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异化——看完电视剧《绝对权力》

一、权力的异化——电视剧《绝对权力》观后（论文文献综述）

丁有明^[1]（2019）在《莫言小说中的官员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莫言的别具一格在于他的勇气与想象力,他敢于直面现实并立足于现实,擅长从现实中汲取鲜活的素材植入其文学世界,使现实与虚构融合,用现实与魔幻的笔触书写历史的风云变化与人性的善恶美丑。官员形象作为莫言小说众多形象中的一个系列,与其他形象共同撑起了莫言魔幻的“高密东北乡”,莫言塑造这类形象的目的并非只是以讲故事人的姿态简单地陈述官员们的种种作为,而是要还原官员作为人的真实性,剖出他们骨子里深藏着的美丑。但目前研究者们对莫言小说中官员形象的关注力度尚显不足,仍有部分内容亟待发掘,基于此,本文以官员形象为研究对象,以权力为切入口,着重分析莫言笔下官员的独特性及其成因,探寻官员形象的审美意蕴与独特价值。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其次分析了国内外莫言研究现状,再次对论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简要介绍了论文的主要内容。第二章,梳理莫言小说中的官员形象,将其分为丑中含美的官员与美中藏丑的官员两类,并从官员谋取权力与使用权力的角度,分析官员丑中含美官员放纵的丑与残存的美,美中藏丑官员务实的美与潜藏的丑,剖析官员形象的复杂性。第三章,从官员生存境遇与自我选择的结合、作家创作意识的投射两个方面阐释莫言小说中独特官员形象的成因。本文认为,官员自身的生存境遇奠定了官员或美或丑的基调,而由生存境遇中诸多因素诱发的官员自我选择则造就了官员美丑并存的复杂。此外,作家创作意识的投射对官员形象的生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莫言站在以农民为代表的广大百姓的立场,反叛权力,消解官员的崇高,并从批判自我的角度,换位思考,正视官员的生命欲望,打破官员的神像,将官员还原为人,突出了官员善恶并存的复杂本质。第四章,在分析论证莫言笔下丑中含美与美中藏丑官员形象与成因的基础上,发掘由官员形象所体现的莫言的独特审美魅力,即在曝露丑恶中追寻被遗忘的美,在观赏美的过程还原美的真相。除此之外,莫言小说中的官员形象在启示当下官场,揭露官员人性弱点以及与官员密切相关的民众人性弱点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价值。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点明莫言小说中官员形象的独特魅力。

许婧^[2]（2019）在《2018年度中国电视艺术发展研究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于国家、个人、行业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值此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年、央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进入融媒体"总台时代"之际,中国电视产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后,进入剧烈震荡、业态调整的多事之秋,整个行业在国家机构改革和媒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迎来堪称"拐点"又待观后效的变局之年。本文从宏观国家政策、广电管理、新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三台合一、业界学界动向、受众圈层、内容孵化、电视综艺、真人秀和电视剧年度发展格局及其艺术特点等方面,进行视野开阔的综合考察与评估。通过深入解读全年电视业和电视艺术的发展亮点、系统整合数据得出客观结论、阐释艺术创新与流变、归纳行业问题并提出建议,清晰地论证:2018年并非中国电视业的"至暗时刻",更非"寒冬"!现实题材电视剧精品从认识论、方法论上严谨鲜活、饱含激情的史诗气质,文化类、观察类、垂直类综艺节目的主旋律化、专业性与人性化,台网内容标准异中求同的发展趋势与合作模式的全方位升级,电视"融媒体"旗舰式矩阵打造,共同在开启一个坚守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作品属性大于产品属性、追求内容价值为风尚的专业时代。

郭越^[3]（2019）在《从小说到电视剧：周梅森反腐小说改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梅森以煤矿题材小说在文坛初露头角,其厚重的文字与深刻的主题意蕴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正在经历着市场改制的改革,此时,周梅森的创作深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创作题材转向了政治反腐、企业改制、金融商战等方向。其中,周梅森的小说作品中有十一部被改编成电视剧并迅速走红,使周梅森在文学和影视剧领域一度成为质量与经济收益的赢家。在周梅森被改编的十一部电视剧中,有六部都是涉及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并且是周梅森所有改编电视剧中最成熟、反响最大的一个系列。《绝对权利》、《国家公诉》和《人民的名义》在国内都获得了权威性的大奖。值得注意的是,周梅森不仅是原着小说的作者,同时也担任着改编电视剧的编剧,双重的身份既可以将原着最大程度的还原,对周梅森改编自己的作品而言也有着一定的挑战。然而,对于周梅森的研究大多都集中于其文学小说的创作方面,极少关注到电视剧改编领域,理论界缺乏对周梅森改编作品的系统化梳理。鉴于此,以周梅森反腐题材的六部小说和改编电视剧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论文共分为四章,前三章分别从作品的人物形象、情节内容、叙事技巧方面对比电视剧作品与小说原着的差异,从周梅森的反腐题材改编作品中试图总结其改编创作规律,深究对同一文本跨媒介改编的背后原因与再创造的价值。而论文的最后一章则是总结周梅森反腐题材的成功之处和失误之处,为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提供理论参考。本论文融合了叙事学、美学、文学、受众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结合周梅森多年来的采访稿,以客观冷静的立场分析反腐题材作品的改编价值与意义。

