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战国时代寓言文学的流派（论文文献综述）
张力[1]（2021）在《春秋战国时期《诗》的经典化研究》文中提出《诗》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深刻反映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伴随着《诗》而产生的“歌诗”“诵诗”“赋诗”“引诗”和“诗学”活动在历史的进程中经久不衰。《诗》的本质是文学作品,但它在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历史意义,也就是由文学作品转向了经学,即是《诗》经典意义的生成,这个过程是历史的积淀和思想的融合。故研究《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化成因和影响有着溯源经典的重要意义。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前人对于《诗》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典化的研究成果综述,并阐述论文的选题意义和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分为三章,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章,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诗》经典化的影响,借助文献资料,对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对《诗》的阐释进行比较研究,内容涉及孔子、孟子、荀子的《诗》学思想,并对之分别进行分析,以凸显儒家对《诗》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典化的意义与作用,从而显现出儒家不同于他人的阐释思想,是如何进行历史的积累和思想的融合,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典化的价值贡献是有奠基意义的。第二章,重点论述了战国时期墨、道、法家对《诗》经典化的影响,包括墨、法、道家等对《诗》经典化的影响。本章着重探讨墨、道、法家对《诗》的态度、“引诗”手法和缘由,尤其是当《诗》与墨、道、法家的情志有冲突时,墨、道、法家是如何对战国时期《诗》的传播进行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体现了墨、道、法家的“引诗”观点和人生态度;墨、道、法家在战国时期对《诗》经典化的价值贡献,在于通过对《诗》不同程度的接受传播活动,发现“诗教”的局限性,对当时的社会和思想产生革新作用,以及提高《诗》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第三章,主要对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典化的内涵和原因进行了探讨。首先阐明了《诗》在战国时期的经典化内涵是经典意义生成的积累,是历史的积淀和思想的融合;其次探讨了《诗》在战国时期经典化的成因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诗》学的学术传播中心自觉传承以及知识阶层对《诗》进行“断章取义”的阐释。结语部分则是对全文的简要概述,并就《诗》的经典化对后世的影响进行阐述。
苗江磊[2]（2020）在《战国拟托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题目的内涵、意义;其次,针对前代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地梳理与概述。“拟托”是依托于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相关事迹或言辞的一种创作现象,运用拟托手法创造出的相关故事作品便是拟托文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题为:《“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该章主要介绍拟托此名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促使拟托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拟托”一词,就其字义而言,应有“揣度而托言”之内涵,即假托于所寄寓之人,并揣摩其特点,模拟其人,替其说话、代其发声。题中所指的“拟托文本”,并非文体之含义,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文本作品。由此观之,论文所研究的“拟托文本”,便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之世,社会变革,诸侯纷争,学派并起,众说纷纭,诸子骋词辩难,士人竞逐游说。带来了此时期作品创作目的多样,以及创作手法的繁复。拟托作品正是紧紧伴随着战国的变革与纷争潮流而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其产生的时代性。而且拟托文本有其产生的普遍性,无论从此时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繁荣、丰蔚之貌。时局的改变、经济的改变以及士人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利益的相争、列国的相争以及学派的相争。这一时期作品创作中的虚构化倾向,是紧扣战国“变”与“争”主题的必然产物。由于拟托文本主要是假托于历史实有人物进行创作,这就有一个作品是属于拟托虚构还是历史实录的判定问题。用来判断拟托作品的迹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错置年时、抵牾思想、脱离环境、乖悖史录、文辞荒诞、情理难通、重复叙事等七种。此外,就作品本身的内涵分析,因为拟托作品具有拟虚而托实的基本特征,致使它们与史籍、小说等许多作品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存有区别,既有颇多的共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论文第二章题为:《<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先以国别为类,分节考证《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文章所含的拟托性质,继而就相关篇目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战国尚辩,游说论辩既已成为当时士人晋阶的必要途径。士人为欲驰骋其说,取合诸侯,游士便须研习揣摩之术,以工于游说论辩。于是,一批关于纵横与权变的故事便随之产生了。《战国策》中为数众多的拟托故事,是于战国揣摩风气的推进下产生的。而细究这些作品的具体创作目的,则动因不外乎两者:一方面乃是出于士人的遵效与模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士人的研习与演练。虽然《战国策》之中诸篇拟托纵横家游说的策文,当时只是为士人游说提供学习底本,但此书中拟托作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战国这一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士人游说现象,提供了文字资料的参考;更因其自身所呈现出的虚构与模拟性质,与后世戏剧作品的剧本创作具有了极为相通的契合因素。论文第三章题为:《<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节考辨书中某些故事所含的拟托性质。《晏子春秋》一书记的多是晏子设言进谏的故事。此书中为数不菲的拟托作品,大都与稷下学士议政论政的创作训练密切相关;尤其是“同题拟作”一类作品,据同题、据类事而拟作,强化了文中的议论部分,令“说”的创作特征在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彰显。这些拟作更能于作品的情节、主旨中体现出鲜明的模拟演练意味。有基于此,该章又针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关于《晏子春秋》体现的思想问题,前贤多所论争,有儒家、墨家、非儒非墨、亦儒亦墨等四种说法。而此书中那些拟托晏子而演绎的故事,多有切合儒家、墨家抑或纵横家思想的内容。这些故事,不论是阐发儒家重礼乐及疑鬼神的观念,或是论述墨家节用、爱民的思想,抑或是借鉴纵横家的论辩与游说技巧,它们都没有远离维护政局、安抚民众等现实施政方面。可以说,《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正是利用不同学说而塑造出的贴合现实的议政作品,相关作者已经将抽象思想观念应用于模拟政治生活的创作之中。论文第四章题为:《<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三节对《庄子》一书多篇故事进行拟托性质考辨。《庄子》书中确实有数量斐然的拟托作品,它们大抵产生于创作者的托名附会过程中。《庄子》中的拟托作品,借重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等人物,概括古今、超逸流俗。这其中既有德行昭彰的远古帝王,也有声名远播的诸子学者,还有闻名遐迩的狂狷隐士等,所在多有。《庄子》之中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自然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阐释道家理论与思想。故事的创作者依托于闻名人物进行编造,能够更加强化庄子及其后学的说理立论效果。从拟托文本的内涵而论,《庄子》一书的行文多以荒诞不羁、不拘一格的想象而为人所知。因为拟托作品本来就是基于真实人物而虚构创作产生的,所以想象性、夸张性的创作技巧都可谓是相关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论文第五章题为:《<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这一章第一节首先探寻《穆天子传》的非纪实内容,以考察此书所含的拟托创作属性。从《穆天子传》书中诸多异于传载、脱离年代、背离环境、古奥深隽、行文语言等许多因素中,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并非实录作品的文本特征。不独于此,此书行文中又带有相当明显的战国时期社会风貌、地理形态以及创作文法等方面的特征。就此情况进一步推断,《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人附会周穆王之名而扩展演绎的。《穆传》以周穆王作为核心主人公,而且其书所涉一些事件确实是存有先秦时期流传的历史史事痕迹的,可以说,此书正应当属于典型的托名虚构之作。次节,结合战国士人兴起的时代背景,探究《穆天子传》的创作动机。从《穆传》内容的非纪实性,以及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发扬等方面而论,此书应当既非史官着史之着,也并非巫觋术士之作。而结合当时活跃兴盛的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穆传》假借西周穆王之名的作品形式,以及书中体现出的种种切合战国创作的文本特征,都透露出,此书的形成很可能与士人的创作息息相关。《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士人在参与政事活动之时,附会周穆王西行的传说而虚构演绎的。而此书作者的具体国别,从它于晋时才发掘且传世未得多见等情况考虑,《穆传》在当时流传不会太广,故而其作者尤以魏国士人的可能性最大。该章最后一节,针对《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进行了论析,考察了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将《穆传》归为“小说”作品这一观点,并论证了相关论说的未安之处。应当说,从文学小说作品的叙事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而言,《穆天子传》与小说作品的确存在相通之处。但《穆传》却并不能完全视为小说类着作。首先,《穆传》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并没有达到小说作品审美愉众的创作要素。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论,《穆传》的具体内容中也有许多与小说作品不能相合的因素。