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资源助推现代文明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邹建英[1](2021)在《新旧之变:台湾新文学的发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肖玉元[2](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认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杨佚楠[3](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影响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繁荣兴盛、生生不息。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进行文化建设实践后总结出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契合人民现实需要、适合中国文化国情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气象、新矛盾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领域始终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而深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动力来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等等都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内涵。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也变得更具世界意义,即不仅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要以世界眼光来观照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探索有力举措以确保多维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阐述为出发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价值目标、现实境况和实践举措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等,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从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两个方面进行内涵界定。在对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阐释上,首先从中西方两个角度阐述不同文化环境中关于文化的不同理解,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进行详尽阐释。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上,首先明确了核心关键词新时代的特定含义,再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道路加以表述。最后从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战略任务和伟大目标三个方面,详细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具体来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坚持以当代中国国情为现实依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涵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动力来源;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坚持以交流互鉴促进国际文化交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目标包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定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三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本章以重要历史节点为划分依据,梳理并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总结出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初步思考,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在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接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完成了从最初探索到认知深化,再到正式确立的一系列过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不仅在国际国内日新月异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实现了内涵上的丰富,还得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践行原则。第四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言,其价值目标在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追求:从个人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存在;从社会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世界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四个方面的价值目标既相辅相成、又内在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况。从实践成效来看,当今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从严峻挑战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对这些现实境况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为实践举措的探索提供明确方向。第六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本论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应当有针对性的应对前文所述及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量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坚守以人民为中的发展思想、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现代文化产业;通过打造事前正面宣传机制、事中科学引导机制、事后反思调整机制来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通过对内增强文化交流安全意识、对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来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论文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在论文选题上具有创新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概念一经提出,与此相关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但本论文选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在新时代的新特征、新需要和新问题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未来的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次,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谋篇布局上,本论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角度出发,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内容,提升了整篇文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研究框架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第三,在研究观点上有所创新。本论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术观点,如:从新中国、新时期到新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设都为新时代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可以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五个方面出发,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解决之策。然而,鉴于笔者本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视野有限,本论文仍然具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选题颇为宏大、内容涵盖丰富,仅用两三年时间、十余万字将其讲清说透,是比较困难的。此外,本论文选题属于典型的社会现实问题,且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但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本人虽在行文中结合了现实案例,但就自身而言很难开展具体的实证工作和调研活动,这使得针对该选题的实证研究难以充分进行,使该论文缺少一定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撑,在研究结论上无可避免的稍显单薄。但从理论研究的动态发展上看,这些不足之处也恰恰印证了该主题具有强大的研究空间并为笔者未来的研究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张亚琳[4](2021)在《山东省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研究》文中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差异日益增大,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党中央和各级政府一直在探讨的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经济发展,也是乡村文明的进步。