| 4.2.2 确定因子权系数 |
| 4.2.3 评价计算与结果 |
| 4.2.4 评价结果分析 |
| 4.3 综合发展成效评价 |
| 4.3.1 评价因素 |
| 4.3.2 评语等级 |
| 4.3.3 确定因子权系数 |
| 4.3.4 计算隶属度 |
| 4.3.5 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
| 4.3.6 一级模糊评价结果分析 |
| 4.3.7 二级模糊评价结果分析 |
| 4.4 双层次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
| 4.4.1 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 |
| 4.4.2 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不足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更新政策扶持机制,统筹安排全省小城镇建设发展 |
| 5.2.2 统筹镇域镇村建设,进一步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
| 5.2.3 立足特色产业发展,有效发挥城镇的就业承载作用 |
| 5.2.4 以人口集聚为核心,深化城镇综合承载和服务效能 |
| 5.2.5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进城镇实现高效能治理 |
| 5.2.6 完善政策实施保障,切实增强政策落地的有效执行 |
| 5.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 一、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实践项目 |
| 图表目录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附表一:陕西省重点示范镇直接建设成效评价因子信息数据汇总表 |
| 附表二:陕西省重点示范镇综合发展成效评价因子信息数据汇总表(2018 年) |
| 附表三:陕西省重点示范镇直接建设成效评价数据处理记录表 |
| 附表四:陕西省重点示范镇综合发展成效评价各镇指标隶属度 |
| 附表五: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历年政策文件梳理 |
| 致谢 |
（2）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政府职能 |
| 2.1.2 政府经济职能 |
| 2.1.3 政府经济管理的作用 |
| 2.2 县级政府及职能 |
| 2.2.1 县级政府概述 |
| 2.2.2 县域经济 |
| 2.3 国内政府职能理论及政府职能转变理论 |
| 2.3.1 毛泽东的政府职能理论 |
| 2.3.2 邓小平的政府职能理论 |
| 2.4 国外政府经济职能理论 |
| 2.4.1 自由主义的政府理论 |
| 2.4.2 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
| 2.4.3 选择性干预理论 |
| 2.5 县级政府经济发展职能与县域经济 |
| 2.5.1 县级政府职能 |
| 2.5.2 县级经济运行 |
| 第三章 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履行现状调查 |
| 3.1 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履行现状调查 |
| 3.1.1 调查设计 |
| 3.1.2 调查实施 |
| 3.1.3 调查结论 |
| 3.2 临泽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成效 |
| 3.2.1 临泽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
| 3.2.2 临泽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
| 3.3 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履行现状 |
| 3.3.1 优化政府职能 |
| 3.3.2 改善发展环境 |
| 3.3.3 完善公共服务 |
| 3.3.4 培育产业体系 |
| 第四章 临泽县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方面存在问题与分析 |
| 4.1 临泽县政府经济职能履行方面存在问题 |
| 4.1.1 公共服务不充分 |
| 4.1.2 经济产业结构不均衡 |
| 4.1.3 人力资源开发不足 |
| 4.1.4 经济服务组织不足 |
| 4.2 临泽县政府在经济职能转变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2.1 政府与市场主体角色混淆 |
| 4.2.2 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方面存在缺位 |
| 4.2.3 行政权力关系不顺畅 |
| 4.2.4 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方面存在越位 |
| 第五章 国内外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经验借鉴 |
| 5.1 国外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经验 |
| 5.1.1 日本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经验 |
| 5.1.2 美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经验 |
| 5.2 国内地方政府经济职转变的经验 |
| 5.2.1 怀来县经济职能转变经验 |
| 5.2.2 静宁县经济职能转变经验 |
| 5.3 国内外地方政府经济职转变的经验借鉴 |
| 5.3.1 准确定位政府角色 |
| 5.3.2 准确转变政府职能 |
| 5.3.3 准确履行政府职责 |
| 第六章 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的路径 |
| 6.1 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定位的原则与思路 |
| 6.1.1 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定位原则 |
| 6.1.2 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定位思路 |
| 6.2 加快提升履职能力 |
| 6.2.1 优化履职能力 |
| 6.2.2 提升公共服务 |
| 6.2.3 优化部门职责 |
| 6.3 优化人才队伍建设 |
| 6.3.1 推进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
| 6.3.2 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建设 |
| 6.3.3 加快农村实用型人才建设 |
| 6.4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
| 6.4.1 调整经济发展方式 |
| 6.4.2 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
| 6.4.3 推进市场化体制改革 |
| 6.5 优化政府服务水平 |
| 6.5.1 创新金融服务 |
| 6.5.2 完善公共服务 |
| 6.5.3 优化行政管理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主要访谈人员情况表 |
| 附录3:访谈记录 |
| 附录4:调查问卷 |
| 致谢 |
（3）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研究 ——以湖南省S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理论阐释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市场监督管理 |