论文第六章题为:《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该章是基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材料,譬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对出土文献中拟托作品的存在情况进行考释、辨析与论述。譬如《上博简·子羔》一篇是对于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因文中所涉的三王感生之说存在争议,而且简文中孔子对传说的阐释方式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故而该文存在着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又如《清华简·邦家之政》一则,因简文载有悖于孔子时代的言论,且其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故此推断该简文是托名虚构而作的“拟造孔子言论”作品。类似之例还有《上博简》中《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诸则简文,它们或是假托于孔子之名而进行的模拟创作产物,或是在行文中带有添衍附会成分的作品。彰显出战国士人在增益传闻、阐释理论抑或是传播学说之时所进行的大胆虚构性创作尝试。《上博简》与《清华简》之中亦不乏拟托殷周先王、拟托战国诸侯等历史人物所创作的故事。如《清华简·耆夜》一篇,因简文所载饮至礼悖于礼制记载,文中又多有违背周人礼法及思想的内容,因此,该文很有可能是托名周武王、周公等人而附会做诗的叙事作品,带有追慕先贤、模拟创作的内涵意蕴。又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应属于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议论性质的作品;《清华简·管仲》是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为基本形式而成篇的拟托作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是拟托楚王与范乘二人所作的一番对话;《上博简·志书乃言》是拟托楚王与无愄而作的对话故事,是类多有。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些许拟托商汤之臣属伊尹而作的故事。如《赤鹄之集汤之屋》一则,简文后段有巫乌救小臣,及小臣本巫乌之言帮助夏君驱病之事,此于传世文献中并无俦匹,是时人虚构的新增情节。所以此文当是基于伊尹来往于商与夏之间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虚构创造。再如《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则简文,都是关于商汤、伊尹间的问对故事,其文的词句也带有着意编排与增饰的痕迹,整体呈现出类似战国散文作品的语言风格,很可能是依托伊尹而附会的问对作品。最后,论文的第七章题为:《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该章是根据前章诸多文献材料,对战国时期拟托创作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包括拟托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考察,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以及拟托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总结等。就拟托作品自身的定义内涵而言,人物的依托性应当属于相关作品所蕴含的首要特征。而“拟虚托实”的拟托作品,借助历史人物及背景只是作者的手段,文中所呈现出的虚构内容,才是创作者的核心着力之处。因此,拟托作品亦具有创作性特征。拟托创作以其自身意味深长的承前集成性、创造致新性与开拓启示性意义,已然成为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一种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重要文学现象。结语部分是对战国拟托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论析。概而言之,从传世着作及出土文献两方面而论,在战国时代的各类叙事散文着作中,拟托作品确然已经是粲然可观、卓具韵致。
崔京宪[3]（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张笑[4]（2020）在《“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教学研究》文中认为先秦散文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初中阶段的语文课程中,它更是充当着特殊的角色。不仅是因为其在教材分布上占据一定比例,更是因为它对培养初中生的健全人格有着积极影响。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使用,先秦散文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据调查,初中先秦散文的教学还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如忽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重教轻读、教师文体意识淡薄、教学方式不灵活等。本研究采用调查法和访谈法,以“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为研究对象,对初中语文教材中先秦散文进行归类,分析先秦散文的文体特征,找出教学的侧重点,并结合初中先秦散文的教学现状,提出相应的教学改进策略。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本课题提出的缘由、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对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进行概述。首先,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的分布情况做了简要分析;其次,在借鉴我国古代文体分类理论的基础上,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先秦散文进行分类解读,从而明晰先秦散文教学的重点。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初中先秦散文的教学现状,提出了先秦散文的教学改进策略。首先,运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对当前先秦散文的教学现状进行调查,找出初中先秦散文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次,针对先秦散文的教学现状,结合先秦散文的文体特征,提出教学的改进策略。第四部分依据提出的先秦散文教学改进策略,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进行教学设计,并尝试把教学设计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
王硕果[5]（2019）在《《战国策》策士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国策士对颠覆诈伪手段的鼓吹使得《战国策》自古便被斥为“伪书邪说”,策士群体对儒道正统意识形态的消解又给战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代学者开始更多的以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审视策士群体,以期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对照深入了解战国文化。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战国策士群体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究《战国策》中策士语言、形象、思想等背后深藏的文化意蕴,以期获得对战国策士文化更全面的认识,从而实现历史和现实间的对接与思考。绪论对“策士”这一称谓进行了界定,并对策士群体的形成背景进行了论述。第一章以《战国策》中策士群体语言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机锋”和“言势”艺术进行了解构,通过研究策士“机锋”艺术的缘起和其“对抗”“评骘”两方面的表现机制来揭露策士机锋语言背后的时代文化;从“言势”这一角度出发探究策士语言风格特点,并通过探究策士富赡宏肆的审美语言对赋体文学的影响,以期从策士语言文学中获得可以借鉴的审美经验。第二章按照行为尺度和价值标准将战国策士分为“纵横之士”“文士”“义士”三大类型,通过对其形象的探究来挖掘策士身上所展露的人性弱点,同时探究身处“道统”和“政统”双重选择之下的策士的精神困境,从策士的人生选择及价值追求来挖掘策士形象背后的悲剧意蕴。第三章在前两章的研究基础上,对战国策士“制奇”“顺时”“事功”的审美思想进行探究,从而实现对战国时代精神的总体认知,通过对战国策士群体本身所具备的审美思维的探析达成对策士文化的全面认识,同时对策士以“力”达“利”的绝对功利主义价值观和权谋倾覆的压诈手段进行批判,以历史和现实的对接来引发人们对当下社会价值观的深刻思考。
胡星灿[6]（2019）在《困境与策略 ——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一九五七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身份也由中国侨民变成马来公民,这一身份的变化导致马华文学的归属问题趋于吊诡:从文学的渊源、传承来看,马华文学深受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启发与影响,将之视为中国文学在南洋地区的延展并无不妥;然而,从现代国家的建制、要求而言,在马来西亚生产的马华文学,被纳入马来西亚文学版图也是情理中事。所以,在文学传统和政治的差异化标准之下,马华文学的归属渐趋吊诡,并始终未有清晰定论。不仅如此,在新兴国家论述中,马来西亚为打造国族主义,还将非马来文化都排除在国家文化体系之外,而对待用华语书写、传递华人文化的马华文学更是加以约束、宰制。至此,无论是马华作家还是马华文学,都面临着“有国无籍”的尴尬。当然,面对困境,马华作家也尝试着调整创作,并借晚近兴起的全球化浪潮,跳出家国、民族的阈限,书写具有普世性、泛文化的文学作品,但是,这批作品究竟能否克服此前困境还很难说。可见,在不同语境里,马华文学将面临各种困境。面对困境,马华作家具有针对性地不断调试创作,建构相对坚实的文学主体,以期攻艰克难。这种策略性质的主体性建构历程证明了马华文学主体性绝非铁板一块,它注定要踏上不断建构,又不断延异的未竟之旅。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从动态的马华文学主体性入手,探讨在不同困境中,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的嬗变。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将引入“冲击—回应”视域,将“困境”和“主体性建构”作为互相参照的依据,确保本文能够准确还原主体性建构的思路。对此,本文将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论述:第一,以“本土意识”为中心的主体性。马华文学是在“中国文学/文化”系统的影响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它就无法摆脱该系统的影响。然而,随着马华文学在地化趋势愈演愈烈,马华作家对走出该系统影响的呼声也愈来愈高。因此,面对“中国文学/文化”系统对马华文学的影响/干预,马华作家建构了一种以“本土意识”为中心的主体性。该主体性并非被强力塑造,而是在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文化”系统的互动拉扯中渐渐地被发现、被营建,因此它的出现是马华作家应对影响的权宜之计,天然就存在限度和不足。第二,以“抵抗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由于建国后的马来执政精英旨在打造一个马来化的“国家文化”体系,因此,马华文学长期被国家层面的霸权话语遮蔽、排除。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文化特征,马华文学不得不调动各种资源、各种手段来抵抗文化霸权,由此,马华文学以“抵抗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随之被建构起来。该主体性重在挖掘马来华人/马华文学不同于官方话语的隐蔽语本,以表演式的书写挑衅“国家文化”体系的威权。第三,以“文学共同体想象”为重心的主体性。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文学生产不再是此时此地的行为,因为马华作家也顺时顺势地建构了以“文学共同体想象”为重心的主体性。该主体性不仅灵活利用华语语系文学的优势,广泛地向域外华语文学借贷创作资本,以补充马华文学场的资源匮乏;它还想象了一个具有人类普遍主义精神的“文学共同体”,以此超越本土,走出主体困境。经过以上三方面内容的讨论之后,本文在结语部分将总结性地指出三种马华文学主体性并非各自独立、毫无瓜葛,而是相互对话、彼此应和。而“二元思维”是连结三种主体性对话的关键词。换句话说,三种主体性都是在“二元思维”的左右、牵制、驱动下完成建构历程的,因此,这种建构方式容易存在审美盲点,建立起来的主体性更易走入板结化的趋势。
