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欧和中亚地区艾滋病流行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邱增辉,蒋祎[1](2020)在《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中亚国家的健康状况及与中国的合作》文中认为"健康丝绸之路"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其搭建的国际卫生合作平台旨在促进健康成果的全球共享,极具发展潜力。作为联通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中亚地区的健康状况对全球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然而,该地区存在四类较为严重的卫生问题,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亚国家成为欧亚地区较为严重的疫情灾区,确诊人数不断增加,对该地区人民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在中亚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背景下,通过国际卫生合作来解决国内卫生难题是较为有效的策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卫生领域的合作十分必要,并且双方合作目标明确,有较强的合作意愿,已初步具备卫生合作基础。针对目前该区域普遍存在的卫生问题,未来可进一步将卫生合作领域聚焦在传染病防控、慢性病管理、母婴健康等方面,将中国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中亚国家,以提升国民整体健康水平,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徐逸乐[2](2020)在《昆明市阿片类物质滥用人群HIV感染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2014-2019)》文中认为[目的]了解2014-2019年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艾滋病监测哨点阿片类物质滥用人群艾滋病疫情趋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2407例阿片类物质滥用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状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变化特点;为针对该人群制定艾滋病防治策略和干预措施及效果评价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全国统一的艾滋病哨点监测问卷《吸毒者健康调查问卷》,收集2014-2019年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艾滋病监测哨点的监测数据并进行整理和分析。描述分析2047例监测对象人口学基本特征、物质滥用情况及HIV血清学检测结果。对不同年份HIV阳性率进行卡方检验,分析2014-2019年每年监测对象HIV阳性率及相关影响因素变化特征,对2014-2019年影响阿片类物质滥用人群HIV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6年共收集问卷及其血样241 1份,其中2407份有效,有效率为99.83%。1.基本人口学特征:研究对象男性占71.13%(1712/2407),女性占28.87%(695/2407),平均年龄 45.18±8.57 岁,已婚者占 43.91%(1057/2407),汉族占 93.44%(2249/2407),初中文化程度占 57.54%(1385/2407)。2.物质滥用特征:单纯滥用阿片类物质者占90.82%(2186/2407),合并多药滥用者占9.18%(221/2407)。2014-2019年单纯滥用阿片类物质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合并多药滥用的比例呈上升趋势。65.89%(1586/2407)的研究对象有过注射吸毒行为,最近一个月注射吸毒的比例占39.97%(634/1586),注射吸毒者中11.98%(190/1586)共用过针具。2014-2019年注射吸毒比例波动较大总体呈下降趋势,共用针具比例2014-2018年呈下降趋势,2019年有所升高。3.HIV感染情况与相关影响因素变化:HIV总阳性率为7.73%(186/2407),2014-2019 年 HIV 阳性率分别为 6.14%、7.25%、6.55%、6.45%、7.50%和 12.50%,呈上升趋势。2014-2019年HIV阳性率随着艾滋病知晓率、物质滥用行为特征及干预措施的变化而变化,艾滋病知晓率降低、共用针具增加、高危性行为增加及干预措施减少导致HIV 阳性率的升高。4.HIV感染的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知晓艾滋病相关知识和接受干预服务为保护因素;合并多药滥用、注射吸毒和共用针具为HIV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1.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监测哨点监测对象的HIV感染率较高,6年监测期内HIV阳性率呈上升趋势,HIV感染和传播的风险增加。HIV感染的主要风险因素为注射吸毒、共用针具及合并多药滥用,应当加大力度推进注射吸毒者的清洁针具交换工作,同时加强合成毒品滥用和多药滥用行为的监控。2.阿片类物质滥用人群合并滥用合成毒品(冰毒、氯胺酮等)和多药滥用现象呈上升趋势,与HIV阳性率存在相关性,即HIV阳性率随着合并多药滥用的增加而升高。3.2014-2019年监测期内各类危险因素均有变化,且HIV阳性率随着艾滋病知晓率、物质滥用行为特征及干预措施的变化呈现出高低波动的特点。不同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下对研究对象感染HIV产生不同的影响,应当针对各类影响因素的变化制定相对应的改进措施。加强社戒社康与多部门的联系,降低由于物质滥用人群的HIV感染和传播风险。
卢珍珍[3](2020)在《基于艾滋病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传播动力学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Ⅰ部分基于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及抗病毒治疗的理论模型研究目的:本部分针对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构建合适的传播动力学模型,进行疾病的预测和防控效果评价;同时构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People who Live with HIV,PLHIV)的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预后模型,以预测PLHIV接受ART后三年和五年生存率。对象与方法:综合考虑AIDS在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群体中的疾病进程、ART以及耐药情况,构建SPIA传播动力学模型,评估在原发耐药存在的前提下开展ART、检测速率和通过干预措施降低有效接触率对疫情的影响。