罗韵岐^[4]（2018）在《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周梅森作为当代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努力尝试对社会心理、社会伦理及政治生态做张弛有度的病理分析,并仗义执言地高扬社会主旋律、为民发声,形成了独有的创作风格。在周梅森反腐小说愈加引起坊间和学术界双重关注的当下,对其叙事话语范式进行剖析则更有必要。本文便是在较为全面地关注周梅森创作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其反腐小说的行文特色及整体叙事话语范式。绪论部分主要综述现有的关于周梅森反腐小说的研究文献,同时对“反腐小说”、“叙事话语范式”等概念进行了简要描述。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认知范式。深入生活、关注时代一直是作家周梅森的创作标签。从作家对历史题材关注的创作阶段到倾情书写现实社会矛盾焦点的权力腐败和反腐现象,更彰显出作家崇高的现实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意识。一方面,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挂职”的亲历体验成就了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的坚定信念,在对社会消极现象的关注中,始终透出他对变革时代的开拓精神的正面书写和矢志张扬。另一方面,作家在敏锐地以“人民的名义”正视贪污受贿、为政不为、负面政绩工程等权力滥用现象的同时,其反腐小说中更体现出作家对“绝对权力”的警示,以及对法治精神的呼唤。其中也不乏对某类身处官场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沉浮的叹惋。第二章主要分析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讲述范式。反腐小说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及其叙事背景的宏大性特征。周梅森的创作通常选择一种多重行政层级相纠缠的叙事框架,辅之以具体“案件”为导火索的讲述展开方式,作品具有开篇即高潮的情节魅力和可读性,并结合悬疑、探案式讲述技巧、布局谋篇和人物设置上的二元对立方式,以及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的有机统一,使其故事得以层层展开。同时,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公案式讲述不仅能直接明确地展现出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对其破案过程的讲述中也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执政者群象的差异性和多维度刻画。从深层次来看,周梅森反腐小说又体现出某种大开大阖的叙事美学风范。这主要体现在其悲喜交织的情感表达、崇高与平庸的人性杂糅、震撼而悲怆的死亡书写等方面。第三章是对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的分析。可以说,周梅森反腐小说创作是一场借鉴通俗文学表达方式的精英创作实验,用通俗化语言展现官场本真状态,这形成了周梅森的独特语体范式。其特征之一首先表现为世俗生活话语与官场话语的融汇,也是其源于百姓日常生活的方言俚语的接地气的特点与官场话语的严肃性和规范化特点的统一。不同情境中的官场话语表达的灵活性,也在强化着这种官场话语通俗化的特征。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特征之二,便是其个性化的描摹语言艺术。作者在官场话语中大量揉进反讽、比喻、引用和仿词等修辞要素,并结合一些原创的对联、谚语、诗歌改编等,达到了雅俗共赏、俗中带雅的效果。周梅森反腐小说语体范式的另一特征是用人物语言催动故事情节。具体表现为人物对话、人物独白与情节的推进相统一,或者在人物对话中设置情节伏笔等。最后,论文结语部分主要是进一步以辩证思维看待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成就及其存在的局限。

苏金刚^[5]（2017）在《《人民的名义》:现象级作品及其误读的尴尬》文中认为《人民的名义》以其现实精神、真的勇气,巧合等艺术手法成就了其现象级作品,作品呈现了大尺度、大格局、大视野景象,给人以强烈震撼,同名电视剧甫一播出,反响不凡,但同时影视剧在传播效应上的助推,官方话语与民间逻辑的不对位以及文本本身的内涵多义性诸多因素,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解读的尴尬。