孟新东[7]（2018）在《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变动不居的时代。处在具有无限变数时代的知识分子,其现实生活、精神世界和学术研究都充满着内在张力。本文的研究对象清代浙东学派即是诞生于此种语境下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由黄宗羲在清初创立,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以经史之学名世,但研究领域又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一个有着独立学术精神和鲜明学术个性的学术派别。清代浙东学派虽不以文学为主业,但却有着数量不菲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成熟的文学思想,这在清代学术流派中并不多见。受其经史之学成就的遮蔽,学界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关注明显不够。现有研究中,对该派文学思想的综合研究更显薄弱,对该派在文学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其在清代文论史上的地位、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问题均缺少系统化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在对该派学者文学思想的全面把握中寻绎其共同的文学旨趣,展示其同中有异的文学观念,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具体如下:导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浙东学派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术流派,拥有丰硕的文学成果,他们对文学问题的系统讨论和思考为清代文论提供了经史学家的独特只眼,是清代文论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当前学界对该派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之后,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了该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和学术精神,探讨了文学活动在该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清代浙东学派在学术渊源上远绍南宋浙东学派,近承王阳明、刘宗周之心学。该派诞生于明清鼎革的时代剧变中,动荡的社会现实、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构成了该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清初返经归本思潮和经世致用观念的风行是其存在的文化语境,实学的勃兴与考据学的蔚起提供了该派生存的学术背景。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视野广阔,是一个以经史之学为主的民间学术流派,其学术精神主要体现为经世致用、经史汇通、注重创新、求真求是。文学活动是该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写作不仅是遗民的生存方式与交流场域,也是其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文学还发挥着存史、补史的功能。第二章侧重论述清代浙东学派在文道关系上的主要观念“文道合一”论,揭橥其所论之“道”与所推崇的“见道之文”的思想内涵。第一节梳理了“道”含义的历史演变,重点分析理学之“道”与史学之“道”的不同,揭示清代浙东学派的“道”论思想中既包含着形而上的气之道,也包含着形而下的政道、治道等人之道,呈现出切于现实、立足当下的价值指向。第二节主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文道关系的两种形态做了阐述,其一是文道分离,以“载道”“害道”说为代表;其二是文道合一,以“明道”“文便是道”为代表。从文道观念的流变中可见清代浙东学派“文道合一”观与韩愈的“明道”说、朱子的“文道一体”观念一脉相承,但其又是建立在经世致用之道基础上的一种新思想。第三节对清代浙东学派推崇的“见道之文”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见道之文”将“道”作为文章的本原,道是文的起点,也是为文的旨归,其实质是一种经天纬地、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与功利色彩的文章。“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是由道至文,为文者应先体道后作文,走一条经、史、文相结合的文道合一之路。“见道之文”是一种文道一体、内在圆融的至文,文道融合的程度体现着文章的优劣。“见道之文”作为清代浙东学派为文的最高理想,其哲学根基在于“道不离器”的道器合一思想。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清代浙东学派在社会学维度上提出的“元气之文”的内涵,探寻文章和“元气”的关系。从明清易代的时代语境出发,浙东学派倡导“元气之文”,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第一节梳理了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流变,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到宋代的元气本体论,再到明清时期元气的主体化、精神化,中国古代元气论走了一条从客观物质性到主观精神性的演变之路。这一演变对建构元气和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节分析浙东学派赋予“元气”的特定含义,忠义精神是“元气”的基本内涵,“元气”中张扬的阳刚精神和浩然正气实为浙东学派豪杰人格的生动呈现。第三节具体论述“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它实际上是“厄运危时”阴阳二气相搏相争的结果。浙东学派更推崇“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的迅雷之文,这类文章更富阳刚之气和悲壮色彩,也更能体现反抗邪恶、不向厄运屈服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正气。但浙东学派对“元气之文”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相比全祖望,黄宗羲之论流露出更多的遗民气息。第四章重点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诗学观,阐释该派对“性情”内涵的创造性发展。“诗以道性情”是浙东学派诗论的核心观念,这一看似陈旧的说法却被该派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一节分析了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以及此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即性情诗学的高扬。明末性情诗学尊情、重情,把情提到了文学本体的高度,但其所论之“情”是摆脱了社会伦理束缚的个体性情、世俗之情。易代之后的性情文学观有了明显变化,云间、西泠派和虞山诗派均性情与格调并重。第二节围绕黄宗羲的性情之辨展开,黄宗羲将“性”规定为心之“不忍”,确立了“性”的道德属性,这与阳明后学挺立的自然人性有所不同。在性、情关系上,黄宗羲主张“性情是一”,认为情是心的自然流行,性是情感流行的“中和”状态,性寓情中,离情无以见性。黄宗羲倡导的“性情”实为一种合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感。第三节具体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诗以道性情”,性情是诗之“道”即诗的本原,也是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黄宗羲对“性情”做了严格的规范,他区分了“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其推崇与性合一的“情至之情”,更看重具有群体性、公共性的“万古之性情”。浙东后学在黄宗羲性情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性情之正”,并从“人各有情,情各可言”的角度为女性写作争得了一席之地。第五章论述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思想。浙东学派以经史百家之学为文章本源,把“学力”作为创作的必要条件。第一节分析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黄宗羲强调“作文以经术为根柢”,章学诚则从六艺之文——诸子之文——文集之文的文章演变的角度申述此旨,文章所传之道、文章的性质与手法、文体的变迁等均彰显出文章与六艺的渊源关系。第二节阐述文章与史的关系,浙东学派从史学立场出发,强调文章写作要参之于史。章学诚认为“古文辞出于史”,其着述原则、方法包含在史学之中,其兴衰与史学盛衰同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文章与史的密切关联。第三节论述了浙东学派对文与学关系的认识。该派所说的“学”既指经、史、子、集的大家之学,也包括“竹头木屑”式的杂学。他们以读书积学为学文的正路,但强调文本于学问,并非要在文章中搬用学问,而是以学育文。章学诚从道、学、文三者合一的角度提出了“学为立言之本”,推崇以自得之学作着述之文,体现了学者化的为文理想。第六章对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思想进行探析,分别从“文变系于时”“文变关乎势”“文学的古今之变”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节探究了文变与时代、世风等社会性因素的关系,浙东学派把文学的盛衰关联于世运,认为乱世衰时为文学繁盛提供了条件。文体亦随时代而变,章学诚以赋和小说为例,论证了这两种文体的数变与时代变化的关联。风雅正变揭示了文学体貌、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与易代背景相联系,浙东学人推崇书写哀怨愤怒之情的变风变雅之作。第二节讨论了文变的内在动因,浙东学派关注到盛极而衰是文学演变的必然之势,文弊也是导致文变的重要原因。从六艺之文到诸子之文再到文集之文的变化,呈现出的正是文学审美性不断提升的规律。尽管在章学诚看来,此为文章愈变愈衰的征兆,但其确实捕捉到了文学的演变之势。第三节重点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与尊古而不略今的历史古今观相连,浙东学派在文学上秉持“文求其是,不论古今”的态度,其所言之“是”,在黄宗羲、郑梁等为人的真性情,在章学诚则为创作者的“别裁心识”。在学古问题上,浙东学派力主“师其意而不袭其迹”,反对追求形似的摹仿,强调学习古人的“真精神”,即性情和识见,并由此出发,对复古模拟的文学倾向给予批判。结语部分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置身清代文论的整体格局来看,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在助推清初文论的儒学转向和经世转向、开启古文风气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同时,该派文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从整体来看,其文论思想仍局限在传统儒学的框架内,儒教伦理色彩浓重;偏重文学的外部研究,对审美规律关注、探讨不够;侧重对传统文论话题的继承、深化,未能提出开创性的新问题。尽管如此,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笔丰厚的理论资源,值得我们今天回顾与重访。