同时构建PLHIV的ART预后模型,通过多指标综合列线图预测PLHIV的三年和五年生存概率,并对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进行评估,采用Bootstrap抽样进行内部验证。结果:SPIA模型结果显示:在目前状态下浙江省MSM人群艾滋病疫情理论上不会趋于消失,R0=2.39(95%CI:2.29,2.49)。我们预测,到2020年,90%的艾滋病患者得到治疗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是确诊的比例仍低至40%,距离90%感染者被确诊的目标还较远。通过干预措施降低50%的有效接触率对疫情控制的贡献相当于增加6倍的诊断速率。选用CD4 T淋巴细胞计数,身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三个指标综合构建ART预后模型,模型区分度和校准度较高,建模组一致性指数(C-index)为0.793(95%CI:0.740,0.846),验证组的平均C-index=0.776(95%CI:0.711,0.839),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结论:开展ART对AIDS疫情的控制效果显着。加强MSM人群的宣传教育,降低有效接触率是AIDS疫情防控最有效的环节。通过构建的ART预后模型可及时准确地预测艾滋病感染者的死亡风险,对临床医生和医疗保健提供者进行有效的ART管理来说至关重要。第Ⅱ部分基于COVID-19疫情趋势分析的传播动力学模型目的:研究在封闭空间中无防控措施条件下COVID-19疫情的趋势以及SARS-Co V-2的传染力;回顾性评判武汉封城和集中隔离对疫情防控效果;分析境外疫情分析疫情趋势并进行疫情规模预测。对象与方法: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逐日累积确诊病例数据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开放数据集。利用“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早期发热数据拟合经典的SEIR模型;回顾性地研究武汉COVID-19疫情,考虑无症状感染者和确诊隔离等措施,构建SEIAHR模型,分三个阶段拟合武汉逐日累积确诊病例数;将构建的SEIAHR模型应用于境外国家和地区,分别计算其基本再生数,并预测当前防控状态下各国疫情峰值及出现时间、疫情规模。结果:“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和船员未加干预前COVID-19的基本再生数R0=3.49(95%CI:2.38,3.73)。若不采取措施,峰值在2月28日出现,为967例(95%CI:476,1773)。预计4月28日疫情趋于结束,最终累积感染人数将达到3599例(95%CI:3207,3721),几乎所有人均被感染。武汉封城前(2020年1月23日前)R0=3.68(95%CI:3.11,4.05);封城至集中隔离阶段(1月23日至2月2日)R0=2.1788(95%CI:1.7258,3.5776);集中隔离后(2月2日后)R0降为0.3625(95%CI:0.3499,0.3676),小于阈值1,COVID-19疫情得到遏制。前期武汉封城加后期集中隔离措施减少了约103万感染者;其中后期的集中隔离措施减少了约48万感染者。俄罗斯、菲律宾、芬兰和吉尔吉斯坦Rt均大于4;英国、荷兰、爱尔兰、奥地利、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12个国家Rt大于3;新西兰、越南、卢森堡、柬埔寨、文莱、马达加斯加等19个国家Rt小于1。结论:SARS-Co V-2的传染力极强,武汉封城和集中隔离措施对疫情防控而言至关重要。目前境外部分国家疫情已经趋于平缓,但多数仍处在武汉COVID-19疫情中期的水平,须当警惕。
李媛秋[4](2018)在《我国肺癌疾病负担综合测量及评价》文中指出研究背景目前,肺癌是我国发病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作为我国重要的恶性肿瘤之一,肺癌已经被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列为今后癌症防治的重点。迄今为止,疾病负担并没有一个公认、统一的定义,其内涵也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不断延伸。不少研究提出,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仅考虑疾病本身对患者造成的寿命损失和(或)残疾程度,是对疾病“后果”的全面测量,但对疾病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病人患病导致的家庭等群体负担和健康需求,对社会各个行业的影响等,仅按照现有疾病负担的测量和评价体系,势必无法评估。因此,本研究以肺癌疾病负担的测量和评价为切入口,对现有疾病负担评价体系进行扩展,着重从家庭、社会两个方面对我国肺癌疾病负担进行评价,以尽可能全面反映肺癌疾病负担的内涵。研究将系统分析肺癌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深入探讨肺癌家庭和社会负担的内容、评价和测量方法,为拓展疾病负担的思路和方法提供实践参考,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评估肺癌等慢性病的家庭和社会效应、制定肺癌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资料与方法资料主要来源于全球癌症观察(GCO)、世界卫生组织癌症死亡数据库(WHO Cancer Mortality Database)、全国三次死因回顾调查及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6)数据集等,以及中国肺癌多中心临床流行病学调查(2015-2016年)、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负担横断面调查(2017年)。研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我国肺癌疾病负担及肺癌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分析:采用描述流行病学和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肺癌发病、死亡及DALY的变化趋势和地区差异。利用主成分分析构建我国肺癌人群地区水平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综合评价函数,采用二分类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体和地区两水平下SES与肺癌分期的关系。2.我国肺癌家庭负担的测量与方法学研究:(1)家庭负担内容的测量及评价:运用家庭照顾者压力反应评估量表(CRA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量表)及人口学基本情况问卷,结合定性访谈进行佐证,对家庭照顾者负担内容进行测量。以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照顾者负担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对CRA量表在我国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人群适用性进行信度和效度评价。