| 2.1.2 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 |
| 2.1.3 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 |
| 2.2 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理论基础 |
| 2.2.1 市场失灵理论 |
| 2.2.2 政府职能理论 |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3 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内在价值 |
| 2.3.1 有助于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改革目标 |
| 2.3.2 有助于巩固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改革成果 |
| 2.3.3 有助于提升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工作效率 |
| 2.3.4 有助于优化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服务质量 |
| 第3章 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实证分析---以湖南省 S 县为例 |
| 3.1 S县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基本情况 |
| 3.1.1 S县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改革进程 |
| 3.1.2 S县市场监督管理机构面临的困境 |
| 3.2 S县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基本经验 |
| 3.2.1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全局建设 |
| 3.2.2 推进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融合日趋细化 |
| 3.2.3 加大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执法检查力度 |
| 3.2.4 大力推动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政务信息公开 |
| 3.3 S县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
| 3.3.2 市场监督管理程序与监督考核机制还不完备 |
| 3.3.3 市场监督管理专业化力量相对欠缺 |
| 3.3.4 市场监督管理中的信息化建设较为滞后 |
| 3.4 S县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4.1 保障力度不足,职能履行进程变缓 |
| 3.4.2 责任意识欠缺,职能履行成效降低 |
| 3.4.3 服务意识不强,职能履行障碍增加 |
| 第4章 推进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的对策 |
| 4.1 优化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制度构成 |
| 4.1.1 完善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 |
| 4.1.2 健全当前市场监督管理责任机制 |
| 4.1.3 构建县级政府财政资金保障机制 |
| 4.2 深化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改革 |
| 4.2.1 优化市场监督管理机构部门职权设置 |
| 4.2.2 调整市场监督管理机构人员配置 |
| 4.3 强化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队伍建设 |
| 4.3.1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业务知识培训 |
| 4.3.2 扩充市场监督管理专业化力量 |
| 4.3.3 打造服务型市场监督管理队伍 |
| 4.4 构建市场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 |
| 4.4.1 建立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内部信息化平台 |
| 4.4.2 搭建市场监督管理外部信息公开平台 |
| 4.4.3 创建智慧便民服务APP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S县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问卷调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人员填写) |
| 附录二 S县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问卷调查(公众填写)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综述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1.4.1 创新点 |
| 1.4.2 局限性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省直管县”的概念及其实践 |
| 2.1.1 “省直管县”的发展阶段 |
| 2.1.2 “省直管县”的实践模式 |
| 2.1.3 “省直管县”的改革逻辑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扁平化组织理论 |
| 2.2.3 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 |
| 第三章 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施历程 |
| 3.1 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政策梳理 |
| 3.1.1 政策的演化历程 |
| 3.1.2 政策的内容梳理 |
| 3.2 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实践情况 |
| 3.2.1 第一批试点县经济发展情况 |
| 3.2.2 第二批试点县经济发展情况 |
| 3.2.3 总结 |
| 第四章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2.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3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
| 4.3.1 双重差分法 |
| 4.3.2 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4.4.1 基本回归结果 |
| 4.4.2 动态效应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研究结果 |
| 第五章 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1 政策执行面临的现实问题 |
| 5.1.1 政策自身 |
| 5.1.2 执行机构 |
| 5.1.3 目标群体 |
| 5.1.4 环境因素 |
| 5.2 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2.1 政策供给存在缺陷 |
| 5.2.2 政府之间利益失衡 |
| 5.2.3 改革县域基础较弱 |
| 5.2.4 政策执行保障不利 |
| 第六章 深化“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径探析 |
| 6.1 政策自身 |
| 6.1.1 厘清直管部门职权 |