乡村文明建设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与实施,基于此,各级政府把乡村文明建设作为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着力点,不断推动乡村文明发展,促进农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乡村文明的概念比较宽泛,包括乡村物质文明、乡村精神文明、乡村政治文明、乡村社会文明、乡村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本文结合乡村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政府作用等概念,以乡村建设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治理理论等为依据,对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发挥情况进行了研究,结合当前政府在财政支农、技术保障、宣传引导、组织保障、统筹规划、规划控制和监督问责方面的职能发挥,对当前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了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加强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具体对策。本文认为,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要加强政府在“五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分别采取以发展现代农业、繁荣乡村文化、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倡导自然和谐理念的方式和手段,促进乡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繁荣和进步,通过夯实“五个文明”中政府主导作用,从而助推乡村文明建设工作,促进乡村振兴工作迈上新台阶。
代必祥[5](2021)在《大理白族本主文化的德育价值研究》文中指出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瑰宝,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发展的血脉与根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近年来,云南省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提出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民族文化强省的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研究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理白族本主文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主文化是白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由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发展而来的民族文化资源,其呈现出历史延续性、现实活态性、动态性、包容性、全族性、广延性、功利性、现世性等特点,使其文化焕发新生机的同时,亦对培养白族人民优良品格,维护白族社会稳定和谐,增强白族国家认同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本主文化是白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其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德育资源。从个人品德方面看,其蕴含有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爱国爱乡等方面的德育资源;从家庭美德方面看,其蕴含有亲慈子孝、男女平等、邻里团结等方面的德育资源;从职业道德方面看,其蕴含有官吏服务公众、医者救死扶伤、师者为人师表等方面的德育资源;从社会公德方面看,其蕴含有助人为乐、民族团结、爱护环境等方面的德育资源。这些德育资源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不仅有助于培养个人优良道德品质,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当然,白族本主文化德育价值的实现,在现实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如本主文化中的糟粕内容影响其价值实现、经济全球化解构传统观念、多元价值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威胁、本主文化德育资源开发整合力度不足等方面挑战。同时也有着与当今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内在契合、文化自信呼唤本主文化重焕生机、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契合大理白族自治州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需要等多重机遇。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可以从地方文化部门、学校德育工作者、家长、学生等方面着手改进,以发挥本主文化德育的潜藏价值。
王杰[6](2021)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坚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以昌吉市作为研究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具体内容的逻辑展开研究。分别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解释模型。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并在概括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村治角色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个人参与预备度和“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分别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公共服务内卷化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是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多管齐下共保障是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确保服务供给得以良性循环的策略;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其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乡风失范是新乡贤得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引领乡风民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文明乡风建设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鼓励嘉奖则是驱动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民族共生共存是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族际粘合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场域驱动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宗教并存是新乡贤得以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现实选择;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是促使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支持宗教中国化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宗教关系和谐则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最后,通过总结、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分别是译介治理、依德治理和补位治理。在形式理论层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与传统乡贤作了比较分析。综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之处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同内容的理论解释模型,并阐释了新乡贤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其次,在理论层面概括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三种方式;最后,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理论刻画作了比较分析,拓展了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认识。然而,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侧重从学理角度来进行经验叙事,势必削弱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经验过程,同时受限于田野调查的可行性,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扎根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将构建的理论模型放入乡村治理实践中予以检验和修正,不断增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对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从研究方法来看,要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正确回答研究问题,坚持方法运用的多元化;从研究理论来看,要在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质感的基础上,持续提炼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一般化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对治理实践的良好回应。