邱晓丹[8]（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950-70年代的文学为了服务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的规训和自己的主动谋合下,产生了将文学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塑造为符合该时期一定道德、精神、才能、阶级等标准的“英雄”的书写倾向。本文将具有这种书写倾向的文学文本称之为“英雄书写”。英雄书写作为一种既描写了英雄人物、又描写了非英雄人物的立体的文学表达,一方面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展现了该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非英雄人物形象在塑造中隐藏下诸多与之相去甚远的异质成分。这使得英雄书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是分析当时社会整体思想形态的理想文本。关于1950-70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社会运行中振聋发聩的一统性地位,学界长期忽略了潜藏在其笼罩之下的其他思想学说的影响。建国后,中国社会进一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它依然受着儒家传统多方面的影响。1950-70年代英雄书写所竭力塑造的、作为该时期国家话语重要内容的“人民英雄”形象,以集体主义为其核心价值取向,其重要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道德规训。道德规训是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的重要联结点。“人民英雄”概念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矛盾的内涵特质,这其中隐藏着对儒家思想的变异性继承。英雄书写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对儒家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和社会理想等方面都有所衔接和继承。这表明1950-70年代社会在其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训之下,仍隐藏着一幅儒家传统社会图景。儒家传统在1950-70年代社会的命运,虽然主要表现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和压制,但也有因其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而得以加强的一面。儒家学说是一种具有整体观框架的学说,它得以形成,并与社会兼容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的一种天然独立的整体性社会形态。1950-70年代社会人为的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时期社会整体性形态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全球化的融合使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形态再次打破,再次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型社会。这与具有整体观性质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不兼容的。进入新时期以后,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具有道德规训特质的英雄书写式微,文学书写朝着彰显个体欲望、去道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承担的道德规训功能式微,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文学本身。而社会在全面经济转向的冲击下,呈现出人文精神危机和道德困局。1990年代的儒学“复兴”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中大陆新儒家的一支表达了如同传统社会时期的用儒家思想干预社会运行的“政治儒学”的构想。中国当代社会这一思想脉络的流变,在文学的英雄书写中得到了完美的映照和见证。此后的文学,还将继续承担这一作用和功能。
刘蕊[9]（2017）在《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文中提出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变革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政治生态环境发生巨变,同时投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变革也愈演愈烈。“百家争鸣”的思想论争使得“谈辩”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语言活动。诸子散文作为其文字载体各具特色,伴随着谈辩风气的推进和人类思辨能力的逐步提高,在形式上由最初的语录体、结构简单的言辩演化成为逻辑严密、句式考究的专篇论文式的笔辩。在内容上也逐渐从名实之争的言意辩论过渡到学术领域的理论辨析。在谈辩方法上喻证的内容不断扩展,出现寓言式说理,类比论证得到长足发展,二难式论证的创造等都在逻辑推理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谈辩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辩论双方的身份、地位、心理活动都对谈辩的内容和进程产生影响。因而谈辩活动除了辨析是非还需要讲求策略,促使对方易于接受。诸子风格迥异的语言表述,除了体现其个性风格外也是为了使谈辩内容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对语言进行的加工润色,客观上加快了诸子散文的文学化进程,对后世的政论文、汉赋、小说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论文共分十一章对“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加以分析和论述。前三章分别从战国谈辩风气的形成、发展演变、对诸子散文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论述战国诸子各家的谈辩活动。第十一章论述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的影响。第一章战国谈辩风气形成的原因。诸子谈辩之风兴起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与先秦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首先,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中央集权时期的文化垄断随之瓦解,官学流散,知识下移,民本意识高涨,七雄并起,社会动荡,思想领域有了放言的空间,这为谈说辩论提供了可能。其次,士阶层的崛起,为谈辩活动准备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再其次,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各个阶层试图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开始选择代表自己利益诉求的思想家,他们各执一词,激烈辩论,派别林立,构成了谈辩的实践和研究的主体。第二章战国谈辩的发展演变。首先是春秋末期谈辩之风的兴起,春秋时期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名辩思潮”的掀起成为“谈辩之风”的滥觞。其次,谈辩在战国初期的发展,当春秋末期名实之争引发百家争鸣,到战国初期号称“显学”的当属儒墨两家。墨家的兴起对谈辩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墨子不但公开倡导“谈辩”,还对“谈辩”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在辩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理论成就。再其次,谈辩在战国中期的盛行和笔辩之初兴,这一时期谈辩实践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广泛存在,话题的多样性和思考的深入性又有新的扩展。诸子经过长期的谈辩实践,开始注意总结谈辩理论。笔辩初兴,它是谈辩实践的思维延伸和文字整理,是理性思维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后,谈辩在战国后期的发展和笔辩的成熟。纵横家在这一时期的勾斗权术日趋成熟,他们的谈辩实践也正是在战国末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诸子各家就生活在合纵连横运动之中无不牵涉其内,纵横家的游说之术深刻地影响着诸子谈辩的方式和方法。第三章战国谈辩对诸子散文的整体影响。首先,谈辩“言有象”与诸子散文的“深于取象”的关系。谈辩过程中喻证法的普遍运用,寓言说理的出现都是“言有象”的表现,是一种具象化的谈辩方式。它使得论证更形象、生动,是诸子散文走向文学的自觉的表现。其次,谈辩“事有比”与诸子散文的铺排语辞。诸子散文在形式上进行语词的铺排,在内容的逻辑关联上进行类比论证的说理方法既形象易被人接受,语势具有冲击力,是“谈辩”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国诸子散文形成“言有象,事有比”特点的根源。再其次,谈辩“辞贵奇”与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战国时期理性精神被高高举起,诸子百家各执一辞,诸子散文记载了他们之间思想交锋的实录。各家的观点迥异,论证方法巧妙多变,层出不穷,形成战国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性特征。最后,“张罝网而取兽”的谈辩宗旨与诸子的“筌蹄”语言观。战国诸子谈辩既注重内容在逻辑关系上的严密性,也注重形式上话语策略的运用,体现了文学在这一时期还是以实用性为主,但已经具有局部的文学自觉的特性。诸子散文在行文中普遍运用“取象”、“比辞”的创作手法虽然都只是谈辩中“取胜”的语言工具,但也为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寓言故事,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各种巧妙的谕证手法。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对战国诸子各家进行个案研究。墨家作为“百工”的代表,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以“非儒”的姿态出世,一开始就要以谈辩作为抗击儒家思想的有力武器。在现实生活的阶级斗争当中,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更倾向语言这种非暴力抗争。他们倡导“谈辩”应遵循“诽”（批判）、“争”和“胜”,总结出“三表法”,在诸子谈辩活动中,其谈辩理论的建构成就最高。儒家以孔子的“克己复礼”创世,代表新、老统治者利益。他们把谈说作为进行政治教化的工具,而非斗争的武器。因此坚决反对以“争胜”为目的的具有批判性和挑战性的谈辩。战国初期儒学式微,孟子常常慷慨陈词,却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到战国晚期,荀子看到如果一味“法先王、顺礼仪”却“不好言,不乐言”（《荀子·非相》,）将被诸子谈辩的喧嚣湮没。他提出“君子必辩”但反对“奸言”和“小人之辩”,倡导“循礼”、“中仁”的“君子之辩”。他们衡量是非的标准是“礼”而不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道家延续老子“道法自然”无为思想,体现了农业小生产者与世无争的思想要求。