| 6.1.2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
| 6.1.3 协同推进配套改革 |
| 6.2 执行主体 |
| 6.2.1 科学规划改革事项 |
| 6.2.2 改善政府管理幅度 |
| 6.2.3 加强对县级的监督 |
| 6.3 目标群体 |
| 6.3.1 市级政府积极配合 |
| 6.3.2 县级政府主动响应 |
| 6.3.3 完善县域激励机制 |
| 6.4 政策环境 |
| 6.4.1 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
| 6.4.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对教育经费绩效影响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县级政府教育履职与县本级财政教育投入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与教育经费绩效 |
| 三、基础教育与义务教育 |
| 四、公众绩效满意度与公众教育满意度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府财政教育投入研究 |
| 二、关于教育经费绩效评价研究 |
| 三、关于财政投入与教育经费绩效关系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基础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财政教育投入与支出绩效评价 |
| 一、财政教育投入的理论依据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公共产品特征 |
| (三)政府教育供给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绩效评价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体制嬗变:财政分权与教育投入体制改革 |
| 一、财政分权理论与我国财政体制 |
| (一)财政分权理论发展 |
| (二)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 |
| 二、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
| (一)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进程 |
| (二)政府间教育支出分担体制改革 |
| (三)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现状审视: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及县域教育发展困境 |
| 一、我国财政教育投入现状分析 |
| 二、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国际比较 |
| 三、县域教育均衡发展困境 |
| (一)区域发展失衡 |
| (二)县级政府角色定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预研究:代表性县域案例及比较分析 |
| 一、案例选择及简介 |
| 二、案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政策逻辑模型与教育经费绩效评价 |
| 一、政策逻辑模型视角下教育经费绩效生成逻辑 |
| 二、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实践探索 |
| (一)评价意义 |
| (二)实践历程 |
| 第三节 变量设定与指标体系建构 |
| 一、财政教育投入综合指数构建 |
| 二、教育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体系价值定位 |
|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论证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一、假设提出 |
| 二、模型与分析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结果 |
| 第一节 实证对象及数源说明 |
| 一、实证对象选择 |
| 二、数源说明 |
| (一)客观指标数源 |
| (二)主观指标数源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一、自变量: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 |
| (一)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指数及特点 |
| (二)按经济水平分类结果 |
| 二、因变量:教育经费绩效 |
| (一)绩效评价结果及特点 |
| (二)按地理区域分类结果 |
| (三)按经济水平分类结果 |
| (四)按县级政府财政能力分类结果 |
| (五)按指标层级分类结果 |
| 第三节 回归分析结果 |
| 一、总体回归结果 |
| (一)变量描述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分析 |
| 二、具体指标回归结果 |
| 三、分样本回归结果 |
| (一)按财政投入指数高低分组 |
| (二)按县级行政区划类型分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果诠释与影响 |
| 第一节 实证检验结论梳理 |
| 一、教育经费绩效总体水平及满意度偏低 |
| 二、财政投入多项指标与教育经费绩效正相关 |
| (一)财政能力各项指标对教育经费绩效均呈正向影响 |
| (二)财政投入规模指标对教育经费绩效均呈正向影响 |
| (三)财政教育投入结构对教育经费绩效的影响各异 |
| 三、教育发展满意度受财政投入各项指标影响较少 |
| 四、教育经费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简单的正比关系 |
| 第二节 成因诠释 |
| 一、财政教育投入对教育经费绩效正向效应诠释 |
| 二、教育发展和投入不均衡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偏位 |
| (一)教育发展水平和投入不均衡 |
| (二)教育资源配置与需求的偏离及成因 |
| 三、标尺竞争下教育投入意愿差异化 |
| (一)政绩导向的“标尺竞争” |
| (二)财政教育投入意愿差异化 |
| 四、教育支出责任划分导致搭便车与责任转嫁并存 |
| 五、公众教育满意度受主客观因素复合影响 |
| 六、其他多重因素影响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对教育产品有效供给的影响 |
| 二、对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的影响 |
| 三、对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
| 四、对公众教育满意度影响 |
| 五、对基础教育全过程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建议与讨论 |
| 第一节 国外基础教育财政体制及启示 |
| 一、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财政体制 |
| (一)巴西:基于税收三级政府共同投入 |
| (二)印度:中央与各邦政府共同分担 |
| 二、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财政体制 |
| (一)日本: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结合 |
| (二)美国:地方政府投入为主 |
| 三、对中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
| 第二节 提高财政教育经费绩效的思路建议 |
| 一、保障财政教育经费稳定和持续增长 |
| (一)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教育领域的财权事权关系 |