(2)对家庭负担的估算步骤为:一是利用WHOQOL-BREF量表,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求出生活质量量表各条目选项权重值,得到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失能权重;二是求得我国人口在2016年的年龄价值增量;三是借鉴DALY计算原理,通过年龄价值增量的概念将DALY进行货币化转换,形成家庭照顾者失能调整人力资本(DAHC),即家庭负担的估计值。3.我国肺癌的社会负担研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测算肺癌对国民经济系统造成的损失。将肺癌的健康效应终点分为两类:一是肺癌死亡带来的劳动力损失;二是肺癌引起的住院和门诊带来的医疗费用支出。假定这两类健康危害对国民经济系统造成损失,研究在静态模型下,9种不同肺癌健康效应的处理情景。结果1.我国肺癌疾病负担及肺癌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分析:在过去30多年间,我国肺癌的发病和死亡率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从1990年到2016年,我国肺癌所导致的DALY占全部疾病负担的比例由1.7%(95%U1,1.6-1.8%)升至3.8%(950%U1,3.4-4.3%),上升幅度达到 123.9%(95%UI,116.5-131.2%)。另外,研究发现地区SES差异与肺癌分期存在关联。SES越高的地区患有晚期肺癌的风险越低;受教育程度亦与肺癌分期存在统计学关联,学历越高的人群患有晚期肺癌的风险越低。2.我国肺癌家庭负担的测量与方法学研究:研究利用CRA量表,确认了我国肺癌患者家庭负担的内容,将其归纳为健康与时间被打扰、自尊、经济和缺乏家庭支持四个维度。而经济和时间被打扰是造成家庭照顾者压力最大和需求最为迫切的两个方面。同时,研究还发现了照顾者负担的健康、经济和自尊(按反向计分)是影响肺癌患者照顾者生活质量的负向因素。我国因照顾肺癌患者损失的伤残调整人力资本估计值,即我国肺癌家庭负担约为315亿元,这揭示了肺癌背后隐藏的社会成本(即家庭负担)巨大。3.我国肺癌社会负担研究:肺癌在未来会带来劳动力损失和医疗费用大幅增加的双重影响,前者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福利减少,后者会刺激GDP增加但同时导致福利减少,最终两者合并考虑的情况虽然会缓冲GDP增减变动,却加剧了居民福利的损失。其中2020年、2025年和2030年GDP较2012年分别减少了 0.026‰、0.044‰和 0.043‰。结论1.我国的肺癌发病和死亡负担在全球处于较高的水平,过去30多年间,我国肺癌的发病和死亡率呈现了快速上升趋势,农村地区粗发病率和粗死亡率比城市上升幅度更大。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与我国肺癌分期存在关联。我国肺癌的疾病负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应根据疾病负担的分布和变化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等采取有针对性的肺癌防控策略,来降低肺癌的疾病负担。2.我国肺癌患者家庭负担主要体现在健康与时间被打扰、自尊、经济和缺乏家庭支持四个方面,应重视肺癌患者家庭照护群体的需求,医院、社区应加强家庭人文关怀、改进照护模式,提高健康管理水平。伤残调整人力资本估计值的提出,为评估家庭照顾者在心理、生理、情感、社交等多方面遭受的无形损失提供了可能,该方法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疾病家庭负担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方法学参考。3.虽然肺癌对整个社会经济体量的影响并不大,但无论从经济学的福利函数结果还是医疗卫生领域中以多个健康指标体现的健康福利,均显示了肺癌对居民福利的损害。政府部门要采用多元化的肺癌防控策略,重视肺癌在人群中分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加强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西部地区人群的肺癌防控工作。
陈彦,陈刚[5](2017)在《对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及我国现状的系统分析——Lancet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摘译》文中研究指明1全球疾病负担研究1.1背景:为了改善全球人口的生存状况、延长人口寿命,我们需要及时、准确的各地死亡率水平和趋势的数据。然而,有意义的死亡率比较,需要解决许多数据和评估方法相关的挑战,具体如下:1)调整死亡分类原因在时间和人群中的明显差异;2)调整生命注册系统数据的覆盖面和质量问题;3)从原因特异性来源(如癌症登记)和死亡识别
彭鹏[6](2017)在《“暴露前预防”对男男性行为人群性行为模式和HIV/STIs传播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目的1.构建全球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病毒/性病(以下缩写HIV/STIs)传播模式的数学模型,预测未来一年的流行趋势;2.评估暴露前预防对男男同性性行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人群HIV/STIs流行趋势的影响;3.评估存在风险补偿时,不同的暴露前预防干预方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HIV/STIs的流行趋势的影响。方法文献检索,系统综述MSM人群HIV/STIs感染率和安全套使用率之间的关系以及HIV暴露前预防有关风险补偿的研究现状。通过多种途径,收集MSM人群艾滋病行为学参数和流行病学参数,构建数学模型拟合该人群HIV/STIs的传播模式,采用蒙特卡罗方法,评估数学模型的不确定性,预测在维持现状及在多种暴露前预防干预方案下HIV/STIs的流行趋势并分析暴露前预防潜在的风险补偿效应。我们假设了两个方案,方案一为50%的MSM人群每日口服暴露前预防药物,同时50%的服药者停止使用安全套;方案二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增加对服药者进行定期HIV/STIs感染筛查。然后对两种方案的预测结果分地域进行分析。此外,我们还对已经推广使用HIV暴露前预防的国家未来十年里HIV/STIs的流行趋势进行预测与评价。结果1.构建的数学模型可以准确地反映MSM人群HIV/STIs传播模式。模型预测,未来1年,如果维持目前的干预,HIV新发感染率将达到0.91[95%CI:(0.59-1.24)]/100人年,梅毒、淋病和衣原体未来一年的新发感染分别为3.30(2.21-4.44)/100人年,19.81(11.28-32.54)/100人年和19.54(13.54-26.57)/100人年。2.口服暴露前预防药物可以有效预防HIV感染,如果存在风险补偿,仍能显着降低HIV的新发感染,但会增加性传播疾病的感染风险。方案一实施1年后,HIV新发感染率为0.53(0.34-0.71)/100人年。梅毒、淋病和衣原体的新发感染率分别为3.53(2.35-4.78)/100人年,22.36(12.64-36.98)/100人年和21.50(14.83-29.27)/100人年;3.如果实施方案二,1年后HIV新发感染会更显着地减少,新发感染率降为0.15(0.04-0.25)/100人年,而性传播疾病新发感染在第1年内上升到最高值后开始逐年降低,两年后梅毒、淋病和衣原体的新发感染率分别为2.68(1.90-3.78)/100人年,15.78(8.36-28.17)/100人年和14.78(9.83-21.03)/100人年。4.模型预测在六个已经开始推广使用PrEP的国家,十年后HIV新发感染接近于0,STIs的新发感染率降至7/100人年以下。结论有效预防MSM人群HIV/STIs的传播需要采用暴露前预防用药和定期筛查的综合性预防措施。