王美[7](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董俊[8](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唐锦锋[9](2021)在《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西伦理思想史上,王阳明和康德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王阳明真正地实现了儒者“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达德”于一身,是现实化的儒家理想人格形象,他开创的“阳明学”是继“程朱理学”之后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重大学术流派。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哲学流派,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他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以王阳明的“良知”和康德的“自由意志”为题的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两位具有代表性思想家伦理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伦理精神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乃至促进我们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开展对自我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增进对自我文明的认知,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认识与了解,进而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互学与互鉴,增进中西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共同发展。这种伦理思想上的比较研究将立足于全球化交往实践纵深发展的客观实际,以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和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为现实诉求,通过比较的研究,认知与交流、反思与批判、解构与建构,建设既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又能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现代化的中国伦理精神。本论文拟将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除外),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良知论”与“自由意志说”。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概述王阳明与康德的生平及其伦理思想。首先,论文考察了王阳明与“良知论”,内容侧重于王阳明的家世,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其中比较突出地阐述了发生在他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三次重大的转折,并具体研究了促成这种重大转折过程中的个人际遇、学术因缘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介绍王阳明的“良知论”时,主要从本体、工夫、境界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全面展示王阳明道德思想的全貌与具体内涵。其次,论文考察了康德的生平及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概述的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简单地介绍了他的重要哲学着作,并重点分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时代哲学背景之间的深层次的关联,通过“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端”、“休谟的怀疑”、“卢梭的批评”的论述,展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在介绍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时,主要从“自由意志”之界定、“自由意志”之法则、“自由意志”之实现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揭示康德道德哲学思想的全貌与具体内涵。第二章,道德的先天根据。本章内容分别考察了“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先天性,辨明论证“良知”是先天而内在的,“自由意志”是先验而超验的观点,并考察了这种差异性的产生原因,“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中西思维方式。第三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与康德在道德修养与教育问题上的主张。王阳明的道德修养是通过工夫的修炼完成的,康德的道德修养则要求认识道德律,认识绝对命令的三个公式。王阳明的道德教育立基于“良知”的普遍性,积极引导社会大众“致良知”,培养具有圣贤气象的道德人格。康德的道德教育主张对社会大众进行理性思维训练,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意志”的纯粹性,感受到道德的崇高,激发他们对道德的敬重感,促进大众道德行为的实践。在充分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研究了王阳明重视实践的历练而康德则强调理性的训练的深层原因,“重践履”与“重知识”的不同中西伦理传统。第四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所指向的道德的至高目标。王阳明的道德理想是成就圣贤人格,实现“万物一体之仁”,而康德认为有道德的人有理由去追求“德福一致”的实现,它是理性赋予人生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比较“万物一体之仁”和“德福一致”的基础上,论证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所共同具有的德性优先性以及禁欲主义的特征,并辨析这些特征在程度上的差异性。第五章道德哲学的“人性论”,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良知论”和康德“自由意志说”中的有关“人性”的主张,比较他们有关“人性”的结构、本质的论述。第六章道德哲学的“动机论”,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良知论”和康德“自由意志说”的“动机论”特征,并指明“动机论”的道德学说存在着动机检验上的困难,根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出自“良知”或“自由意志”。最后,围绕着道德的“自律”与“他律”问题在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之间进行了比较,论证了王阳明的“良知论”是不完全的道德自律学说,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是完全的道德自律理论。结语,“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和合”。结语部分主要探讨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可能的“和合”。这也是本论文进行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个最终的理论成果。本论文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至少能够在五个方面进行“和合”,从而为能够开创出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的,既能立足当下又能面向未来的,属于中国新时代的伦理与道德精神提供助力。
李新潮[10](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二、儒学资源助推现代文明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学资源助推现代文明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述评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脉络梳理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三)国内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评析 |
(四)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析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一)民生 |
(二)话语 |
(三)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重点难点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
(一)为人民谋幸福是党根本宗旨的基本内容 |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有效牵引 |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 |
(一)民生问题是政权兴替的关键因素 |
(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
(一)持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
四、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基本历程 |
(二)民生话语随中国共产党民生工作重心的变化不断发展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逻辑理路 |
一、基本依据: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 |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出场语境 |
(二)民生:中国近现代社会终极历史任务 |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指导 |
(一)“现实的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
(二)革命的“改革世界”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途径 |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最终目标 |