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从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出发提出“辩无不胜”的观点。他的“齐物论”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别认为“彼”和“此”相互转化、相互依赖,无需区分,否定了辩论的前提,即是非的存在。然而庄子本人却是辩论的高手,他的寓言充满奇思妙想,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性,同时也是极有说服力论证方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精于笔辩。战国晚期诸子谈辩的风气愈演愈烈,而六国军队却步函谷关,政治格局趋于统一,服务于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主张文化专制,因此韩非致力于统一思想,反对辩论,多次强调“辩无用”。他把善辩的人称为五蠹之一,是被专政的对象。韩非最擅长二难驳论法,其论证严密,语锋犀利,试图以辩止辩。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是战国诸子谈辩大潮中最热衷形式逻辑论辩的,他们的论题鲜少关注时政,也没有完整的理想国家设计方案,而是专注于春秋以来的“名实之争”。常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说如“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等,为他们博取不少声名。他们围绕自然界的事物名实关系,如“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展开辩论,进行抽象分析,虽不免坠入诡辩的泥潭,但对于先秦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宇宙观和本体论的研究都有裨益。纵横家,是战国、秦汉之际的显学之一,不追求理论上的建造,却锐意现实斗争中的功利。立足于“变”的观点,认为完全能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成功”（《战国策·燕策一》）。纵横家的游说辞制胜法宝在于密切关注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利”为先导,不惜“为设诈称”,善借外力以成其私,表现出重计、重利、重时、重自我相结合的鲜明特征。第十一章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谈辩的影响谈辩之辞始于战国,诸子各家工于驰说,谈辩的方式技巧及语言运用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西汉初立休养生息,黄老之学当道,思想活跃以求治为中心的谈辩活动围绕秦亡的历史教训展开。武帝之后独尊儒学,经学的官方化束缚了士人的思想,依经立论,随声是非,使谈辩局限在古今文之争的学术论争中。西汉覆灭王莽篡权,使东汉的统治者试图从古文经中找到治国的道路,古今文经的辩论再度高涨,古文学家博古通今,使辩题内容偏向于抽象的形而上哲学问题,这也为魏晋的清谈开启了大门。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生活困苦但却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清谈在口辩和笔辩方面都常于互相诘难,语辞骈俪,策略多变,进入谈辩的一个高潮期。东晋以后佛教的引入儒释道三教的论争成为主流,至五胡乱华北方汉族建立隋朝,科举举士,门阀士族被削弱,谈辩之风息止。战国时期谈辩产生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的需要,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加快而不断呈现高峰。语言表述的滞后促进思维的发展,思辨能力的提高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诸子散文也是诸子生命的体验,它们的发展演变和语言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发展演变是同步的。诸子散文作为战国谈辩活动的载体讲求“言有象”、“事有比”、“辞贵奇”,随着思辨水平的提高,从实用性、学术性逐渐走向文学性的自觉。因之,战国诸子谈辩与诸子散文的发展是同步发展互为表里,谈辩活动是战国诸子散文发展的内在动因。
陈守湖[10]（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指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二、论战国时代寓言文学的流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战国时代寓言文学的流派（论文提纲范文）
（1）春秋战国时期《诗》的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诗》经典化的研究现状 |
| (一)从思想角度探究经典形成的研究 |
| (二)从文化学角度探究经典形成的研究 |
| (三)从历史角度探究经典形成的研究 |
| 二、《诗》在接受与传播中经典意义形成的研究现状 |
| (一)《诗》在接受与传播过程中的阐释研究 |
| (二)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诗》经典意义的阐释研究 |
| 三、选题意义及创新 |
| 第一章 儒家对《诗》经典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春秋时期孔子对《诗》经典化的奠基 |
| 一、孔子的《诗》学思想对知识阶层的影响 |
| 二、孔子及其弟子对《诗》经典化的贡献 |
| 第二节 孟子对《诗》经典化的推动 |
| 一、孟子的《诗》学思想 |
| 二、孟子对《诗》经典化的贡献 |
| 第三节 荀子对《诗》经典化的推进 |
| 一、荀子的《诗》学思想 |
| 二、荀子对《诗》经典化的贡献 |
| 第二章 墨、道、法家对《诗》经典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墨、道、法家用《诗》的方式 |
| 一、对《诗》持有的态度 |
| 二、引《诗》目的 |
| 第二节 墨、道、法家对《诗》经典化的贡献 |
| 一、“去经典化”与打破《诗》阐释的局限性 |
| 二、从不同程度影响《诗》的历史价值 |
| 三、扩大《诗》的社会功能 |
|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典化的内涵与原因 |
| 第一节 《诗》经典化的内涵——经典意义生成的积累 |
| 一、以《诗》论“道德” |
| 二、以《诗》阐教化 |
| 三、以《诗》言情志 |
| 四、《诗》成为知识阶层共同使用的历史文献 |
| 第二节 《诗》经典化的原因 |
| 一、《诗》的经典化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 |
| 二、《诗》学的学术传播中心自觉传承 |
| 三、知识阶层对《诗》进行“断章取义”的阐释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战国拟托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
| 一、本文研究内涵 |
| 二、本题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先行成果综述 |
| 一、《战国策》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二、《晏子春秋》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三、《庄子》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四、《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 二、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 |
| 第一节 托名与拟创:“拟托”之概念总说 |
| 一、“拟托”概念释义 |
| 二、前人所用“拟托”之说举隅及相关辨析 |
| 第二节 拟托文本的产生 |
| 一、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时代 |
| 二、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普遍 |
| 三、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拟托文本的判断依据 |
| 一、错置年时 |
| 二、抵牾思想 |
| 三、脱离环境 |
| 四、乖悖史录 |
| 五、文辞荒诞 |
| 六、情理难通 |
| 七、重复叙事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与先秦诸作品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 一、拟托创作与史籍编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二、拟托创作与小说作品虚构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三、拟托创作与先秦“说体”故事变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第二章 《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揣摩之术与《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产生 |
| 一、揣摩之术的盛行 |
| 二、《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生成 |
| 第二节 《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战国策》拟托三晋、燕、宋、卫、中山国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三晋等国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六节 《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与分析 |
| 一、《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 |
| 二、《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的内涵 |
| 第七节 《战国策》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别 |
| 三、《战国策》中模式化拟托故事的意义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内涵分析 |
| 五、《战国策》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八节 《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准剧本”创作析论 |
|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
| 三、《战国策》拟托作品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
| 五、《战国策》中的“准剧本”创作 |
| 第三章 《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晏子春秋》托名晏子释义 |
| 一、晏子其人及其行迹考述 |
| 二、《晏子春秋》与他书对校 |
| 三、《晏子春秋》的托名性质 |
| 第二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考释 |
| 一、悖于史事、年时之故事 |
| 二、情理难通之故事 |
| 三、重复叙事之故事 |
| 四、《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考释 |
| 一、拟托孔子评说晏子行事 |
| 二、拟托孔子与晏子相交之事迹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考释 |
| 一、拟托晏子与他国诸侯故事考辨 |
| 二、拟托晏子与其交游人物故事考辨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一、《晏子春秋》的创作与稷下学士之关系 |