| (二)节流与开源并举确保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
| 二、以结构调整优化财政教育经费配置 |
| (一)以财政改革提升教育经费配置科学性 |
| (二)教育经费分配力求兼顾公平和质量 |
| (三)与教育扶贫工作联动凸现教育经费公共价值 |
| 三、完善及改进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 |
| (一)构建满意度导向的教育经费绩效评价体系 |
| (二)强化教育经费绩效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度 |
| (三)加强教育经费使用单位的内部管理 |
| 四、探索优化教育专项资金分配方式和使用绩效 |
| 五、整合优化县级各类教育专项资金 |
| 六、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逐步推广普及基础教育 |
| 第三节 若干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
| 一、关于衡量县级教育财政投入合理性的标准 |
| 二、关于县级财政教育投入与教育公平性 |
| 三、关于贫困县教育财政精准扶贫与农村教育发展 |
| 四、关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权责划分 |
| 五、关于家庭教育支出负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抽样调查问卷 |
| 附录2:代表性县域深度访问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概念 |
| 一、行政区 |
| 二、行政区划 |
| 三、县级行政区划 |
| 四、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维度 |
| 一、行政区域调整 |
| 二、行政建制变更 |
| 三、行政层级变动 |
| 四、隶属关系调整 |
| 五、行政治所迁移 |
| 六、行政区名称变更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相关理论 |
| 一、结构功能主义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政府职能与权力配置 |
| 四、府际关系理论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建构 |
| 一、系统内涵阐释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系统分析模型 |
| 第二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动力、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 |
| 一、县级政区在区划体系中的实然定位 |
| 二、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数据解析 |
| 三、县级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驱动力 |
| 一、区域经济发展 |
| 二、城市空间生产 |
| 三、土地资源整合 |
| 四、行政权力扩张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经济区与行政区规划冲突 |
| 二、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冲突 |
| 三、缺少正式的行政等第划分 |
| 四、缺少事前的科学规范论证 |
| 五、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不足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成因 |
| 一、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 |
| 二、结构体系科学性不足 |
| 三、制度保障体系待完善 |
| 第三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导向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导向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导向子系统的组成要素 |
| 二、导向子系统的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念导向 |
|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释义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价值理性 |
| 三、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工具理性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导向 |
| 一、“强政治”功能导向 |
| 二、“强经济”功能导向 |
| 三、“重服务”功能导向 |
| 第四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执行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的构成 |
| 一、执行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执行子系统的运行机理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职能重心转变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县级政府职能重心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耦合 |
| 三、新型城镇化时期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空间配置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界定 |
| 二、行政区划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三、行管体制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四、县级政区权力空间配置应然格局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的结构性变革 |
| 一、地理空间上的区界重组 |
| 二、从市县合治到市县分治 |
| 三、建制变更上的“增市稳区” |
| 四、同级同建制的等第划分 |
| 第五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制度保障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制度保障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制度保障子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法制依据 |
| 一、宪法与法律层面 |
| 二、行政法规层面 |
| 三、规范性文件层面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与评估制度 |
| 一、党政决策制度 |
| 二、信息公开制度 |
| 三、风险评估制度 |
| 四、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制度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多元主体参与制度 |
| 一、政府内部协同 |
| 二、专家论证制度 |
| 三、公民参与机制 |
| 四、地方人大参与 |
| 第六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限制性变量 |
| 一、基础变量 |
| 二、核心变量 |
| 三、从属变量 |