刘岩厚[7](2013)在《中国汉族人群及维吾尔族人群HIV-1感染与高分辨率HLA class I基因频率关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宿主的免疫遗传学背景,如HLA class I基因多态性,是影响HIV-1感染风险及艾滋病病程进展的重要因素。此前有关中国人群HLA的分型研究,未能提供HLA class I高分辨率基因频率与HIV-I感染风险的关联分析,难以满足疫苗设计和临床试验的要求。本文报道了中国汉族人群及维吾尔族人群HLA class I高分辨率基因频率与HIV-I感染风险的关联研究。本文样本为327名中国汉族人样本及161名中国维吾尔族样本。汉族人群及维吾尔族人群均包括HIV-1血清阳性及血清阴性个体。高分辨率HLA class I分型由PCR-SBT法(测序分型)辅以高分辨率PCR-SSP法(序列特异性引物)完成,两位点及三位点单倍型由最大期望值法估算。本文共鉴定了汉族人群中的HLA-A等位基因48个,HLA-B等位基因63个,HLA-Cw等位基因27个;鉴定了维吾尔族人群中HLA-A等位基因39个,HLA-B等位基因53个,HLA-Cw等位基因26个,未发现新等位基因。本文分析了中国汉族人群及维吾尔族人群的HLA class I等位基因和估算的单倍型分布,与其它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中国人群进行了比较,并构建了HLA-A和HLA-B系统树。本文比较了中国汉族人群及维吾尔族人群中HIV-1阳性组和阴性组的高分辨率HLA class I等位基因频率和估算的单倍体型频率。本文发现中国汉族人群中HIV-1血清阴性组中HLA-B*5201(OR=0.24,95%CI:0.10-0.57;p:0.001, q=0.026)和HLA-A*0301(OR=0.25,95%CI:0.09-0.64:p=0.002,q=0.030)的等位基因频率显着高于HIV-1阳性组中的基因频率,该结果提示HLA-B*5201和HLA-A*0301在汉族人群HIV-1感染中可能具有保护作用。中国维吾尔族人群HIV-1阴性组中HLA-B*5101(OR=0.18,95%CI:0.06-0.49:p=0.002,q=0.056)的等位基因频率显着高于HIM-1阳性组的频率,该结果提示HLA-B*5101可能在维吾尔族HIV-1感染中具有保护性作用。估算的HLA class I单倍型中,汉族人群HIV-1阴性组中HLA-Cw*0304-B*4001(OR=0.21,95%CI:0.08-0.57;p=0.003,q=0.039)及维吾尔族人群中HIV-1阴性组中HLA-A*0201-B*5101(OR=0.02,95%CI:0.003-0.21;p<0.01,q<0.01)均高于阳性组。此外,汉族人群中HⅣ:1阴性组中HLA-B62s超型的频率也显着高于阳性组。本文在四位数字的高分辨率HLA class I分型结果中,观察到部分等位基因.频率和推算的单倍型频率在中国汉族人群和中国维吾尔族人群中分布有显着性差异。在本文采集的样本中,未观察到HLA class I等位基因纯合/杂合以及Bw4/Bw6纯合/杂合在HIV-1阳性组和阴性组间的显着差异。本文研究结果是中国高分辨率HLA class I分型数据库的补充,也对HIV-1疫苗研发及临床试验样本召集具有重要的作用。
李玮[8](2012)在《欧洲四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欧洲四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工作现状和特点的描述性分析和比较,对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总结,为我国更好地建设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提供借鉴与启示,促进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方法:资料的收集包括现有资料的收集和专家访谈;资料的分析方法包括文献分析、差距分析和专题研讨。本文以《国家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的组织框架》中提供的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的12大要素为观测点,对欧洲四国的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工作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分析。结果:(1)欧洲四国都建立了相应的艾滋病督导与评估的组织机构,但只有摩尔多瓦建立了次国家级督导评估部门;(2)四国中只有摩尔多瓦建立了人员能力建设规划,但与其他三国在人员能力建设过程中都存在着不足;(3)除保加利亚外,其他三国都有国家技术工作小组负责协调全国的督导评估工作,并有例会机制;(4)四国都由多部门参与制定了多部门工作计划;(5)四国都没有制定有预算的年度工作计划,督导评估工作几乎全部依靠全球基金的支持;(6)四国都没有专门的督导与评估交流倡导计划;(7)四国的艾滋病常规项目督导和调查与监测开展的较好;(8)四国都没有建立国家级艾滋病防治数据库;(9)四国都没有开展支持性监督,但都会定期核查数据;(10)四国的督导评估数据的利用参差不齐,爱沙尼亚受资金的限制开展的较差,乌克兰则能充分利用督导评估的数据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和规划;(11)我国的督导评估系统现状与欧洲四国有类似之处,在政府预算、倡导交流计划、国家级数据库和数据的利用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结论:(1)四国的艾滋病防治督导评估系统的基础建设薄弱,组织结构不健全;(2)四国的人员能力建设随意性较强,容易出现重复和盲区;(3)四国的督导评估计划都缺乏政府预算的支持,影响了督导评估工作的有序开展;(4)四国的调查与监测各具特色;(5)四国都没有国家级艾滋病防治数据库,督导评估数据的传播与利用受到了限制,制约了督导评估最终目的的实现。建议:(1)加强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的基础建设;(2)放宽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限,提倡联合督导;(3)加强数据的核查、管理和利用。