| 二、稷下议政的模拟训练与晏子的示范性 |
| 三、《晏子春秋》中“同题拟作”篇目梳理 |
| 四、《晏子春秋》“同题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五、《晏子春秋》“悖实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六、《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与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第六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对“晏子”思想的三重阐释 |
| 一、晏子思想本相 |
| 二、“晏子”思想的儒家面目 |
| 三、“晏子”思想的墨家面目 |
| 四、“晏子”思想的纵横家面目 |
| 五、《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晏子”三重思想的内涵 |
| 第七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所见晏子形象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 |
| 二、刚毅果敢的谋者形象 |
| 三、机敏通达的圆融形象 |
| 四、《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四章 《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庄子》拟托孔子及其弟子故事考释 |
| 一、以孔子作为宣扬道论的主要人物 |
| 二、以孔子作为体悟得道的辅助人物 |
| 三、以孔子作为禁锢封闭的反面人物 |
| 四、《庄子》中拟托孔子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庄子》拟托道家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老子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二、《庄子》拟托庄周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第三节 《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黄帝故事考释 |
| 二、《庄子》拟托尧、舜、禹故事考释 |
| 三、《庄子》拟托许由故事考释 |
| 四、《庄子》拟托其他先秦人物故事考释 |
| 五、《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四节 《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庄子》拟托作品中所见人物形象 |
| 三、《庄子》拟托作品的相关虚饰手法 |
| 第五章 《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考释 |
| 一、周穆王其人及事迹考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实录性质考辨 |
| 三、《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性质 |
| 第二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目的与战国士人之参政风尚 |
| 一、《穆天子传》非史书题材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巫、神题材辨 |
| 三、战国士人政治活动与《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属性 |
| 第三节 《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析论 |
| 一、《穆天子传》拟托创作中所用虚饰手法 |
| 二、《穆天子传》与“小说”文体的辨析 |
| 三、《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的意义 |
| 第六章 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 |
| 第一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孔子故事考辨 |
| 一、上博简《子羔》拟托释义 |
| 二、上博简《鲁邦大旱》与《相邦之道》拟托释义 |
| 三、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拟托释义 |
| 四、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拟托释义 |
| 五、清华简《邦家之政》拟托释义 |
| 六、从简帛古书看战国散文中拟托孔子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二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诸王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中拟托殷周先王及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二、上博简中拟托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第三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伊尹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拟托释义 |
| 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拟托释义 |
| 三、清华简《汤在啻门》拟托释义 |
| 四、清华简中拟托伊尹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七章 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 |
| 第一节 拟托作品的文本特征 |
| 一、拟托作品的人物依托性 |
| 二、拟托作品的内容创作性 |
| 三、拟托作品的“托言问对”形式与士人“言辩”创作倾向的分析 |
| 第二节 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型 |
| 一、无中生有型 |
| 二、同中有异型 |
| 三、踵事增华型 |
| 第三节 拟托作品“入史”论析及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辨析 |
| 一、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 |
| 二、战国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情况之辨析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的文学意义 |
| 一、承前集成性 |
| 二、创造致新性 |
| 三、开拓启示性 |
| 结语 |
| 附录 战国拟托作品之条目总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3）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2.2 李光洙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生经历与文学道路 |
| 2.1 不同国情背景与人生经历 |
| 2.1.1 早年经历与文学萌芽 |
| 2.1.2 留学经历与文学创作 |
| 2.2 文学思想的取向与转折 |
| 2.2.1 时代弄潮儿与落伍者 |
| 2.2.2 命运安排与文学转折 |
| 2.3 文学人生的非凡经历 |
| 2.3.1 相似的文学人生 |
| 2.3.2 相异的文学人生 |
| 第3章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 |
| 3.1 人道与启蒙的文学思想 |
| 3.1.1 “人的文学”思想 |
| 3.1.2 “情的文学”思想 |
| 3.1.3 “人”与“情”文学的融通 |
| 3.2 理想主义文学与新文明的憧憬 |
| 3.2.1 理想主义文学的传播与介绍 |
| 3.2.2 构建“人的生活”的理想文学 |
| 3.2.3 向往“新文明生活”的文学表现 |
| 3.3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的异同与呼应 |
| 3.3.1 东亚新文学上的互补互衬 |
| 3.3.2 新文明理想的相同相异 |
| 第4章 博爱的文学与人道的文学 |
| 4.1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体认 |
| 4.1.1 基督教的认识路径及体认 |
| 4.1.2 寻找“自己信仰”的文学追求 |
| 4.2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文学表现 |
| 4.2.1 文学与宗教的关联 |
| 4.2.2 《圣经》文学的借鉴 |
| 4.3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似与异同 |
| 4.3.1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同相似 |
| 4.3.2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背相异 |
| 第5章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 |
| 5.1 个人与民族相纠葛的文学 |
| 5.1.1 “为个人”与“为民族”的文学 |
| 5.1.2 “个人”与“民族”的文学表现 |
| 5.2 “宽容”与“平常”的文学 |
| 5.2.1 “个人自由”与“民族改造” |
| 5.2.2 超然性与平常性的文学表现 |
| 5.3 文学个人取向与民族取向的对比 |
| 5.3.1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相生相克 |
| 5.3.2 宽容文学与平常文学的相反相成 |
| 第6章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 |
| 6.1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时代维度 |
| 6.1.1 时代催生新文学命题 |
| 6.1.2 时代塑造新文学先驱 |
| 6.2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社会维度 |
| 6.2.1 文学反映社会风貌 |
| 6.2.2 文学担当社会启蒙功能 |
| 6.3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内在价值维度 |
| 6.3.1 新文体与国语表达的民族式样 |
| 6.3.2 文学艺术表现的融合性与独特性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概述 |
| 第一节 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的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的文体特征 |
| 一、历史散文 |
| 二、诸子散文 |
| 第二章 初中先秦散文教学现状及改进策略 |
| 第一节 初中先秦散文教学现状调查 |
| 一、调查目的及调查对象 |
| 二、调查结果梳理 |
| 第二节 初中先秦散文教学中的问题分析 |
| 一、教师文体意识淡薄 |
| 二、重讲轻读,忽视学生主体感受 |
| 三、教学方式不灵活 |
| 四、忽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
| 第三节 初中先秦散文的教学策略 |
| 一、明辨文体,强化文体意识 |
| 二、以读促教,丰富学生情感体验 |
| 三、品析语言,多种方式深化理解 |
| 四、感知情意,培养人文精神 |
| 第三章 初中先秦散文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
| 第一节 先秦散文教学设计举隅 |
| 一、历史散文的教学设计举隅 |
| 二、诸子散文的教学设计举隅 |
| 第二节 先秦散文教学过程实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初中先秦散文学习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初中先秦散文学习情况访谈记录 |