刘艺纷^[6]（2015）在《《舌尖上的中国》的叙事策略》文中指出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是我国第一部高端饮食文化纪录片,它高超的视听技术、深厚的文化内涵、精妙的叙事技巧,以及成功的营销策略,都为本片的成功创设了条件基础。《舌尖上的中国》目前共有两季,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与观众见面,两次都掀起了全民性的美食狂潮。本文将以叙事学作为理论基础,对《舌尖上的中国》的叙事作精细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从电视纪录片的叙事策略开始,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已然发展了几十年的叙事理念的大前提下,从宏观角度分析《舌尖上的中国》的叙事策略本质。在人文化理论、平民化理论、和劳动重构理论以及精英大众文化整合的理念统领之下,本章重点分析了《舌尖上的中国》的创作理念。第二章则是对《舌尖上的中国》的叙事元素进行了分析,在《舌尖上的中国》中有一个稳固的叙事框架,即天—地—食—人结构,片中所展现的素材均是根据这个框架筛选的。天,对应的是自然界,自然界是一切生命生存的根本,没有自然界的馈赠,生命则无法延续,在第一节中,我着重分析了自然界的神奇,人们在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物质的同时遇到的阻力,以及丰收后的喜悦。地,即社会生活,在《舌尖上的中国》里,普通人的生存社会是本片的重点描述对象,在这一节中,我将重点放在了各地美食展现上,集结各地美食来为大家呈现“舌尖上的大社会”。食,即是普通民众的一日三餐,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们餐桌上的食物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了多样变化的特点,如何将如此多的美食在短短七集中一一展现?这时,剪辑师就要开始施展能力了。最后一节则讲述了片中普通人带给我们的感动与思考。第三章着重于解释《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价值诉求,以食物基本,列出了于食物相关、由食物引发的四个方面,即品牌、情感、商业和民族,并全方位诠释了“食”的价值所在。一部纪录片除却基本的审美价值,如若还能兼具文化传播功能、情感认同以及商业价值和民族自信,这便称得上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舌尖上的中国》做到了,在本章中,我从四个方面,即品牌价值、情感价值、商业价值和民族价值方面,分析了本片的价值所在。

刘丽^[7]（2014）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人的戏剧” ——姚一苇剧作论》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的台湾剧场,样貌复杂多变,历经日据时代的传入（1910——1945）、光复初期的发展（1945——1949）、反共抗俄时期的单调与贫瘠（1950——1965）、新戏剧时期的西潮与冲激（1965—1980）、小剧场运动时期的兼容与实验（1980—1990）、多元现代戏剧时期的前卫与探索（1990—今）六个阶段,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喧哗中,“人的失魂”的问题尖锐,率先冲决这一黑暗、朦胧地带的,是姚一苇。在“反共抗俄”剧逐渐退潮之际登上戏剧舞台的姚一苇,以他三十年（1963——1993）十四部的戏剧创作,拨开政治、物欲迷障,专注于人性、人情,在压抑、沉闷的生命困境中反抗绝望,表达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自姚一苇开始,台湾戏剧才从“工具论”中走出来,真正触及到人的灵魂,引导台湾现代剧场走向新生。他是台湾剧坛“暗夜中的掌灯者”,亦是台湾现代剧场的启蒙导师。在台湾剧场从传统写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身为“现代主义迷”的姚一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包括七个部分。引言部分,厘清20世纪台湾剧场多元混杂、融合的文化语境,分析众声喧哗带来的“人的问题”,梳理姚剧研究现状,明确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理论创新。第一章,自由精神的追求。基于其创作个性的发展变化及其戏剧成就的高低,明确其创作分期,剖析其在政治专制、商业控制和后现代反文学的众声喧哗中,以理性启蒙精神烛照人生,坚持个体创作的独立性,开创了台湾现代戏剧界的“人学”传统,张扬人的主体意识,并糅入深刻的怀疑精神和文化批判意识,表达一种自觉追求自由的现代人文精神。第二章,人的发现与理性启蒙。启蒙精神是其戏剧创作的价值立场,也是整篇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石。姚一苇打破传统戏剧人物好/坏/、善/恶、美/丑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人是矛盾对立的辩证统一体、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以及动态发展的独立存在物;在彰显人的主体意识、体现人的尊严中追寻生命的奥义;生之自由与死之自由,是人生终极价值的体现。第三章,生命存在的意义追寻。在姚剧中,人是独立、有限的存在,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双重夹击之下,背负着苦闷、焦虑、迷惘的现代人,企图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做出恰切的调整,寻找失去的自我,摸索生命的方向,在从物质到精神、从本真到诗意、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变过程中,实现生命存在的精神超越,探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第四章,灵魂扭曲与人性批判。精神危机始终困扰着人的存在,传统、世俗、政治对人性的扭曲造就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冷漠且疏离,人格走向分裂,自我走向沉沦,由此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姚一苇批判了这一畸形的社会现象,意在建构一种健康、自然的人性。第五章,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姚一苇戏剧创作的核心表达是“人”,这个“人”不是空洞、苍白的抽象化符号,而是扎根于中国强大民族文化根系之上的饱满、坚实、具体的书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姚一苇试图把被传统文化、习俗、道德遮蔽的民族文化心理折射出来,批判奴性、看客、瞒和骗等国民劣根性,重铸坚守气节、敢做、敢当的民族魂,从而丰富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认识。结语部分,明确姚一苇及其“人的戏剧”在台湾戏剧史上的地位。姚一苇坚持戏剧创作的独立性,致力于刻划出个体独特的灵魂,批判扭曲、丑陋、虚伪的人性及国民劣根性,建构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弘扬民族正气,呼唤新型的国民素质。为丰富人性主题,大胆革新形式,创造了新的“中国现代戏剧”范式,这种变革反映和标志着台湾社会现代人文精神的张扬。强烈的现代意识,浓郁的民族精神,以及宏大的世界视野,使他的作品超越时代和地域,通向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台湾现代戏剧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在台湾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姚一苇及其戏剧具有重要的戏剧史意义。