三、历史资源: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 |
(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话语 |
(二)儒家民生话语的时代困局 |
四、思想借鉴:民生主义的启示 |
(一)民生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嬗变 |
(二)民生主义的价值检视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历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起始 |
(二)“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体的扩充 |
(三)“经济工作”“大生产”: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充实与发展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先生产、后生活”: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务实开端 |
(二)“赶英超美”“八字方针”: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曲折发展 |
(三)“抓革命、促生产”: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异化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匡正与转型 |
(二)“全面建设小康”: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重要突破 |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重要发展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一)“美好生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主要内容 |
(二)“共享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核心理念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目标指向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世界情怀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主要特征 |
(一)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 |
(二)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 |
(三)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 |
(四)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基本经验 |
(一)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 |
(二)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 |
(三)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 |
(四)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现实境遇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现状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成就 |
(二)当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问题 |
(三)当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面临的挑战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提出新要求 |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提出新挑战 |
(三)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干扰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面临的机遇 |
(一)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建设的巨大成就催生话语构建的民族自信 |
(二)文化强国发展战略铸牢话语构建的思想支撑 |
(三)全媒体传播格局拓展话语构建的主要渠道 |
(四)“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提升话语构建的国际地位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创新发展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重要价值 |
(一)构建新时代中国民生话语体系 |
(二)助推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发展 |
(三)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基本原则 |
(一)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
(二)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
(三)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四)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路径选择 |
(一)夯实理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民生 |
(二)针对问题: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实践 |
(三)多元形式: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 |
(四)世界表达:彰显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人类情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 |
2.1 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述 |
2.1.1 文化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相关概述 |
2.2.1 文化发展道路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 |
3.1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基础形成 |
3.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化的启迪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3.1.3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 |
3.2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确立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知深化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式确立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创新发展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新时代背景 |
3.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丰富 |
3.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践行原则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 |
4.1 个人层面——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4.1.1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
4.1.2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 |
4.1.3 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 |
4.2 社会层面——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
4.2.1 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
4.2.2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水平 |
4.3 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4.3.1 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 |
4.3.2 培育高素质文化国民 |
4.3.3 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 |
4.3.4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4.4 世界层面——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 |
4.4.1 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4.4.2 助力人类文明平等多样发展 |
4.4.3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遇 |
5.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效 |
5.1.1 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5.1.2 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 |
5.1.3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 |
5.1.4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 |
5.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严峻挑战 |
5.2.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 |
5.2.2 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 |