| 附录三 初中先秦散文教学情况访谈记录 |
| 致谢 |
（5）《战国策》策士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综述 |
| 二、《战国策》“策士”称谓界定 |
| 三、策士群体的形成背景 |
| 第一章 策士语言的艺术解构 |
| 一、哲学视域下的“机锋” |
| (一)“机锋”缘起 |
| (二)“机锋”的表现机制 |
| 二、审美视域下的“言势” |
| (一)富赡宏肆 |
| (二)善用寓言 |
| 第二章 策士形象的悲剧意蕴 |
| 一、策士百态：策士形象的类型分析 |
| (一)权谋文化下的“纵横”之士 |
| (二)精英文化下的“文”士 |
| (三)道义文化下的“义”士 |
| 二、策士何为：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 |
| (一)“政统”与“道统”之辩 |
| (二)“清流”与“务实”之向 |
| 第三章 策士文化的审美阐释 |
| 一、策士审美之维 |
| (一)以“制奇”为美 |
| (二)以“顺时”为美 |
| (三)以“事功”为美 |
| 二、对策士病态文化的反思 |
| (一)对功利人格的批判 |
| (二)对倾轧行为的挞伐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困境与策略 ——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动机与主题 |
| 1.2 研究范畴与对象 |
| 1.3 研究现状的回顾 |
| 1.3.1 以“本土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研究 |
| 1.3.2 以“中国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建构研究 |
| 1.3.3 以“抵抗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研究 |
| 1.3.4 以“文学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建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设计 |
| 第2章 “中国文学/文化”系统中的隐身与显现 |
| 2.1 “中国文学/文化”系统中隐身的马华文学主体性 |
| 2.1.1 “中国文学/文化”系统影响了“马华文学系统”的建立 |
| 2.1.2 “中国文学/文化”系统限制了马华文学的创作思路 |
| 2.1.3 “中国文学/文化”系统使马华文学的归化之路愈益艰难 |
| 2.2 再造中国:论马华文学对“中国文学/文化”系统的加工与改造 |
| 2.2.1 再造华文:从“去政治”角度思考 |
| 2.2.2 再造文化:从“马华特质”层面思考 |
| 2.2.3 再造技术:以“现代主义”角度思考 |
| 2.2.4 小结 |
| 2.3 本土的崛起:辨析马华文学“本土意识”的限度问题 |
| 2.3.1 作为盾牌的本土意识 |
| 2.3.2 作为商品/招牌的本土意识 |
| 2.3.3 作为政治规范的本土意识 |
| 2.3.4 小结 |
| 2.4 本章结语 |
| 第3章 马来西亚“国家文化”论述中的离心与抵抗 |
| 3.1 “国家文化”论述中离心的马华文学主体性 |
| 3.1.1 附会马华文学的政治意涵 |
| 3.1.2 限制马华文学的创作题材 |
| 3.1.3 马华文学抵抗主体与抵抗策略的成型 |
| 3.2 马华文学的隐蔽语本:以马共书写中的“身体”为例 |
| 3.2.1 身体与展览的互文 |
| 3.2.2 身体与解构思维的结合 |
| 3.2.3 小结 |
| 3.3 华文学的抵抗式表演:以同志书写的“敢曝”为例 |
| 3.3.1 马华同志书写的身体表演与敢曝 |
| 3.3.2 马华同志书写的语言游戏与高级敢曝 |
| 3.3.3 小结 |
| 3.4 本章结语 |
| 第4章 “全球化”语境中的“弱势”与“借势” |
| 4.1 “全球化”语境中弱势的马华文学主体性 |
| 4.1.1 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马华文学 |
| 4.1.2 “离境”背景中嬗变的马华文学属性 |
| 4.1.3 全球语境下吊诡的马华作者身份认同 |
| 4.2 弱势华语语系文学的跨国主义:以“在台马华文学”为例 |
| 4.2.1 共谋:处理中国性问题 |
| 4.2.2 共识:反思在地化问题 |
| 4.2.3 同构:透视文学的国籍问题 |
| 4.2.4 小结 |
| 4.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马华文学:一个文学共同体的想象与实践 |
| 4.3.1 马华文学场域里“文学共同体”的表述与呈现 |
| 4.3.2 读者的共同体 |
| 4.3.3 命运的共同体 |
| 4.3.4 文化翻译与共同体想象 |
| 4.3.5 小结 |
| 4.4 本章结语 |
| 第5章 结语:反思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与“二元思维” |
| 5.1 马华文学与先验的“二元思维” |
| 5.2 “二元思维”下的审美盲点 |
| 5.3 “超越二元思维”的马华文学主体性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价值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研究 |
| (二)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与学术概貌 |
| 第一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文化背景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 |
| 二、清代浙东学派存在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与学术精神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 |
| 二、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定位 |
| 三、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 |
| 第三节 文学活动在清代浙东学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 |
| 二、诗文写作作为遗民的生存方式 |
| 三、文学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 |
| 四、文学的存史、补史之功 |
| 第二章 “见道之文”：清代浙东学派的文道观 |
| 第一节 从理学之“道”到史学之“道” |
| 一、“道”涵义的历史演变 |
| 二、清代浙东学派之“道”论 |
| 第二节 从文道分离到“文道合一” |
| 一、文道分离：“载道”与“害道” |
| 二、文道合一：“明道”与“文便是道” |
| 第三节 “见道之文”：为文的最高理想 |
| 一、“见道之文”的本原 |
| 二、“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 |
| 三、“见道之文”的衡量标准 |
| 四、“见道之文”的哲学根基 |
| 第三章 “元气生至文”：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气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演变 |
| 一、“元气”的提出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 |
| 二、宋代的元气本体论 |
| 三、元气论在明清时代的新变 |
| 第二节 黄宗羲“元气”论的独特内涵 |
| 一、黄宗羲的气论思想 |
| 二、黄宗羲“元气”的独特内涵 |
| 三、“元气”论与黄宗羲的豪杰人格 |
| 第三节 “元气”之文的美学特质与生成机制 |
| 一、元气论文学观的两种取向 |
| 二、“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 |
| 第四章 “万古”之至情：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论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与性情论诗学的高扬 |
| 一、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 |
| 二、性情诗学的高扬 |
| 第二节 黄宗羲的性、情之辨 |
| 一、人之性为“不忍” |
| 二、基于善性的“性之情” |
| 第三节 “万古之性情”：性情之文的最高层次 |
| 一、诗之原本在于道性情 |
| 二、“情至之情”与“不及情之情” |
| 三、“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 |
| 四、清代浙东后学的“性情”诗学 |
| 第五章 经、史、学问：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论 |
| 第一节 文与经：“文源六艺” |
| 一、“文本于经”：一个古老的话题 |
| 二、清初的返经归本思潮 |
| 三、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 |
| 第二节 文与史：“诗文同源于史” |
| 一、诗史同源与清初的尊史之风 |
| 二、黄宗羲：文章本于经史之学 |
| 三、章学诚：“古文辞出于史” |
| 第三节 文与学问：“学问为立言之主” |
| 一、“文之行远,必本于学” |
| 二、章学诚的文、学关系论 |
| 三、学问：养气、炼识、充才之路径 |
| 第六章 “时”与“势”：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观 |
| 第一节 文变系于“时” |
| 一、“诗心之妙在能变” |
| 二、诗之盛衰,“时为之也” |
| 三、文体升降,与世推移 |
| 四、风雅正变,“亦言其时” |
| 第二节 文变关乎“势” |
| 一、明后期对文变之“势”的探求 |
| 二、盛衰迭变与因弊生变 |
| 三、六艺之文—诸子之文—辞章之文：文变之走势 |
| 第三节 文学的古今之变 |
| 一、明代复古主义大潮下的文学古今之辩 |
| 二、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文求其是,不论古今 |
| 三、学古之径：“师其意而不袭其迹” |
| 结语：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
| 一、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历史意义 |
| 二、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局限性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1.1 文学的“英雄”主题 |
| 0.1.2 建国后的“英雄”书写 |
| 0.1.3 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 |
| 0.1.4 英雄书写的80年代转向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社会思想史意义 |
| 0.2.2 文学意义 |
| 0.3 研究方法 |
| 0.4 文献与研究综述 |
| 0.4.1 50-70年代的英雄研究 |
| 0.4.2 新时期的英雄研究 |
| 0.4.3 现当代文学中的儒家传统研究 |
| 0.5 论文大纲 |
| 1. 文学英雄书写的形成 |
| 1.1 当代文学的权力受封 |
| 1.1.1 “一体化”研究范式之外 |
| 1.1.2 文学的主动性 |
| 1.2 社会建设事业与文学部门 |
| 1.2.1 建国初社会的理想氛围 |
| 1.2.2 胡风的诚挚理想 |
| 1.2.3 文学内部的竞争与格局确立 |
| 1.3 革命思维与文学真理标准 |
| 1.3.1 社会建设的革命思维 |
| 1.3.2 革命的文学标准 |
| 1.4 文学的英雄书写时代 |
| 1.4.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 |
| 1.4.2 “谁当主角”? |
| 1.4.3 英雄的“工农兵”出身 |
| 1.4.4 说不尽的“知识分子”与《青春之歌》 |
| 1.4.5 文学的选择与浩然的崛起 |
| 2. 道德:英雄特质与儒家伦理 |
| 2.1 成长型英雄与神化型英雄 |
| 2.1.1 集体的“人民”与个体的“英雄” |
| 2.1.2 成长型英雄书写 |
| 2.1.3 神化型英雄书写 |
| 2.2 英雄与儒家的道德联结 |