周岩^[8]（2013）在《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想象 ——以新时期中国城市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文中提出本文以现代性体验为基本理论视角,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现实题材城市电影的细读来分析当代中国电影的城市想象,探讨这些城市想象图景的建构特点与流变规律。综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城市电影,主要呈现出以下想象图景：通过响应改革的城市主流人群建构的“美好憧憬中的光明之城”,通过社会转型中城市普通人群呈现的“五味杂陈的市井之城”,通过城市边缘人群展现的“无望漂泊的异化之城”,通过城市多元人群表达的“多彩多味的情感之城”。从憧憬到彷徨与反思、再到以情感重建现代城市,成为城市电影对现代转型体验的流变主线。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第二章到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探讨了：以第四代为主体的电影人基于现代化憧憬来展现城市改革的影片；以第五代为主体的电影人基于震惊体验和道德反思来呈现城市变迁的影片；早期新生代电影人基于底层体验来表现城市边缘的影片；新生代中更年轻的电影人与第五代、早期新生代电影人共同基于情感体验来反映多彩城市的影片。第六章作为结语对主体部分论述进行总结,并根据影片中的人群呈现、空间呈现和时代语境三个层面进行概述性梳理。30余年来的城市影像基于艺术真实,从整体上反映和记录了中国城市的现代转型和变迁历程,展现出当代国人的生命体验,具有影像历史的记录意义。

黄丹^[9]（2013）在《马克思政治社会化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政治社会化与政治社会相伴相生。从古至今,政治社会化能否顺利进行以及进行的效果如何,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政治体系的存亡。虽然“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的真正研究始于政治理论的初创时期。在西方,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马基雅维利、洛克、卢梭,其理论中都有许多政治社会化方面的论述和深刻的见解。马克思虽然并没有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明确提出过“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但在他的思想中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政治社会化内容。与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注重对个人行为、思想的阶段化发展分析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化思想侧重于从整体上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分配与认同的过程进行宏观分析,紧紧围绕着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传播与认同而展开。在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阶级社会思想统治的一般规律,即任何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指出了统治阶级思想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实现途径,即政治社会化。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调节着自己时代思想的生产和分配,以实现思想的统治。思想的生产,是指形成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对统治阶级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和统治原则进行系统的合法化论证和阐释；思想的分配,则是指用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等思想体系来教育、塑造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接受、认可这些观念、理念和原则,从而为政治统治的巩固奠定基础。通过这种思想的生产与分配,让被统治阶级能够相信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所依据的政治原则是符合正义的,其所秉持的政治价值理念是高尚的和永恒的,它的统治是代表了广大被统治阶级普遍利益的。简单地说,统治阶级思想的这一生产和分配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化思想既从宏观社会结构强调了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将政治社会化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筑的现实基础之上,也突出强调了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作用,将政治社会化与人的需要与利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人的实践等紧密相连,彰显了“人”的地位。马克思从“现实中的个人”出发,在“个人-社会-国家”的互动中揭示了政治社会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阐释了意识、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条件及其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不仅论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与功能,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即现实的社会物质关系,而且进一步指出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原则与运作的规律,阐明了政治社会化的前提条件、现实途径与实现基础,为大家勾画了清晰的政治社会化路径。在马克思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功能得以发挥首先要建构一种“普遍性”观念,这一任务是由分工所致的意识形态阶层来完成；其次要通过传统和教育、舆论和媒体等经常性手段,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不断灌输进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使民众最终通过交往、参与等途径接受、认同这些“普遍性”的思想,从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化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与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媒体网络化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政治社会化能否顺利进行以及进行的效果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化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政治社会化的一般原则、过程与规律,用于指导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深入思考如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如何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内容吸引力和说服力,如何扩展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如何使意识形态最终深入人心得到人们的认同等等时代课题,极具启示与指导意义。