5.2.3 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 |
5.2.4 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 |
6.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6.1.2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
6.1.3 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
6.2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6.2.1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 |
6.2.2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
6.3 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 |
6.3.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6.3.2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
6.3.3 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
6.4 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
6.4.1 事前正面宣传机制 |
6.4.2 事中科学引导机制 |
6.4.3 事后反思调整机制 |
6.5 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 |
6.5.1 对内增强文化交流中的安全意识 |
6.5.2 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致谢 |
(4)山东省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第2章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 |
2.1 乡村与乡村文明的相关概念 |
2.1.1 乡村 |
2.1.2 乡村文明 |
2.1.3 乡村文明建设的内涵 |
2.2 政府与政府作用的相关概念 |
2.2.1 政府 |
2.2.2 政府职能和政府作用 |
2.3 乡村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 |
2.3.1 乡村建设理论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2.3.3 治理理论 |
第3章 山东省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概述 |
3.1 山东省辛店镇概况 |
3.2 山东省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的现状 |
3.2.1 财政支农和技术保障 |
3.2.2 宣传引导作用 |
3.2.3 组织保障作用 |
3.2.4 统筹规划作用 |
3.2.5 规划控制和监督问责 |
第4章 山东省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乡村物质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
4.1.1 支农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
4.1.2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支持不足 |
4.2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
4.2.1 文化引领作用不足 |
4.2.2 文化阵地建设有限 |
4.3 乡村政治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
4.3.1 对村民自治组织引导不足 |
4.3.2 法治宣传不到位 |
4.4 乡村社会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
4.4.1 对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统筹规划不足 |
4.4.2 移风易俗工作效果不佳 |
4.5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
4.5.1 生态文明体制不健全 |
4.5.2 生态监管不力 |
4.6 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存在问题的成因 |
4.6.1 基层政府财政薄弱 |
4.6.2 基层政府机构职责不清 |
4.6.3 基层政府服务意识淡薄 |
4.6.4 农民主动性未被充分调动 |
第5章 夯实山东省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对策 |
5.1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筑牢乡村物质文明 |
5.1.1 增加支农资金力度,助推现代农业产业 |
5.1.2 增加技术支持力度,助推现代农业产业 |
5.1.3 推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助推现代农业产业 |
5.2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培育良好社会风气,建设乡村精神文明 |
5.2.1 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深入挖掘传统文化 |
5.2.2 加强文化阵地建设 |
5.3 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保障民主权益,建设乡村政治文明 |
5.3.1 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 |
5.3.2 扎实推动乡村法治建设 |
5.4 健全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福祉,建设乡村社会文明 |
5.4.1 加强农村教育发展 |
5.4.2 推动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进步 |
5.4.3 推行乡村移风易俗活动 |
5.5 倡导自然和谐理念,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建设乡村生态文明 |
5.5.1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
5.5.2 健全环保治理体制,加强生态监管力度 |
第6章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5)大理白族本主文化的德育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一)党中央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
(二)民族文化资源和德育资源之间的互通性 |
(三)本主文化的独特性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
(二)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理论 |
(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 |
(四)德育价值理论 |
四、研究综述 |
(一)关于白族本主文化的研究 |
(二)关于德育价值的研究 |
(三)民族文化的德育价值研究 |
(四)关于本主文化与德育价值结合的研究 |
五、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白族本主文化概述 |
一、本主与本主文化释义 |
(一)本主 |
(二)本主文化 |
二、本主文化的主要特点 |
(一)历史延续性和现实活态性 |
(二)动态性和包容性 |
(三)全族性和广延性 |
(四)功利性和现世性 |
三、辩证看待本主文化 |
(一)本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
(二)本主文化中的糟粕成分 |
第二章 白族本主文化中蕴含的德育资源 |
一、个人品德方面蕴含的德育资源 |
(一)勤劳勇敢之道 |
(二)正直善良之道 |
(三)爱国爱乡之道 |
二、家庭美德方面蕴含的德育资源 |
(一)亲慈子孝的亲子之道 |
(二)男女平等的夫妇之道 |
(三)邻里团结的互助之道 |
三、职业道德方面蕴含的德育资源 |
(一)官吏服务公众之道 |
(二)医者救死扶伤之道 |
(三)师者为人师表之道 |
四、社会公德方面蕴含的德育资源 |
(一)助人为乐之道 |
(二)民族团结之道 |
(三)爱护环境之道 |
第三章 白族本主文化的德育价值 |
一、有助于培养个人优良道德品质 |
(一)有助于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 |
(二)有助于激发正向的道德认同和道德情感 |
(三)有助于强化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 |
二、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一)有助于约束规范个人行为 |
(二)有助于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
(三)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三、有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 |
(一)有助于强化民族团结 |
(二)有助于促进爱国主义教育 |
(三)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 |
第四章 白族本主文化德育价值实现的挑战与机遇 |
一、白族本主文化德育价值实现的挑战 |
(一)本主文化中的糟粕内容影响其价值实现 |
(二)经济全球化解构传统观念 |
(三)多元价值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威胁 |
(四)本主文化德育资源开发整合力度不足 |
二、白族本主文化德育价值实现的机遇 |
(一)本主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与当今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内在契合 |
(二)文化自信呼唤本主文化重焕生机 |
(三)白族本主文化是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 |
(四)契合大理白族自治州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需要 |
第五章 白族本主文化德育价值实现的路径 |
一、地方文化部门支持引导本主文化改革发展 |
(一)培养白族文化新时代继承人 |
(二)积极引导本主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同向同行 |
二、德育工作者学习借鉴白族开展德育教育成功的经验 |
(一)德育工作者深入实践感受本主文化 |
(二)学习借鉴白族人民开展德育教育的方法 |
(三)灵活选用本主文化中的优秀德育素材 |
(四)善于总结本主文化与课堂教学结合的经验 |