王健[9](2012)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研究 ——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文中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是21世纪建立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组织,也是第一个中国在其中发挥主要推动作用的组织。自成立以来,它已经走过了整整10年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地区合作,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成员国间不同层次的会议机制,通过了一系列基础性文件,为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自己的两个常设机构:设立在北京的秘书处和设立在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并大力推进成员国在安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地区合作是亚洲、特别是中亚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区域一体化的加深,地区公共问题开始凸现,出现了外溢范围介于民族国家公共产品与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地区公共产品,而从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分析地区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由地区内部国家根据意愿和能力采取集体行动合作提供本地区发展所亟需的相关地区公共产品将是今后地区关系中的一大趋势。地区公共产品的政策含义在于,国家可以通过为公共担一定的成本而不是“搭便车”的做法,来分享地区机制建设的收益。参公共产品的供给,推动地区合作,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目前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地区公共产品的需求还是非常迫切,成员国经过合作,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主导国的倡议和引导,已经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提供了诸如地区反恐机制、地区禁毒机制、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地区交通网络系统、能源俱乐部、“上海精神”等一批地区公共产品,但总体来说,仍然存在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标准比较低、供给种类比较少。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成员国对地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和供应意愿存在差异、地区信任和认同程度还有待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融资能力、合作协议的执行效率不高。为此,上海合作组织要增加内部凝聚力、扩大地区和国际影响,切实通过合作解决地区公共问题,就必须改进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从发挥中国、俄罗斯主导国作用、提高成员国供给意愿和能力、提升产品标准,扩展产品种类、拓宽地区公共产品的融资渠道、深化与其他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对话与合作、妥善处理组织扩员问题等几个途径来加强成员国的集体行动,合作提供充足而高水平的地区公共产品。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策略所在。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家利益不断扩展,中国越来越意识到积极为地区公共产品承担成本,甚至是超出其本国收益的供给成本,为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是中国承担与其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地区国际责任的主要体现。近年来,中国为承担自己的地区责任,努力构建和谐周边,积极倡议、主导和参与提供许多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海合作组织中的许多合作机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实例。今后,中国要进一步发挥自身在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中的作用,必须制定比较清晰的战略选择,更加主动地引导和承担相应产品的成本,更加积极地关注社会领域的产品构建,更加坚定地坚持对外开放合作的原则,更加认真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张宁[10](2012)在《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文中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确定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艾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对社会力量参与艾病防治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留下了“想象空间”,而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中参与防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并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通过对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兰州市的三个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在防治艾病的行动进行了民族学观察,通过民族志式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各类型社会组织如何运用组织文化资本参与防治艾滋病,并从中观察到三个社会组织的相关行动以建构在各自组织结构中开展防艾活动,从而达到艾病的宣传预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等组织功能目标。论文首先在学术史述评中,对国内外学界关于艾滋病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和回顾;其次,论文对我国和甘肃省社会组织参与防艾问题进行了论述;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中对一个宗教组织——西湖清真大寺、和两个草根民间组织——兰州市男男性接触者工作组和兰州市感染者/患者关爱组织参与防艾行动进行民族学的研究;最后运用民族学理论讨论三类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行动的学科解读并对社会组织参与防艾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东欧和中亚地区艾滋病流行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欧和中亚地区艾滋病流行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中亚国家的健康状况及与中国的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一 “健康丝绸之路”: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与完善 |
二 中亚地区的卫生治理状况及主要问题 |
(一)哈萨克斯坦 |
第一,艾滋病感染率偏高。 |