| 第二节 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价值导向调整 |
| 一、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都市圈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三节 从层级化到扁平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结构性优化 |
| 一、层级化与扁平化的管理学释义 |
| 二、层级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扁平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四节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制度性创新 |
| 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现有制度体系框架 |
| 二、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相关的体制性探索 |
| 三、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法治化若干思考 |
| 结语 |
| 附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五、本文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乡村企业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及其执行体制 |
| 第一节 环保立法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实施的组织机构 |
| 一、现行环境法律体系规定的执法部门 |
| 二、环保部门的组织机构及其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乡村企业污染监管的执法体制 |
| 一、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 |
| 二、基层环保执法权的配置结构 |
| 三、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中的“条”和“块” |
| 第二章 环保执法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矿山企业的环境污染 |
| 一、“矿业大镇” |
| 二、盛朝矿业公司 |
| 三、恒久矿业公司 |
| 四、“被污染包围的村庄” |
| 第二节 村庄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认知 |
| 一、污染受害不同 |
| 二、农民环境利益分化 |
| 第三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村庄语境 |
| 一、农民的弱组织性 |
| 二、自利的村干部 |
| 三、上访的集体行动困境 |
| 第三章 环保执法的技术依赖及其后果 |
| 第一节 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 |
| 第二节 技术理性与生活理性之间的冲突 |
| 第三节 环保执法的技术支配形式 |
| 一、权威支配：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 |
| 二、话语支配：污染识别的专业知识 |
| 三、信息支配：污染信息的非开放性 |
| 第四节 技术支配的后果 |
| 一、技术权力支配排斥农民参与 |
| 二、象征性补偿代替法律监管 |
| 第四章 县级环保部门“以罚代管”的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及其基本特性 |
| 一、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 |
| 二、环境违法行为的基本特性 |
| 第二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组织环境和“以罚代管”策略 |
| 一、组织内部执行力不足 |
| 二、组织之间的关系制约 |
| 三、“以罚代管”的执法策略 |
| 第三节 “以罚代管”的生成机制 |
| 一、政商关系的嵌入 |
| 二、企业与执法者的合作博弈 |
| 第四节 “以罚代管”的社会后果 |
| 一、污染问题得不到精准治理 |
| 二、执法目标的消解 |
| 第五章 乡镇政府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治理 |
| 第一节 环境上访的属地管理 |
| 一、农民环境上访 |
| 二、乡镇政府模糊性应对 |
| 第二节 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因素和策略选择 |
| 一、乡镇履职中的模糊性因素 |
| 二、模糊性治理的实践 |
| 第三节 模糊性治理的结构动因 |
| 一、发展与稳定的双重考核体制 |
| 二、权力-利益关系网络 |
| 三、属地监管的“悬浮” |
| 第四节 模糊性治理对环保法律目标的消解 |
| 第六章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组织应对 |
| 第一节 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与环保督察 |
| 一、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 |
| 二、环保督察 |
| 三、中央环保督察的组织机制和目标 |
| 第二节 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传导 |
| 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群众信访 |
| 二、政治压力传导的形式 |
| 三、地方政府应对的组织机构 |
| 第三节 “一切为了通过”：政治高压下乡村企业污染的运动式治理 |
| 一、领导注意力传递 |
| 二、执法力量整合 |
| 三、责任倒逼机制 |
| 第四节 环保督察的治理限度 |
| 一、中央难以监督地方环境治理效果 |
| 二、地方临时性应对而非整体性治理 |
| 结语 |
| 一、基层环保执法的实践样态 |
| 二、执法目标偏离与适度矫正 |
| 三、基层环保执法的政治逻辑 |
| 四、基层环保执法的弹性体制结构与改革挑战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调研访谈人员名单 |
| 附录二 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及档案资料 |
| 附录三 全国部分乡村企业污染案例(2008-2018) |
| 致谢 |
（8）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国内研究动态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与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及内涵 |
| 二、政府职能的概念及内涵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有限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权变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三节 县域经济中的一般性地方政府职能分析 |
| 一、宏观调控职能 |
| 二、公共服务职能 |
| 三、市场监管职能 |
| 四、财政投资职能 |
| 五、生态建设职能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职能与县域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临沂市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职能定位的现状及问题 |