三、家长将本主文化蕴含的德育资源活用到家庭教育过程中 |
(一)家长继承和发扬本主文化中的优秀内容 |
(二)带动子女融入本主文化环境并进行言传身教 |
四、学生汲取本主文化的营养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
(一)学生将本主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内化于心 |
(二)学生将本主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外化于行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6)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研究述评 |
1.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1.3.1 资料来源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结构安排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相关概念 |
2.1.1 乡村绅士 |
2.1.2 传统乡贤 |
2.1.3 新乡贤 |
2.1.4 乡村治理 |
2.2 理论基础 |
2.2.1 治理理论 |
2.2.2 乡村现代化理论 |
2.3 分析框架 |
第三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 |
3.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建构 |
3.1.1 开放式编码 |
3.1.2 主轴编码 |
3.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3.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3.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阐释 |
3.2.1 个人参与预备度: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 |
3.2.2 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3.2.3 公共服务内卷化: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 |
3.2.4 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 |
3.2.5 多管齐下共保障: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服务供给良性循环的策略 |
3.2.6 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
4.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建构 |
4.1.1 开放式编码 |
4.1.2 主轴编码 |
4.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4.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4.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阐释 |
4.2.1 乡风失范: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 |
4.2.2 引领乡风民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 |
4.2.3 乡村文化振兴: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 |
4.2.4 文明乡风建设: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4.2.5 乡风文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 |
4.2.6 鼓励嘉奖: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 |
5.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5.1.1 开放式编码 |
5.1.2 主轴编码 |
5.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5.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5.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5.2.1 民族共生共存: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 |
5.2.2 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
5.2.3 维系族际社会: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 |
5.2.4 族际粘合: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
5.2.5 场域驱动: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 |
5.2.6 民族团结进步: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 |
6.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6.1.1 开放式编码 |
6.1.2 主轴编码 |
6.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6.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6.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6.2.1 宗教并存: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 |
6.2.2 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面临的现实选择 |
6.2.3 引导宗教适应社会需要: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 |
6.2.4 支持宗教中国化: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 |
6.2.5 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 |
6.2.6 宗教关系和谐: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的理论启示 |
7.1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 |
7.2 新乡贤参与和乡风文明建设 |
7.3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
7.4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 |
7.5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治理方式现代化 |
7.6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概括 |
7.7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比较分析 |
7.8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创新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的问题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五、研究的价值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七、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 |
第一章 “良知论”与“自由意志说” |
第一节 王阳明与“良知论” |
一、“良知论”的形成 |
二、“良知论” |
第二节 康德与“自由意志说” |
一、“自由意志说”的形成 |
二、“自由意志说” |
第二章 道德的先天根据 |
第一节 道德的先天根据 |
一、“良知”的先天性 |
二、“自由意志”的先天性 |
第二节 “良知”的内在性与“自由意志”的超验性 |
一、“良知”的先天而内在,“自由意志”的先验而超验 |
二、“天人合一”的“良知”,“主客二分”的“自由意志” |
第三章 道德的修养与教育 |
第一节 道德的修养与教育 |
一、道德的修养 |
二、道德教育 |
第二节 实践的历练与理性的训练 |
一、多维的方式与单向度的理性 |
二、实践的历练与理性的训练 |
第四章 道德的至善境界 |
第一节 道德的至善境界 |
一、“万物一体之仁” |
二、“德福一致” |
第二节 德性与幸福 |
一、德性优先 |
二、禁欲主义的倾向 |
第三节 德性与幸福的和谐 |
第五章 道德哲学的“人性论” |
第一节 王阳明论人性 |
第二节 康德论人性 |
第三节 人性论的辨证 |
一、人性的结构:善恶同体或善恶共居 |
二、人性的本质:自然的善与自由的善 |
第六章 道德哲学的“动机论” |
第一节 “动机论”的道德学说 |
第二节 “动机论”的困难 |
第三节 道德的自律与他律 |
一、社会性的责任与理性的责任 |
二、完全的自律与不完全的自律 |
结语“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和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10)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参考文献 |
一、经典着作 |
二、中文着作 |
三、中文译着 |
四、英文文献 |
五、期刊论文 |
六、学位论文 |
七、报纸网络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一、发表论文 |
二、参与课题 |
三、参加会议 |
致谢 |
四、儒学资源助推现代文明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旧之变:台湾新文学的发生研究[D]. 邹建英. 闽南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D]. 杨佚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4]山东省辛店镇乡村文明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研究[D]. 张亚琳. 长春工业大学, 2021(08)
- [5]大理白族本主文化的德育价值研究[D]. 代必祥. 大理大学, 2021(10)
- [6]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D]. 王杰. 兰州大学, 2021(09)
- [7]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D]. 唐锦锋. 湖北大学, 2021(01)
- [10]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