第二,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高发。 |
第三,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较多,疫情防控难度较大。 |
(二)乌兹别克斯坦 |
(三)吉尔吉斯斯坦 |
第一,由贫困造成的儿童贫血和营养不良问题严重。 |
第二,较高的慢性病死亡率。 |
(四)土库曼斯坦 |
(五)塔吉克斯坦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卫生合作 |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卫生合作的可行性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卫生合作的机制与主体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卫生合作的可能领域 |
第一,传染病领域。 |
第二,慢性病领域。 |
第三,妇幼健康领域。 |
结 语 |
(2)昆明市阿片类物质滥用人群HIV感染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2014-2019)(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材料与方法 |
1 材料来源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3 研究内容及具体实施步骤 |
4 质量控制 |
5 统计学处理 |
6 技术路线 |
结果 |
1 人群分布特征 |
2 物质滥用特征 |
3 HIV阳性率及相关影响因素变化特征 |
4 HIV感染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讨论 |
1 一般情况分析 |
2 物质滥用情况分析 |
3 HIV感染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变化分析 |
4 HIV感染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结论 |
建议 |
研究创新性 |
研究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综述 艾滋病流行与物质滥用防治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3)基于艾滋病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传播动力学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Ⅰ部分 基于艾滋病流行趋势及抗病毒治疗的理论模型研究 |
1 前言 |
2 SPIA传播动力学模型 |
2.1 对象和方法 |
2.1.1 模型构建 |
2.1.2 基本再生数 |
2.1.3 数据来源及已知参数设置 |
2.1.4 未知参数模拟和验证 |
2.1.5 敏感性分析 |
2.1.6 软件 |
2.2 结果 |
3 ART预后模型 |
3.1 对象和方法 |
3.1.1 数据来源 |
3.1.2 随访数据资料收集 |
3.1.3 统计学处理 |
3.1.4 软件 |
3.2 结果 |
4 讨论 |
第Ⅱ部分 基于COVID-19 疫情趋势分析的传播动力学模型 |
1 前言 |
2 “钻石公主号”邮轮:SEIR模型 |
2.1 SEIR模型构建 |
2.2 SEIR模型初值设置及参数模拟 |
2.3 SEIR模型结果 |
3 武汉:SEIAHR模型 |
3.1 SEIAHR模型构建 |
3.2 数据来源 |
3.3 参数和初值设置 |
3.4 结果 |
4 境外疫情 |
4.1 数据来源及SEIAHR模型参数设置 |
4.2 结果 |
5 讨论与总结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在 AIDS 流行控制中的研究进展 |
1 前言 |
2 宏观动力学模型 |
3 微观动力学模型 |
4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南京ART数据缺失情况及填补前后分析 |
附表1 “钻石公主号”邮轮航行期间于疫情有关的重要时间点 |
附表2 154个国家和地区参数估计值以及R0值(按国家首字母排序)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我国肺癌疾病负担综合测量及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语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目标 |
3. 研究框架 第一部分 我国肺癌疾病负担及肺癌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分析 |
1. 研究背景 |
2. 资料与方法 |
2.1 数据来源 |
2.2 分析方法 |
3. 结果 |
3.1 我国肺癌的国际比较分析 |
3.2 我国肺癌疾病负担的变化和地区差异 |
3.3 人类发展指数与肺癌流行情况的关系描述 |
3.4 肺癌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肺癌分期的影响 |
4. 讨论 |
4.1 我国肺癌疾病负担的总体特征和地区差异 |
4.2 我国肺癌疾病负担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 |
4.3 研究的创新点与局限性 |
5. 小结 第二部分 我国肺癌家庭负担的测量和方法学研究 |
1. 研究背景 |
2. 资料与方法 |
2.1 数据来源 |
2.2 分析方法 |
3. 结果 |
3.1 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的定性研究 |
3.2 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
3.3 CRA量表在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人群的定量评价 |
3.4 肺癌患者家庭负担的测量 |
4. 讨论 |
4.1 肺癌患者家庭负担的定性研究 |
4.2 肺癌照顾者负担内容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
4.3 肺癌患者家庭负担估算的方法学探讨 |
4.4 研究的创新点与局限性 |
5. 小结 第三部分 我国肺癌社会负担研究 |
1. 研究背景 |
2. 资料与方法 |
2.1 数据来源 |
2.2 分析方法 |
3. 结果 |
3.1 情景设计 |
3.2 模拟结果 |
4. 讨论 |
4.1 我国肺癌的社会负担评价 |
4.2 从福利的视角评价肺癌的社会负担 |
4.3 研究的创新点与局限性 |
5. 小结 全文总结 参考文献 综述 |
参考文献 附件 个人简历 致谢 |
(5)对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及我国现状的系统分析——Lancet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摘译(论文提纲范文)
1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
1.1 背景: |
1.2 研究历史及既往的研究结果: |
1.3 GBD 2015的附加价值: |
1.4 GBD 2015所用证据的影响: |
1.5 GBD 2015的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方法的简介: |