| 2.2.1 儒学的道德教化历程 |
| 2.2.2 英雄书写的道德规训:正己与正人 |
| 2.2.3 儒家方法的运用:“致广大,尽精微” |
| 2.3 文本英雄的儒家道德特质 |
| 2.3.1 “公私”观念向宋学传统的回归 |
| 2.3.2 “人人英雄”与“满街皆圣人”? |
| 2.3.3 从积极入世到“人定胜天” |
| 2.3.4 圣人“三不朽”与英雄“立功” |
| 3. 英雄书写中的儒家传统社会图景 |
| 3.1 小农社会特质的遗存 |
| 3.1.1 向土地回归的“人民” |
| 3.1.2 《武训传》与扫盲运动 |
| 3.1.3 《不能走那条路》与农地欲望 |
| 3.2 宗法:“女英雄”书写中的男权机制 |
| 3.2.1 女性事业心:最合乎理想的嫁妆 |
| 3.2.2 《李双双小传》与孙庄 |
| 3.2.3 《春暖时节》:启蒙人丈夫对妻子的改造 |
| 3.3 宗法:“改造”不了的家庭与血缘 |
| 3.3.1 “落后”人物集锦 |
| 3.3.2 《山乡巨变》与家庭价值认同 |
| 3.3.3 《艳阳天》与“阶级”概念的儒化 |
| 3.4 “大同社会”还是“共产主义”? |
| 3.4.1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礼运篇》 |
| 3.4.2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答顾东桥书》 |
| 3.4.3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大同书》 |
| 3.4.4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共产主义 |
| 3.4.5 两种乌托邦理想的融合 |
| 4. 历史转型与英雄书写的没落 |
| 4.1 整体中国与儒学基础 |
| 4.1.1 “完整的历史世界” |
| 4.1.2 儒家的自然整体观 |
| 4.1.3 近代历史的转型 |
| 4.2 50-70年代的回归与终结 |
| 4.2.1 《叶里藏金》与一元价值 |
| 4.2.2 《千重浪》与自力更生 |
| 4.2.3 《铁军的步伐》与路线斗争 |
| 4.3 整体观与英雄书写 |
| 4.3.1 天地万物非一体下之“仁” |
| 4.3.2 50-70年代的整体观与集体主义 |
| 4.3.3 加入全球化 |
| 5. 美丽新世界 |
| 5.1 英雄书写的余韵 |
| 5.1.1 “伤痕”文学与英雄的“思想解放” |
| 5.1.2 新时期的社会共同理想 |
| 5.1.3 社会经济转向与理想书写转型 |
| 5.2 现实主义文学的拐点:从路遥到王朔 |
| 5.2.1 路遥理想中的集体性取向 |
| 5.2.2 王朔反叛的个体性倾向 |
| 5.2.3 文学显学地位与80年代文学 |
| 5.3 成为“文学”的文学 |
| 5.3.1 “人文精神大讨论” |
| 5.3.2 《我爱美元》与去道德化的90年代文学 |
| 5.3.3 纯文学的失落 |
| 结语:道德困局与儒学“复兴”?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战国谈辩风气形成的原因 |
| 第一节 官学流散民间,文士阶层崛起 |
| 一、“天子失官,学在四野” |
| 二、“士”阶层的崛起 |
| 第二节 “六艺”、“六经”教育之更替：“技”之学习变为“道”之深究 |
| 一、官学的“六艺”教育是“技”的学习 |
| 二、孔子“六经”——道的探求 |
| 第三节 语言观的更替：“文辞以行礼”变为“文辞”以“鼓天下之动” |
| 一、周人“文辞以行礼” |
| 二、春秋战国“文辞为功” |
| 第四节 救亡图存,纵横抵巇,“各以其道易天下” |
| 一、纵横之世 |
| 二、策士雄辩 |
| 第二章 战国谈辩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谈辩之风在春秋末的滥觞 |
| 一、“谈辩”的考证 |
| 二、“谈辩”产生的原因 |
| 三、“谈辩”在春秋末期的发展 |
| 第二节 谈辩在战国初期的发展 |
| 一、名家首开谈辩风潮 |
| 二、墨子首倡“谈辩” |
| 三、墨家谈辩概说 |
| 第三节 谈辩在战国中期的盛行和笔辩之初兴 |
| 一、孟子“予岂好辩哉” |
| 二、道家“辩无胜” |
| 三、名家“乐辩” |
| 四、纵横家“飞钳” |
| 五、笔辩之初兴 |
| 第四节 谈辩在战国后期的发展和笔辩的成熟 |
| 一、谈辩的衰落 |
| 二、韩非“息辩” |
| 三、纵横家“盛极而衰” |
| 四、荀子“君子必辩” |
| 五、《吕氏春秋》“辩议而苟可为” |
| 六、笔辩的成熟 |
| 第三章 战国谈辩对诸子散文的整体影响 |
| 第一节 谈辩“言有象”与诸子散文的“深于取象” |
| 一、喻证法与诸子散文“深于取象” |
| 二、寓言说理与诸子散文“深于取象” |
| 第二节 谈辩“事有比”与诸子散文的铺排语辞 |
| 一、孟子善喻 |
| 二、墨子善比 |
| 三、荀子“不悖” |
| 四、韩非“规矩”论 |
| 五、纵横家之类比 |
| 第三节 谈辩“言贵奇”与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 |
| 一、鬼谷子“辞贵奇” |
| 二、战国散文风格多样化 |
| 第四节 “张罝网而取兽”的谈辩宗旨与诸子的“筌蹄”语言观 |
| 第四章 谈辩与墨子(及其后学)、《墨子》 |
| 第一节 墨家倡谈辩之业、授谈辩之术 |
| 一、墨家倡谈辩之业 |
| 二、墨家授谈辩之术 |
| 第二节 墨子及其后学的谈辩、笔辩 |
| 一、什么是“辩” |
| 二、为什么“辩” |
| 第三节 墨家的谈辩理论 |
| 一、归纳式的类推论辩方法 |
| 二、比喻式的类推论辩方法 |
| 三、比喻式类推谕证方法的运用原则 |
| 四、比喻式类推归谬方法及其运用 |
| 第四节 谈辩与《墨子》文本 |
| 一、《墨子》文本中对“辩”的具体方法的解释 |
| 二、墨子文本中与各家的辩论 |
| 第五章 谈辩与纵横策士 |
| 第一节 纵横策士以谈辩为能为业 |
| 一、战国策士的兴起 |
| 二、纵横之世,谈说之术备受重视 |
| 三、纵横术之衰落 |
| 四、《战国策》是纵横家言论的主要载体 |
| 第二节 纵横策士的谈辩 |
| 一、司马错论伐蜀 |
| 二、范雎说秦王远交近攻 |
| 三、蔡泽说范雎功成身退 |
| 四、顿弱论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 |
| 五、颜斶论士贵王贱 |
| 六、莫敖子华对楚王问 |
| 七、楼缓、虞卿论割地赂秦 |
| 八、鲁仲连义不帝秦 |
| 九、乐毅报燕王书 |
| 十、武安君白起与昭王论伐赵 |
| 第三节 《鬼谷子》对纵横谈辩理论的建构 |
| 一、辩证法思想的运用 |
| 二、游说策略的制定 |
| 第六章 谈辩与孟子、《孟子》 |
| 第一节 谈辩风气与孟子的辩之不得已 |
| 第二节 孟子的谈辩理论 |
| 一、言 |
| 二、类 |
| 第三节 谈辩与《孟子》文本 |
| 一、比喻式类推论证 |
| 二、归谬式类推反驳 |
| 三、孟子谈辩中的谬误 |
| 第七章 谈辩与庄子、《庄子》 |
| 第一节 谈辩风气与庄子的“无辩”思想 |
| 一、泯灭一切事物对立的“齐物” |
| 二、泯灭是非对立的“齐论” |
| 三、辩无胜 |
| 第二节 庄子的寓言说理与谈辩 |
| 一、无拘无束的寓言说理 |
| 二、庄子寓言说理的艺术特色 |
| 三、庄子寓言说理对后人谈辩思维的影响 |
| 第三节 谈辩与《庄子》文本 |
| 一、与惠施的论辩 |
| 二、与其他人的论辩 |
| 第八章 谈辩与名家诸子及其散文 |
| 第一节 名家以辩“胜人为名” |
| 一、专决于名 |
| 二、反人为实 |
| 第二节 惠施的谈辩理论及谈辩 |
| 一、历物十意 |
| 二、辩者二十一事 |
| 三、“譬”的运用和理论总结 |
| 第三节 公孙龙的谈辩理论及谈辩 |
| 一、公孙龙的谈辩理论 |
| 二、公孙龙的谈辩实践 |
| 第九章 谈辩与荀子、《荀子》 |
| 第一节 谈辩风气与荀子的“君子必辩”思想 |
| 第二节 荀子的“谈说之术” |
| 一、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 |
| 二、譬称以喻之 |
| 三、分别以明之 |
| 四、以情度情,以类度类 |
| 第三节 谈辩与《荀子》文本 |
| 一、用名以乱名 |
| 二、用实以乱名 |
| 三、用名以乱实 |
| 第十章 谈辩与韩非、《韩非子》 |
| 第一节 谈辩风气与韩非的息淫辞思想 |
| 第二节 韩非的笔辩 |
| 一、什么是辩 |
| 二、矛盾之说 |
| 三、二难推理 |
| 四、寓言说理 |
| 第三节 韩非的游说论 |
| 一、进说的对象与内容 |
| 二、进说之难 |
| 三、进说之术 |
| 第十一章 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谈辩的影响 |
| 第一节 西汉时期的谈辩发展 |
| 第二节 东汉时期的谈辩发展 |
| 第三节 魏晋六朝时期的谈辩发展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描述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难点 |
| 第五节 核心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 |
| 第一节 一种对抗——逃离元叙事 |
| 第二节 一种诉求——启蒙又重来 |
| 第三节 一种思潮——审美政治化 |
| 第四节 一种梦想——现代性追求 |
| 第五节 一种标举——先锋的姿态 |
| 第二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 |
| 第一节 “地下文学”的先锋萌动 |
| 第二节 “朦胧诗”的先锋意蕴 |
| 第三节 “意识流小说”的先锋探索 |
| 第四节 “寻根文学”的先锋突围 |
| 第五节 “形式实验”的先锋决绝 |
| 第三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 |
| 第一节 能指游戏:所指的遮蔽 |
| 第二节 间离陌生:奇幻的快感 |
| 第三节 声色涂抹:异端的修辞 |
| 第四节 私性拼贴:官能的狂欢 |
| 第四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 |
| 第一节 文学真实的解构 |
| 第二节 叙事时空的重置 |
| 第三节 叙事威权的拆解 |
| 第四节 隐秘历史的阐释 |
| 第五节 文本互文的制造 |
| 第五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 |
| 第一节 荒诞:现实的异化 |
| 第二节 疾病:晦暗的隐喻 |
| 第三节 死亡:在世的呓语 |
| 第四节 欲望:人性的沉沦 |
| 第五节 暴力:畸变的生存 |
| 第六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 |
| 第一节 是终结,还是转型 |
| 第二节 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 |
| 第三节 先锋文化与消费主义 |
| 第四节 形式实验的价值重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论战国时代寓言文学的流派（论文参考文献）
- [1]春秋战国时期《诗》的经典化研究[D]. 张力.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2)
- [2]战国拟托文本研究[D]. 苗江磊. 山东大学, 2020(09)
- [3]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4]“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先秦散文教学研究[D]. 张笑.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5]《战国策》策士文化研究[D]. 王硕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7)
- [6]困境与策略 ——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研究[D]. 胡星灿.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7]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D]. 孟新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8]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D]. 邱晓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D]. 刘蕊.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2)
- [10]“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