| 第一节 临沂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
| 一、临沂市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
| 二、临沂市县域经济特点 |
| 第二节 临沂市县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
| 一、宏观调控职能 |
| 二、公共服务职能 |
| 三、市场监管职能 |
| 四、财政投资职能 |
| 五、生态建设职能 |
| 第三节 临沂市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县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连续性偏低 |
| 二、过多干预微观经济运行 |
| 三、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投入偏少 |
| 四、行政审批效率有待提高 |
| 第四节 临沂市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问题的原因 |
| 一、行政理念不够科学 |
| 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
| 三、地方政府职能不合理的部门设置 |
| 四、地方财政体制不完善 |
| 第四章 国内外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县域经济发展中日本地方政府的职能分析 |
| 一、完善制度和法规 |
| 二、强调县域间的协调合作 |
| 三、优化交通基础设施 |
| 四、全员参与县域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加拿大地方政府职能分析 |
| 一、加强合作 |
| 二、服务保障 |
| 三、环境至上 |
| 第三节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珠三角地区政府职能分析 |
| 第四节 对临沂市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职能定位的启示 |
| 一、完善法律法规,制定科学规划,促进经济发展 |
| 二、简政放权,创新执政理念,优化营商环境 |
| 三、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
| 四、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引导经济可持续发展 |
| 五、加强区域间合作,实现经济圈共同发展 |
| 第五章 完善山东省临沂市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职能定位的对策建议 |
| 一、构建学习型政府,创新执政理念 |
| 二、转变思想,简政放权,提高效率 |
| 三、准确定位,深入调研,科学规划 |
| 四、优化服务,创新机制,营造环境 |
| 五、科学决策,实施问责,政绩考核 |
| 六、依法治理,规范行为,提供保障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总结 |
| 二、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动机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动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领域一系列改革的逻辑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结果 |
| 1.4.1 理论模型 |
| 1.4.2 经验研究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1.6 论文架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探讨与本文相关的一般性问题的文献 |
| 2.1.2 评估三项财政改革的政策效应的文献 |
| 2.2 已有文献的不足与本文的研究 |
| 3 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模型:本文全局的关要 |
| 3.1.1 消费者-生产者的选择 |
| 3.1.2 地方政府的选择 |
| 3.2 经验研究方法 |
| 3.2.1 双重差分法 |
| 3.2.2 工具变量法 |
| 3.2.3 空间计量模型 |
| 4 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背景 |
| 4.3 方法与数据 |
| 4.3.1 方法 |
| 4.3.2 数据 |
| 4.4 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分析结果 |
| 4.4.1 经济发展 |
| 4.4.2 经济发展:分产业 |
| 4.4.3 工业化 |
| 4.4.4 土地出让 |
| 4.4.5 征税 |
| 4.4.6 平行趋势检验 |
| 4.5 基于地级市和工业企业合并数据的分析结果 |
| 4.6 结论 |
| 5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背景 |
| 5.3 度量方法、数据和研究策略 |
| 5.4 结果 |
| 5.4.1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业增长和工商业增长的非对称影响 |
| 5.4.2 地方政府对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反应 |
| 5.4.3 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工商业增长的渠道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的讨论 |
| 5.7 结论 |
| 6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背景 |
| 6.3 两项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层面的探讨 |
| 6.4 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 |
| 6.4.1 研究方法 |
| 6.4.2 变量与数据 |
| 6.5 估计结果 |
| 6.5.1 基准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6.5.2 历史经济增长率是否影响两项改革的时间选择? |
| 6.6 结论 |
| 7 结论 |
| 7.1 全文概要 |
| 7.2 对营改增改革及未来可能的财政改革的启示 |
| 7.2.1 营改增改革 |
| 7.2.2 未来可能的财政改革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制定政策时,全面考虑政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
| 7.3.2 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纵向财政改革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创新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创新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1.3.3 研究框架 |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城乡关系理论综述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西方学者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新中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理论及政策演变 |
| 2.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基础理论综述 |
| 2.2.1 管理层级理论 |