1.5.2 研究方法的挑战和机会: |
1.6 GBD 2015的局限性: |
1.7 GBD 2015的主要结果: |
1.7.1 全球健康情况: |
1.7.2 传染性疾病: |
1.7.3 非传染性疾病: |
1.7.4 损伤和意外死亡: |
1.7.5 不同机构全球健康情况评估的比较: |
2 中国健康情况 |
3 结论 |
(6)“暴露前预防”对男男性行为人群性行为模式和HIV/STIs传播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2.1 HIV/STIs感染率和性行为模式的关系 |
2.1.1 检索方案 |
2.1.2 筛选标准 |
2.1.3 提取信息 |
2.2 暴露前预防对性行为模式的影响 |
2.2.1 检索方案 |
2.2.2 筛选标准 |
2.2.3 提取信息 |
2.3 模型构建 |
2.4 参数收集 |
2.5 模型校准和蒙特卡罗模拟 |
2.6 疫情预测与干预评估 |
第三章 结果 |
3.1 HIV/STIs感染率和安全套使用率的关系 |
3.2 暴露前预防对安全套使用率的影响 |
3.3 模型参数 |
3.4 暴露前预防对HIV/STIs流行趋势的影响 |
3.5 暴露前预防效果的地区评估 |
3.6 暴露前预防的长期效应 |
第四章 讨论 |
4.1 预测男男性行为人群HIV/STIs流行趋势 |
4.2 暴露前预防与风险补偿 |
4.3 不同暴露前预防方案实施效果的评估 |
4.4 推广暴露前预防的阻碍 |
4.5 本研究创新点与局限性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英文缩写词表 |
综述 |
综述参考文献 |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与参加的项目 |
A: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
B:所参加的项目 |
致谢 |
(7)中国汉族人群及维吾尔族人群HIV-1感染与高分辨率HLA class I基因频率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HIV病毒学 |
1.1.1. HIV病毒学 |
1.1.2. HIV免疫逃逸 |
第二节 HIV疫情 |
1.2.1 全球HIV疫情 |
1.2.2. 中国HIV疫情 |
第三节 HLA基因及其与HIV/AIDS的关联 |
1.3.1. HLA基因与人类疾病 |
1.3.2. HLA基因与HIV感染及艾滋病进程 |
1.3.3. HLA基因与艾滋病防治 |
第四节 HLA分型方法学 |
第五节 本文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第二节 仪器试剂 |
第三节 实验方法 |
第四节 数据分析与统计处理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第一节 Ambiguities及解决方案 |
第二节 中国汉族人HLA class Ⅰ基因分布 |
3.2.1. 中国汉族人HLA class Ⅰ等位基因分布 |
3.2.2. 中国汉族人推算HLA class Ⅰ单倍型分布 |
第三节 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HLA class Ⅰ基因分布 |
3.3.1. 新疆维吾尔族人群HLA class Ⅰ等位基因分布 |
3.3.2. 新疆维吾尔族人群推算HLA class Ⅰ单倍型分布 |
第四节 中国汉族人HIV-1血清阳性及阴性人群HLA class Ⅰ基因频率比较 |
3.4.1. 中国汉族人群HIV-1阳性与阴性人群的HLA class Ⅰ等位基因比较 |
3.4.2. 中国汉族人群HIV-1阳性与阴性人群的HLA class Ⅰ单倍型比较 |
第五节 中国维吾尔族人HIV-1血清阳性及阴性人群HLA class Ⅰ基因频率比较 |
3.5.1. 新疆维吾尔族人群HIV-1阳性与阴性人群的HLA class Ⅰ等位基因比较 |
3.5.2. 新疆维吾尔族人群HIV-1阳性与阴性人群的推算HLA class Ⅰ单倍型比较 |
第六节 中国汉族及维吾尔族人群与其它中国人群HLA class Ⅰ等位基因多态性比较 |
第四章 讨论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欧洲四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2 材料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内容 |
2.3 研究方法 |
2.4 技术路线 |
2.5 质量控制 |
2.6 创新之处 |
3 结果与分析 |
3.1 欧洲概况 |
3.2 欧洲艾滋病流行概况 |
3.3 欧洲艾滋病流行原因 |
3.4 欧洲艾滋病防治的督导与评估概况 |
3.5 欧洲四国艾滋病流行形势及其防治概况 |
3.6 欧洲四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建设 |
3.7 欧洲四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与我国督导评估系统的比较 |
4 结论与建议 |
4.1 结论 |
4.2 相关建议 |
4.3 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
4.4 本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件 |
附录 |
致谢 |
综述 |
参考文献 |
(9)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研究 ——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三、研究结构、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地区公共产品理论 |
第一节 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在国际层面的扩展 |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内涵 |
二、公共产品理论在国际层面的扩展 |
第二节 地区公共产品的兴起 |
一、地区公共产品兴起的背景及原因 |
二、地区公共产品的分类 |
第三节 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管理 |
一、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 |
二、改进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与管理的路径选择 |
第二章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
一、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 |
二、上海合作组织的法律基础和机制建设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合作领域及具体措施 |
一、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
二、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领域的合作 |
三、上海合作组织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 |
第三章 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地区公共产品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 |