徐文明^[10]（2010）在《论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文中研究说明在华语电影发展历史中,华语电影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清代题材影片。这些影片讲述了发生在清代的历史、故事,也在其中传递了关于历史的想象与意义生产。本论文以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为论题,以电影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视角,运用较多的历史史料,并采用类型研究、文本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及观众研究、接受美学等方法,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审视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的多元风貌。论文总体上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历史语境中的华语电影清代题材电影创作流变,将华语电影中清代影片创作分成求索期（1920—1949）、三地发展期（1949—1980）、融合发展期（1980—2010）三个阶段,探讨了各自阶段内的发展演变轨迹,指出清代题材电影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发展的事实。论文第二章选择了语境式个案研究的视角,以大陆“十七年”时期的代表性电影《武训传》与《宋景诗》等影片为例,详细分析了在大陆“十七年”时期,大陆电影历史表述的政治倾向与电影中清代历史表述面临的困境。强调了在这些影片的生产中,因特定的政治指向而导致影片影像清代历史表述中的“阶级斗争”意义生产的着力凸现。彰显了特定历史时期内,大陆电影清代历史表述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表述体系之中,并服务于当时阶级斗争主题的尴尬处境。论文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中如何彰显“创伤记忆”,并在其中凸现诸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气节、政治合法性等社会意义的策略与倾向。本章分析中,使用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方法,并较多使用了相关史料,展现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如何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实现沟通,充分利用大众的社会文化心理,通过凸现灾难意象、双重他者、死亡、不屈的女性、民间小人物与英雄主义,在调动广大电影观众对清代历史的“创伤记忆”的同时,借此传递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本章中还以1980年创作的影片《辛亥双十》为例,着重分析了台湾电影如何借助清代历史表述中的“创伤记忆”及1911年武昌起义历程的表述,将清代历史表述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实现对接,并经由对清末革命起义胜利的彰显,凸现台湾所承继的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话语表述策略。论文第四章以较丰富的史料和文本分析,采用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论述、分析了在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中,创作者如何从正史与野史（特别是野史）中获得创作素材,并采用类型化的包装与叙事技巧,将华语电影的清代历史故事以一种不乏想象化的与商业性的通俗化运作方式,融入广大海内外华人的大众娱乐版图,使其展现出比较明显的商业性与通俗性,在对历史的想象与表述中凸现出其商业诉求。论文第五章则主要从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和观众的关系入手,剖析了华语电影历史表述所受到的多重因素影响,从电影的接受与传播角度强调了广大华人电影观众对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的影响。展现了华语电影经由清代历史表述参与广大华人观众民族认同观念构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权力的异化——电视剧《绝对权力》观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权力的异化——电视剧《绝对权力》观后（论文提纲范文）

（1）莫言小说中的官员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小说到电视剧：周梅森反腐小说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人民的名义》:现象级作品及其误读的尴尬（论文提纲范文）

（6）《舌尖上的中国》的叙事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7）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人的戏剧” ——姚一苇剧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8）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想象 ——以新时期中国城市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政治社会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四、权力的异化——电视剧《绝对权力》观后（论文参考文献）

• [1]莫言小说中的官员形象研究[D]. 丁有明. 长春理工大学, 2019(01)
• [2]2018年度中国电视艺术发展研究报告[A]. 许婧. 2018年度中国艺术发展研究报告, 2019
• [3]从小说到电视剧：周梅森反腐小说改编研究[D]. 郭越.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4]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D]. 罗韵岐.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人民的名义》:现象级作品及其误读的尴尬[J]. 苏金刚.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04)
• [6]《舌尖上的中国》的叙事策略[D]. 刘艺纷.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6)
• [7]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人的戏剧” ——姚一苇剧作论[D]. 刘丽. 南京大学, 2014(05)
• [8]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想象 ——以新时期中国城市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D]. 周岩. 浙江大学, 2013(08)
• [9]马克思政治社会化思想研究[D]. 黄丹. 复旦大学, 2013(03)
• [10]论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D]. 徐文明. 上海大学,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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