| 2.2.2 政府分权理论 |
| 2.2.3 府际关系理论 |
| 2.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综述 |
| 2.3.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动因和目标 |
| 2.3.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及路径选择 |
| 2.3.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对策及态度分歧 |
| 2.3.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评价 |
| 2.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
| 2.5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对“省直管县”改革研究的启示 |
| 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 |
| 3.1 相关概念及问题厘定 |
| 3.1.1 “城乡协调发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相关概念及关系 |
| 3.1.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标厘定 |
| 3.1.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路径厘定 |
| 3.2 县域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
| 3.2.1 县域政治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
| 3.2.2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 3.2.3 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对县域地位的影响 |
| 3.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
| 3.3.1 层级减少、权力下沉 |
| 3.3.2 县域独立、极化衰减 |
| 3.3.3 政府分权、资源下沉 |
| 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及聚类分析 |
| 4.1 东部省份：浙江省的改革实践 |
| 4.1.1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1.2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2 中部省份：河南省的改革实践 |
| 4.2.1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2.2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3 西部省份：贵州省的改革实践 |
| 4.3.1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3.2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4 三省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聚类分析 |
| 4.4.1 改革背景、试点和模式选择比较 |
| 4.4.2 改革制度设计比较 |
| 4.4.3 改革成效比较 |
| 4.5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分析结论 |
| 5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走向与要求 |
| 5.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走向 |
| 5.1.1 试点县选择：农业大县、贫困县、边远县优先 |
| 5.1.2 路径选择：“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 |
| 5.1.3 政策出口：“省管县”与“市管县”并存 |
| 5.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新要求 |
| 5.2.1 顶层授权、支持和包容地方政府创新 |
| 5.2.2 地方政府职能切实发生转变 |
| 5.2.3 学界研究开阔视野,长远规划 |
| 6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建议 |
| 6.1 直管县机构设置与人事干部管理政策建议 |
| 6.1.1 以“大部门制”为方向进行机构设置 |
| 6.1.2 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畅通的干部晋升通道 |
| 6.2 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 |
| 6.2.1 以“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为方向 |
| 6.2.2 以“公共物品提供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为依据 |
| 6.2.3 以“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改进”为目标 |
| 6.3 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6.3.1 以平等互惠为基础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
| 6.3.2 以效率为原则建立政府间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四、推进县级政府机构改革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成效评价研究[D]. 许入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研究[D]. 宋博. 兰州大学, 2021(12)
- [3]县级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职能履行研究 ——以湖南省S县为例[D]. 凌伟志. 湘潭大学, 2020(02)
- [4]陕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何晓洁. 西北大学, 2020(07)
- [5]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对教育经费绩效影响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D]. 费睿.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6]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D]. 李先涛. 山东大学, 2019(02)
- [7]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D]. 王裕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D]. 问志光.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1)
- [9]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D]. 叶兵.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10]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D]. 刘素姣.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