一、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共产品的分类 |
二、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共产品的需求 |
三、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方式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地区公共产品评估 |
一、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评估 |
二、经济领域的公共产品评估 |
三、文化领域的公共产品评估 |
第四章 上合组织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障碍与改进路径 |
第一节 上合组织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障碍 |
一、需求和意愿差异 |
二、信任和认同不足 |
三、融资能力有限 |
四、执行与管理效率低下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改进路径 |
一、进一步发挥主导国的作用 |
二、提高供给意愿和能力 |
三、提升产品标准,扩展产品种类 |
四、拓宽地区公共产品的融资渠道 |
五、深化与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对话与合作 |
六、妥善处理扩容问题 |
第五章 上合组织对中国参与地区公共产品建设的启示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地区公共产品建设的动因 |
一、中国的地区责任意识不断增强 |
二、中国的产品供给意愿不断加强 |
三、中国的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
第二节 中国在上合组织的实践带来的几点启示 |
一、量力而行主动承担 |
二、关注民生赢得信任 |
三、开放合作寻求共赢 |
四、认真统筹两个大局 |
附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实施措施计划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论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思路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思路 |
1.2.3 重点和难点 |
1.2.4 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
1.3 田野点介绍及相关说明 |
1.3.1 田野点及调查对象介绍 |
1.3.2 相关概念说明 |
1.3.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理论准备、分析框架 |
1.4.1 研究的理论准备 |
1.4.2 论文分析框架的构建 |
第二章 学术史回顾 |
2.1 国外学界关于艾病防治的研究回顾 |
2.2 国内学界关于艾病防治的研究回顾 |
2.3 对相关研究现状的述评 |
第三章 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的防治 |
3.1 全球及中国艾滋病流行总体趋势及防治挑战 |
3.2 社会组织参与防治的特点与现状 |
3.3 甘肃省艾滋病流行概况 |
3.4 甘肃省社会组织参与防控艾滋病情况与分析 |
第四章 宗教组织——清真寺参与宣传预防行动的个案研究 |
4.1 宗教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
4.2 宗教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行动概述 |
4.3 清真寺参与宣传预防艾滋病行动个案 |
4.4 对清真寺参与防艾行动的结构功能分析 |
4.5 清真寺的社会资本作用分析 |
第五章 MSM组织参与行为干预行动的个案研究 |
5.1 艾滋病与男男性接触者 |
5.2 MSM组织与艾滋病防治 |
5.3 “牵手”工作组行为干预的行动个案 |
5.4 对MSM组织参与防艾行动的结构功能分析 |
5.5 MSM组织的社会资本作用分析 |
第六章 PLWHA关爱组织参与关怀救助行动的个案研究 |
6.1 艾滋病患者(PLWHA)与艾滋病 |
6.2 PLWHA关爱组织与艾滋病防治 |
6.3 感染者同盟-诚爱家园关怀救助行动个案 |
6.4 对PLWHA关爱组织参与防艾行动的结构功能分析 |
6.5 PLWHA关爱组织的社会资本作用分析 |
第七章 余论 |
7.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7.2 民族学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防艾行动的思考 |
7.3 对当前社会组织参与防艾行动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东欧和中亚地区艾滋病流行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中亚国家的健康状况及与中国的合作[J]. 邱增辉,蒋祎.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0(04)
- [2]昆明市阿片类物质滥用人群HIV感染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2014-2019)[D]. 徐逸乐. 昆明医科大学, 2020(02)
- [3]基于艾滋病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传播动力学模型研究[D]. 卢珍珍. 南京医科大学, 2020(07)
- [4]我国肺癌疾病负担综合测量及评价[D]. 李媛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8(01)
- [5]对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及我国现状的系统分析——Lancet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摘译[J]. 陈彦,陈刚. 福建医药杂志, 2017(03)
- [6]“暴露前预防”对男男性行为人群性行为模式和HIV/STIs传播的影响[D]. 彭鹏. 南通大学, 2017(10)
- [7]中国汉族人群及维吾尔族人群HIV-1感染与高分辨率HLA class I基因频率关联研究[D]. 刘岩厚. 南开大学, 2013(06)
- [8]欧洲四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系统评价[D]. 李玮. 安徽医科大学, 2012(01)
- [9]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研究 ——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D].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4)
- [10]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D]. 张宁. 兰州大学,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